Progress of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Whether theorizing China′s experiences
LIU YiSun Yat-sen University,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Guangzhou 510275, China收稿日期:2019-11-14修回日期:2020-03-16网络出版日期:2020-05-20
Received:2019-11-14Revised:2020-03-16Online:2020-05-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刘逸（1980-）,男,广东汕头人,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旅游地理、全球化与区域发展E-mail:liuyi89@mail.sysu.edu.cn。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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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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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 关系经济地理的研究脉络与中国实践理论创新. 地理研究[J], 2020, 39(5): 1005-1017 doi:10.11821/dlyj020191002
LIU Yi.
编者按： 中国经济地理研究随经济飞速发展而日益蓬勃,理论创新呼之欲出。本期 “经济地理学理论前沿与反思”专栏文章,分别探讨了：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研究进展、理论优势与不足,以及如何基于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完善与创新;中国创新中地理多样性、政府调控性和外生驱导性如何决定了中国研究对当今创新地理学创新的意义,及蕴含的理论潜力;如何将转型研究中的多层次视角同演化范式相结合,提供多尺度分析框架,从而有效解释老工业区重构问题;关联视角下区域产业演化研究进展、理论意义和可拓展的方向;现有实证研究对快速发展的中资企业跨国研发活动行为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5篇文章的共同点就是基于中国实践对经典理论、范式的反思,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感谢各位作者,也特别感谢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刘逸副教授对组织协调本专栏的奉献。
1 引言
关系经济地理学（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下文简称REG）派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40年的演变,与演化经济地理一同,成为当前经济地理学的主流学派。基于关系经济地理学视角,地理****们构建了“嵌入性”、“全球生产网络”、“战略耦合”等一系列富有影响力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一系列研究的问世,也标志了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成型。该学派主要研究对象为围绕经济生产而发生了一系列关系在空间上的组合和演变,分析的主体是企业和政府机构,以及嵌入其中的多尺度制度环境,核心的变量是价值、嵌入性、权力关系、战略耦合、区域资产和网络结构等因素,以此解释经济组织在全球尺度下的变动、迁移,以及对国家、区域和地方造成的影响。截至2019年10月,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SSCI的期刊中,以“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发表在地理类的相关文献约有300篇,以REG学派最重要的理论框架“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为关键词,检索到的文献约有750篇,而以“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为主题词发表在地理类的SSCI文献的约有270篇。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和新时期国家战略需求的指引下,正在逐渐走向国际化,一方面致力于引入国际前沿理论,另一方面扎根本土经验,努力将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化,与国际理论对接。当前国内****对REG学派的理论体系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表现在全球生产网络这一分析框架已经受到高度关注,但是REG理论本身却未得到重视。从2005年至2019年6月,CNKI数据库收录的文献中以全球生产网络为标题或者关键词的文献,约230篇;其中以全球生产网络为标题的、发表在高水平期刊的文献达32篇。然而与之相比,CNKI至2019年6月尚未收录到1篇标题出现“关系经济地理学”的文献,虽然国内地理****已经发表多篇关于西方新经济地理学的综述,但是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讨论到REG的文章,仅有贺灿飞等[1]和刘逸[2]两篇。前者介绍了经济地理学中的“关系转向”的内容,并明晰了它与“制度转向”的关系;后者明晰了REG中的战略耦合概念的来龙去脉和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梳理、明晰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起源和演进脉络,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地理研究的国际化,对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创新,有着积极的科学意义。本文为此全面梳理了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演进脉络,并对该学派的理论价值进行评述,继而以多个研究成果为例,阐述如何基于中国实践进行REG的理论创新。本文的观点认为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修正、推进关系经济地理学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的实践经验可以支撑我们完善该学派的理论解释力。
2 关系经济地理的理论脉络与问题
2.1 理论缘起
REG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人文地理兴起的关系化思潮。当时产业迁移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发生,Massey[3]和Dicken [4]等针对在英国南北部产业区发生的迁移展开思考,提出了关系视角,认为因为当下的经济活动（特别是产业迁移）的空间关系的重点不是与周边的地物建立连接,而是跨区域的联系,而且关系双方的力量有强弱之分,理解区域之间的关系,需要看到这个权力关系的几何[5]。随后Massey以英国南北部的产业迁移为例,撰写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巨著《空间的劳动分工》[6]。Massey认为空间上劳动分工的差异,导致了区域发展的差异。早期的关系化视角仅局限在一国的经济体系内部,而后续的研究逐渐将其拓展到国际和全球尺度,逐步孕育出新国际劳动分工、全球商品链、全球生产网络、价值网络、全球化区域发展等知名的理论概念和框架。这个视角的提出,为理解资本主义下的区域不均衡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释,将地域差异与经济活动组织的地理性联系在了一起,由此成为了关系经济地理学重要的基石。Massey也是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她所倡导的劳动的空间分工与Harvey [7]批判的资本主义危机的空间转移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是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逐利意志是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根源,差别在于Massey较为关注由此产生的跨区域的地方关系（Trans-regional relations）,而Harvey重在批判资本主义危机的空间迁移过程背后的经济逻辑和斗争。关系视角提出的时代,也是经济地理学中的企业地理（Corporate Geography）研究遭受挑战的时代。传统区位论越来越难解释变化多端的企业迁移活动,同时计量革命的兴起使得以区域为单位的中观经济地理研究成为了新的热点,而以定性方式来研究企业的选址和分布等研究渐渐不受重视。因此,经济地理学家一度认为在全球化（亦是关系化）的影响下,以企业（或称公司）为主角的研究已经被边缘化了[8]。在这种时代变革的驱使下,经济地理学家顺势而为,基于Massey的关系视角,提出复兴以企业为研究主题的目标,并将企业网络视为研究分析的核心[9,10]。
2.2 理论孕育
REG理论的前身来自于1992年经济地理学大师Peter Dicken 和 Nigel Thrift的贡献。针对20世纪80年代经济地理学遭遇的挑战,Dicken等认为未来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应该从传统的企业生产的空间安排（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转变到生产关系在地理空间上的塑造（the production of organization）之上,以更加动态的视角来关注空间格局的形成和演变,而不是被动的解释格局的成因[11]。该文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传承,为经济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变量（生产关系的空间过程）指明了方向,掀开了关系经济地理学兴盛的序幕。需要注意的是,该文也是正式将“嵌入性”引入人文地理学的文章,明确了人文环境（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对经济活动影响的重要性,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地理学中“经济”的内涵和外延,直接导致了人文地理学出现了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经过十余年的酝酿,又细分为关系转向、演化转向、文化转向、尺度转向,其中的关系转向,逐步孕育成为关系经济地理学派。贺灿飞[1]明确的指出,关系转向是制度转向的浓缩,把研究范围缩小到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因此成为“制度转向”后期的研究重点与核心。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成型得益于这一时期一系列经济地理学大师的努力,除了Dicken等[11],率先破局还有来自Alan Scott等[12]的研究。他们专注于揭示弹性生产在高科技和复杂产业中出现的过程,以及在全球化影响下区域生产组织的演变。Allan Scoot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探讨空间集聚的（当时还尚未称之为产业集群）的新动态,提出了著名的“新产业空间”[12]10概念,用来形容网络式分布在一个区域内的弹性生产体系。Amin等[13]揭示了这种网络式分布已经初步全球化的过程,将其称之为全球网络中的新马歇尔节点（传统马歇尔式产业区一般位于一个区域之内）。Michael Storper则关注生产关系中的非交易成本因素,将资本主义空间扩展的逻辑成为资本家意志（Capitalist imperatives）,并提出了著名的“非贸易依赖”理论,认为全球化时代区域化的生产组织依然会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因为企业之间的生产协作和创新的效率,深受信任、习惯、地方传统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14,15,16]。与之类似的,Amin等[17]将这些因素称之为制度厚度,认为制度积累越厚的区域,越有生产效率和竞争力。Cooke等[18]将这些制度称为协作式经济体（Associational Economies）,是区域创新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19]。20世纪90年代的这些研究,也成为了后来产业集群、地方学习和创新网络等研究基石[20,21,22]。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关系经济地理一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地理****并没有正式确立“关系经济地理”这个名词,而是在制度转向的各种研究中摸索。由于制度转向的诸多研究谈及制度,以及企业与制度的关系,而且部分开启制度转向的****也成为关系经济地理的奠基人,例如Peter Dicken。因此在后续出现了“关系经济地理”这个专有名词之后,大量制度转向的研究,也被这些****们认为是REG理论脉络的一部分。而与REG同期出现的演化经济地理,也同样将制度转向中的诸多研究纳入其理论体系中,而且比REG更加关注区域的创新网络、学习机制和路径。
2.3 理论成型
21世纪之初是关系经济地理学形成研究范式和体系的时代。Dicken等[23]以网络、领土和尺度为核心变量,率先构建了一个全球经济活动变迁的分析框架,随后Henderson等[24]正式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的理论框架,将影响网络结构和行为的变量确定为价值、权力和嵌入性。Bathelt等[25]从地方尺度,将生产网络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理论化,指出地方脉络（Contextuality）,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和偶然性（contingency）三者共同作用,决定了生产组织方式,演化,创新和企业间的互动。Coe等[26]从区域尺度出发,提出了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概念,用于解释区域与GPN之间发生关系的过程和一般机制。Yeung [27]正式提出了“关系经济地理学”的概念,确立了这个流派的研究体系,包括关系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张力、行动者和关系几何等要素。在该文中,Yeung基于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企业间权力关系的两种发生机制,一种是基于资源互补（Power of complementarity）,一种是基于专属承诺（Dedicated commitment）。随后Yeung[28]结合东亚经验,将战略耦合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化,归纳出战略平合作、内生创新和生产枢纽这三种耦合方式。这一系列研究的问世,奠定了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成型,明确了研究对象为生产关系,分析的主体是企业和政府机构,以及嵌入其中的多尺度制度环境,核心的变量是权力关系、战略耦合、区域资产和网络结构等因素,以此解释经济组织在全球尺度下的变动、迁移,以及对国家、区域和地方造成的影响。2.4 深化与拓展
在确立研究的体系之后,REG学派了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认可,一方面开始运用GPN框架,开展实证研究,另一方面不断完善REG的研究变量,拓展至新的研究领域。过往十余年,REG主要有过两次大的理论完善。GPN框架推出之后,受到的第一轮挑战就是来自于Global Value Chains（GVC）研究。GVC理论比GPN的提出大致早了3~5年的时间,两者在研究对象、分析视角和分析逻辑上十分相似,差别在于GVC是从经济社会学出发,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来开展企业间组织形式的研究;而GPN是从经济地理学出发,主要讨论生产与空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GPN理论的提出,是受到了GVC的启示,只是GPN专注于解析地理空间问题。正因为如此,两个理论流派的异同和优劣之分,成为诸多****讨论的重点。针对这一挑战,REG****于2008年在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上发起一个专刊,全面而详细地阐述了GPN框架与GVC的区别、特点、解释力以及可以应用拓展的场合[29,30]。2012年,GPN****和GVC****一度尝试讨论这两个理论框架融合的可能性,但由于地理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差异,两个流派的****在自变量和研究对象上的分歧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最终在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的专刊中,GVC继续专注于价值链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思辨、管治模式理论修正等话题[31,32,33],而GPN****则专注于揭示国家制度和区域经济动态对全球生产网络重塑的作用[34,35],并尝试将其拓展到物流行业[36]。第二次理论完善来源于GPN2.0框架的提出,REG****将原来的三元核心变量（价值、权力和嵌入性）,调整为两个核心变量（competitive dynamics 和environmental risk）和三个子变量,包括成本-能力比率、市场需要和金融管治[37]。王艳华等[38]对GPN1.0到2.0的演进做过系统的综述,本文不再详细展开介绍。做出这个理论修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GPN1.0的核心变量仅作为影响因素而存在,在具体分析的时候,需要代入实际案例的语境（context）中,才能确定具体的解释变量为何。这导致GPN1.0版本的包容力较强,但是无法提炼出一般机制,也无法开展理论推演,例如当价值较高、权力较高,嵌入性作用较强时,全球生产网络会出现何种格局。GPN2.0分析框架的提出,旨在解决分析的严谨性问题。为此Coe等于2019年再度在JEG上出版专刊,系统地阐释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界定、政治经济驱动力、基于行动者的战略和区域/国家的发展结果等四个问题,最终作者建议大家将研究的重点聚焦在GPN组织配置与区域不均衡发展的因果关系之上[39]。在此专刊中,Grabs 等[40]基于四种权力机制（议价能力、演示权力、制度权力、构建权力）,描绘了全球咖啡产业权力结构40年的演化过程,总结出权力异化、管治浮现和分配式格局等三个过程。Curran等[41]将关税的作用补充进GPN框架,而Faulconbridge [42]则进一步揭示了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在GPN中的作用。其他五篇文章也从各不同角度对GPN进行了理论提升和实证,此处不再一一陈述。从图1的WOS数据库收录情况来看,REG研究从2002年之后开始受到关注,2004年研究数量增长了近一倍,之后到2009年,再度进入快速增长期,至今保持每年逾50篇SSCI文章的热度。其中,全球生产网络是最为重要的研究内容,而REG的其它主题例如纯理论探讨,在近十余年的时间里依然保持在5~9篇研究热度。这个变化趋势与上文所阐述的理论演变过程是吻合的。
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关系经济地理研究热度
Fig. 1The research heat of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2.5 存在问题
REG流派的兴盛,对于经济地理学来说有着十分积极的贡献。一方面,REG有鲜明的学科特色,诞生了一系列富有见解的理论文章和遍布全球的案例实践文章,成为全球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REG在近十几年的演进中,形成了鲜明的研究对象、稳定的学科视角、可传承的变量体系,这些贡献推动这个流派不断走向规范化,成为与其它主流学科（如经济学和管理学）对话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成为提升经济地理学科地位的重要支撑,这是经济地理学的其它分支流派尚未能做到的。本文认为,尽管REG学派在国内外地理学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但是当前仍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第一,GPN当前的理论模型仍然存在体系复杂、变量过多的问题,这导致在一篇文章中难以完整地使用GPN2.0的框架开展研究。而且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一般机制的提炼,这个学派至今尚未形成共识。相比之下,GVC理论仅用3个变量就完成了理论框架的构建,并且流畅地提炼出5种管治模式,随着变量的变化,管治模式也会发生演变,由此来解释全球产业经济的动态。而GPN理论尽管在2.0版本中进行了富有逻辑的深化,但是仍然需要8个变量来构建分析框架,需要用3个相当复杂的图表展示,才能够表达出GPN的机制,而且没有在理论上推演出一般模式,还是回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经验模式。关于这一点的批判,详见刘逸[2]和王艳华等[37]所做的评述。然而这个问题在Coe 和Yeung组织的2019专刊中,仍然没得到回应。Coe等[39]在其文章中非常自省地总结了当前各学科领域对GPN和关系视角的批判,包括关系化视角弱化了空间变量、仅关注狭义的发展、以及对区域发生的其它动态缺乏关注（如撤资、创新、企业消亡等）。但是作者没有提到变量过多的问题,也没有提出简化的方案。
第二,作为REG学派的另一个核心解释变量,战略耦合至今仍然没有完善的理论逻辑和实证校验方法供广大****使用和推广。尽管Yeung[28]2009年提出这个概念后,基于东亚经验总结了三个模式。为提升理论说服力,Yeung[37]在2015年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概念的内涵,提出了动态视角下的战略耦合形成机制,将原来总结的模式进一步提炼为功能耦合、组织耦合和结构耦合三种机制。但是Yeung[37]没有进一步阐明,这三个机制是否能够推导出GPN的一般模式。而更重要的是,在Yeung[37]的分析中,这三种机制的影响因素是耦合双方的战略兴趣和策略,没能清晰地指出地理变量在其中的作用,例如区位优势、空间成本、区域资产和国家制度等,容易造成“去地理化”的误解。而且关于战略耦合的程度至今没有提出一个可以测度的方式,还是停留在过程和事实描述的阶段,这是REG流派的另一个局限(详见刘逸[2]所做的评述)。在Coe等[39]的研究中,作者继续坚持三类战略耦合：内生创新、功能耦合（生产平台）和结构耦合。本文认为这三个类型缺乏统一的分类逻辑,仅仅是经验总结。更为合理的分类方法应该是,将“内生创新”修改为“技术耦合”,但做出这个修改的话,至少还需要增加一个市场耦合,才能较为完整地代表一个企业对外建立合作关系的基本类型。这一点在现有REG理论中是欠缺的。
本文认为,虽然与其它学科领域相比,REG仍有广阔的发展的空间,因为当今世界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是日趋复杂,而不是日趋简单。但我们需要客观看待REG学派当前的理论缺陷,作为一个流派和理论体系,存在局限和不足是正常现象,相对于当前国际经济地理中的各个研究领域和流派而言,REG已经是相对具有体系和结构的一支,其贡献需要积极的肯定。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理学家,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当前丰富多样的经济地理动态,抓住机会积极开展理论创新。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文化悠久,具备开展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的先天优势,无须对在西方土壤上诞生的理论流派过分排斥,或者盲从。
3 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对REG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要点,在于遵循这个学派的研究范式来开展研究,借助其研究视角和变量来解释中国经济动态的同时,从中国的实践经验中发现的新问题与现象,由此来完善和提升REG的理论框架。近年来国内****并非没有重视REG学派的理论进展,但是基本上都是运用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来开展实证研究为主,从图2中可以看出,国内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热度与国际基本一致,但是差异在于,几乎没有****针对关系经济地理学开展理论实证或者修正工作。因此,本节选取若干基于中国实践经验对REG流派做出理论贡献的文章为例,阐述如何利用中国实践进行经济地理理论创新。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国内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热度
Fig. 2The research heat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in China
3.1 中国区域经济模式的嵌入性研究：权力关系和政府行为逻辑
自20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型,同时也积极实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从四个经济特区和珠三角地区开始实践,逐步推向全国,并在土地、金融和税收等方面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经济模式,也成为了各学科研究关注的热点,例如Barry Naughton,Peter Nolan,Susan Whiting等著名****均对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有过非常深入的研究,并且完成了广为传播的著作[43,44,45,46,47,48]。当经济活动嵌入到与西方国家有重大差异的政治社会制度中时,企业生产网络的组织逻辑为何?空间扩散规律为何,这是中国REG研究最需要探讨的问题。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经济地理****也不乏做出了努力与贡献,例如区域差异研究[49]、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区域发展模式[50]、北京、深圳等地区的产业集群研究[51,52]等。这些研究均是基于较为传统的经济地理学视角来开展的,从REG的角度出发,可以研究的是中国的企业和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是嵌入到何种制度环境中,产生了何种与西方经济体有差异的行为逻辑。在这个话题之上,已经有不少中国****为REG理论做出贡献。例如Liu等[53]用嵌入性概念,揭示了中国汽车产业政策如何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与跨国企业开展资源交换,从而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Liu等[53]的特殊贡献在于基于地理变量,揭示了REG中关系权力几何的影响因素。该研究指出,当经济体占有排他性资源的时候,它将在企业网络中拥有较大的权力,这个资源越稀缺,越不可位移的时候,权力越大。在中国的案例中,庞大并且流通性良好的中国市场,便是中国企业拥有的排他性资源,外国企业要进入需要满足中国政府作出的特殊限定。这一点是Yeung [27]中构建的关系经济地理两个权力来源所忽略的,也是GVC学派所完全忽略的变量。另一个研究来自Yang[35]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系列研究,Yang[35]借助全球生产网络概念,揭示了由欧美跨国企业、台资与港资主导的生产网络,如何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之间耦合、解耦合和再耦合的过程。它揭示了中观区域的生产网络发达水平、区位优势和政治环境稳定性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性,间接挑战了认为低劳动力成本具有决定性作用的GVC研究[28,34]。这些研究从方法、过程和对理论的把握上看,均是利用REG理论框架开展中国实践研究的典范。
与之相似的另一个贡献,来自于Bao等[54]所揭示的在嵌入性影响下政府行为逻辑的研究。Coe等[22,55]在提出GPN的基本分析框架时,提出三个相互链接的行为主体,但是在界定了地方-企业关系、地方-政府关系之后,没有界定政府-企业关系,也没有对三个行为主体的嵌入性做出解释,这是一个明显的理论漏洞,然而REG****在后续的研究中也没有将其修补。基于这个理论缺口,之后Bao等[54]借研究大事件为机遇,将中国地方政府过往三十年的行为逻辑演变进行了梳理,揭示了中国地方政府具有强发展意志（strong developmental imperatives）的同时处于财政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状态,以此解释了地方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策略的演变。
该文所涉及的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若干重大制度调整,例如中央地方权力关系调整、财税调整、官员晋升制度、土地财政、乡镇企业制度调整等问题,均不是该文原创性发现,但过往研究没有将其系统全面的整理,并提炼成为区域经济体（regional actor）的行为逻辑。因此,这些研究成果容易被视为是中国特色研究（specific studies of China）。该文对REG的理论贡献在于将前人对中国经济模式理论发现,借助嵌入性概念,对接到地方政府的发展策略中,提炼出区域政治经济管理者的一般行为逻辑（见图2）。该文提炼的强发展意志来源于Whiting[47]提炼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逻辑的高能激励状态,指以经济绩效为考核的激励机制,对应的低能激励状态是指以政治表现为考核的激励机制。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来自于Kornai[56]在研究前苏联和中国国有企业时的总结,指的是由于企业经理人支配的资本与考核机制不对等挂钩,因此不需要为自己的预算支出的效用负全责。该文厘清了区域全球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的耦合逻辑,通过判断地方政府所嵌入的政治经济制度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可以推演出地方政府会采取何种策略与外来经济体进行耦合。
在政企关系的演变方面,国内地理****尚未使用REG理论对中国的实践经验做出系统的总结,不过华人经济地理****在这方面已经颇有建树,例如来自于REG的创始人之一Henry Yeung以及他的学生Kean Fan Lim的系列研究。Yeung在2009年,基于珠三角的实践经验,基于战略耦合概念对其崛起的过程进行理论诠释,指出珠三角企业与跨国公司的耦合是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发生的,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化过程。中国政府放松了对企业的管制,但是规定了其与跨国企业的耦合方式,例如从“三来一补”逐渐过渡到全面开放[28]。随后Yeung在专著中进一步阐明,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已经不再依赖于发展性政府在背后给予的扶持（如制度保护和资金补贴等）,而是逐步从中脱嵌,转为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34]。不过Yeung的研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放眼整个东亚,因此尚不能完全将其视为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Lim的研究贡献在于从尺度重构出发,系统地梳理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角色的演变,继而揭示了政企关系的演变。Lim指出中国自1980年后的社会经济制度转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的转变,它实际上是一种创新性的转变。它适应了两个全球逻辑：① 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② 东亚经济政策框架下的市场逻辑。继而创造出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以国家为主导的新制度框架[57,58]。在这样的制度变迁下,国有企业在国家资源的支撑下,与跨国企业发生战略耦合,并成功的进入了发达国家的市场,以此填补了GPN理论中对后发国家的政企关系描绘的不足[59]。
3.2 后发经济体的议价能力和影响变量
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也可以称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如何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与主导企业（lead firms）发生战略耦合,对全球后发经济体而言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虽然REG的相关研究有大量涉及到了中国的实践,而研究框架的三主体中也明确界定了本土企业作为后发经济体的代表,但无论是GPN1.0还是GPN2.0框架,决定企业策略的变量均是从主导企业的角度出发,基本没有探讨影响后发经济体的权力的因素。因此,基于中国经验来完善REG理论体系,也是中国经济地理****可以做出积极贡献的话题,本文以Liu等 2014年的研究[60]及Liu 2017年的研究[61]为例来进行说明。上文提到,Liu等[53]借助汽车产业的经验,指出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是本土企业的排他性资源,成为国有企业与外资合作谈判时的重要筹码,有效地提高了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但是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获得国家战略性政策支持的可能性不大。特别是位于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在国家战略部署中,主要是以“三来一补”这种几乎是产业链中最低端的方式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按照GVC理论的推演,这类中小企业几乎没有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的可能,因为除了低成本优势,几乎没有其它任何可以跟跨国主导企业议价的能力,而这种低成本优势的可替代性极高,当出现更加低成本的生产区域时,跨国主导企业就会进行产业迁移（industrial relocation）。然而近40年过去了,不仅跨国企业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没有出现（有个别小规模的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其它国家,而且也有中资企业转出）,珠三角地区还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本土企业集群,如深圳的IT与互联网企业,东莞的电脑与装备业,还有顺德的家电企业,Liu等在2014年的研究[60]便是以顺德为例开展的。该文揭示了顺德本土企业,在区位劣势（相对于珠三角东岸而言）的影响下,对外积极利用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香港地区的同乡和宗族）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并打通了国际贸易渠道;对内借用了珠三角地区国企技术员工的闲暇时间,以逆向工程的方式,掌握了贴牌生产的技术,开启对外出口之路,逐步培育起家电产业集群。在起步之后,顺德家电企业借助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国际上家电巨头相互竞争的重要机会,完成了自创品牌和核心技术更新换代的两轮产业升级,最终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家电产业集群。在800 km2的土地上,培育出14家家电企业上市公司。该文的重要贡献,在于借助GPN分析框架,将落后本土企业如何利用有限的、多尺度的资源实现产业升级的路径进行理论化,打破了原来GPN分析框架中仅有主导企业战略分析的局面。
为了进一步厘清后发经济体与跨国公司进行战略耦合的行动逻辑,Liu于2017年的研究[60]基于中国家电、汽车和服装产业的经验,从本地、区域和全球三个尺度,提炼了后发经济体提升议价能力的变量,分别是区位、区域资产和全球竞争动态。Liu的研究[60]表明,中国庞大的市场并不是中国企业能成功的必然条件,因为广州汽车集团与法国标致的合作就遭遇了失败,原因在于忽视了区域生产网络的建设。失败之后的广汽集团吸取教训,选择了高度重视培育生产网络的日资企业,确保生产的低成本和稳定性,同时利用国际竞争动态,与意大利汽车企业展开技术合作,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实现了自主品牌的产业升级（对核心技术拥有控制权,而不是自有品牌而已）,现今稳定地成为国内主流自主汽车品牌。总体而言,珠江三角洲的服装、电子和汽车企业根据区位优势（locational advantages）和自身掌握的资源状况（regional conditions）选择了依附式耦合、合作式耦合和互惠式耦合三种不同的路径,在“干中学”和“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利用了全球竞争动态（global competitive dynamics）,逐步实现了产业升级。该文提出的三个变量对于广大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者而言,并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发现,但该文较好地将这三个变量补充进GPN的分析框架,改变了原先只有主导企业影响因素的局面,为后续研究如何提升GPN框架乃至REG的理论体系,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4 结论与思考
本文通过系统地回顾关系经济地理学派演变脉络,对该学派的优势和存在问题进行评述,以期让国内地理****们更快更准确的认识这个理论工具。主要有以下三个结论：第一, REG有鲜明的地理学科特色,是全球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具有鲜明的研究对象、稳定的学科视角、可传承的变量体系,并不断走向规范化,是成为提升经济地理学科地位的重要支撑。第二,REG当前的理论模型仍然存在体系复杂、变量过多的问题,同时核心解释变量缺乏完整的理论推导逻辑,依然需要靠案例来完善实证,而无法定量测度。第三,当前****已经在国际期刊上基于中国实践进行REG理论的修补与创新,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示范。REG本身并非高深莫测的理论框架,也没有复杂的数学推理模型,其研究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探究GPN的组织配置来解释区域不均衡发展,研究的对象是全球生产网络背后的政治经济驱动力和行动者战略,并关注发展的结果,核心的解释变量是嵌入性、权力和战略耦合。因此,只要遵循这些理论逻辑,基于中国经济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完全可以总结归纳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机制,修补、推动关系经济地理的发展。当前全球化时代,一个企业的经济生产组织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区域之内,而是广阔地分布在以这个行业中的主导企业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在REG眼中,企业所在的区域经济的角色,取决于企业所在的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区域的资源和制度环境影响着企业在生产网络承担特定的分工,参与竞争,成长,升级或者被淘汰。企业的竞争力不再是由技术所主宰,而是逐渐出现另一种以组织控制为核心的竞争力。谁能够控制全球生产网络的布局、配置和移动,谁就拥有庞大的市场掌控力。地方、城市、区域、国家这些传统尺度的地理空间单元,因为生产组织的全球扩散而相互联系、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再也不适宜以孤立的视角来分析一个区域的竞争力和产业升级的策略[55,62]。这便是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研究为我们提供的新视角,准确认识这一学派的理论特点,对于基于中国实践来进行经济地理理论创新而言,有着积极的学术意义。
REG理论的应用可以与中国当前的宏观发展战略相契合,从“产业升级”、“一带一路”倡议到“乡村振兴”,REG理论均可以为国家宏观决策做研究支撑。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具备全局眼光来审视当前全球经济活动在这些国家的生产组织和配置,厘清网络格局和个中的权力关系,才能够准确的制定相应的经贸政策。实施乡村振兴,同样不能够割裂的从乡村经济体本身去寻找破题的思路,而是应该从全球生产网络与乡村经济互动的通道入手,去寻找介入的机会,这是一种传统地理学的“顺势而为”哲学思路,也是有利于提高扶贫效率的有效方式。
致谢：
衷心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评审专家对本文的核心概念辨析、理论梳理和文章结构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也感谢徐伟教授和李郇教授为本文给出的指导意见。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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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xb201408014URL [本文引用: 2]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广泛融合,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本文对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思潮演变、热点研究领域以及政策研究等方面进行梳理。西方经济地理学在经历了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两个影响深远的变革后,研究领域和主题逐步走向多样化与复杂化。本文综述了8个热点研究领域,包括区域与地方发展、经济全球化、产业地理、劳动力地理、创新与创意地理、消费地理、环境经济地理和金融地理的研究进展,并讨论了经济地理学与政策研究的关系,最后总结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的特点。
DOI:10.11821/dlxb201408014URL [本文引用: 2]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广泛融合,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本文对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思潮演变、热点研究领域以及政策研究等方面进行梳理。西方经济地理学在经历了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两个影响深远的变革后,研究领域和主题逐步走向多样化与复杂化。本文综述了8个热点研究领域,包括区域与地方发展、经济全球化、产业地理、劳动力地理、创新与创意地理、消费地理、环境经济地理和金融地理的研究进展,并讨论了经济地理学与政策研究的关系,最后总结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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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80/09595237900185191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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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agsy.2019.102770URLPMID:32127727 [本文引用: 1]
The development and scaling of orange-fleshed sweetpotato (OFSP) during the past 25 years is a case study of a disruptive innovation to address a pressing need - the high levels of vitamin A deficiency among children under five years of age in sub-Saharan Africa. When the innovation was introduced consumers strongly preferred white or yellow-fleshed sweetpotato, so it was necessary to create a demand to respond to that need. This was at odds with the breeding strategy of responding to consumers' demands. Additional elements of the innovation package include seed systems and nutrition education to create the awareness amongst consumers of the significant health benefits of OFSP. Complementary innovation is required in promotion and advocacy to ensure a supportiv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ur dimensions-- technical,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re explored across five distinct phases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from the emergence of the innovative idea (1991-1996) through scaling phase in 15 countries under a maj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2015-mid-2019), the Sweetpotato for Profit and Health Initiative (SPHI). Systematically gathering evidence of nutritional impact and ability to scale cost-effectively was requisite for obtaining support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of the crop. Positive findings from a major study coincided with a major change i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hich placed agriculture and nutritio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development agenda, resulting in an inflection point in both research and diffusion investment. The role of committed leadership during all phases was critical for success, but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limited support in a challeng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most critical technical achievement underpinning scaling was moving from 2 to 13 African countries having local breeding programs. Evidence is presented that adapted, well performing varieties which consumers prefer is the foundation for successful scaling to occur. Building a cadre of within country and regional advocates was critical for getting sustained commitment and local buy-in to the concept of biofortification by regional bodies and governments, which in turn built within country ownership and the willingness of donors to invest. The SPHI united diverse organizations under a common vision with a simple metric---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reached with improved varieties of sweetpotato. Since 2009, 6.2 million households were reached by July 2019 in 15 SSA countries. Much more remains to be done. Advocacy efforts l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nutritious foods into many national and regional policies, setting the stage for further investment.
DOI:10.1093/cje/23.2.167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68/a3457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91/030913201682688940URL [本文引用: 2]
DOI:10.1111/glob.2001.1.issue-2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9692290210150842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93/jeg/3.2.117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11/tran.2004.29.issue-4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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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scitotenv.2018.11.389URLPMID:30530153 [本文引用: 1]
Phosphoru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world food web and a non-substitutable nutrient in all biological systems. Losses of phosphorus occur along the food-supply chain and caus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eutrophication. A key global challenge is to meet rising worldwide food demand while protecting water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seeking to manage uncertainty around potential future phosphorus price or supply shocks. This paper presents a stakeholder-generated conceptual model of potential transformative change for implementing phosphorus sustainability on the island of Ireland via an 'All-Island Phosphorus Sustainability' workshop. Key transition pathways identified by stakeholders included: incentivising phosphorus recovery, developing collaborative networks to facilitate change, developing markets and value chains for recovered products; implementing data-informed practices on-farm to prevent losses and increase efficiencies, and harmonisation of technologies with end-user needs. A comparable model was previously produced for the North American region. We describe consensus and differences around key priorities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conceptual models, and assess how the model produced for the island of Ireland can effect system-wide change and policy moving forward. Many of the transitional pathways and future aspirations presented in both models resonate globally and are highly pertinent to other juris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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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80/09692290.2013.809596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9692290.2012.756415URL [本文引用: 3]
DOI:10.1080/09692290.2013.776616URL [本文引用: 3]
The curren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s prompted researchers to revisit the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s, known as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paradigm, that have prevailed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Host domestic markets have been generally neglected in the conceptual construct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Drawing upo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 perspective, the study advances an evolutionary framework to shed light on the rising domestic market in China as emerging dynamics of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study is conducted based on updated investigations of the market rebalancing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in China, and particularly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in response to the post-crisis global-local interaction. It argue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and network embeddedness of TNCs in the processing trade regime have hampered their 'recoupling' with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decoupling' from external markets. Instead, a domestic market oriented production network is emerging, driven by strategic contract manufacturers through relocation to inland China. As a pilot attempt to articulate the domestic market in the GPN framework, this study urges more research to reflect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structuring of GPNs and market reorientation of TNCs for reshaping regional trajectories in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global economy.
DOI:10.1080/09692290.2013.766230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11/ecge.2015.91.issue-1URL [本文引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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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93/jeg/lbz018URL [本文引用: 3]
DOI:10.1093/jeg/lbz008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93/jeg/lby059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93/jeg/lby066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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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S0305-750X(98)00132-6URL [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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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11/0033-0124.00238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042098975961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11/ecge.2003.79.issue-2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77/0042098010396232URL [本文引用: 1]
This study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relevance of the perceived notions of localised production linkages,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external technology transfer to the experiences of the growth of the ICT industry in China.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a major firm-level survey conducted in China's three most important mega urban regions-Beijing, Shanghai-Suzhou and Shenzhen-Dongguan-where the bulk of the Chinese ICT industry is located.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showed a distinct landscape of ICT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which each of the Chinese regions has functioned as the site of capital investment from different sources for different strategic interests. Despite a marked regional variation in ownership, industrial structure, market orient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firms in all regions have invariably reported internal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source of core technology.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existed between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xternal orientation in both capital investment and export production. No evidence has been found to verify the hypothesis that a higher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ould co-exist with stronger production linkages and knowledge exchanges with both local firms and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firms with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 has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ce of regional setting, ownership, ability of capital mobilisation and corporate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OI:10.1068/a37206URL [本文引用: 3]
DOI:10.1080/02723638.2017.1395602URL [本文引用: 2]
DOI:10.1177/0309132511402784URL [本文引用: 2]
In this report, I use the organizing device of the A-Z to present a critical review of recent work under the banner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 The report positions GPN analysis in its broader intellectual context, profiles its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and details a range of challenges that remain to effective economic-geographical theorizations of globalization dynamics and their impacts.
DOI:10.1111/kykl.1986.39.issue-1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9512748.2016.1264459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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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80/15387216.2014.883286URL [本文引用: 4]
DOI:10.1080/00343404.2016.1143924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3284/j.cnki.rddl.003124URL [本文引用: 1]
借助全球生产网络（GPN）理论的视角,审视了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后发地区产业发展与升级的路径。通过阐述GPN框架的理论优势和分析逻辑,明晰了战略耦合概念的4种一般机制,继而以珠三角产业发展和升级历程为例,说明了战略耦合模式如何影响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路径,当前战略耦合演变的方式和原因,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文章认为珠三角当前基本已经走出“前店后厂”模式,产业发展的格局已经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其主要原因是战略耦合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了多样化的产业升级路径和成果。文章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更为平衡的视角,来解析以珠三角为代表的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的动态,揭示了后发地区的产业升级是一个多尺度、多路径的过程。
DOI:10.13284/j.cnki.rddl.003124URL [本文引用: 1]
借助全球生产网络（GPN）理论的视角,审视了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后发地区产业发展与升级的路径。通过阐述GPN框架的理论优势和分析逻辑,明晰了战略耦合概念的4种一般机制,继而以珠三角产业发展和升级历程为例,说明了战略耦合模式如何影响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路径,当前战略耦合演变的方式和原因,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文章认为珠三角当前基本已经走出“前店后厂”模式,产业发展的格局已经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其主要原因是战略耦合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了多样化的产业升级路径和成果。文章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更为平衡的视角,来解析以珠三角为代表的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的动态,揭示了后发地区的产业升级是一个多尺度、多路径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