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RobertHassink3Beyond the “evolutionary approach”: A critical review and paradigmatic reflections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old industrial areas
HU Xiaohui1, ZHU Shengjun,2, Robert HASSINK3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9-11-14修回日期:2020-03-29网络出版日期:2020-05-20
| 基金资助: |
Received:2019-11-14Revised:2020-03-29Online:2020-05-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胡晓辉（1982-）,男,浙江湖州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演化经济地理与地方产业动态、老工业区重构和区域经济韧性E-mail:xhhugeo@gmail.com。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PDF (2335KB)元数据多维度评价相关文章导出EndNote|Ris|Bibtex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胡晓辉, 朱晟君, RobertHassink. 超越“演化”:老工业区重构研究进展与范式反思. 地理研究[J], 2020, 39(5): 1028-1044 doi:10.11821/dlyj020190993
HU Xiaohui.
1 前言
老工业区是指以钢铁、造船、化工、汽车、矿产和森工为单一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及采掘业基地,也包含了专门从事纺织、制衣、造纸和食品生产等轻工业地区。老工业区这一词源自20世纪70年代处于国家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西欧和北美。它们原本是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初创地和发展引擎,但因“去工业化”而导致严重经济衰退[1]36。类似的“去工业化”浪潮也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到21世纪之初,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因市场经济改革、产业过度专业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激进干预等问题,也诞生了大量经济长期不振的老工业区[2]。如今,老工业区仍旧普遍存在,在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中均有一定分布,是造成区域经济不平等发展的主要空间单元。经济地理****对老工业区重构研究由来已久[3,4,5,6]。老工业区被看成为产业结构单一的空间集聚体,存在负向外部性、主导产业衰退和高失业率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便老产业消失,抑或新产业诞生,结构性问题仍长期存在,并持续产生不利影响。近年来,西方民粹主义兴起,如美国国家保护主义和英国的脱欧运动,其背后支持者大多来自美国“锈带”和英格兰东北部老工业区[7]。因为这些地区长期处在转型发展的困境中,或位于国家空间经济体系的边缘位置,普遍面临诸如企业外迁、劳动力流失、产业难以多元化、政府濒临破产等问题,使得其社会抗争和政治诉求尤为突出[8]。
在中国,老工业区曾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模范区域。但长期积累的产业结构单一、计划体制遗留、社会民生滞后、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限制了其重构动力和空间。尽管国家自2003年以来就出台了振兴老工业区战略,但在经济放缓的当下,老工业区仍是中国典型的“问题区域”[2]。特别是东北地区,近几年出现了工业生产率下降,城市失业率上升,甚至GDP负增长等现象[9,10]。从全球来看,老工业区已是各国区域发展政策的优先扶持对象,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地位。本质上,老工业区反映了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区域发展不平等问题,是经济地理****长期探索的核心议题[11,12]。老工业区重构的地理性不仅同地方产业条件和行为主体异质性有关,还受国家政治制度、政策框架、社会观念以及资本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影响[13]460。这给老工业区重构研究带来了诸多挑战。
从学术角度出发,一方面,经济****忽视老工业重构机制的地理差异性,并坚持认为重构是经济共性问题。这种思想产生了忽视地方特性的“空间中性政策”（spatial neutral policies）,被经济地理****广为批判[14]。另一方面,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paradigms）,由于借鉴异端经济学中的非均衡思想,被广泛运用于老工业区研究[3,15,16]。然而,由于各个范式存在认识论上的差异,****通常会选择运用某一特定范式,却忽视了其他范式的解释力优点,并由此产生了范式应用上的分离多元主义（fragmented pluralism）倾向[17]。
比如,有****秉持新区域主义思维,指出老工业区重构需构建企业间知识互动和溢出机制、形成学习网络和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18];有些****则采用制度视角,认为重构问题是制度问题,需通过制度改革、政府管制和社会治理等手段来推动重构[19,20,21];更多****借助演化视角,运用路径依赖、路径创造、锁定、相关多元化、韧性等概念来探索老工业区的形成原因,演化机制和重构路径[1,6,15,22-24]。但在实际中,特别是面临市场化程度较低或政府干预较多的语境时,以企业为中心的内生演化视角却常遇到解释瓶颈[2,25,26]。为此,****呼吁应将“制度、多主体、多尺度”等视角融入到演化范式中[27,28,29,30]。
研究发现,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锁定、路径创造和韧性等概念被过度地运用到老工业区重构研究中。尽管有其一定解释力,但仍有弱点,特别是忽视了多地理尺度下的多种动态因素及其作用逻辑。为此,以演化视角为切入点,对现有范式进行评价,重点将转型研究（transition studies）中的“多层次视角”（Multi-Level Perspective）融入到其中,构建一套能够更好理解老工业区重构的综合分析框架。本文含三个步骤：①对近十年有关老工业区重构的经济地理学文献进行回顾,重点围绕演化范式中的相关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②将转型研究中的多层次视角嵌入到演化范式中,初步构建了一个多元范式融合的分析框架;③在文献总结和范式反思基础上,提出了今后在该议题上的若干研究方向。
2 老工业区重构的经济地理学文献回顾
探索老工业区衰退成因、重构过程、机制、结果及其背后的地理差异和空间逻辑,是经济地理学长期关注的经典议题[13,25,31,32]。早期理论大多将老工业区视为空间发展不平等的产物。比如,Myrdal[33]的“累积因果论”（cumulative causation）和Hirschman[34]的“极化论”（polarization）,均被用于分析市场力量下区域不平等的发生机制。老工业区的出现是因为其正向循环累积机制衰减,同时随着新兴工业地区的崛起,使得老工业区的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向了发展条件更好的新工业区。需要指出的是,新工业区和老工业区均是特定时空语境下的相对定义。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当技术创新和发展优势在新的地理空间出现时,曾经的新工业区也可能转变成为老工业区。反之,老工业区也可以通过重构焕发活力,成为新工业区。两者的本质差别在于：同一时间阶段内,新工业区的生产模式、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等比老工业区更具优势。1980年代起,受马克思主义影响,Massey[35]强调劳动力和社会关系在空间差异塑造上的作用,并用“劳动空间分工”概念来剖析老工业区的兴衰本质。在21世纪前后,因“制度转向”,****们开始反思以往只关注经济维度的研究范式,并转向因产业结构单一和社会空间隔离所引起的老工业区制度僵化问题（如中国国企主导的“单位”和欧洲“工厂镇”）[19,20,36]。此外,Clark等[37]提出“沉降成本”（sunk cost）概念,将老工业区重构困难归咎于其大量已付出但无法回收的工业设备投入和建设成本。上述古典主义理论有其解释力,但因学科差异和视角不同而难达成广泛共识。相比之下,新经济地理学在探索老工业区重构问题上则更有说服力。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包含四种范式：演化经济地理学,关系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地理学和地理政治经济学[38,39,40]。尽管这些范式均受到异端思维影响,但它们在研究对象、分析单元、概念运用、理论侧重点及解释效力上仍有显著差异。其中,演化经济地理学是分析老工业区重构的主流范式[41]。
2.1 演化经济地理学
2.1.1 路径依赖和锁定 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经济景观（即经济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空间组织）的演化过程、机制和效应,及其背后的地理规律[42]。主要概念有路径依赖、锁定、多样性、韧性和路径发展。路径依赖是指一个系统的发展往往会遵循或受制于其过去的行为,使得发展路径和结果具有历史惯性[43]。锁定则综合了历史偶然性和自增强效应的观点,是指技术、产业或经济体按照特定路径发展的现象[44]。在长时序语境下,锁定的结果其实是开放的,并非一定阻碍重构[44,45]。然而,大多数研究却将其运用于解释老工业区的重构困境。Grabher[46]259提出了区域锁定概念,认为德国鲁尔老工业区的经济不振可用三种区域锁定模式来解释,即功能锁定、认识锁定和政治锁定。功能锁定是指企业间过于紧密的上下游关系,或高度本地化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会阻碍企业谋求改革和变化。认知锁定则被认为是产业内部广泛接受的同质世界观,不利于企业学习创新和竞争。政治锁定代表维系现有产业结构的制度组织和安排,该种锁定会阻挡新技术和新知识的诞生或外部进入。区域锁定概念被经济地理****广为接受,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在实证研究中,****发现锁定并非一定阻碍重构,也可促进解锁和路径更新。比如,意大利南部钢铁集群中领头企业的私有化,打破了以往的认知和政治锁定,帮助集群成功转型[47]。Morgan[48]320以英国威尔士产煤区为例,阐述了该地工会是如何积极地影响地方决策,从而促成“政治解锁”（political lock-out）和产业多元化。另一方面,一些****开始探索经济地理核心问题,即不同老工业区可能存在的不同锁定机制。Hassink[13]468比较了韩国造船业和德国纺织业地区的锁定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前者过高的企业空间集聚度、产业单一性和多尺度强政治锁定严重阻碍重构;而后者的低产业技术门槛、低沉降成本和弱政治锁定能促进经济更新。再者,部分****解构了路径依赖和制度演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阐述了制度变迁方式的差异会导致区域锁定程度（和解锁难度）的不同,从而产生非均衡的重构路径[28,49]。
2.1.2 路径创造和路径发展 推动新产业路径发展是老工业区重构的重要途径[22]。在演化视角下,新产业并非凭空而来,其诞生是路径依赖的,即是从传统产业路径或结构中衍生出来的[42,43]。Hassink[15]指出区域产业演化不仅和以往历史事件和决策有关,还依赖于地方特有的产业结构特征和政治制度环境,具有地方依赖性。随后,从广义达尔文主义中遗传、选择和变异概念出发,并结合城市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Frenken等[50,51]提出了“相关多样性”（related variety）概念,并认为新产业是从技术上相关的老产业上“分化”（branching）而来。大量实证进一步证明：不论内生分化,还是外生植入,新产业创造遵循“相关性”（relatedness）法则[52]。即一个地方的产业间技术关联度越高,越易产生知识互动和溢出,新产业就越倾向于在该地诞生[53]。
然而,相关性法则似乎更适用于企业集聚且知识基础较好的大都市区,现实中的老工业区路径创造机制则并非如此[54,55]。Fornahl等[27]发现德国北部海上风能产业及其相关的风电特种船舶产业并非从岸上传统造船业演化而来,而是得益于非本地的设备制造企业和多级政府的政策扶持。更多研究显示,路径创造（特别是新能源产业）常发生在以传统能源为主的老工业地区（如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地区）。但是这些地方的新路径通常在技术上、制度上和组织上脱离于地方原有路径。它们起源于传统能源产业衰落和对新能源发展渴求的双重压力下,是多尺度政府政策干预下的产物[26,45,56-58]。
近年来,研究开始将制度和能动性（agency）视角纳入到演化框架中,发现了老工业区路径创造的过程和动力机制具有多元复杂性。Martin等[43]认为：对于老工业区来说,其路径创造可能更多需要靠外部要素驱动或直接引入。Morgan[48]340指出老工业区的路径创造通常和政府举措有关。根据英格兰东北煤区的研究显示,他发现地方政府决策者及其出色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是新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59,60]。同样,Hu等[61]发现中国煤炭城市枣庄的旅游产业路径创造兼有地方产业依赖和政府创新治理的特点,传统煤炭企业在地方领导力的持续干预下可将其资金和要素转移到新产业发展上。定量研究也进一步印证：中国部分区域（如老工业区）并非通过产业关联分化出新产业路径。通过积极拓展外部联系和政府干预,这些区域可以突破过去生产、技术和制度等锁定效应,实现区域路径创造和路径突破[55,62]
上述研究使得传统路径创造概念受到挑战。部分演化****开始反思传统路径依赖理论,认为路径是一种过程,富有可塑性,并提出了“区域产业路径发展”（regional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概念,用来概括不同类别的路径演化机制[43,44]。他们认为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老工业区重构存在机制多样性：如路径延续/拓展（path persistence/extension）、路径衰竭（path exhaustion）、路径植入（path importation）、路径更新（path renewal）、路径分化（path branching）、路径多元化（path diversification）和新路径创造（new path creation）[16,30,63,64]。其中,路径延续和拓展均反映了强路径依赖性,是现有产业结构的维持和增强过程,易产生负面锁定效应。路径植入指区域新产业的诞生源于外部投资、政策扶持或企业流入,代表了路径创造的外生性,区别于相关性法则下的内生演化:即包括路径分化（新产业和老产业有关联）和路径多元化（新产业和老产业不相关）。路径更新也指路径现代化（modernization）或路径升级（upgrading）,多指基于现有产业架构上的技术创新、制度革新和战略选择,该过程能够让原有产品的功能、市场层次和产业组织效率得到提升和优化。最后,新路径创造用来区别于传统的路径创造概念,前者内涵更为细化,特指新产业路径诞生于熊彼特式的技术突破、科学发明和社会创新,代表一种脱胎于现有产业结构的全新产业路径。相比路径创造,路径发展概念更加辩证地看待历史作用,注重区域先决条件的同时,也强调多主体能动性的积极作用,能更为细致地解释老工业区重构过程、方式和机制[6,55]。
2.1.3 适应、适应力和韧性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老工业区提供了新的研究语境[65]。研究从以往关注经济衰退和重构,逐步转向危机背景下的区域韧性（regional resilience）问题[15]。Boschma[22]提出老工业区韧性可通过适应（adaptation）和适应力（adaptability）这两个概念来解释。前者强调路径依赖和锁定的作用,指维系原有产业结构和发展路径的企业或产业层调整,而后者指一种脱离原有产业架构及其制度限制的新路径发展能力。他认为老工业区长期韧性和重构困境在于难以权衡适应和适应力,即重构行为如聚焦适应则会以适应力减弱为代价。更多****认为韧性概念可以帮助理解三种不同的重构能力：①工程韧性中的冲击后恢复力;②生态韧性中的对外部冲击不良影响的吸收和消化调整能力;③演化韧性视角下的积极应对谋求改变的适应力[22,24,66-68]。结合演化视角,区域韧性包含了韧性过程和韧性能力两个理解维度[23,69],涉及抵御（力）,恢复（力）,再组织（力）和更新（力）四个方面[70,71]。前两个方面的均衡思想被广泛批评,因为政府政策干预、制度改革力量、人的积极能动性、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会打破均衡态[15,72]。从这点上来看,韧性的这四个方面是可以相融的,转化的,甚至是共存的[6]。
尽管现有文献开始对韧性概念进行了反思,但有关老工业区的韧性研究却存在不足。一方面,韧性定量研究强调结果分析,关注特定时段内区域劳动力就业和投入产出等指标变化,聚焦研究恢复力和抵御力[24,73-75]。这些研究能掌握老工业区重构的短期适应情况,但却难以解释适应背后的微观动态、发展潜力和长期路径轨迹[76,77]。另一方面,在相关定性研究中,韧性成为（后）危机语境下区域经济适应、转型和重构的表象术语或隐喻,对本质问题推敲和理论贡献有一定局限[78,79,80]。在对中国两个资源型城市的重构研究中,Hu等[28]将韧性概念同制度演进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一种用于比较不同地区重构过程、机制和结果的分析框架。尽管如此,韧性研究还存在概念模糊性和方法单一性等问题,难以解释老工业区重构本质[81,82]。此外,韧性易将区域经济演化问题简单化和短期语境化,对长期背景下老工业区慢性重构问题缺乏足够解释力[22,65,67]。
综上,演化范式认为老工业区具有较强的地方依赖性,其重构动力并非凭空而来,而需构建于地方原有产业结构和要素基础之上。该范式为研究区域产业演化提供了一种“历史”视角,并产生了多种解释性概念。然而,该范式存在局限性：过于注重企业为主的结构性内生力,忽视区域外部的社会和政治进程,缺乏对重构多尺度-多主体的能动性思考[44]。此外,演化范式过于强调相关性原则,有“区域拜物主义”（regional fetishism）风险,使得对老工业区内部异质性和地理性理解不足,难以解释“基于地方的”和“多尺度嵌入的”的重构动态和逻辑。
2.2 关系经济地理学
关系经济地理学是一种面向关系的经济行为空间研究范式[83]273。这里的“关系”是指行动者（含个人、企业和组织等）的行为互动网络及其所衍生出来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其表现形式有权力、社会能动性、网络嵌入性和不同地理尺度下的人际网络。这一范式超越了基于企业惯例的小尺度关系视角,综合地解释企业发展和地方兴衰。相比传统的区域描述和区域科学方法,该范式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尺度上的制度、权力及其社会关系[83]272。但相比演化视角,该范式对老工业区重构研究涉及较少。Bathelt等[84],以及Bathelt[85]对东德两个老工业区的研究中,提出了关系再捆绑（re-bunding）和断绝（rupture）概念,用于阐明老工业区重构的语境依赖性,即技术更新和政治经济危机可赋予企业关系再造的机会。企业家通过主动断绝以往的关系网络,并在多尺度上寻找新伙伴,建立新的产业-社会关系和网络,以此来促进重构。Safford[86]借助了关系地理学视角,比较了美国东北部两个老工业城市的重构差异,发现民间社会资本稠密的城市更容易走上新产业创造和经济更新之路。也有****提出老工业区可能存在对某些跨国公司有用的关系资产和区域比较优势（如大量技能熟练产业工人、完善的工业基础设施等）,传统产业的部分价值和功能可以通过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方式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而得以升级和重构[87,88]。关系范式聚焦多种行为个体（如企业、企业家、政府和组织等）在社会经济关系和网络中的嵌入性和位置,强调这些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能动性和关系资产对重塑的作用,摆脱了演化范式中以区域尺度和企业为核心的单一分析视角。2.3 制度经济地理学
制度经济地理学源自20世纪的“制度转向”。该范式关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塑造作用[89]。Gertler[90]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认为是制度塑造了老工业区特定发展路径和结果。国内****也有相似观点,他们指出东北经济不振现象是制度的一种反映,故经济重构的关键在于制度改革[19,20]。然而,制度视角并未成为老工业区重构研究的主流范式,仅有少数****将其纳入相关研究。比如,Evenhuis[49]比较了欧洲两个老工业城市政府治理的作用,指出两地因路径依赖程度差异,采用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并导致区域重构差异。Hu等[61]在中国枣庄经济重构的研究中,提出了地方领导力（place leadership）概念,阐述了地方决策者可以通过多种领导治理术来推动现有产业的多元化进程,以达到产业结构内生性调整的目的。在中国的进一步实证研究中,有****将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制度演进理论与能动性视角纳入到老工业区重构分析框架中[6,28],发现不同老工业区会因经济基础、发展目标和制度属性上的差异,而采取不同的政策干预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的制度变化模式和区域产业路径结果。从这点来看,制度范式在中国老工业重构上有其独特效用。从广义角度来看,制度不仅仅局限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还包括制度组织、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以及嵌入在制度中但又富有能动性的多尺度个体、企业和政府行动者[91]。其中,制度的动态性特点正和演化视角相结合,体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92]。总之,制度范式是理解老工业区重构必不可缺的工具,它强调了一个核心观点：即重构依赖于制度变化,后者的变化方式和逻辑与前者的机制密切相关。理解重构机制需充分理解制度能动性（如制度企业家精神）、制度环境和产业演化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和内在关系。2.4 地理政治经济学
地理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包含多种研究视角的综合范式[93]159。该范式将区域演化问题放在超越区域尺度的宏观认识论上,强调区域经济重构本质上同资本积累和不均等发展有关。该范式在经济地理学中占据着基础地位,其存在三个基本观点：一是区域重构是地域劳动分工在全球化和去工业化压力下的产物;二是区域经济演化不是空间孤立过程,与国家或国际制度框架下的空间治理政治和权力分配有关。三是国家政治经济动态（如宪法改革、生产关系调整等）能自上而下地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调整[94,95]。相比演化经济地理学,地理政治经济学更加关注政府管制、社会阶级和劳资关系在塑造空间经济差异中的根本作用[96,97]。该种范式运用于理解外部投资对区域发展的作用,以及探索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的权力不平等性等问题。它有助于思考劳动力属性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社会关系调节对区域差异的影响。然而,该范式却较少地被运用于老工业区重构问题研究上。近期,在有关英格兰东北部老工业区的研究中,Dawley等[92]和MacKinnon[40,97]聚焦该地快速崛起的海上风电产业,强调了拥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工会、企业家精英和地方政治人物的重要作为。这种作为帮助本地企业率先嵌入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占据产业价值链话语权,从而推动区域重构。该范式重视区域比较优势,认为老工业区比其他地方有更强烈的“求变”的社会/政治诉求,能为重构带来动力。地理政治经济范式的优势在于其超越了演化范式下过于聚焦区域组织惯例的分析视角,将老工业重构同国家或全球政治经济挂钩,强调宏观结构能动性。综上,总结了四种范式的主要概念,聚焦对象和应用优劣（见表1）。首先,演化范式下的路径依赖、锁定和路径创造是老工业区重构研究的最主流概念。尽管路径依赖和锁定往往聚焦负面外部性或强联系所产生的重构弱势[46]255,但近期被赋予更为辩证的动态观[44]。路径创造概念也从以往的基于历史偶然的空间随机主义和区域技术相关性视角中脱离出来,被修正成路径发展概念。尽管演化视角秉持以企业为中心的、以市场主导的和地方为尺度的内生发展模式,但其主要思想中蕴含着关系和制度范式要素[39]。比如,功能锁定是企业间关系过于紧密所致,认知锁定同企业或地方制度文化有密切关联,政治锁定可能由结构性的政府间权力关系和宏观政治体制造成[45]。尽管如此,由于路径依赖和锁定的概念化大多基于产业尺度,使得演化范式在解释微观能动性和中观制度动态关系上缺乏说服力,同时也忽视了国家和超国家尺度下的政治经济动态对老工业区重构的向下因果（downward causation）作用[55]。
Tab.1
表1
表1老工业区重构研究的四种经济地理学范式比较
Tab.1
| 范式 | 主要概念 | 聚焦对象 | 优点 | 缺点 |
|---|---|---|---|---|
| 演化经济地理 | 路径依赖;锁定;路径创造;路径发展;相关性;适应(力);韧性 | 知识溢出;学习;历史惯性;企业家探索行为;企业惯例;技术相关性 | 强调企业内生性、演化机制的前向历史追溯性和后向预示性,及结果开放性 | 难以解释外生性和非企业等社会要素的重构作用 |
| 关系经济地理 | 网络;嵌入性;位置性;战略耦合;再捆绑 | 信任;资源重组;知识互动;关系资产;社会资本 | 强调企业、人和组织的多尺度社会网络,理解关系资本和位置对重构的影响 | 缺乏动态观,忽视微观尺度下的经济机制和宏观政经因素 |
| 制度经济地理 | (非)正式制度;政府作用;制度演进;能动性;实践 | 企业惯例;非交易依赖;制度历史主义;制度厚度;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社会文化系统 | 超越以往基于企业或组织惯例的制度思考,把法律法规、政府政策、企业家精神、社会文化环境等纳入分析 | 过于聚焦制度负面性或制度个体能动性,对制度演化理解不够深刻 |
| 地理政治经济 | 劳资关系;社会权力;权力关系;治理术;社会能动性 | 结构性空间不平等;劳动空间分工;政府管制;结构中的地位和阶层 | 综合个体和结构力量的关系,可以将不同视角的解释元素融合起来综合解释经济地理根本性问题 | 分析框架会随着研究问题和议题变化而变化,框架相对松散,对宏观结构的判定有局限性 |
新窗口打开|下载CSV
其次,尽管关系和制度范式在老工业区重构解释上有不同侧重,但其存在视角上的关联。比如,前者认为社会资本是制度的一种形式,后者所强调的惯例则是个体间互动而形成稳定关系后的产物。与演化范式不同的是,关系和制度范式具备多尺度视角,即研究对象和分析单元不拘泥于本地,可跨越多个地理尺度。重要的是,这两种范式为老工业区重构研究提供了一种开放视角,因为制度和关系本身是中性词,并非一定产生负面效应,在特定条件下它们可以发挥积极效应而促进重构。尽管这两种范式在视角上有相交点,但它们却未形成范式互补,在老工业区实证研究上仍处相对边缘地位。
最后,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优点在于从结构性不平等发展视角来理解不同老工业区重构机会、路径方向和潜在能力。这种视角还提供了一种能耦合演化、关系和制度等范式的可能。能将社会能动性和宏观政治经济综合纳入分析,用多尺度视角来研究老工业区重构的本质问题[40]。但如单一地使用该范式,则容易忽视区域特性、企业行为、技术力量和偶然性等因素作用。
总的来说,演化经济地理学作为研究老工业区重构问题的主要范式,具有兼容关系、制度和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潜力,但目前仅限于不同范式之间的概念流动,尚缺乏范式之间的优势互补和方法共建[55,82]。特别是,演化范式过多地强调区域尺度下产业结构性条件对重构的先决作用,缺乏汲取其他范式中的多尺度-多能动主体视角（即含微观企业/个体、中观产业和制度、宏观政治经济结构等,同样也含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等地理尺度）。同时,老工业区重构研究不仅需要聚焦多地理尺度下的产业关系和制度问题,还更需要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技术和宏观政治经济语境下来分析,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贸易保护主义、数字化和劳工技能转型等。更重要的是,应当把多尺度“结构-能动性”互动关系放在老工业重构机制分析中的核心位置。为此,本文试图将转型研究的多层次视角纳入到演化范式中,以此来提升老工业区重构问题的解释力。原因有两点：一是转型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地理学范式,被用于探索推动区域新技术发展的社会过程及其背后的能动性逻辑,这符合当下老工业区重构研究注重能动性作用及其背后社会-制度变化逻辑的需求[98]。二是转型研究中的多层次视角能够结合“多地理尺度”和“多分析单元”两种优势,侧重思考老工业区重构过程中“微观行为动态-中观制度转型-宏观结构变化”之间辩证因果关系[99],能弥补当前演化范式的解释力不足问题。以下将从多层次视角出发,构建一种用于更好解释老工业区重构问题的综合分析框架。
3 多层次视角嵌入: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转型研究是探索社会-技术协同转型的核心方法[98]。Geels[98]强调转型不仅需要技术创新,还需技术所嵌入的社会制度作出相应转变。换而言之,转型并非仅仅依赖技术,同时还需更新市场观念、改变用户实践、调整商业规则、重塑产业网络等。他还指出任何转型都需经历一个克服制度历史惯性的过程,这一思想符合老工业区重构的演化特征。其中,多层次视角是转型研究的主要分析框架,包含了三个层面的互动逻辑,即顶层的“景观”（landscape）、中层的“体制”（regime）和底层的“利基”（niche）。首先,景观是指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层,代表了相对静态或缓慢发展的宏观语境,是个体无法直接影响的最高层[100]。当然,重大危机的发生（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金融危机、石油价格波动或自然灾害等）可以诱发景观变化,并可以向下直接影响体制或利基[98]。其次,体制是向上推动景观发生转型的关键层,也是景观发生内生性变化的动力。体制具有路径依赖性,包含了维系一个系统照原路径发展的制度、规则和政策,所以它往往抵制变化。这种“体制阻变”特性同锁定概念相契合：比如,有****就将高度依赖碳排放的经济发展体制概念化成“碳锁定”（carbon lock-in）[101,102];中国众多资源型城市也存在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开采和生产的技术-社会体制,其受制于景观（如国家能源结构和供给现状）限制,难以推动面向区域重构的改革[56,58]。最后,利基是指个体或小群体进行实验性培育“新奇”（novelties）的小生境,是体制转型的最基本动力,也是一个系统改革和创新发生的最微观层。利基“资源构建”（resource formation）和“合法化”（legitimization）可以推动其尺度上升而嵌入体制,并能在特定的语境下打开体制层的机会窗口（windows of opportunities）,推动体制改革和景观变化。
由此可见,多层次视角囊括了演化、制度和地理政治学中的相关概念和视角,将内生机制和外部环境相融合,同时强调能动性、制度变化和社会-技术系统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作用机理。更重要的是,该视角运用微-中-宏观多尺度互动演进的分析框架来理解转型的发生、发展和递进。尽管如此,多层次视角却较少地被运用到老工业区重构研究,且和其他范式也缺乏足够互动[103]。本质上,老工业区重构是一种特定空间经济系统的转型,其不仅和区域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条件有关,更依赖于推动变化的能动性及其所关联的多尺度体制和景观变化。比如,老工业区的锁定效应亦是一种“体制阻变效应”,其重构可通过培育利基（如新技术、新知识和新市场）以解锁体制阻变状态来实现,也可通过激发景观变化（如立法能源利用方式等）以增加体制转型的压力来获得。
据此,多层次视角和演化范式的互补融合能有效提升实证解释力[104,105]。Boschma[106]指出多层次视角需要融入空间观和尺度观,因为任何利基都需要载体,依赖于特定的地理尺度和要素,不存在空间选择上的任意性[107,108]。同时,利基可以来源于不同的产业组织：比如,有些利基同本地产业和地方资产有紧密关系,而有些则成长于关联度不高的产业和技术环境中,这些组织和关系上的差异会产生空间上异质的转型过程[106]。当然,利基形成所需要的动力、资源和行为主体也并非一定局限本地,它还可能同全球尺度下的变化有关联。此外,尽管体制代表一种稳定态的发展趋势,但它在不同地方或国家制度语境下会产生不同的运行机制,存在不同程度的阻变能力和促变机会,这意味多层次视角的地理性和多尺度性需要得到更多重视[106]。
根据以上讨论,初步搭建了一个具有地理性的多层次分析框架（见图1）,用于更好地理解和解释老工业区演化和重构问题。该框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基于多层次视角嵌入的老工业区重构分析框架
注：
Fig.1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structuring old industrial areas in multi-level perspective
（1）概念定义上,首先,老工业区的“体制”是指维系区域原有产业结构及其所嵌入的社会-制度体系的老产业发展路径,具有强路径依赖性和锁定效应,难以通过自身力量来打开面向解锁和重构的机会窗口,这种体制可被概念化为“产业路径体制”。该体制是老工业区重构的核心层,也是本框架的主要研究目标层。其次,“利基”可以看成少数能动主体（如个体、企业和社会组织等）谋求改变老产业路径体制的试验行为及其支撑要素。尽管利基受到体制锁定效应的限制和影响,但能动者及其他们所创造的新奇常脱离于本地主流生产结构、市场环境和社会文化系统。该层可以被看成“新奇创造利基层”,是孕育老工业区重构动力来源的载体,为本框架的微观分析单元层。最后,“景观”为老工业区重构提供了宏观结构性语境,有同时影响体制和利基层的能力和可能。“宏观语境景观层”的变化,比如新法律实施、国际贸易战,能给予老工业区体制转型压力和机会,促使利基层的新奇创造和体制嵌入[45,75]。
（2）地理尺度上,老工业区的产业路径体制是具体的,代表特定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发展系统。利基并非一定诞生本地,它可以发生在非本地、国家或全球尺度。比如,别国的技术突破,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专利合作等方式进入本地产业路径体制中,从而塑造出新的产业路径[45,56]。即使利基形成于本地,其能动行为者、资源和支撑要素也可能源自别处,具有多地理尺度性。再者,利基形成的知识互动网络,推动利基的行动者关系,信息传播渠道等也可能是跨地理尺度的。比如,瑞典南部传统食品工业区的重构得益于外部导入的生物技术研究机构和本地传统食品产业之间的知识互动[109]。在中国,部分老工业区通过战略耦合的方式,将本地老产业嵌入到全球领头企业的生产网络中,从而推动原体制的解锁和价值链提升[110,111]。同时,景观的地理尺度也是多元的,因为宏观语境变化具有地理扩散性,可以落到区域、国家、甚至是（跨）国际等多个尺度上。比如,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引发了《德国再生能源法案》的激进实施,刺激了海上风能产业在德国北部造船老工业区的迅速崛起[27]。同时,国家层面的语境景观层也有可能受到某一地方体制危机的影响,并反作用于更多的区域体制层。比如,2001年,中国东北的阜新因煤炭资源枯竭和国企体制改革引发了大量工人失业等严重社会问题,这触发中央政府的关注,并开始反思以往区域不平衡发展政策,并于2003年出台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加速了更多老工业区的体制转型[28,58]。
（3）作用机制上,“锁定”概念可作为切入点来进行老工业区重构的多层次分析。本质上,老工业区重构是一个打破“老产业路径锁定体制”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引入新动能（即新奇）。新奇进入体制层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利基的形成和合法化,二是体制层出现机会窗口。前者涉及微观能动性和广泛制度支持,后者则涉及到特定的时空机遇,但两者均受到宏观景观层变化的影响。比如,景观变化可直接影响利基,刺激其成长,或加速其尺度升级和壮大,而体制在景观变化压力下能出现机会窗口,有利于新奇的嵌入和 “解锁”体制形成。以山东煤城枣庄为例,其利基形成于地方领导力对台儿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以及依此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倡议。通过改变体制内部人们的观念和官员考核激励规则,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这一“新奇”逐渐被当地煤炭企业和官员（涉及老路径体制）接受和支持,促进了利基向上尺度升级。在枣庄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国家推动绿色转型的景观变化压力下,该新奇被正式确定为枣庄产业转型的主要方向（即对应利基合法化）。在这样的宏观语境下,地方政府能够促使本地国有煤炭企业涉足旅游业（即新奇进入到了老体制层）,以煤企的内生多元化战略来推动重构（即产业路径体制的解锁和转型）[61]。该框架的主线可总结为：老工业区重构是一个“新奇创造利基层”-“产业路径体制层”-“宏观语境景观层”互动过程,其核心思路可以概括为新奇在体制和景观的双重压力下通过机会窗口进入并塑造产业路径体制。
4 结论和讨论
老工业区在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系统和区域发展政策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全球地缘政治转型、消费模式和环境转型的兴起,使得老工业区重构愈发成为****聚焦的研究对象。在回顾国内外老工业区重构的文献基础上,就其主要研究范式进行梳理和批判,得出三个结论：（1）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演化、关系、制度和政治经济地理范式对老工业区重构问题有不同程度的运用。这些范式在概念使用、尺度聚焦、时空侧重和机制解释上存在显著差异,且缺乏范式之间融合和优势互补。
（2）演化经济地理学是解释老工业区重构的最主流范式。路径依赖、锁定和路径创造是当下最为流行的演化概念,但在理解“结构-能动性”关系、多尺度互动机制和历史辩证逻辑上存在解释力缺陷[55]。新兴的路径发展概念为多范式互动和分析框架优化提供了空间。
（3）本质上看,解释老工业区重构的演化范式缺乏足够严谨的多尺度视角而面临现实应用瓶颈。一方面,演化范式缺乏对区域外部非企业等行为主体（如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家精神等）的微观能动性及其对制度-产业演化的向上因果理解。另一方面,该范式忽视宏观结构性压力对中观区域产业体制和微观能动者的影响塑造作用,难以提供向下因果解释力[93]173。
为进一步弥补尺度分析上相对单一的演化范式,引入转型研究中的多尺度视角[96]。该视角将老工业区重构看成微观利基、中观体制和宏观景观辩证互动的过程,提供了一种向上和向下因果多尺度融合的综合分析框架。同时,该框架还丰富了锁定、解锁和区域新产业路径发展等演化概念的现实应用解释力。新的分析框架强调：
（1）老工业区的体制即是老产业发展路径,这种体制存在强地方依赖性和锁定效应,其重构和转型即是解锁过程。
（2）利基是老工业区解锁和内生重构的必要条件,是新奇创造（包含技术实验、市场创新、新管理实施和社会创新等）的重要载体。利基产生的动力、机制和环境可以是多地理尺度的,既有历史依赖性,又有语境敏感的能动性。
（3）宏观社会经济语境变化为老工业区路径解锁和重构提供了机会空间,这种机会空间能帮助利基尺度上升,并帮助新奇进入老产业体制中产生面向变化的新能动。
综上,多层次的演化视角在研究老工业区重构问题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不仅具备了关系、制度和地理政治经济的范式要素,且提供了一种多范式融合的方法切入点。据此,提出了今后研究方向：
（1）概念化景观变化的来源、作用、功能和尺度,充分思考促成景观变化的多尺度-多动力机制。需将部分未被充分解释的演化概念如关键事件（critical juncture）和机会窗口纳入到体制变化的分析中,同时需概念化能动性、新奇诞生和利基尺度升级的互动关系,重点理解新奇的类别、进入体制层的方式和语境特点,探索新奇对体制层的影响过程、对象和结果[112,113]。此外,要进一步突出外部冲击下的景观变化在推动利基发展上的作用。通过将韧性概念纳入多尺度视角,对利基产生动机、作用对象和效果等进行概念化和实证探索。
（2）老工业区重构文献中的锁定和解锁概念需在多尺度互动-多范式融合的视角下进行再理论化,将地理空间和分析单元两种尺度同时纳入到分析框架中,以此来超越以往尺度单一的、过程单向的、地理非敏感的实证解读。
（3）增加多尺度演化视角同其他范式的互动,让制度、关系和地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优势也能得到发挥,进一步引入社会学、生态学、管理学和政治学中有关“能动性”和“系统性转型”概念和思想,用来丰富和完善经济地理学在老工业区重构问题上的范式体系和理论构建[55]。
致谢：
真诚感谢三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思路、范式梳理、术语表达、中国老工业区实证经验总结、特别是基于转型地理的分析框架构建上的修改意见,使本文受益匪浅。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本文引用: 2]
DOI:10.1007/s11769-015-0784-8URL [本文引用: 3]
DOI:10.1068/a36273URL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URL [本文引用: 1]
资源型城市是中国式"问题城市"的代表,但它本质上不属于同一职能类型。随发展阶段的不同,资源型城市表现出不同的职能特点。本文利用全国城市职能分类的成果,按照优势职能、突出职能、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四要素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职能特征进行了整理。按照优势职能将资源型城市划分为典型期资源型城市和变异期资源型城市,按照突出职能划分为采掘业城市、制造业城市和商业城市,按照职能强度和职能多样化程度划分为职能专业化和职能多样化的资源型城市。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职能具有多样化的趋向,但多数城市仍囿于采掘业城市和制造业城市的范畴,并且职能演化缓慢反复。这说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仍将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命题。
URL [本文引用: 1]
资源型城市是中国式"问题城市"的代表,但它本质上不属于同一职能类型。随发展阶段的不同,资源型城市表现出不同的职能特点。本文利用全国城市职能分类的成果,按照优势职能、突出职能、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四要素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职能特征进行了整理。按照优势职能将资源型城市划分为典型期资源型城市和变异期资源型城市,按照突出职能划分为采掘业城市、制造业城市和商业城市,按照职能强度和职能多样化程度划分为职能专业化和职能多样化的资源型城市。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职能具有多样化的趋向,但多数城市仍囿于采掘业城市和制造业城市的范畴,并且职能演化缓慢反复。这说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仍将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命题。
DOI:10.11821/dlyj201807005URL [本文引用: 5]
区域经济弹性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地理学一个热门研究议题。已有研究侧重于将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化成区域经济体在受到冲击或干扰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应对能力和手段,但缺乏动态演化观。基于制度演化视角,将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化成一种制度演化过程,并根据制度演化的不同模式（如层叠、转化和替代等）,提出了一种分析和理解区域经济弹性差异的方法。该方法将被应用到中国两个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山东枣庄和辽宁阜新）的经济弹性比较分析中。通过关注2000年后两地新产业的诞生过程和机理,结果显示：枣庄的经济弹性同制度良性层叠和转化这两种模式密切相关,这两种模式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更新和多样化;然而,阜新的经济弹性则表现出一种对原有制度的不断厚化过程,使得在产业上体现了较强的路径持续和拓展性。制度演化视角能结合区域经济弹性的过程、能力和结果这三个方面,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弹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DOI:10.11821/dlyj201807005URL [本文引用: 5]
区域经济弹性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地理学一个热门研究议题。已有研究侧重于将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化成区域经济体在受到冲击或干扰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应对能力和手段,但缺乏动态演化观。基于制度演化视角,将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化成一种制度演化过程,并根据制度演化的不同模式（如层叠、转化和替代等）,提出了一种分析和理解区域经济弹性差异的方法。该方法将被应用到中国两个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山东枣庄和辽宁阜新）的经济弹性比较分析中。通过关注2000年后两地新产业的诞生过程和机理,结果显示：枣庄的经济弹性同制度良性层叠和转化这两种模式密切相关,这两种模式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更新和多样化;然而,阜新的经济弹性则表现出一种对原有制度的不断厚化过程,使得在产业上体现了较强的路径持续和拓展性。制度演化视角能结合区域经济弹性的过程、能力和结果这三个方面,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弹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DOI:10.1057/s42214-018-0001-4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11/j.1467-9906.2012.00625.xURL [本文引用: 1]
This article detail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 rust belt over the course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t begins by building typologies of cities 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restructuring and by showing how cities vary in socioeconomic performance by the endpoint. Multiple methods and data sources are then used to provide a general and detailed story of change for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performers. Results show that, in general, deindustrialization is not associated with performance. However, manufacturing still matters. Detailed stories show successful cities of one type have diversified manufacturing, becoming post-industrial producers. Successful cities of another type have specialized, retaining old manufacturing in branch plants. For the first type of city, policies aimed at developing the labor force and encourag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local manufacturers is recommended. For the second type, policies targeted at improving the local business climate are encouraged. Results also show all unsuccessful cities have become healthcare-based economies.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
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23792949.2017.1413405URL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3]
DOI:10.1111/jors.2012.52.issue-1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93/cjres/rsp033URL [本文引用: 5]
DOI:10.1093/jeg/lbu026URL [本文引用: 2]
DOI:10.1177/0309132509343728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0343404.2010.543126URL [本文引用: 1]
ASHEIM B. T., BOSCHMA R. and COOKE P. Constructing regional advantage: platform policies based on related variety and differentiated knowledge bases, Regional Studi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 model based on the idea of constructing regional advantage. This policy model brings together concepts like related variety, knowledge bases and policy platforms. Related variety attaches importance to knowledge spillovers across complementary sectors. The paper categorizes knowledge into 'analytical' (science based), 'synthetic' (engineering based) and 'symbolic' (arts based) in nature, with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virtual' and real proximity mix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are traced for evolving 'platform policies' that facilit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in and between regions in action lines appropriate to incorporate the basic principles behind related variety and differentiated knowledge bases.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1]
DOI:10.1016/j.scitotenv.2014.10.096URLPMID:25460950 [本文引用: 5]
Poverty alleviation linked to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has been achieved in many regions but there is often only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s on ecological dynamics. A central need is to observe long term changes in regulating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as the basis for assessing the likelihood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or ecological collapse. We show how the analyses of 55 time-series of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onditions can provide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for the modern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region since the 1950s with powerful insights about the sustainability of modern ecosystem services. Increasing trends in provisioning ecosystem services within the region over the past 60 years reflect economic growth and successful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are paralleled by steep losses in a range of regulating ecosystem services mainly since the 1980s. Increasing connectedness across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domains after 1985 points to a greater uniformity in the drivers of the rural economy. Regime shifts and heightened levels of variability since the 1970s in local ecosystem services indicate progressive loss of resilience across the region. Of special concern are water quality services that have already passed critical transitions in several areas. Viewed collectivel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regional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passed a tipping point in the late 1970s and is now in a transient phase heading towards a new steady state. However, the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shows no sign of decoupling as demanded by the need to reverse an unsustainable trajectory.
[本文引用: 1]
DOI:10.11821/dlxb201804013URL [本文引用: 3]
运用演化弹性理论（evolutionary resilience）采用经济周期模型法和偏离—份额法,从增长和结构两个方面,比较分析沈阳市、重庆市和武汉市3个典型老工业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结果发现：① 重庆市和武汉市经济增长能力水平具有显著地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界的阶段性特征;沈阳市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出适应循环周期特征,目前处于由维持向释放过渡的阶段。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沈阳市3次产业结构转换方向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第三产业份额的增加主要是第二产业增长放慢的结果。重庆市和武汉市3次产业结构转换方向具有较强的稳定性。③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沈阳市和武汉市制造业结构演替受老路径增长能力变化影响较大,重庆市制造业结构演替是在新老路径都保持较高增长能力背景下稳步推进的。④ 21世纪初以来,沈阳市新路径的演化呈现出低端化特征,而重庆市和武汉市新路径的演化呈现出高端化特征。本文将弹性理论应用到城市经济转型研究,实证了弹性理论的实践应用价值。
DOI:10.11821/dlxb201804013URL [本文引用: 3]
运用演化弹性理论（evolutionary resilience）采用经济周期模型法和偏离—份额法,从增长和结构两个方面,比较分析沈阳市、重庆市和武汉市3个典型老工业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结果发现：① 重庆市和武汉市经济增长能力水平具有显著地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界的阶段性特征;沈阳市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出适应循环周期特征,目前处于由维持向释放过渡的阶段。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沈阳市3次产业结构转换方向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第三产业份额的增加主要是第二产业增长放慢的结果。重庆市和武汉市3次产业结构转换方向具有较强的稳定性。③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沈阳市和武汉市制造业结构演替受老路径增长能力变化影响较大,重庆市制造业结构演替是在新老路径都保持较高增长能力背景下稳步推进的。④ 21世纪初以来,沈阳市新路径的演化呈现出低端化特征,而重庆市和武汉市新路径的演化呈现出高端化特征。本文将弹性理论应用到城市经济转型研究,实证了弹性理论的实践应用价值。
DOI:10.1080/00343400802195147URL [本文引用: 2]
DOI:10.1111/ecge.12028URL [本文引用: 2]
This article extends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on path creation by develop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moves beyond existing firm-centric accounts and connects to a wider array of actors and multiscalar institutional contexts that mediat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growth paths. As part of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agency, the approach specifically redresses the apparent neglect of the multiple roles of the state and public policy interventions in research on path creation. The framework is used to interpret more than 30 years of path-creation activities that have placed the peripheral region of North East England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United Kingdom's burgeoning offshore wind sector. The empirical findings reveal how a variety of path-creation mechanisms have served to shape, and be shaped by, successive causal episodes of complex and geographically situated social agency. Emerging from an episod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 path's creation was subsequently catalyzed by a decade of strategic and contextual regional policy intervention before a radical restructuring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overnan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created a policy vacuum for the path's development.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cy-on, policy-off episodes illustrates the potential agency of evolutionary inspired policy interventions in supporting mechanisms of path creation and reveals a varied set of implications for the cohesion and embeddedness of the path's development.
DOI:10.1080/09654313.2012.667928URL [本文引用: 3]
Wind energy-related employment has been surging recently in Germany: it rose from 9200 in 1997 to 90,000 in 2007 and is estimated to be 112,000 in 2020. The industry particularly emerged in coastal, Northern Germany. Recently, big hope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set on the offshore wind energy industry. Two recently discussed evolutionary concepts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such as wind energy, in space: the windows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concept stresses the locational freedom in the earliest stag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hereas path creation emphasizes the role of exis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hs, such as shipbuilding, from which new industrial paths, such as wind energy, emerge.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sing whether the new industrial path of offshore wind energy emerged out of existing paths, mainly shipbuilding, in the five states of coastal Germany, namely Bremen, Lower Saxony, Hamburg, Schleswig-Holstein a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It concludes that shipbuilding only indirectly affecte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offshore wind energy industry in Northern Germany.
DOI:10.1177/0042098018817223URL [本文引用: 5]
DOI:10.1016/j.progress.2018.01.001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0343404.2019.1566704URL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1]
DOI:10.1111/grow.1996.27.issue-2URL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DOI:10.2307/622432URL [本文引用: 1]
URL [本文引用: 1]
经济地理学是在与经济学的交融中创新、发展的。基于经济学发展中的三个重要流派:新古典主义、制度主义和演化主义,经济地理学在新世纪将进入前所未有的纷争时代——新古典经济地理学、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在对经济学领域的这三大流派基本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欧美经济地理学领域这三个发展方向各自的理论出发点及其异同,进而分析了其竞争、合作和创新的基本途径以及对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URL [本文引用: 1]
经济地理学是在与经济学的交融中创新、发展的。基于经济学发展中的三个重要流派:新古典主义、制度主义和演化主义,经济地理学在新世纪将进入前所未有的纷争时代——新古典经济地理学、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在对经济学领域的这三大流派基本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欧美经济地理学领域这三个发展方向各自的理论出发点及其异同,进而分析了其竞争、合作和创新的基本途径以及对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DOI:10.1080/00343404.2014.889815URL [本文引用: 2]
Regional Studies. Since 2006 economic geographer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ttempts to constitute a new paradigm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paper aims at advancing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by reviewing its core critique and proposed solutions, particularly that of integrating the perspective of a geographical political economy. Although the authors sympathize with the identified shortcoming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the proposed alternative approach, geographical political economy, is regarded as being too narrow and reductionist. By combining evolutionary and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in certain respects a plea is made for advancing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by engaged pluralism.
DOI:10.1080/00130095.2018.1498294URL [本文引用: 3]
DOI:10.11820/dlkxjz.2011.12.003URL [本文引用: 1]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派”经济地理学.近年来,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表现为:规划导向、综合导向、“区域主义”、基于GIS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表达愈来愈普遍、国际化趋势明显.在研究方向上,除了传统优势领域得到强化外,出现了若干新的研究方向,包括功能区划分、能源与碳排放、全球化与外资外贸、生产性服务业、信息技术与互联网,以及农区地理与农户区位研究等.在人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新因素与新格局,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全球化、跨国公司及外资,交通运输地理与空间组织,资源型城市及老工业城市转型,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海洋经济地理,地域空间规划方法等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在国家重大地域空间规划中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包括主体功能区划、东北振兴规划、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部崛起规划、资源枯竭型城市规划、生态区域建设规划,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等重点区域规划.未来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既拥有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在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同时,需要更加重视理论总结和人才培养.
DOI:10.11820/dlkxjz.2011.12.003URL [本文引用: 1]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派”经济地理学.近年来,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表现为:规划导向、综合导向、“区域主义”、基于GIS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表达愈来愈普遍、国际化趋势明显.在研究方向上,除了传统优势领域得到强化外,出现了若干新的研究方向,包括功能区划分、能源与碳排放、全球化与外资外贸、生产性服务业、信息技术与互联网,以及农区地理与农户区位研究等.在人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新因素与新格局,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全球化、跨国公司及外资,交通运输地理与空间组织,资源型城市及老工业城市转型,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海洋经济地理,地域空间规划方法等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在国家重大地域空间规划中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包括主体功能区划、东北振兴规划、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部崛起规划、资源枯竭型城市规划、生态区域建设规划,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等重点区域规划.未来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既拥有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在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同时,需要更加重视理论总结和人才培养.
DOI:10.1093/jeg/lbm021URL [本文引用: 2]
DOI:10.1016/j.envpol.2020.114569URLPMID:32311638 [本文引用: 4]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PM2.5 is of great interest to the atmospheric and climate science community, who aim to understand and better control the atmospheric linkage indicators. However, 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pollution-sensitive citie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large-scale and long-term systematic analyse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PM2.5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y using an exploratory spatiotemporal data analysis (ESTDA) technique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magery inversion data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REB), China, between 2000 and 2016.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annual value of PM2.5 was in the range of 23.49-37.67?μg/m3 with an inverted U-shaped change trend, and the PM2.5 distribution presented distinct spatial heterogeneity; 2) there was a strong local spatial dependence and dynamic PM2.5 growth process, and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PM2.5 exhibited higher path-dependence and spatial loc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3) the endogenous interaction effect of PM2.5 was significant, where each 1% increase in the neighbouring PM2.5 levels caused the local PM2.5 to increase by at least 0.4%.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factor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fluenced the PM2.5 levels. Our results provide spatial decision references for coordinated trans-regional air pollution governance as well as support for further studies which can info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YREB.
DOI:10.1111/ecge.2010.86.issue-1URL [本文引用: 5]
DOI:10.1111/grow.2017.48.issue-2URL [本文引用: 5]
[本文引用: 2]
DOI:10.1093/cjres/rsu012URL [本文引用: 1]
The article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e debate on path-dependence by providing qualitative evidence on the case of the steel area of Taranto (Italy), which is still host to the largest steel plant in Europe. The article seeks to make two related contributions. First, it seeks to identify and discuss the possible causes of Taranto's path-dependence by highlighting their specific features. Second, it gives evidence to a dynamic social process affecting Taranto's long-term institutional set-up, which is likely to have an impact on the area's economic evolution.
[本文引用: 2]
DOI:10.1093/cjres/rsx014URL [本文引用: 2]
DOI:10.1067/mem.2003.146URLPMID:12712036 [本文引用: 1]
We developed and tested a protocol for compounding a large volume of injectable atropine from powder. The resulting protocol could be used by hospitals to rapidly use large amounts of stockpiled atropine.
DOI:10.1093/jeg/lbq053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11/j.1944-8287.2011.01121.xURL [本文引用: 1]
The question of how new regional growth paths emerge has been raised by many leading economic geographers.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there are strong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regions are most likely to branch into industries that are technologically related to the preexisting industries in the regions. Using a new indicator of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betwee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e analyzed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70 Swedish regions from 1969 to 2002 with detailed plant-level data. Our analyses show that the long-term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landscape in Sweden is subject to strong path dependencies. Industries that were technologically related to the preexisting industries in a region had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entering that region than did industries that were technologically unrelated to the region's preexisting industries. These industries had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exiting that region. Moreover, the industrial profiles of Swedish regions showed a high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cohesion. Despite substantial structural change, this cohesion was persistent over time. Our methodology also proved useful when we focused on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one particular region. Ou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Linkoping region increased its industrial cohesion over 30 years because of the entry of industries that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its regional portfolio and the exit of industries that were technologically peripheral. In summary, we found systematic evidence that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es is strongly conditioned by industrial relatedness at the regional level.
DOI:10.1111/ecge.2009.85.issue-2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820/dlkxjz.2011.06.002URL [本文引用: 1]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产业集群成为一种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受到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些年来,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学派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演化路径成为集群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本文首先介绍了产业集群形成的传统解释及其不足,然后回顾了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研究特点和主要研究思路,最后指出了在中国应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DOI:10.11820/dlkxjz.2011.06.002URL [本文引用: 1]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产业集群成为一种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受到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些年来,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学派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演化路径成为集群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本文首先介绍了产业集群形成的传统解释及其不足,然后回顾了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研究特点和主要研究思路,最后指出了在中国应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DOI:10.11821/dlyj201807001URL [本文引用: 7]
区域发展是区域产业不断演化、转型与升级的过程。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旨在通过分析企业进入、成长、衰退和退出等动态过程阐释企业、产业、集群、网络、城市和区域的空间演化,认为区域产业发展演化遵循路径依赖,并决定于产业技术关联。然而路径依赖式演化理论过于强调内生发展过程,忽视了外生因素和制度变革带来的路径创造机会。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剧烈。技术关联推动了区域产业演化,显示中国区域产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同时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为区域产业发展创造了新路径。外部联系、制度安排、行为主体的战略性行为等促进了路径创造。
DOI:10.11821/dlyj201807001URL [本文引用: 7]
区域发展是区域产业不断演化、转型与升级的过程。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旨在通过分析企业进入、成长、衰退和退出等动态过程阐释企业、产业、集群、网络、城市和区域的空间演化,认为区域产业发展演化遵循路径依赖,并决定于产业技术关联。然而路径依赖式演化理论过于强调内生发展过程,忽视了外生因素和制度变革带来的路径创造机会。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剧烈。技术关联推动了区域产业演化,显示中国区域产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同时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为区域产业发展创造了新路径。外部联系、制度安排、行为主体的战略性行为等促进了路径创造。
[本文引用: 3]
DOI:10.1080/00291951.2014.894564URL
DOI:10.1016/j.cities.2017.09.002URL [本文引用: 3]
DOI:10.1068/a36274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515/reveh-2016-0042URLPMID:27902453 [本文引用: 1]
Cadmium (Cd) is one of the heavy metals that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human health. In Iran, there is no policy to regularly measure Cd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However, some studies have been performed on special groups and in different cities of Iran. This paper has reviewed these studies and human contamination levels in Iran.
DOI:10.1080/00343404.2016.1200189URL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0130095.2016.1154443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77/0308518X19863438URL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DOI:10.1093/cjres/rsp029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93/jeg/lbu015URL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DOI:10.1093/jeg/lbr019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0343404.2015.1136410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0343404.2013.854879URL [本文引用: 1]
Bristow G. and Healy A. Regional resilience: an agency perspective, Regional Stud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the nascent theorizing and empirical study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role of human agency has been under-explored to date. In seeking to address this gap, the paper focuses on three key questions: why agency is important in resilience; how agents are organized in complex, regional economies and how they might act; and finally, what an agency perspective means for how resilience might be conceptualized and analysed empirically. It is argued that including the human factor in resilience thinking ultimately means that the role of place and context must assume greater significance. Bristow G. and Healy A. ???????????,????????,?????????????????,?????????????????????????,??????????? ?????????????;??????????????,????????;??, ????????????????????, ??????????????,??????????????,???????????????????????? Bristow G. et Healy A. La resistance regionale: du point de vue du facteur humain, Regional Studies. Cet article affirme que le role du facteur humain a ete sous-exploite dans l'elaboration naissante des theories et des etudes empiriques de la resistance economique regionale. En cherchant a colmater cette breche, l'article porte sur trois questions: les raisons pour lesquelles le facteur humain importe pour la resistance; comment l'intervention humaine s'organise en economies regionales complexes et comment elle pourrait agir; et finalement, ce que veut dire le point de vue du facteur humain quant a la conceptualisation et a l'analyse empiriques de la resistance. On affirme que comprenant le facteur humain dans la pensee au sujet de la resistance signifie, en definitive, que le role de l'endroit et du contexte doivent revetir une plus grande importance. Bristow G. und Healy A. Regionale Resilienz: eine Perspektive des menschlichen Einflusses, Regional Studies. In diesem Beitrag wird argumentiert, dass in der entstehenden Theoretisierung und empirischen Untersuchung der regionalen wirtschaftlichen Resilienz die Rolle des Menschen bisher zu wenig untersucht wurde. Zur Schlie ss ung dieser Lucke konzentrieren wir uns in diesem Beitrag auf drei zentrale Fragen: warum der Einfluss des Menschen fur die Resilienz eine Rolle spielt, wie Akteure in komplexen regionalen okonomien organisiert sind und wie sie handeln konnen, und schlie ss lich, was eine Perspektive des menschlichen Einflusses fur die mogliche empirische Konzeptualisierung und Analyse der Resilienz bedeutet. Wir argumentieren, dass eine Berucksichtigung des menschlichen Faktors bei der Betrachtung der Resilienz letztendlich bedeutet, dass die Rolle des Ortes und Kontexts eine gro ss ere Bedeutung erhalten muss. Bristow G. y Healy A. Resiliencia regional: una perspectiva del impacto humano, Regional Studies. En este articulo argumentamos que hasta ahora no se ha analizado a fondo el papel de las acciones humanas en el estudio teorico y empirico emergente de la resiliencia economica regional. Al intentar cubrir este vacio, aqui prestamos atencion a tres cuestiones principales: por que son importantes estas acciones para la resiliencia; como se organizan las personas en economias complejas de ambito regional y como podrian actuar; y finalmente, que significa una perspectiva del impacto humano en cuanto al modo en que la resistencia podria ser conceptualizada y analizada empiricamente. Argumentamos que incluir el factor humano en la perspectiva de la resiliencia en ultima instancia significa que el papel del lugar y contexto tiene que adquirir mayor importancia.
DOI:10.3390/su9122136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821/dlyj020180245URL
研究老工业基地经济弹性特征对于增强其应对国内外扰动,促进落后的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在对1990—2015年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周期划分的基础上,测度各城市不同周期中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表征区域经济弹性,借助shift-share分析法将区域经济弹性分解为产业结构分量和区域竞争力分量,揭示区域经济弹性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在不同时段内的区域经济弹性具有动态差异性特征,辽宁省对冲击扰动的抵抗力较低,容易遭受冲击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和区域竞争力均对区域经济弹性产生重要作用,且区域竞争力起主导作用,当前辽宁区域经济弹性受产业结构素质低和竞争力弱双重约束;服务业受老工业基地“路径依赖”影响,长期存在结构水平低和竞争力弱问题,第二产业结构素质和竞争力不匹配问题严重,路径依赖下的制度锁定现象仍旧存在,这都限制了辽宁的区域经济弹性水平。针对区域经济弹性特征和内部机制,提出了促进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的对策建议。
DOI:10.11821/dlyj020180245URL
研究老工业基地经济弹性特征对于增强其应对国内外扰动,促进落后的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在对1990—2015年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周期划分的基础上,测度各城市不同周期中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表征区域经济弹性,借助shift-share分析法将区域经济弹性分解为产业结构分量和区域竞争力分量,揭示区域经济弹性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在不同时段内的区域经济弹性具有动态差异性特征,辽宁省对冲击扰动的抵抗力较低,容易遭受冲击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和区域竞争力均对区域经济弹性产生重要作用,且区域竞争力起主导作用,当前辽宁区域经济弹性受产业结构素质低和竞争力弱双重约束;服务业受老工业基地“路径依赖”影响,长期存在结构水平低和竞争力弱问题,第二产业结构素质和竞争力不匹配问题严重,路径依赖下的制度锁定现象仍旧存在,这都限制了辽宁的区域经济弹性水平。针对区域经济弹性特征和内部机制,提出了促进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的对策建议。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DOI:10.18306/dlkxjz.2019.10.001URL [本文引用: 1]
建立对外联系、利用外部资源有助于弥补区域发展新经济活动所面临的资源与技术缺口,为区域发展注入新活力,避免陷入路径锁定导致发展停滞甚至衰退。对外联系的建立势必与本地已有联系相互作用,表现为“全球-地方”之间多类型行为主体在特定空间支持与约束下的互动,涉及4个基本问题：发生条件、区域差异、互动内容与行为主体。梳理现有研究发现：① 本地与非本地要素的相似性或互补性决定了互动发生的可能性,本地能力则进一步决定互动发生的程度;② 互动对于优势地区和后进地区2类极端类型地区更为有效;③ 互动内容以知识、贸易、资本等要素为主,日益强调非本地劳动力和非本地制度的影响;④ 互动主体以企业为中心。近年来研究一方面强调企业家等个体作用,另一方面关注非经济主体的作用。整体而言,既有研究在区域发展中“全球-地方”互动的尺度结构、动态变化和行为主体等方面仍面临挑战。结合中国当前区域经济转型与主动全球化并行的发展现状,论文提出理解中国区域发展“全球-地方”互动的关键问题与潜在方向。
DOI:10.18306/dlkxjz.2019.10.001URL [本文引用: 1]
建立对外联系、利用外部资源有助于弥补区域发展新经济活动所面临的资源与技术缺口,为区域发展注入新活力,避免陷入路径锁定导致发展停滞甚至衰退。对外联系的建立势必与本地已有联系相互作用,表现为“全球-地方”之间多类型行为主体在特定空间支持与约束下的互动,涉及4个基本问题：发生条件、区域差异、互动内容与行为主体。梳理现有研究发现：① 本地与非本地要素的相似性或互补性决定了互动发生的可能性,本地能力则进一步决定互动发生的程度;② 互动对于优势地区和后进地区2类极端类型地区更为有效;③ 互动内容以知识、贸易、资本等要素为主,日益强调非本地劳动力和非本地制度的影响;④ 互动主体以企业为中心。近年来研究一方面强调企业家等个体作用,另一方面关注非经济主体的作用。整体而言,既有研究在区域发展中“全球-地方”互动的尺度结构、动态变化和行为主体等方面仍面临挑战。结合中国当前区域经济转型与主动全球化并行的发展现状,论文提出理解中国区域发展“全球-地方”互动的关键问题与潜在方向。
DOI:10.1093/cjres/rsp027URL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DOI:10.1111/grow.2017.48.issue-2URL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DOI:10.11821/dlyj201807002URL [本文引用: 2]
以中国116个资源型城市为分析对象,从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三个方面分析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的特点与路径分异,引入计量模型考察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与转型的作用,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资源型城市的路径依赖水平北方较高,北方和内陆的脆弱性整体更高,路径创造水平由沿海向内陆递减。黑、晋、陕、甘和云、贵、川等地资源型城市的脆弱性较高,路径创造水平较低。②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演化路径可以划分为趋向锁定、趋向解锁、随机变化三种类型。③ 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在不同宏观经济环境下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作用不同,在宏观经济高速扩张时期,脆弱性有利于增长,路径创造能力强的城市反而增速较慢;而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路径依赖和脆弱性对增长的阻碍作用显现。④ 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水平深受人口规模、国有企业比例的影响,脆弱性水平主要和人口规模有关。采矿业比例会影响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而对外开放水平则影响非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北方、内陆和煤炭型城市更易于形成高路径依赖。⑤ 提高人口集聚规模,降低国有企业比例,是降低路径依赖、提高路径创造水平的关键,人口集聚和扩大对外开放则分别有利于脆弱性的下降和路径创造能力的提升,应针对不同区域、资源类型和演化路径的资源型城市,制定差异化和精准的政策措施。
DOI:10.11821/dlyj201807002URL [本文引用: 2]
以中国116个资源型城市为分析对象,从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三个方面分析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的特点与路径分异,引入计量模型考察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与转型的作用,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资源型城市的路径依赖水平北方较高,北方和内陆的脆弱性整体更高,路径创造水平由沿海向内陆递减。黑、晋、陕、甘和云、贵、川等地资源型城市的脆弱性较高,路径创造水平较低。②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演化路径可以划分为趋向锁定、趋向解锁、随机变化三种类型。③ 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在不同宏观经济环境下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作用不同,在宏观经济高速扩张时期,脆弱性有利于增长,路径创造能力强的城市反而增速较慢;而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路径依赖和脆弱性对增长的阻碍作用显现。④ 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水平深受人口规模、国有企业比例的影响,脆弱性水平主要和人口规模有关。采矿业比例会影响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而对外开放水平则影响非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北方、内陆和煤炭型城市更易于形成高路径依赖。⑤ 提高人口集聚规模,降低国有企业比例,是降低路径依赖、提高路径创造水平的关键,人口集聚和扩大对外开放则分别有利于脆弱性的下降和路径创造能力的提升,应针对不同区域、资源类型和演化路径的资源型城市,制定差异化和精准的政策措施。
[本文引用: 2]
DOI:10.1111/ecge.2003.79.issue-3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11/ijur.2013.37.issue-4URL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DOI:10.1093/jeg/lbr009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4353684.2019.1630290URL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0343404.2019.1566705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93/jeg/lbz004URL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DOI:10.1111/ecge.2009.85.issue-2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93/jeg/lbq049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0343404.2014.899431URL [本文引用: 2]
DOI:10.1016/j.geoforum.2016.12.005URL [本文引用: 2]
DOI:10.1016/S0048-7333(02)00062-8URL [本文引用: 5]
DOI:10.1016/j.eist.2015.03.002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16/j.respol.2007.01.003URL [本文引用: 1]
Abstract
Contributing to debates about transitions and system changes, this article has two aims. First, it uses criticisms on 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 as stepping stones for further conceptual refinements. Second, it develops a typology of four transition pathways: transformation, reconfiguration, technological substitution, and de-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These pathways differ in combinations of timing and nature of multi-level interactions. They are illustrated with historical examples.DOI:10.1039/c3cs35483kURLPMID:23400414 [本文引用: 1]
Glycan-protein interactions are of utmost importance in several biological phenomena. Although the variety of carbohydrate residues in mammalian cells is limited to less than a dozen different sugars, their spatial topographical presentation in what is now associated as the "glycocodes" provides the fundamental keys for specific and high affinity "lock-in" recognition events associated with a wide range of pathologies. Toward decipher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glycocodes, chemists have developed new creative tools that included dendrimer chemistry in order to provide monodisperse multivalent glycoconjugates. This review provides a survey of the numerous aromatic architectures generated for the multivalent presentation of relevant carbohydrates using covalent attachment or supramolecular self-assemblies. The basic concepts toward their controlled syntheses will be described using modern synthetic procedures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powerful organometallic methodologies. The large variety of dendritic aromatic scaffolds, together with a brief survey of their unique biophysical and biological properties will be critically reviewed.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resulting multivalent glycoarchitectures, encompassing glycoclusters, glycodendrimers and molecularly defined self-assemblies, in forming well organized cross-linked lattices with multivalent carbohydrate binding proteins (lectins) together with their photophysical, medical, and imaging properties will also be briefly highlighted. The topic will be presented in increasing order of aromatic backbone complexities and will end with fullerenes together with self-assembled nanostructures, thus complementing the various scaffolds described in this special thematic issue dedicated to multivalent glycoscience.
DOI:10.1177/0263276414531627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02/1097-0142(19820301)49:5<850::aid-cncr2820490505>3.0.co;2-2URLPMID:7059923 [本文引用: 1]
The tourniquet infusion method was compared with hyperthermic perfusion in canine limbs by using Adriamycin, actinomycin-D, and melphalan. Tourniquet infusion provided comparable tissue levels with Adriamycin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with actinomycin-D and melphalan in the treated extremity than hyperthermic perfusion with the same drugs and dosages. Higher systemic leak was observed, more so with melphalan, with the tourniquet infusion method. Tourniquet infusion has caused complete regression of four malignant tumors involving extremities (one malignant melanoma, two Kaposi's sarcomas, one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d partial greater than 50% regression of nine tumors (three malignant melanomas, three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 one malignant schwannoma, one malignant fibrohistiocytoma, one liposarcoma) followed by excision of residual tumor. Five patients with extremity sarcomas precluding adequate surgical margins were treated preoperatively with the this method. Longer follow-up is needed, as is a larger number of patients for a valid comparison of tourniquet infusion with hyperthermic perfusion.
DOI:10.1016/j.enpol.2012.10.066URL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makes a case for examining energy transition as a geographical process, involving the reconfiguration of current patterns and scal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y. The paper draws on a seminar series on the 'Geographies of Energy Transition: security, climate, governance' hosted by the authors between 2009 and 2011, which initiated a dialogue between energy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human geography. Focussing on the UK Government's policy for a low carbon transition, the paper provides a conceptual language with which to describe and assess the geographical implications of a transition towards low carbon energy. Six concepts are introduced and explained: location, landscape, territoriality,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scaling, and spatial embeddedness. Examples illustrate how the geographies of a future low-carbon economy are not yet determined and that a range of divergent - and contending - potential geographical futures are in pl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paces and places that transition to a low-carbon economy will produce can help better understand what living in a low-carbon economy will be like. It also provides a way to help evaluate the choices and pathways available. (C) 2012 Elsevier Ltd.
DOI:10.1016/j.eist.2014.11.001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0343404.2016.1254767URL [本文引用: 3]
DOI:10.1371/journal.pone.0217710URLPMID:31170230 [本文引用: 1]
Railways are classic instances of complex socio-technical systems, whos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is that they exist and function by integrating (continuous-time) interactions among technical components and human elements. Typically, unlike physical systems, there are no governing laws for describing their dynamics. Based purely on micro-unit data, here we present a data-driven framework to analyze macro-dynamics in such systems, leading us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specific states and prediction of transitions across them. It consists of three steps, which we elucidate using data from the Dutch railways. First, we form a dimensionally reduced phase-space by extracting a few relevant components, wherein relevance is proxied by dominance in terms of explained variance, as well as by persistence in time. Secondly, we apply a clustering algorithm to the reduced phase-space, resulting in the revelation of states of the system. Specifically, we identify 'rest' and 'disrupted' states, for which the system operations deviates respectively little and strongly from the planned timetable. Third, we define an early-warning metric based on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itions across states, predict whether the system is likely to transit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within a given time-frame and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metric using the Peirce skill score. Interestingly, using case studies,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framework is able to predict large-scale disruptions up to 90 minutes beforehand with significant skill, demonstrating, for the railway companies, its potential to better track the evolution of large-scale disruptions in their networks. We discuss that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hree-step framework stretches to other systems as well-i.e., not only socio-technical ones-wherein real-time monitoring can help to prevent macro-scale state transitions, albeit the methods chosen to execute each step may depend on specific system-details.
DOI:10.1016/j.eist.2015.07.004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09654313.2015.1092502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15387216.2014.883286URL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ise of the home appliance industry in Shunde, a city district of Foshan municipality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earl River Delta (PRD), China. It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by revealing the salient Shunde model, distinctive from the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prevailing in the eastern PRD. Based on intensiv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firm-level interview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hunde model is attributed to the proactive roles of local firms in establishing domestic market-oriented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expanding global market reach. They mobilized regional assets to develop strategic coupling with foreign firms in a conduciv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industrial catch-up. This viable trajectory has valuabl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latecomer regions in the aftermath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DOI:10.1111/grow.2017.48.issue-2URL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DOI:10.1080/13511610.2018.1496322URL [本文引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