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南京 210095

The reasons, connot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paradigm of wester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GUO Wen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收稿日期:2019-01-29修回日期:2019-11-21网络出版日期:2020-03-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6

Received:2019-01-29Revised:2019-11-21Online:2020-03-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郭文（1978-）,男,山西汾西人,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和空间的生产E-mail:guowen@njau.edu.cn。



摘要
近年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中国地理学界受到“热捧”,但也有****对此存有分歧、质疑、困惑和焦虑,认为新范式“缺少地理味”“跑偏了”。在梳理西方人文地理学派思想及其范式演变的基础上,对新范式的出场背景、基本议题和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①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倡导的“人之主观意念”“理论转向”“空间间性关联”“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既是对以计量革命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和空间科学,以及伯克利学派“文化超有机体”的反思,也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凸显的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引致的复杂社会空间和文化认知的新阐释。② 在研究视角和对象上,新范式倡导“人之主观意念”,并确立“人”在地理学中的位置和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通过社会文化等“理论转向”滤镜,预见社会空间的可能性,以及社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空间间性关联”滤镜,引导人们对多种空间,尤其是空间关系的关注;通过“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滤镜,强化社会文化地理的道德实践和人性提升,重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③ 新范式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阐释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空间进程和交织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生动因,是人类对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实践认知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代表一种新的地理学哲学观和思维观。④ 中国学术界对新范式之所以存在不同声音,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对新旧人文地理学范式的哲学认知缺乏深度对话,另一原因是学术界针对新范式的理论阐释不足。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中国学派,需要主动拥抱并吸收西方前沿理论的合理内容,在此基础上参与建构新的学科范式,积极回应反映时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范式创新;内涵与意义;发展借鉴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paradigm of Wester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domestic geographic circles, but some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nd argue that the new paradigm lacks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y and deviates from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thoughts of Western humanistic geography school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paradigm,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background, basic issues,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paradigm of the new paradigm of Wester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paradigm of Wester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advocates subjective ideas in geography, the tur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theory, in addition, it also includes issues of "interrelationships" and "ethics, morality and ontogenesis". It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n positivism and space science characterized by the metrological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superorganism" of the Berkeley School, but also a new interpretation paradigm of complex social space and cultural cognition caused by the growing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localization tha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objects, the new paradigm incorporates "human" into the study of geography and establishes the position of "human" in geography. The new paradigm predicts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space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social culture through the filter of "theoretical turn". It guides people's attention to various spaces, especially spatial relations through the filter of "interrelationships", and strengthens the moral practice of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and the promotion of human nature, reconstruct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self, human and society and huma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filter of "ethics, morality and ontogenesis". The new paradigm uses a unique way to explain the geographic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uses of the spatial process and interac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which is a major change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gnition of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practice and represents a new philosophy and thinking of geography.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new paradigm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is that researchers lack in-depth dialogue on the philosophical cognition of the old and new human geography paradigms, and the 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paradigm is insufficient. In the future, the Chinese schoo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needs to actively embrace and absorb the reasonable contents of the western frontier theories, and construct a new discipline paradigm to actively respond to major issues reflecting China and the world on the basis of careful reference to the Western theories.
Keywords：wester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paradigm innovation;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reference fo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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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缘由、内涵及意义. 地理研究[J], 2020, 39(3): 508-526 doi:10.11821/dlyj020190097
GUO Wen. The reasons, connot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paradigm of wester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J], 2020, 39(3): 508-526 doi:10.11821/dlyj020190097

1 引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文化地理学的新范式在西方逐步兴起,这被认为是西方地理学界重要的理论探索和范式创新活动,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一般认为,范式是指在某段时间内,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看待世界的哲学观,及其对相关问题的解释标准,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区别于之前的理论体系或新的认知方式^[1]。本文提出的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指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方地理学领域逐渐形成的对传统地理事实和认知方式,在哲学本体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以及问题解决的方法论方面的重新诠释。其一,20世纪50—70年代,基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倡导“有人的地理学”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范式。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球化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新背景下,空间、文化、女性主义、身体、情感等研究的理论转向,其特征主要是对上述议题的本体论属性在认识论层面进行新的阐释,并转向以社会空间为载体的讨论和分析^[2],以及将以往文化“作为一种考察对象”转化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叙事形式”,重点将社会文化“事实”视为社会文化产品的核心价值观进行新的文化诠释^[3]。其三,20世纪70年代后,后结构主义地理学的兴起及其对“间性关联”的阐释。该范式把空间结构的关联性,看作社会文化研究的方式^[4],分析权力、认同、性别,以及流动性规制等,呼吁人们关注空间的开放性与关系性。其四,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立足于“伦理道德”的批判性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及后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范式^[5,6]。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本质,主要是倡导“人之主观意念”,确立“人”在地理学中的位置和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通过社会文化等“理论转向”滤镜,预见社会空间的可能性,以及社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空间间性关联”滤镜,引导人们对多种空间,尤其是空间关系的关注;通过“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滤镜,强化社会文化地理的道德实践和人性提升,重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这是20世纪下半叶后,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世界观、哲学观和政治观的深刻嬗变^[7]。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同尺度空间对全球化的积极响应,不同类型地理空间的实践催生了基于社会文化地理新范式的研究成果。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话题变得丰富起来,从地理空间最小尺度身体的实践与社会建构^[8],到“家”与地方^[9]、“家”的空间重构^[10]、门禁社区与周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邻里联系与社会关系^[11]、旅游驱动新型城镇化的空间生产^[12]、国际地缘政治^[13];从地方性与身份建构,到情感地理^[14]、消费地理^[15]、非表征与再物质地理^[16],再到自然的社会建构^[17]等,这些探索推动了中国地理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多样性发展。在社会文化地理新范式的理论研究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从“超级机制”切入^[18],或通过空间、景观及其价值观的对比,解读新文化地理学的特征与内涵^[19];或从范式的内容视角,对新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特征进行论述^[20],阐释地理环境社会空间与文化的进程。由此可见,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中国地理学界逐渐受到“热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针对这一现象,研究者认为西方研究转向中空间的社会化和精神化,如结构主义、人文主义等范式,比传统实证主义研究更具有说服力^[21]。有研究者呼吁,在全球化进入“人类世”发展阶段,全球-地方框架下的社会与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22],需要用国际视野解答国家治理新问题和国际关系新难题,新范式在理论抽象和阐释新变化方面具有合理性^[23],不变化就会导致封闭^[24]。但是,也有****提出了差异化看法,认为新范式使地理学中的实体空间被抽象掉了^[25],地理学各分支会变得更加分离^[26]。很明显,中国地理学界内部对这一新范式的认识存在分歧、质疑、困惑和焦虑,认为新范式有向社会科学靠拢的趋势,“缺少地理味”,甚至“跑偏了”^[21],需要坚持“人-地”关系核心理论,避免研究的去地理化^[27]。上述争论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国内规范性成长和建设性发展,具有反思与推动作用,但似乎也说明了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带来的“学术万花筒”,还处于扰乱通常学术边界和永不知足地从事新议题研究热情的张力中。因此,无论从回应中国社会空间和文化环境实践的需要,还是从人文地理学科甚至学术共同体培育发展角度来讲,亟需寻求各方对新范式认知的“共识”。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引致的异质环境及其在多圈层、多要素、多尺度空间动态耦合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区域空间实践的人地关系要素表征和路径演变变得纷繁复杂。与此同时,人们也正在遭遇各类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地理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矛盾,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综合关系认知与复杂规律的探索,也越来越成为地理学家们不断关注的新命题。面对地理学新时代的发展特征,中国地理学界需要在学习新范式中反思学科自身应该如何应对和更有作为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需要积极思考在学科发展和国家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提出如下几个问题,并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与讨论。其一,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兴起与发展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这一新范式出场的深刻背景是什么?其二,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新”在哪里?其内涵有何重要价值?意义又是什么?其三,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对推动中国新时代背景下人文地理学发展有何贡献?梳理西方社会文化地理新范式的缘由、内涵及意义,借鉴其经验,规避其不足,不仅仅是解决中国地理学界部分研究者对新范式“有没有地理味”和“有没有跑偏”的身份存疑问题,也是在中国进行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研究、推广、可持续发展和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及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厘清的科学问题,更是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化解诸多社会文化地理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亟需突破的理论问题。

2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缘由

2.1 典型人文地理学派思想及其范式演变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可以对周遭环境进行认知,继而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进行深入讨论。19世纪以来,德国****拉采尔等,暗喻人们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研究社会和文化,认为社会与文化就是民族之间的差异。美国****埃伦·塞坡尔认为,社会文化的存在形式是自然决定的产物^[28]。之后,维达尔·白兰士和他的学生白吕纳提出“或然论”思想,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具有朴素的辩证关系,环境存在着各种可能性。

20世纪20年代后,地理学家索尔受德国****施吕特尔和帕萨格的影响,不赞成将文化的复杂性简化为某个单一因素推动整个系统的研究范式,也不赞成机械地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为传统经验主义式研究舍弃了某一地区联系的现实复杂性,属于一种教条主义式的人地关系阐释论^[29]。他强调应该通过实际观察,并以文化景观来理解地理特征,“文化景观论”思想被学界认为是标志着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地理学的最后形成^[29]。对索尔而言,地理****研究文化的主要贡献,在于“探讨人类族群微生物的基础”,文化作为代代相传的知识、技能以及态度的组合,有其基本地理面向。他同时指出,地理****不必注意人们的生活经验、社会组织,以及政治网络系统的建立方法^[30]。在具体研究美国文化地理时,索尔所代表的“伯克利学派”的前提预设为：社会上存在一个主导性的、颠覆整个社会的文化力量,该力量是给定的、先在的、统一的、稳定的、巨大的,文化的存在先于行动的人,个人必须服从之。在具体程序上,这一范式以一种既定的先在文化为参照物,或以抽取某一文化特征为基础,考察按照文化原则行为的人和改变了的自然景观,在此基础上再创造出相应的社会文化景观。在研究对象上,该范式的“文化”研究聚焦在“文化在不同地域空间中的分布”^[31],将文化“作为事物和空间分布的文化”^[20],以文化区别探讨景观的划分和形态,景观被看成社会文化的载体,主张文化既包括“培育”之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理念给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32]。这一范式在宏观区域文化一致性上具有解释性,微观尺度上具有一定适应性,但在分析社会文化时有其局限性^[18]。从方法论来看,在20世纪20年代及之后30—50年代这段时期,地理学研究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基本途径就是通过对某一区域社会文化事实的实地调研、信息收集、资料整理和解释性描述,来完成对周遭环境和社会文化的认知。用理查德·哈特向的话说,即“地理学除了例外之外,没有发展一般原则的必要。”^[33]

20世纪70年代后,伯克利学派文化景观研究方法逐渐受到学术界反思^[34]。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们认为该文化观中的文化,不仅被看成了整体,也被看成了个体,属于“文化解释的超级机制”。譬如,按此逻辑,在某一殖民地社会文化环境中,被压迫者的文化是否也是压迫者文化的一部分?很显然,这一分析范式表达的地理学观点是完全“垂直的人”与环境之间的概念,此范式下的“自然”“空间”“社会”“文化”等是以单要素的线性思维来呈现,忽略了“水平”层面的社会空间组织和文化阐释范式,更少探讨上述要素之间相互建构的网络性和交互性,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时代动态性阐释不足,对现代以来越来越复杂的人类社会发展中“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想阐释,依然存在较大局限性,也是一个尚未完成且需继续完善的“思想设计”。尤其是在当今进入“人类世”发展阶段,社会生活、空间运作和文化表征在实际上和隐喻上,更是构成了主体认同的重要基础和媒介,人们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运作的环境实践,预示着需要有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新的研究范式出现。

2.2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后,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西方社会逐渐兴起,还有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即人们对以计量革命和空间科学等为特征的实证主义的反思。事实上,追根溯源西方学术界当时的社会研究范式,尤其是在美国的量化方法和科学追求,早在第一代社会学领军人物莱斯特·沃德、威廉姆·萨姆纳、富兰克林·吉丁斯等人的学术理念与实际行动中便深深埋下了伏笔^[35]。从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之际,量化研究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富兰克林·吉丁斯在美国受到了极大的敬重和推崇,他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很快成为美国社会研究中心。与此同时,计量方式在美国社会学初创时立下的传统,在哥伦比亚大学也很快掀起了统计学的研究转向。在此之后,富兰克林·吉丁斯的学生奥格本在研究社会文化中把统计学奉为“上帝”,并把情感、道德、文化等研究要素排除在其学术视野之外。奥格本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要素“看不见,也摸不着”,因此是不客观的。如果说初创时期的社会研究需要通过统计量化等途径,获得学科的合法性地位在当时有其道理之外,那么以奥格本等为代表的学人的努力,却使量化研究有点“矫枉过正”了^[35]。事实上,量化研究在当时虽占主流,但也并非“铁板一块”,与奥格本理念不同的芝加哥学派中坚力量美国****罗伯特·帕克,曾坚持参与田野观察的经验研究范式,也做了较多关于边缘者和弱势群体的研究,但随着他1934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罗伯特·帕克时代的芝加哥学派又开始向量化方向转向。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统治地位的帕森斯结构主义在理论体系上对芝加哥学派进行了反思,但在具体操作中“科学主义”依然是其最根本的追求。可以说,计量革命从萌芽到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是伴随激烈争执的过程,社会研究的科学主义原则和统计分析范式占据主流,并形成了强劲的传统。1955年后,这股风向传到了美国俄亥俄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地理学研究中,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传遍欧洲,之后又向全球扩展,地理学开始了前所未有且被****鲍顿称之为“计量革命”的地理学术运动。从根本上来说,空间模式和计量革命的基本原则,是把数学和统计方法应用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以通过定量分析来揭示空间的“规律”。相对于之前的地理学“实地调研、信息收集、资料整理和解释性描述”范式,空间模式和计量革命地理学研究,改变了地理学“特殊性不适应于控制性的试验,人文因素永远也不能用数学语言来描述”的传统观念^[36]。这一范式得到牢固确立的标志,可以说是1969年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的出版^[37]。

在计量革命发展至高峰之际,社会研究者们进行了深入反思,认为计量革命越来越精细化的小研究有其“科学性”,但忽视了社会情怀和公众参与,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对计量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机械模型表达了反感与不满。C.赖特·米尔斯在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对此现象进行了批判^[38]。与此同时,彼德·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在1966年出版了《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该书观点指出：“任何人的视角都存在片面性,不能对客观作出解释”^[39]。这些后现代思想的论述,使计量革命范式受到了挑战。在地理学领域,随着地理空间事实的增加和人们对人地环境认知的深化,地理学家也不满足于对地理事实的整理分类和定量分析,要求深入了解地理和社会事实后面的原因。在计量革命后,社会研究和新地理学范式把理论作为研究的手段和目的,是对传统区域地理学厌恶理论和概念性分析的反动^[36]。

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地理新范式的出现,也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并体现在哲学观念的转变和时空体验转型层面。地理学家们逐渐认识到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理论缺陷,企图寻找新的哲学范式,重建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40]。然而,包括上述主要原因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实践,在为生产和消费的良性运行奠定基础的同时,却造成了政府的财政困难,这为之后弹性生产方式替代福特主义埋下伏笔。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为了消除障碍在全球扩张也成为必然,且在时间和空间上深化了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和事实,引发了全球不同尺度空间的社会矛盾,人的边缘化和异化问题也比较突出。此外,当时殖民地独立活动异常活跃,各国移民对多元社会文化的强化特征更加明显,这促使学术界对城市社会文化的研究比较注重各种文化的空间关系和空间的文化关系,体现出了对文化的空间公平和权利的追求^[41]。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人文的繁盛滋生,社会与文化问题日益多于自然环境问题,传统用于解释社会问题的范式和方法,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就在这一时期,德国社会学家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对社会研究中文化要素的渗透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卡尔·曼海姆就认为“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方式,也是独特的范式”^[42]。这一研究思维也将不再依照主流的实证主义范式,或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而是强调解释性与沟通性之间的关联。克利福德·格尔兹将此总结为“社会文化研究是解释性科学,其符号意义应该受到重视”^[43]。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变化,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研究重在寻找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引发的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关联,社会文化研究的批判范式越来越受到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研究中一些带有文化意味的互动论、现象学,以及后结构主义作品相继问世,使得对人的意念、社会、文化等研究由20世纪60年代之前不占主导地位的困境,逐渐成为社会研究和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概念。总之,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文化研究新范式在整体上受到了之前没有的冲击,地理学中的实证主义也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研究潮流的转向,受到了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人文主义等范式的影响。

这些新的范式倾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辩论^[29]。基于对区域地理及实证主义地理学研究中缺乏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思,人们认为之前范式存在“知识不完善和理论盲目”的问题^[44]。怀特认为,人之主观意念对地理工作非常重要^[45];大卫·罗温索也认为,地理事实不只有“物”,人们在“物”之上的附加意义更有价值^[46]。20世纪70年代,雷尔夫、段义孚等将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引进地理学 ^[47],促进了早期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的产生。

20世纪70年代后,诸如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米歇尔·福柯、爱德华·W.苏贾,以及一些新城市社会学和地理学家,结合时代最新变化特征,将传统“空间”推向社会文化分析的前台,重新定义和阐释了时代性的空间及其文化内涵^[48],并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凸显了“空间的优先性”,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消费控制和大众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会造成资本累积过程中的社会文化问题,在此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权力关系。西方社会文化地理新范式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多元人群背后的空间结构,以确保社会空间再生产或机制的变革^[48],因此需要把学术研究与对社会的关怀结合起来,讨伐不平等和非正义的社会空间问题。在文化研究领域,他们看到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区别,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平等性,非主流文化常常在社会中受到不公正待遇。

在此之后,后结构主义也开始在地理学中显现,该范式主要强调空间的“间性关联”和多元文化等观念^[49],强化要素在空间组织之间的开放性和关系性。同时,人们也对女性主义、种族主义,以及身体转向、情感转向^[14]等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50]。在这股思潮影响下,人们开始尖锐地批判社会与文化表面的虚假繁荣,认为文化研究应该重视社会现实,并致力于以文化的视角去审视社会问题。1987年,Cosgrove D等指出社会文化景观是一种图像,是在情境中不断生产和动态变化的过程,并提出这是“社会文化地理学的新方向”^[51]。1989年,Jackson P在新文化地理标志性著作《Maps of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中提出,文化地理学不能只关注文化本身,社会文化、空间的内部运作和符号的生产与价值内涵,等等,是社会文化构成与秩序生产的重要视角^[52]。新社会文化地理学更加重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分析^[31]。后人文主义思想对地理学的渗透,更加强化了社会文化地理学实践中的人地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在新的研究范式中,新社会文化的视角倾向于从文化政治切入,社会文化被赋予为意义的表征,意义则是权力争斗的体现^[53],新的视角均有别于地理学之前的经验主义、量化科学主义,以及伯克利学派的研究范式,非常契合时代对地理学理论创新发展的呼吁。

可以看出,通过上述系列范式推动,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出场,思考的是研究主题背后的空间现象、文化发展、社会建构,以及其运作过程中人与自然、社会、自我之间的深层关系和伦理实践理念。虽然在历史脉络中直接批判的对象是以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文化超级机制”、空间模式以及计量革命思想,但更为深刻的是对西方国家文化运动、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推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诸如全球城市化发展、混杂人口流动、社会文化政治、空间权利、不平衡地理、民族运动,以及后现代社会等,新的重大社会与文化问题在理论上的深刻回应与积极关切。

3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基本议题、创新及意义

3.1 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基本议题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议题较为丰富。本研究基于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库,借助CiteSpace引文空间分析工具,依据布尔逻辑检索“逻辑与”的表达形式,以“主题”=“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为检索关键词,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新社会文化地理学外文文献进行检索、数据查重与过滤,剔除“诉讼文书”（11.92%）“书评”（5.93%）“编辑材料”（1.82%）“会议”（0.07%）等相关度较低的文献,发现共有1273篇文献可供分析,这些文献占总文献的85.72%。从文献的国家来源看,主要是英国（27.25%）、美国（23.08%）和澳大利亚（8.61%）;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地理学（55%）、环境科学生态学（17.56%）、社会科学其他主题（6.73%）、城市研究（6.26%）、商业经济（5.92%）等领域;从文献范式解析分析,可归纳为早期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判性人文主义及后人文主义等。下面结合引用率较高,且具有典型性的文献,进行归纳总结：

（1）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交接之际,人文主义思潮在欧美国家兴起,实证主义方法论受到广泛批判,早期人文主义地理开始发展,研究者都非常重视“人”对“地”的文化感受和符号的象征意义,比较重视人的主体性及其思想和情感,以及社会文化再生产中的和谐性。例如,段义孚和大卫·西蒙等曾提出,地理学家应该通过普遍拥有的感知觉媒介,研究空间的意义和人在场所中的地方感。呼吁人的感知觉是沟通世界和发现真理的媒介,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地关系）也是相互渗透,且不可分离的^[54]。

（2）在全球-地方背景下,持久的社会空间讨论影响了社会文化地理新范式的理论气质。“空间转向”范式重新解释了晚期资本主义发展新特征,及其带来的新的空间景观^[55]。认为人类空间的生产历史语境表现出了新的趋势,空间生产实践也必然以自身独特的形式,体现出资本变化形态的轨迹^[55]。在以往传统社会,“物”（空间）占主导模式,人们对空间权力的占有和支配,也以此为基点和目标;在现代社会,空间则变为现代化的一个全息现象^[56]。面对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引发的空间新矛盾^[57],空间生产中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各自主体,通过相互联系的空间中介,结成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新的地理景观,理论界逐渐意识到社会空间分析应该走向前台,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新的阐释^[58]。亨利·列斐伏尔倡导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思想,对社会空间研究范式具有推动作用^[55]。

“空间转向”研究范式也体现出了明显的结构主义倾向,结构主义对地理学影响较大的是结构马克思主义。例如,大卫·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空间的生产之间具有很强的联系^[59],空间的生产又会使空间产生不平衡现象,地理不均衡造成的资本累积出现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时间的空间转移”和“空间的时间转移”得到消除^[60],这一观点被认为是空间研究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新范式,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对空间解释不足的缺憾。此外,曼纽尔·卡斯特尔对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争斗以及网络流动空间的研究^[61],尼尔·史密斯对资本政治运动导致的不平衡现象研究^[62],以及布莱诺对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权力和财富关系与互动的研究^[63],均体现了结构主义地理学的研究风格。

（3）杂合性空间及其文本阐释的多样性,促进了后结构主义向新社会文化地理学的渗透,该范式注重文化的社会空间过程、文化意义的空间生产,以及文本的情境性解读。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文化地理新范式更加关注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差异性。例如,爱德华·W.苏贾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城市社会空间生产影响的研究^[64],反映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社会文化的地理新景观和对“第三空间”社会文化的突破性分析。后结构主义导向下的新社会文化地理学对文化的研究,比较重视文化的空间影响因素、日常生活尺度中空间生产的文化过程,以及对文本文化的挖掘。例如,在城市或乡村同一区域中,容纳众多属于不同文化和民族信仰的人,如何被绘制为一幅色彩斑斓的图像,以及如何消除区域内文化活动的区隔现象;或在具体文化实践情景中,人们如何通过模式化的产品,建构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空间;如何通过类似绘画、电影、书籍等反映人与地的联系^[65],以及此文化如何与工作和娱乐紧密相联。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生产、大规模消费与空间异化,使一些新的议题作为观察维度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例如,新社会文化地理学中“女权主义转向”思想的发展,促使女性主义地理学在此时强调分析社会、文化、政治和历史因素对性别和性的影响^[66],以及性别与身份歧视、身份认同等方面的问题^[67]。在文化转向的推动下,非表征社会文化地理学得到发展。“身体理念”融入地理学,使身体研究从物理身体切入,关怀对健康、疾病、老龄化等社会身体及其文化的政治学、性别学和象征意义方面的研究^[68]。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分配的不均衡,人们面临焦虑的社会心理和情感状态不断再生产,人性的情感被科层制弊端淹没,情感又与身体、文化表征等具有很大关联,这成为“情感地理转向”的根本原因^[69]。这些理论转向的逻辑起点,均是对当时社会现实认知需求在理论上的积极回应。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现象,即分散文化形式的并置及其产生的新流动性空间特征^[70]。类似议题比如在一个城市（空间）,如何接纳不同类型的人群;一个民族旅游社区,如何在流动性中维护地方文化现象及其主体性^[71]。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对空间、社会、文化的关注,自然而然地指向了对身体和身份的重视。例如,一个特殊的群体,如城市新移民、城市中的“老漂族”^[72]、同性恋者^[73],如何通过建立俱乐部或者开辟这些空间,进行地方协商并维持自己的群体身份认同。此外,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非常重视一个特定文化事项和空间场域（环境）如何获得文化意义,以及文化又是如何利用这些空间场域（环境）实现其自身的意义。譬如,在针对广场舞的群体研究中,新范式不再只是关注舞者的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等显性功能和意义,而是更加关注这部分人如何在广场舞空间实践中增强社会关系、地方意义的建构和新环境中的人地关系互动^[74]。

新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后结构主义范式,比较重视对“空间相关观”的研究^[75]。“空间相关观”即空间精确地通过或多或少的、有组织的循环而得到不断地建构。由于视角的多样性,后结构主义范式中社会与文化的开放性与身份多元性研究,常常被认为是消弱以往空间静止和永恒的观点,典型的****如英国地理学家多琳·马西^[76]。“空间相关观”的研究,还体现在一些新颖话题之中。例如,新社会文化地理在对“物质地理”新范式分析中,“再物质化”中的“物”被认为是创造社会文化地理意义的重要载体,身体是对物质地理生产过程中混杂性社会文化感知的“非表征”过程。再如,在“自然的社会建构”^[77]和“超越人类的地理学”新议题中^[78],“自然”在本质上也不是一个僵化的先验存在,而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伴随价值和意义的再建构;“超越人类的地理学”也被看作是超越传统范式,且能弥合人文-自然隔阂的新方向。正如奈杰尔思·里夫特所言：“地理学中的社会和文化空间,应该是一些‘流’塑造的空间”^[75]。

（4）新社会文化地理新范式的另一个特点,即对批判性人文主义,以及后人文主义的重视和讨论,该范式以伦理道德为出发根本,注重对地理学中价值、强权和想象力的研究,以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本体生成”的重新认知^[79]。段义孚认为,传统地理****借助文字、图片、地图等工具认知的世界,是一个被高度概括过的世界,现实可能与此存在较大差异^[80]。在《浪漫主义地理学》一书中,他再思人与地的互动关系^[81],认为人们对自然、空间和世界的感悟能力,其实是在关注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和环境关系等人文主义地理学问题,是一种深刻的人地关系和社会文化观^[82]。在关于强权心理学相关研究中,他认为“人们为了寻求欢乐,在对自然施加着强权,水流状态的改变、动物园驯养动物……,人们在玩弄自然和弱者,纵容了人们内心权力欲和控制欲的邪念”,这种普遍存在于人类当中的权力支配行为应该受到抑制^[83]。此外,他认为文化与想象力也推动了人们在空间中的行为和移动,并且在此过程中将会建立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84],以此感悟自然并寻求提升人性的真谛,确立新的人地关系和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理念。在后人文主义地理学范式中^[85],研究者主张人与其他有机体和非有机体一样,都是社会或自然秩序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万物中的一种”,不存在“谁优于谁”的预设和倾向,非人类和人类一样,都具有能动性,也都是道德和政治的主体^[86]。例如,关于人类统一性和动物主体性的研究,便是企图解救人们将动物从文化的边缘中移出的传统价值观^[87]。

（5）近年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新范式作为地理学新的知识认知体系,呈现出了新的研究特征和趋势,主要集中在对“空间”“政治”“城市”“地方”“认同”等方面的重视。2008年以来,与西方新社会文化地理学最相关的文献核心词,其频次（F）和中心点（C）分别为：“空间”（F=179,C=0.11）、“政治”（F=138,C=0.12）、“城市”（F=135,C=0.10）、“地方”（F=127,C=0.04）、“认同”（F=97,C=0.07）、“文化地理”（F=95,C=0.05）、“景观”（F=71,C=0.05）、“文化”（F=68,C=0.13）、“社区”（F=66,C=0.09）、“网络”（F=60,C=0.10）、“性别”（F=56,C=0.05）、“透镜”（F=56,C=0.01）等（图1）。其中,比较具有典型性的研究,涉及到了互联网改变公共空间和私人地理及其政治之间的关系^[88],城市空间中文化与行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89],地方的绅士化与地方主义及其认同^[90],性别、时尚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91],地理网络的移动与流动性^[92]等。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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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08年以来西方新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议题

注：“+”大小表示关键节点词出现的频率高低,“+”越大,表示出现频率越高;线条表示共现关系连接线,越密集表示共现关系越大。
Fig. 1Research topics of western new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ince 2008

3.2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研究创新及意义

（1）早期人文主义地理学范式是对实证主义反思的产物,也是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地理学响应。该范式认为,空间和地方分别代表着人生经验中的感觉和经验,通过展示自然、空间、地方、景观,来解释空间感知差异,人通过感知来理解丰富多彩的外部环境^[54]。人们借助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方法,感知环境的差异存在,进一步强化了地理学中“意义”的价值;作为“人类的一面镜子”,通过将“人之主观意念”介入地理学,并借助景观来揭示社会的本质,超越了实证主义地理学研究范式,丰富了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2）社会文化地理新范式中“理论转向”的创新意义,主要体现了“理论介入世界的再讨论”。其中,“空间转向”范式,主要是对“空间作为要素”转向为“空间作为本身”的社会空间观进行阐释。新范式创新的特质,是从倾向关注时间和物理的空间等,向关注社会空间研究以及结构主义的一次理论跃越^[93]。研究者的思考注意力,从“关注空间是什么”,到关注“空间的演绎路径和逻辑如何”,再到“考虑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如何”,以及社会文化与区域、环境和地方构造和再塑的动力关系,研究空间性即表达自然与人文互动,也是重新去解读空间本质的根本途径^[94,95]。

“文化转向”新范式在对文化的阐释中,改变了之前“文化的空间布展”为“空间中的文化图像”的研究范式。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后,伯克利学派范式也使英国与美国的地理学界产生过分歧,分歧的倾向是对如何看待文化本身存有的差异,这导致的结果是对当时城市生活现实解释不足^[28],折射了社会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具有时代性和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性。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则表现出了方法论和实际应用的另一种风格^[96],新范式中“文化”被理解为实际生活中可以定位的具体现象,聚焦点放在了不同形式过程的“文化”是如何汇集到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些地方又是怎样对人们产生意义,重点在“文化”如何赋予空间以意义和价值感知。例如,一些新研究通过将博客概念化为电子部落,探讨地形网站特征与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将博客构建为一个社会空间,以及由此过程中产生的紧张和模棱两可的社会关系^[97]。通过上述分析可知,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转向”,研究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地理空间的利用,对诸如阶级、种族、性别、话语、空间、自然、政治、信仰、情感、身份、认同、美学等议题,也是在深层次上研究与地理环境有关的社会文化活动。

另一方面,新社会文化地理学对社会文化生产的定位,从关注“精英生产”变为关注“大众生产”的策略。在传统社会文化定义中,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具有象征性的社会文化活动形式,如有组织性的歌剧、符合意识形态的演出、“精心设计”过的博物馆,以及社会正统体系传授的文字和理念,等等。实质上,这些大多是某个社会文化机构或集团,自上而下地对社会文化的控制与表现方式,突出的是对过滤过的文化生产的关注^[98],是被高度概括过的世界和社会文化地理。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与此有别,更加关注社会文化“自下而上”的建构^[20],重视社会文化的底层建构和空间再现等诸多问题。新范式研究不仅带有容纳科学主义的倾向,而且超出了仅仅从传统高雅社会文化看地理问题的视角,社会文化生产的定位从“自上而下”转向为“自下而上”,这一范式将社会文化生产从被忽略的地位变为了“议题的中心”。在此范式下,社会文化的意义是开放的、变化的、不断生产的,因此也是不稳定的,这一范式有助于增强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的社会功能,揭示社会与文化实践的规律,推动传统社会文化地理理论多元化发展^[99]。

此外,“女性主义转向”进入社会文化地理学,其创新意义有利于强调地理学中分析社会文化、政治等对性别的影响^[67]。在“身体转向”研究中,身体不再被放置在传统身心不平等二元论范式中解释,而是被认为是社会与文化政治的重要议题,身体的生产是自然、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地理学中对身体转向的关照,有助于重建明晰的身体意象,挖掘人之本性,增强地理学对人的理解。人类身体的生理和社会文化构造,造就的社会文化地理学“情感转向”的研究,有利于地理学对表征的过度依赖,从更细致的微观层面观察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调节情感人性在社会中的重建,消除身体情感空间实践带来的不平衡地理。西方新社会文化地理系列“理论转向”范式的创新,其根本意义是将空间、身体、情感、性别等作为一种策略^[48],倡导的核心是从认同、身体、语言、社会认知、情感和意义等出发,重新构造对社会文化及其人地关系审视的新的功能和方式^[100]。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人类面对全球化经济、技术转型、文化多元动态变化过程中,对新的变化世界的人地关系和社会文化分析的新认知。

（3）对社会文化的关注从“注重议题本身”,转向为对议题的“价值、意义、社会、秩序的生产”,以及“间性关联”的重视。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关注和反思社会和文化现象的运作过程、深层机理及其和谐性。例如,在对空间的思考中,新范式更多认为它是关系的和社会的空间,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属性的空间,甚至是争斗和抵抗的空间^[62]。在景观的社会文化解释方面,传统伯克利学派对文化景观的解释,常常被认为是“具体的景观”,而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认为是价值观念符号,代表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在关系中定位分析视角。再如,“食物”的地理构造,意味着需要将食物的消费放置在当地社会、文化和生态特殊环境的“间性关联”中,诠释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能认识到地方食物与世界各地许多不同的当地人,有着自反和辩证的联系^[101]。在对特殊的地理最小尺度和景观“家”的研究中,“家”其实不是一个实在物体,而是被看作具有性别区分的社会文化地理景观的一部分,代表劳动的男人“养家糊口”和“家”是女人“领域”的观念,透过“家”载体说明社会关系的类型和维持这种微空间人地关系的社会文化活动性质。再如,前述谈到的“物质地理”,其聚焦点也是通过“物质”创造人地关系和新的社会文化,思考的是背后的空间意义和社会文化的价值建构^[102]。

（4）在批判性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范式研究中,更强调具身性地理过程,以及伦理道德的地理实践和人性的提升;后人文主义地理学倡导的弥合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非人之间的范式研究,其理念是在强调人类如何反思和自我超越,以及建构新人类与社会、自然相处的地理实践观,该范式是对地理学后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之后,提出的对人类主体优先思想的一种有力反拨,其本质上是用“本体生成”（ontogenesis）替代传统“本体存在”（ontology）的思想,以此重新看待人与技术、人与动物、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消除潜在和现实的对立,体现了社会文化地理学对范式探索的新高境界。

从上述阐述可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对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虽然在价值导向、范式、内容、方法等方面与传统范式存在较大差异,但本质上是人们对空间、地方、社会和文化的地理学透视,也是对特定环境结构中自然、空间、地方、社会和文化等主题的人地关系和新社会文化认知的反映,最终的追问回归到了“我是谁,我将是谁”,以及对“我的幸福与安全”“人与地理环境”“人与自然”本体论和关系意义的再思考,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注重融入多学科知识,树立了学科的权威性,大大扩展了社会文化地理学,乃至人文地理学的传统视域,也对弥合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分歧具有重要创新意义^[103]。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1）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界倡导以“人之主观意念”“理论转向”“空间间性关联”“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为特征的新范式,是对传统人文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断裂与延续,直接原因是对“伯克利学派”思想、空间模式以及计量革命思想的反思,但根本原因是学术界对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背景下一次深刻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观的学术响应。对我们的启发是,随时代动态变化的“社会”与“文化”等,是阐释社会文化地理空间生产和理论发展诉求的新的重要维度,改变对这些概念发展中的认知,意味着改变“我们自己”。

（2）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青睐从全球化视野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重视揭示后现代主义的空间图像;社会文化的差异化和多样化及其系列理论转向,促进了新社会文化地理范式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研究,这让“社会”“文化”等常常被放置在具体情境中进行文本化解读,在生成方式上也超越了以往习惯性从传统高雅的社会文化视角看地理景观的问题。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后人文主义范式,更是直指人与非人、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近10余年来,新的研究趋势主要集中在对“空间”“政治”“城市”“地方”“认同”等方面的阐释。新范式的创新意义表现为,改变了以往对“各研究要素作为本身”为对“各研究要素中社会文化图像”的重视,以及“价值、意义、社会、秩序的生产”,这些努力提升了社会文化地理学的想象力,使其研究更具有穿透力和立体感。

（3）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考察社会文化空间构成、空间秩序竞争等,探讨人类对社会空间和区域的观感和认识,使人们在探索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世界观和本体论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本质上均与“资本”“权力”“政治”“社会”“符号”“空间”等有关。基于新的社会空间和文化背景下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知识认知范式,代表了一种新的地理学哲学观和思维观,其显示出来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解构意识、建构意识,以及与其他学术话语融合和应用的趋势,是新时代创新分析社会文化地理学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矛盾的重要突破口。

4.2 讨论

任何新知识的演变和应用都有其社会背景和实际土壤,其范式和理论的发生过程,也有其历史传承性、自身规律性和时代创新性。恩格斯曾指出：“思维应该放在特定的时代理解”^[104]。同样,地理世界的人地关系实践和社会文化内容,也是一个随时代而变化的话题。“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然论”“文化超级机制论”“计量革命”等,是不同时期人们对自然或社会文化环境认知在思维和理论上的抽象。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通过“人之主观意念”“理论转向”“空间间性关联”“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等媒介,在融合自然与社会科学内容的基础上,与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关系,或者说用社会文化象征意义来解释变化多端的人类环境,也是在动态探索“人类-社会-自然-自我”之间更为深刻的、互为主体性的人地关系研究,纠正了传统社会文化地理学惯用的“社会现象”“空间模式”和“科学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偏颇。新范式的创新,是人类对特定环境、特定社会形态和特定生产方式中,人地关系及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实践认知演变中的一次飞跃性思想表征。正如段义孚说的那样：“地理事实世界不仅包括气候,农田、聚落和国家,也包括地理情操、概念和理论”^[105]。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的新范式,不管聚集在“人之主观意念”“理论转向”“空间间性关联”,还是“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层面,本质上均是地理学理论随时代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不仅没有“去地理化”,而且是以新理念重新审视地理问题,重构和开启了一条认知地理世界的新路径和上升发展的过程,即“人本身”、社会、景观、文化、空间、自然、“人与非人”等地理要素,并非与地理相分割（强调人之于地理的重要性）,也并非被动的表达和容器（对社会空间、文化、女性主义、身体、情感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重新承若与阐释）,而是通过社会文化等“理论转向”“间性相关观”（空间、文化、女性主义、身体、情感等,不仅面临各自理论转向问题,也存在关系关联）建构新的人地关系、人类关系和社会文化与自我关系,通过“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的社会文化地理实践,重新解释世界（重建地理实践的哲学认知观和人与非人的本体重塑观）（图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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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知识演进

Fig. 2Knowledge evolution of the new paradigm of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从科学结构的“范式”来讲,托马斯·库恩曾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谈到新范式有两个特点：其一,有一批坚定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一般会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其二,有一些开放性问题,需要新的实践者解决^[1]。传统社会文化地理学通常以过程归纳凝练普世规律、以区域比较作为相似对象研究手段、以逻辑判断作为诊断问题的基本方法;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则以空间、文化、景观等核心关键概念,重新诠释经济、社会、文化、人与自然在特定环境中的科学问题及人地关系,在思维和范式上与传统具有很大差异。在全球-地方大背景下,中国处于历史和现实交汇交融的转型时期,必然存在诸多社会文化地理新问题和需要协调的新的人地关系;同时,中国在面临社会治理和政府决策步入科学化的转型过程中,也越来越迫切需要新的方法论^[106]和思维方式对社会文化地理新问题进行深入解析。

近年来,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中国整体上处于“上升式的发展阶段”,面对学科内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发展中的质疑之声。本研究秉持如下观点：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界对以什么依据来判断社会文化地理新范式的“地理味”没有形成事实上的统一尺度,不同地理学研究者的哲学本体论承诺存在差异,对其认识论和方法论选择也缺乏深度对话;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学术界针对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相关理论阐释相对还不足。目前见刊的有限几篇理论研究文献,大多聚焦在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是什么”方面的解读,缺乏将新社会文化地理产生的背景,放置于人类历史的认知演变过程中进行起承转合式的系统性梳理和对看似眼花缭乱的主题进行知识内部的提炼归纳,这无疑不利于人们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精髓以及要义的理解和推广。因此,梳理和归纳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缘由、内涵及意义,有利于帮助学界厘清前沿知识建构,对新时代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大陆社会文化地理学对社会与空间的相互构成关系的分析、以及研究领域和理论框架的建构,确实还有待提升^[107]。通过梳理西方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新社会文化地理发展的历程与内容,有助于中国新社会文化地理学术体系的完善与建构。其一,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产生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并上升为理论讨论,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地理范式和研究框架的重塑,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有利于在方法论上推动学界对新旧人文地理学多元视角的研究和融合,促进并强化中国地理学各分支的综合性发展。其二,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文化转型发展之际,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内容和方法定位,需要重视时代发展的新兴问题,避免过于单一量化范式对学科的长期渗透,因为技术决定的经验主义研究往往会带来知识的碎片化。其三,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和发展过程,其方法论与方法的革新,与西方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更加融入在全球化发展体系中,全球-地方互动与协商中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空前突出,未来应立足现实,修正和丰富既有理论,培养高度的理论自觉性,这是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发展的新的理论增长点,也是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是,西方社会文化地理新范式也并非没有缺陷。例如,早期人文地理学吸纳现象学方法,也存在“自我作为世界意义之源”阐释之不足;在结构主义地理学中,存在过多注重结构的“深度”,而“广度”延伸不够的问题;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倡导空间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及其在弥合以往人文-自然割裂方面具有进步意义,但却对空间多样性和开放性框架下的地方主体性立场语焉不详,甚至较为暧昧。在批判性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地理学中,还存在理论认知模糊和内容诠释欠佳的现实。在社会文化地理新范式整体分析中,也存在过度依赖文本和话语,缺乏如何影响“人”“社会政策与实践”等方面的深度阐释。中国社会空间实践和文化转型过程,需要对西方社会文化地理知识的背景预设和意识形态保持清醒与反思,同时也要防止自我刻意追求特色,使知识陷入相对主义的悖论。因此,审慎借鉴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刻理解当代社会文化地理复杂人地关系实践的时代特征,是合理认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中国理性发展的重要基础;正确把握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理论关照,是新时代有效调控人地关系和解决社会文化地理新问题、新矛盾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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