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cope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features of the core area of hierarchic culture of Beijing Xuannan in Qing Dynasty from the field view
GUO Yan1,2, YANG Changming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9-04-8修回日期:2019-09-25网络出版日期:20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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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19-04-8Revised:2019-09-25Online:2020-04-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郭岩(1984-),女,山西河津人,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遗产建筑文化保护与GIS应用研究E-mail:guoyan_715@163.com。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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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岩, 杨昌鸣, 张雨洋. 场域视角下清代北京宣南雅文化核心区范围及空间关联特征. 地理研究[J], 2020, 39(4): 836-852 doi:10.11821/dlyj020190246
GUO Yan.
1 引言
宣南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最新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中,明确文化中心是北京战略定位四个“中心”之一;强调“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对包含宣南文化在内的北京古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挖掘,是落实以上新规划内容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将GIS空间分析方法运用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是城市历史地理、城市史和文化地理学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手段和研究主题。借助法国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GIS空间量化结果进行阐释解析,有助于更加准确把握不同层次分化空间的特征及其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对研究对象意义的建构有更全面清晰的逻辑认知,场域理论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有效工具。近年来,GIS运用于历史学和文化地理学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成果。在历史学领域,欧美发达国家起步较早,2003年格雷戈里等最早介绍GIS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应用和发展[1]。2018年张萍系统梳理GIS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已有的成果和进展,指出GIS手段“是历史研究纵深方向拓展的体现”,同时坦言研究方法运用上的瓶颈和有限性[2]。国内相关成果集中在历史聚落[3]、历史城市空间结构[4]等方面,且明清、民国时期的相对较多。在文化地理学领域,GIS应用相当广泛:国外,有运用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5,6]、考古学[7]等方面;国内,有运用在传统村落[8,9,10]、文化景观[11]、地名文化[12]、建筑遗产[13,14]、旧城空间[15]、城市人文活动[16,17]、道路交通网络[18,19]、城市人口[20]、业态关系[21]等方面,其部分GIS空间分析方法可运用到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总之,以结合GIS空间分析为主要方法的成果,有关“现今的”要远丰富于有关“历史的”。这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基础数据的获得和整理,往往要比现今的困难。场域理论应用于文化研究方面,成果包括民族文化传承[22]、乡村文化发展[23]、文化和旅游关系[24]等。清代宣南文化方面,有关研究成果甚丰。包括运用资料收集、实地调研等手段,对宣南的过去和现存“清查家底”。代表性的大型著作包括《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25]、《增订宣南鸿雪图志》[26],还有对宣南寺庙[27]、会馆[28,29]等专类建筑进行的考据梳理。这些成果考证严谨、内容详实,可作为工具式资料参考,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宣南清代京师士人聚居区研究》[30]主要采用文献梳理和地图分析方法,基于以往历史地图的研究成果,对清代宣南士人聚居区的形成,士人居所的分布变化,以及与士人密切相关的会馆形成发展与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描述和阐释。本文将GIS空间分析法引入到清代宣南名人居所的研究中,是对以上宣南士人聚居区成果的深化。公开发表论文上,主要是对宣南文化和历史进行梳理、阐释和考据,比如历史上宣南士乡人文环境[31,32]、建筑文化[33,34]等。
北京宣武门以南地区的文化可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古蓟城,被认为是北京地域文化的源头[26]。清代,由于施行“满汉分城居”的政策,100多年间,宣武门以南逐渐形成以汉人为主、人文意蕴丰厚的宣南文化[32,34]。宣南文化既包括以汉族文人、士大夫、官员为主体的“雅文化”[35,36];也包含以手工业者、商人为主的市商文化,和以中下层平民为主的民俗文化,这些可归纳到“俗文化”的范畴。然而,与北京其他地域相比,清代宣南文化还是以“雅”见长。主要原因是清代唯宣南地区特别集聚了受教育程度良好、社会地位较高、甚至历史上声明显赫的文化精英——“名人雅士群体”。场域视角下,可将宣南看做一个以名人雅士为特征主体的地域性雅文化大场域,而雅俗文化并非绝对割裂,其中也包含有俗文化子场域。雅文化有传统意义上高雅、雅正[37]的特性;与其相对的俗文化,则是质朴粗浅、或世俗功利的。清代宣南雅文化内容上包括雅人、雅居、雅趣等。比如,有京城为官的士大夫购宅或租住于此,外地士子暂居于同乡会馆复习应考,文人居此潜心论著,他们闲暇时还常去附近的寺庙休憩、社交、游乐。此外,书院、高级妓院等也是士人文人的密集活动之处[38]。
一种历史文化空间的形成会受到诸多复杂因素影响,进行GIS空间分析前必须选择性抽提核心要素。雅文化载体中,名人居所、会馆、寺庙这三类建筑数量最多,且与名人雅士群体的关系最为密切,是宣南名人雅士密集生活和频繁活动的载体,最能凸显名人雅士雅文化特征。其中,名人居所和会馆,由于绝大多数仅为名人雅士居住和活动,可认为是雅文化高度集中、且相对最排斥俗文化的空间场域;寺庙由于信仰性质的多元性,在承载雅文化的同时,会有俗文化与之混融。其他雅文化载体比如书院、高级妓院等由于数量少,对区域性空间范围的影响很小,故暂不纳入数据计算。本文抽提相对数量大、与名人雅士惯习关系大,整体上最能够集中体现清代宣南雅文化的三类建筑——寺庙、名人居所、会馆数据,作为影响雅文化于地理空间分布层面的三核心要素。本文在场域视角下,运用GIS空间分析法,探析清代宣南雅文化大场域中,是否有该三要素明显密集分布的“雅文化核心区”子场域。如果有,界定范围并进行合理性验证后,阐释其与俗文化子场域的关联关系;再递进探析雅文化核心区子场域内部建筑要素微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范围
研究范围是清代北京宣南地区,研究对象是清代宣南寺庙、名人居所、会馆三要素的空间数据点(即空间数据集)。宣南地名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域文化概念,没有准确的辖区界定。依据研究数据的分布,清代宣南地区300余所寺庙,于外城城墙外区域的仅有10所,绝大多数都位于北京城的外城西部;名人居所和会馆则全部分布在外城西部。可见,宣南地区的外城西部为数据集中的区域。所以,本文的研究范围包括外城西部,以及外城西城墙外往西至广安门关厢约1600 m处;其中,以外城西部为主要研究范围,即所绘底图,具体为外城西部北、西、南城墙内,正阳门大街-天桥南大街-永定门大街以西区域,总面积约13.14 km2。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包括寺庙、名人居所、会馆点的空间位置,以及底图绘制,均采集于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岳升阳博士主编的《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25](以下简称《图集》)。该《图集》是一部反映宣南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历史考据严谨,具有极高的数据参考价值。从《图集》采集到清末时存有的寺庙327处,名人居所211处,会馆535处,庙会/庙市14处。其中,名人居所曾居具体名人姓名也来自于《图集》,名人出生地/籍贯信息从百度百科中获取。会馆级别,及会馆与名人相关的一部分信息采集于《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28]。底图为《图集》中民国时期道路图,保留清末时期多数道路,不参与数据计算,仅做范围和位置参考。用QGIS软件爬取OSM(OpenStreetMap)开源地图数据,在AutoCAD软件中,用《图集》里地图资料与之配准后,分别标注《图集》中寺庙、名人居所、会馆三类建筑的位置点,同时采集到点的XY坐标信息。之后,将三类要素数据集分别导入GIS形成矢量数据,进行空间定位和分析。2.3 理论基础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物理学“场”(field)的概念引入社会学中,提出场域理论,强调场域视角下的思考是关系角度的思考[39]。场域理论运用于空间分析上侧重关注两方面内容:① 空间内外关系网络。场域理论认为社会可分成一个个彼此独立、且又关联密切的空间,空间中会分化有不同层次的子空间,层次性空间之间的关联会形成复杂的关系网络。场域视角下的空间分析,不仅关注空间内部,还关注不同大小、不同位置的层次性空间之间的网络关系。② 行动者和惯习。场域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是建构主体,惯习是内在逻辑。场域可以影响及塑造行动者和惯习,行动者和惯习同时建构场域的意义[39]。场域视角下,清代北京宣南地区可认为是一个区域性雅文化大场域,名人雅士群体是宣南雅文化大场域中的核心行动者,与其雅居、雅趣、雅好等惯习共同建构场域为“雅”的特征和意义。雅文化大场域下或存在区域性的雅文化核心区“子场域”,该子场域是由提取的三类雅文化载体核心要素——寺庙、名人居所、会馆,即三类雅文化“微场域”聚集建构而成。探析包括雅文化子场域与其他区域性子场域——俗文化区的关联关系;递进分析雅文化核心区子场域内部寺庙、名人居所、会馆微场域间的关联关系。2.4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以GIS空间分析法为主,操作借助ArcGIS 10.2平台和GeoDa软件。具体包括:2.4.1 最近邻距离指数计算与空间密度分析 最近邻距离指数(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index,NNI)法是计算对象数据集当中,最近数据点的距离平均值,与相同数量点在研究范围内的期望分布模式下,最邻近点的平均距离之比值。公式如下:
式中:R为最近邻距离指数(NNI);
空间密度分析使用的是GIS中核密度估计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分别计算寺庙、名人故居、会馆、及三数据综合要素点的核密度。核密度估计法能够反映数据点之间距离的衰减规律,对象数据点之间距离越近,权重越大。核密度估计法可得出数据点连续平滑的空间密度变化图层,其直观性很适合分析点数据的空间分布趋势。公式如下:
式中:K
本文在探析清代宣南雅文化核心区范围部分中,分别对寺庙、名人居所、会馆、及三数据综合要素计算NNI值和核密度,分析各构成要素的空间分布,以及确定雅文化核心区的存在和范围,并用俗文化载体庙会/庙市的核密度分布检验雅文化核心区范围界定的合理性。
2.4.2 核密度和OD线叠合分析 GIS中计算两要素点之间的OD(Original-Destination)距离,形成两类点之间的OD连线,OD线的疏密程度,能够反映出该两类点间的局部空间关系。OD线图的制作方法为近邻分析后,计算出两类点之间的距离中位数,之后以该距离中位数为搜素半径,用点距离分析法,计算两类点之间的距离,经XY转线,形成OD线图。局部OD线越密集,两类点在该区域空间关系越密切;局部OD线越稀疏,两类点在该区域空间关系越疏离。以其中一类点的核密度图为底,其上叠合该类点与另一类点的OD线,能够初步观察判断两类点之间的局部空间关系。本文使用核密度和OD线叠合分析,初步探测寺庙点与名人居所点之间的局部空间分布关系。
2.4.3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能够探析两空间数据集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其意义在于两不同属性的核密度值,原本位于不同空间单元下,现在都转换到同一空间单元下,便于进行空间统计比较。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包括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Global Moran's I,GMI)和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即聚类分析,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两类,需要借助GeoDa软件完成。
在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中,通过查看Moran's I值,可把握两空间数据之间整体空间相关性的正负和大小。公式如下:
式中:
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往往无法呈现局部两类数据点之间的聚集状态,而双变量局部自相关分析(聚类分析)能够弥补这一缺点,更准确的把握局部空间两类数据点之间的聚集或分异。公式如下:
式中:
2.4.4 区块划分和空间统计 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观察要素数据集之间的聚集特征,对区域进行更小的区块划分;之后,依据距离和观察到的街区形态,做要素数据点的空间统计。这样能够在更加微观的尺度下,深入探析要素间聚集分布的成因。这一方法运用于阐释和印证雅文化核心区“中心-过渡中心”区内,名人居所和会馆空间在街区尺度下的聚集特征和内在驱动力。
3 雅文化核心区范围(子场域)
3.1 雅文化构成要素的空间分布
清代宣南寺庙最邻近距离指数NNI值为0.931864,接近于1,且通过显著性检测,空间上整体接近随机分布趋势(表1)。具体分布情况从寺庙核密度分布可见(搜索半径为250 m,图1a):中部、北部、东北部区域分布较密集,其他区域分布较稀疏。寺庙分布较密集的区域主要呈现以下3个特征:① 临近主要道路,包括宣武门外大街、广安门大街、南横街附近区域。② 北部外城城墙以南,较邻近内城的区域。③ 正阳门大街西部的清代商业片区内。可见,宣南寺庙的分布总体具有趋向交通便利、邻近内城、经济繁华区域的特征。Tab. 1
表1
表1宣南雅文化核心区影响要素的NNI指数和分布类型
Tab. 1
类型 | NNI指数 | 分布类型 | Z值 | P值 |
---|---|---|---|---|
寺庙 | 0.931864 | 近随机分布 | -2.3571 | 0.0184 |
名人居所 | 0.632547 | 聚集分布 | -10.2111 | 0.0000 |
会馆 | 0.541792 | 聚集分布 | -20.2755 | 0.0000 |
综合(三要素) | 0.725914 | 聚集分布 | -17.1758 | 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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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1清代宣南寺庙、名人居所、会馆的核密度分布
Fig. 1The KDE distribution of temples, celebrity residences and guild halls of Xuannan in the Qing Dynasty
清代宣南名人居所最邻近距离指数NNI值为0.632547,且通过显著性检测,空间上整体呈聚集分布趋势(表1)。具体聚集情况从名人居所核密度(搜索半径为200 m,图1b)可见:中部、北部分布较密集,东北部分布中等,其他区域极少分布或不分布。名人居所的分布主要呈现以下3个特征:① 主要道路附近,包括宣武门外大街东西大面积区域、南横街、骡马市大街南部、南横街北部大面积区域。② 西部和南部大部分相对偏僻的区域,几乎没有名人居住。③ 繁华的东北部商业区名人居所分布中等或较少。可见,名人于宣南喜好选择在交通比较便利、即不繁华喧闹又不偏远冷僻的区位居住。
清代宣南会馆最邻近距离指数NNI值为0.541792,且通过显著性检测,空间上整体呈聚集分布趋势(表1)。具体聚集情况从会馆核密度(搜索半径为200 m,图1c)可见:清代宣南会馆的整体分布十分接近名人居所,都是中部、中北部分布较密集,东北部分布中等,其他区域极少或没有分布。
3.2 雅文化核心区范围(子场域)
3.2.1 范围界定及与俗文化区的关联 将寺庙、名人居所、会馆三类建筑空间数据点综合为一类数据,对此综合数据进行计算,得出最邻近距离指数NNI值为0.725914,且通过显著性检测,空间上整体呈聚集分布趋势(表1)。具体聚集情况从综合核密度(搜索半径为300 m,图2a)能够看出,整体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于北京外城西部的中部和中北部区域密集分布。具体范围形成以菜市口附近骡马市大街为界限的南部、北部“双肾”形区域:广安门外大街东部和骡马市大街以北至宣武门,西至储库营、东至琉璃厂区域;骡马市大街以南至南横街附近,西至教子胡同、东至粉房琉璃街区域(图2b)。双肾形范围内,作为雅文化主要载体的三类建筑文化景观要素:寺庙、名人居所、会馆,其综合数据显著密集分布,可界定为清代宣南雅文化核心区。场域视角下,双肾形雅文化核心区是宣南雅文化大场域中的区域性子场域,是由以寺庙、名人居所、会馆为主三类雅文化载体微场域的密集建构而成。雅文化核心区整体区位良好,具有交通便利,不偏僻不喧闹、且毗邻大栅栏和琉璃厂市商俗文化区的特点。雅文化核心区与俗文化区同作为宣南雅文化大场域中的子场域,二者临近,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范围,无绝对清晰的边界。雅俗文化子场域的空间关系投射出雅俗文化之间排斥依存、融渗互补的关系(图3)。图2

图2三要素综合核密度分布、雅文化核心区范围及合理性验证
Fig. 2KDE distribution of integrated three elements, the scope of the core area of hierarchic culture and its verification of rationality
图3

图3场域视角下宣南雅文化核心区与俗文化区的空间关系
Fig. 3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f the core area and the lay culture area of Xuannan hierarchic culture from the field perspective
3.2.2 反证范围界定合理性 明清时期佛道二教世俗化趋势加剧,与民间信仰趋同合流,寺庙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雅俗混融,难以分辨。寺庙承载的俗文化内容主要体现为庙会/庙市的形式,故可以抽提庙会/庙市要素点,其空间分布能够反向验证雅文化核心区范围界定的合理性。现将14个庙会/庙市要素点做核密度分析(搜索半径为250 m),观察其与以上所得雅文化核密度(即综合核密度)分布的空间叠合关系。图2c可见,无一处庙会/庙市位于雅文化核心区内;庙会/庙市或毗邻、临近雅文化分布区,或位于其外围。二者整体空间呈现出的微妙互补关系,体现了名人雅士雅文化与庙会/庙市俗文化之间的排斥依存。综上,庙会/庙市俗文化微场域的分布反向验证了雅文化核心区子场域范围界定的合理性。
4 雅文化核心区空间关联特征(子场域内,微场域间)
4.1 寺庙与名人居所空间分布关联(微场域间)
4.1.1 核密度与OD线叠合分析 将寺庙、名人居所各作为起点(original)和终点(destination),计算两类点之间的OD距离,形成OD线。具体方法是对寺庙和名人居所之间进行近邻分析,计算出距离中位数约为140 m;以140 m为搜索半径,用点距离分析法,计算寺庙和名人居所点之间的距离,经过XY转线,形成寺庙-名人居所OD线。局部OD线越密集,寺庙与名人居所在该区域空间关系越密切;局部OD线越稀疏,寺庙与名人居所空间关系越疏离。分别以寺庙和名人居所核密度(搜素半径为250 m)为底,其上叠合寺庙-名人居所OD线,形成叠合分析图3,探测寺庙与名人居所的空间关系。从图4a可见,寺庙-名人居所OD线与寺庙核密度值的耦合程度较高。耦合情况有以下三种:① 大多OD线较密集的区域,寺庙核密度值较高。即寺庙和名人居所聚集的区域,寺庙密集程度高。② OD线密集程度中等的区域,寺庙核密度值较高。即寺庙和名人居所聚集程度一般的区域,寺庙密集程度较高。③ 少数OD线稀疏甚至没有的区域,寺庙核密度值较高。即少数寺庙和名人居所聚集程度很低或为零的区域,寺庙密集程度反而高。从图3b可见,寺庙-名人居所OD线与名人居所核密度值的耦合程度很高。OD线较密集的区域,名人居所核密度值较高。即名人居所密集度高的区域,名人居所与寺庙聚集程度也高。综合图4a和图4b可知,名人居所密集处寺庙密集,而寺庙密集处名人居所未必密集。
图4

图4寺庙、名人居所核密度分布与寺庙-名人居所OD线叠合分析
Fig. 4Super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KDE distribution of temples/celebrity residences and OD line of temple-celebrity residence
4.1.2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 用ArcGIS软件提取研究区内共计538个寺庙点和名人居所点位置上的寺庙核密度值,以及相同位置处的名人居所核密度值。将核密度数据和空间权重矩阵文件(空间关系概念选k-nearest-neighbors,相邻要素数目设为8个)导入GeoDa软件中,使用双变量局部Moran's I工具,得到寺庙与名人居所的双变量LISA聚类图(图5),进一步挖掘寺庙与名人居所的局部空间聚类特征。寺庙与名人居所的空间耦合明显存在四种聚类区:高-高聚集、低-低聚集、低-高聚集、高-低聚集。
图5

图5寺庙与名人居所的双变量LISA聚类分析
Fig. 5Bivariate LISA cluster analysis of temples and celebrity residences
(1)高-高聚集区(HH)指寺庙分布密集,且名人居所分布也密集的区域,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也是寺庙和名人居所最为聚集的“中心”区域。主要包括3个区域:宣武门以南、宣武门外大街北段东部到琉璃厂较大区域和宣武门外大街北段西部达智桥附近;烂漫胡同和醋章胡同交叉处西南区域;南横街和贾家胡同交叉处西北区域。
(2)低-低聚集区(LL)指寺庙分布稀疏,且名人居所分布也稀疏的区域,也为正空间相关性。该类区域主要为整体宣南地区的南部、西南部、西北部地区。主要由于区位过于偏僻,对寺庙和名人居所都没有吸引力。
(3)低-高聚集区(LH)指寺庙分布稀疏,而名人居所分布密集的区域,呈负的空间相关性。研究范围内,这类区域特点是位于HH聚集区的附近,可视为HH区外围的“过渡中心”区域。具体包括:宣武门以南、宣武门外大街北段东西两侧区域;广安门大街和宣武门外大街交叉处南部较大区域。
(4)高-低聚集区(HL)指寺庙分布密集,而名人居所分布稀疏的区域,呈负的空间相关性。具体主要包括3个区域:广安门大街西部南北两侧(报国寺附近);正阳门西南地区;西珠市口以南、天桥西沟以北地区。报国寺附近佛寺、佛庵分布密集,但位居外城内西部,区位偏僻,所以难吸引名人居于附近,仅有报国寺这样的著名大寺曾有名士(高珩、刘体仁、王世祯、顾炎武等)居住。西珠市口以南、天桥西沟以北地区寺庙分布密集,而大多寺庙性质为民间信仰载体的祠庙,服务群体一般为中下层民众,嘈杂世俗,对以文人、士人、官员为主的名人雅士吸引力弱。
通过聚类分析可得知,全部寺庙-名人居所的HH区、和绝大部分LH区都处于雅文化核心区的范围内,形成寺庙与名人居所分布关系尤为密切的“中心-过渡中心”区域。
4.2 寺庙、名人居所与会馆空间分布关联(微场域间)
4.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比较Moran's I指数,能够探测哪种因素(寺庙因素、名人居所因素、寺庙和名人居所共同因素)与会馆点的空间分布相关性最大。用ArcGIS软件分别提取研究区内535个会馆点的核密度值,以及相同位置处寺庙核密度值、名人居所核密度值、寺庙与名人居所综合核密度值。在GeoDa软件中,以会馆核密度为变量1,分别以相同位置处寺庙核密度、名人居所核密度、寺庙与名人居所综合核密度、作为变量2,可得到3个Moran散点图(图6a、图6b、图6c)。图中拟合线的斜率为双变量全局自相关系数Moran's I。寺庙核密度与会馆的Moran's I=-0.0531951,接近于0,表明寺庙分布与会馆分布的空间相关性微弱。名人居所核密度与会馆的Moran's I=0.326239,寺庙名人居所综合核密度与会馆的Moran's I=0.319639。后两个Moran's I都为正数(均通过显著性检测),为正向全局空间相关性,且两者值相近,前者略大。综合以上三个Moran's I值可以判断,寺庙与会馆之间没有显著空间关系,只有名人居所分布这一个因素与会馆分布之间有影响关系,并呈现显著正相关特征。图6

图6寺庙、名人居所、和二者综合核密度同会馆的Moran散点图
Fig. 6Moran scatterplot of KDE of temples, celebrity residences, and the two for that of guild hall
4.2.2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 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探测,得知空间分布上宣南名人居所和会馆呈现正相关,寺庙对会馆的影响不大。以下用聚类分析法进一步分析名人居所和会馆的局部空间关系。用ArcGIS软件提取研究区内共计746个名人居所点和会馆点位置上的名人居所核密度值,以及相同位置处(746个)的会馆核密度值。将核密度数据和空间权重矩阵文件(空间关系概念选k-nearest-neighbors,相邻要素数目设为8个)导入GeoDa软件中,使用双变量局部Moran's I工具,以名人居所核密度和会馆核密度为变量,通过双变量局部Moran's I工具,得到名人居所与会馆的双变量LISA聚类图(图7)。名人居所与会馆明显存在四种局部空间聚类关系:高-高聚集、低-低聚集、低-高聚集、高-低聚集。
图7

图7名人居所与会馆的双变量LISA聚类分析
Fig. 7Bivariate LISA cluster analysis of celebrity residences and guild hall
(1)高-高聚集区(HH)该区域名人居所分布密集,且会馆分布密集,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是名人居所和会馆最为聚集的“中心”区域。主要有3个区域:宣武门外大街西部、东部至后孙公园较大区域;半截胡同附近区域;果子巷、甲家胡同、潘家河沿区域。
(2)低-低聚集区(LL)指名人居所分布稀疏,且会馆分布也稀疏的区域,为正的空间相关性。该类区域主要包括以下:雅文化核心区外围西南部、西北部区域,相对边缘甚至偏僻;正阳门西南部较大的闹市繁华区域。原因主要是过于偏僻和喧闹的区域都不吸引名人居住,从而会馆分布的也较少。
(3)低-高聚集区(LH)指名人居所分布稀疏,而会馆分布密集的区域,呈负的空间相关性。具体包括:宣武门外大街东西两侧高-高聚集区的南、北部;贾家胡同高-高聚集区的东、东南部。该类区域名人居所少,而会馆密集,但紧邻名人居所和会馆高度聚集的HH区,形成HH区的外围过渡,即“过渡中心”区域。西珠市口南北两侧没有名人居所,而会馆密集,形成小范围低-高聚集,主要原因是这些会馆以商业会馆居多,选址侧重商业繁华区位。
(4)高-低聚集区(HL)指名人居所分布密集,会馆分布稀疏的区域,属于负空间相关性。本研究范围内这类区域极少。
通过聚类分析可得知,全部名人居所-会馆HH区、绝大部分LH区都处于雅文化核心区的范围内,形成名人居所与会馆分布关系尤为密切的“中心-过渡中心”区域。以下在更加微观的街区尺度下,进一步阐释和印证该范围内名人居所和会馆之间的聚集特征和内在成因。
4.2.3 “中心-过渡中心”区域内名人居所与会馆空间关系统计分析 对雅文化核心区“中心-过渡中心”区域内,名人居所、及名人的籍贯/出生地,以及会馆所属省份级别等信息进行梳理,并将“中心”区域(HH区)、“中心-过渡中心”区域(HH+LH区)划分成更小的区块(图8),做同乡名人居所与同乡会馆的空间关系统计。这里同乡名人居所是相对于会馆而言,指在此居住过的名人其籍贯/出生地,与同该居所有明显空间关系的会馆所属同一省份。这种明显的空间关系是指同乡名人居所与同乡会馆位于同一、或相邻街区内,彼此直线距离小于200 m。统计得到,“中心”区域(HH区)有占统计总数近六成的同乡名人居所、一半以上的同乡名人,与一半以上的同乡会馆有明显空间关系;“中心-过渡中心”区域(HH+LH区),有占统计总数近七成的同乡名人居所、三成的同乡名人,与接近一半的同乡会馆有明显的空间关系(表2)。在“中心-过渡中心”区域(HH+LH区)内,与同乡名人居所有明显空间关系的同乡会馆共77座,分布在12个省份。其中江西省的会馆总量最多,共16座,其次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省的会馆数量也比较多。同乡县级会馆里,江西、福建省的较多(图9)。
图8

图8“中心-过渡中心”区域内区块划分
Fig. 8Block division within the "center-transition center" area
Tab. 2
表2
表2“中心-过渡中心”区域内有明显空间关系的同乡名人居所与同乡会馆统计
Tab. 2
区块 | 有关名人居所 | 有关会馆 | |||||||
---|---|---|---|---|---|---|---|---|---|
与同乡会馆有明显空间关系的同乡名人居所位置数(个) | 名人居所位置总数(个) | 与同乡会馆有明显空间关系的同乡名人数(个) | 名人 总数(个) | 与同乡名人居所有明显空间关系的同乡 会馆数 | 会馆 总数 (个) | 涉及 省份 | |||
HH区 | HH1 | 4 | 6 | 4 | 9 | 7 | 18 |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 | |
HH2 | 3 | 5 | 4 | 11 | 5 | 13 | 广东、江苏 | ||
HH3 | 2 | 3 | 3 | 9 | 6 | 16 | 福建、江西 | ||
HH4 | 5 | 7 | 17 | 36 | 10 | 13 | 安徽、湖南、浙江 | ||
HH5 | 3 | 8 | 22 | 33 | 14 | 22 | 浙江、江西、江苏、湖南、广东 | ||
合计 | 17 | 29 | 50 | 98 | 42 | 82 | |||
HH+LH区 | HH1+LH1 +LH2 | 9 | 9 | 17 | 27 | 18 | 42 |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江苏、江西、山东、陕西、四川、云南、浙江 | |
HH2 | 3 | 5 | 4 | 11 | 5 | 13 | 广东、江苏 | ||
HH3+LH3 | 2 | 3 | 3 | 9 | 8 | 26 | 福建、江西 | ||
HH4 | 5 | 7 | 17 | 36 | 10 | 13 | 安徽、湖南、浙江 | ||
LH4 | 1 | 1 | 5 | 8 | 5 | 10 | 广东、江苏、四川 | ||
HH5+LH5 +LH6 | 5 | 11 | 7 | 43 | 31 | 63 | 浙江、江西、江苏、湖南、广东、安徽、福建 | ||
合计 | 25 | 36 | 36 | 107 | 77 |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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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9与同乡名人居所有明显空间关系的77座同乡会馆所属省份和级别
Fig. 9The 77 guild halls of the same town belonging to the provinces and levels which have obvious spat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elebrity residences of the same town
同乡名人居所与同乡会馆之间有明显空间关系的特殊形式是二者“重叠”,即有名人改私宅为同乡会馆,以及同乡名人曾居于会馆内两种情形(表3)。自明代始,多数为清末民初时期,会馆吸引同乡外地进京人士居于其内。这些外地人士更偏好居住在本县会馆里。熟悉的乡音和饭食,使得这些外地有抱人士能够安心修习,深谋自己甚至国家的命运。总之,同乡名人居所和同乡会馆之间明显的空间关系,以及二者空间“重叠”的特殊形式,共同印证了“同乡之情”是名人居所与会馆空间聚集的内在驱动力。
Tab. 3
表3
表3“中心-过渡中心”区域内名人居所与会馆的“重叠”关系
Tab. 3
名人居所-会馆“重叠”关系 | 有关名人居所 | 有关会馆 | 所在区块 | ||||||
---|---|---|---|---|---|---|---|---|---|
名人 | 年代 | 籍贯/出生地 | 会馆名称 | 级别 | 省份 | 建立年代 | |||
曾居于会馆 | 黄道周 | 明末 | 福建漳浦县 | 漳浦会馆 | 县级 | 福建 | 明朝末年(1644年前) | HH1 | |
王茂荫 | 清代 | 安徽歙县 | 歙县会馆 | 县级 | 安徽 | 明嘉靖(1522—1566年) | HH1 | ||
梁启超 | 清代 | 广东新会县 | 新会会馆 | 县级 | 广东 | 清咸丰三年(1853年) | LH6 | ||
谭嗣同 | 清代 | 湖南浏阳县 | 浏阳会馆 | 县级 | 湖南 | 清同治九年(1870年) | HH4 | ||
杨度 | 清末民国 | 湖南湘潭县 | 衡阳会馆 | 府级 | 湖南 | 清光绪(1875—1908年) | HH4 | ||
胡适 | 清末民国 | 安徽绩溪县 | 绩溪会馆 | 县级 | 安徽 | 明万历(1595年) | HH3 | ||
聂耳 | 清末民国 | 云南玉溪县 | 云南会馆 | 省级 | 云南 |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 | HH1 | ||
改宅为会馆 | 王杰 | 清代 | 陕西韩城县 | 韩城南馆 | 县级 | 陕西 | 清嘉庆十年(1805年) | LH1 | |
张廷枢 | 清代 | 陕西韩城县 | 韩城北馆 | 县级 | 陕西 | 清乾隆三年(1738年) | LH1 | ||
熊直宗 | 清代 | 江西南昌府 | 南昌郡馆 | 府级 | 江西 | 清代 | LH2 | ||
陈用光 | 清代 | 江西新城县 | 新城会馆 | 县级 | 江西 | 清代 | HH3 | ||
谭敬甫 | 清代 | 湖南浏阳县 | 浏阳会馆 | 县级 | 湖南 | 清同治九年(1870年) | HH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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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1)用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计算方法,可知构成清代宣南雅文化的三类建筑要素——寺庙、名人居所、会馆,除寺庙接近随机分布外,其他两要素各自数据集、以及三要素综合数据集都呈现聚集分布的空间特征。三要素综合数据密集分布的外城西部中北部地区,界定为宣南雅文化核心区范围。范围具体为南北双肾形区域:北部为广安门外大街东部和骡马市大街以北至宣武门,西至储库营、东至琉璃厂区域;南部为骡马市大街以南至南横街附近,西至教子胡同、东至粉房琉璃街区域。雅文化核心区是宣南雅文化区域性大场域中的区域性子场域,自身区位良好,交通便利,不偏僻不喧闹;其与俗文化区子场域空间临近,具有彼此范围稳定、但边界不绝对割裂的空间关联特征,投射出雅俗文化排斥依存、融渗互补的关系。(2)清代宣南雅文化核心区子场域内部形成“三要素,两聚集”的链条式空间关联特征。第一层聚集关系为寺庙与名人居所之间。用核密度与OD线叠合分析,可知在雅文化核心区内特定局部区域寺庙和名人居所空间关系密切,名人居所密集处,寺庙聚集。第二层聚集关系是名人居所和会馆之间。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探测得知三要素中,只有名人居所唯一要素与会馆分布相关,且为正的空间相关,即名人居所密集处,会馆聚集;而寺庙与会馆空间关系不显著(图10)。
图10

图10清代宣南雅文化核心区子场域内部空间关联特征
Fig. 10The internal spatial 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field in the core area of Xuannan hierarchic culture in Qing Dynasty
(3)在链条式空间关联基础上,雅文化核心区子场域内部形成要素之间空间关系更加密切的“中心-过渡中心”的层次性空间结构。通过两次聚类分析,可知在雅文化核心区内,寺庙-名人居所、名人居所-会馆的全部HH区和大部分处于外围的LH区,分别形成“中心-过渡中心”的层次性空间结构。前者具体为宣武门外大街北部东西两侧,骡马市大街以南区域;后者具体包括宣武门外大街西侧、东侧至后孙公园,半截胡同附近区域,果子巷、甲家胡同、潘家河沿至南横街区域(图10)。
(4)“中心-过渡中心”区域内,通过区块划分、历史资料梳理和空间统计的方法,在更加微观的街区尺度下,得出有占统计总数近七成的同乡名人居所、三成的同乡名人,与接近一半的同乡会馆有明显空间关系;并抽提出两者明显空间关系的特殊形式——“重叠”。从空间统计的角度阐释了“同乡之情”是名人居所和会馆空间聚集的主要内在驱动力。
(5)在对清代宣南雅文化核心区空间形成的探析过程中,对其外部区域也做了一定的空间分析。在宣南西北、西南大部分区域中,寺庙、名人居所、会馆都较少分布,主要由于偏僻的区位对三者都不具有吸引力;其中交通相对通达的少数区域,有寺庙聚集。在宣南东北部的闹市繁华区域,名人居所极少分布,会馆有很小范围的密集分布,寺庙有一定范围的密集分布。这也说明喧嚣的氛围对清代寺庙分布的影响相对最小,对名人居所分布的负面影响最大。
本研究主要运用GIS空间分析,从场域视角对作为北京重要历史文化的宣南文化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为北京“文化中心”战略定位下,传统文化保护更新策略的提出,奠定了历史研究基础。同时,在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具有视角和方法上的实践创新以及借鉴意义。此外,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将GIS空间分析运用在较小尺度下的城市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也是一个前沿的议题,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化地理学领域中文化区尺度[40]方面的研究成果。“挖掘过去、明晰现今、谋划未来”,研究的下一阶段会将现存雅文化载体建筑遗产要素进行梳理,结合更广泛的大数据分析,同时与本篇的清代宣南雅文化场域空间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现今雅文化载体遗存对区域文化和活力的作用和影响,并提出该地区未来文化保护更新策略。
致谢:
审稿专家针对雅文化载体要素和表现形式的解释,核心区空间形成原因以及雅俗文化区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切实帮助提升了本研究的深度和严谨性,特致以诚挚感谢。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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