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巍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兰州 730070
Review of Gannan research in Chinese geography
ZHAOXueyan, LIWei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5-30
修回日期:2018-08-17
网络出版日期:2019-04-20
版权声明:2019《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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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区域研究作为地理学的核心领域,既是地理学对格局、过程和机理研究的概括与总结,也是其研究和协调人地关系的重要基础[1],它不但为系统地理学研究提供详实的信息源,还为系统地理学的一般概念与原理提供试验场[2]。在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赫特纳（Alfred Hettner）、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等****的努力下,近代地理学奠基者洪堡（Alexandervon Humboldt）、李特尔（Karl Ritter）开创的区域研究传统得到了极大发展。此后,区域研究范式虽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向[3],但地理学始终将区域研究作为关注的焦点,一直以区域为基础来探究人地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变化作为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对区域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区域变化也往往跨越区域本身而扩展到更大尺度、甚至全球尺度,使得区域研究不仅成为当代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4],更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础及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途径[5]。在全球变化背景下,区域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问题更多元、更复杂,需要以更综合的角度来理解区域人地系统、解决区域发展中面临的复杂问题,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为解决这些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随着分支学科的深化与发展,地理学呈现出空心化现象,自然地理研究日益自然化、人文地理研究日益社会化、GIS与遥感研究日益计算机化,使得地理学服务于政府决策和国家需求的价值有所减弱。事实上,综合是地理学存在的理由[6],而区域是地理学实现综合研究的重要载体[7]。当前,地理学应回归到综合性、区域性、交叉性的轨道上,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科学前沿,关注重大区域性问题,以更综合的多维、动态视角开展区域地理学研究,为决策者提供有用的信息,提升区域研究的社会服务与决策价值。
社会对地理学的期望是区域地理[8],而开展区域地理研究需要选择既具全球意义又具区域特色,且符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关键区域。作为“第三极”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南高原不仅是典型的地理过渡区与高寒生态脆弱区,也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与深度贫困区。在全球环境变化、高速经济增长和大规模城镇化等的冲击下,甘南高原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科学问题和现实问题,成为新时期开展区域地理研究的良好研究对象与实验场所。目前,地理学及相关学科已围绕甘南高原面临的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但受地理学发展“空心化”的影响,自然地理研究仍以单一自然要素与单一过程为主,重点关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气候变化等问题,人文地理研究则以城镇化、农户生计、旅游发展等为主,较少关注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的耦合。当前,甘南研究急需面向“未来地球”计划、“第三极环境”计划等国际前沿领域,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及区域发展需求,将全球性问题与区域性问题结合起来,基于地理学的交叉性、综合性优势,开展跨学科的综合集成研究。鉴于此,本文在阐释甘南高原的地理学研究价值、梳理中国地理学中甘南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当前甘南研究需关注的重点问题,旨在为新时期开展区域地理研究提供借鉴。
2 甘南高原的地理学研究价值
甘南高原作为世界第三极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独特的地质-地理-资源-生态-人文耦合系统[9],不仅对黄河流域、乃至中国北方地区的环境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也对全球环境变化及周边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敏感响应,是一个开展综合集成研究的理想区域。以甘南高原为案例区开展区域研究,不仅可为解决区域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提供借鉴,也可为因地制宜地科学推进国家重大战略提供范例,更可为全球环境变化区域响应研究提供符合中国国情且具全球意义的典型案例。2.1 典型的地理过渡区
甘南高原无论是自然地理特征还是人文地理特征,均表现出显著的边缘性与过渡性。从地理位置来看,甘南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中国地势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其东部逐渐向陇南山地过渡,北连陇中黄土高原;从地质构造来看,该区位于秦岭与昆仑两个地槽褶皱系的交接部位,大部分属秦岭地槽褶皱系,西南部属松潘-甘孜地槽褶皱系,境内山地与高原相间,形成山原区、高山峡谷区和山地丘陵区等地貌类型区[10];从动植物区系来看,该区属于中国-日本、中国-喜马拉雅及青藏高原三个植物亚区的交汇区,也是中国北方鸟类和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的“偏高值区”,物种组成具有明显的区系过渡性[11];从地域文化来看,该区既是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区,也是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及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区[12];从地缘位置来看,该区位于古代中国核心区与边远区的交界地带,历史上既是中原民族向西扩张和高原民族挥师东进的跳板,也是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被称为“汉藏走廊”。2.2 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区
甘南高原是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重要支流洮河、大夏河均发源于此地。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该区被《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为重要生态功能区,承担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其中,黄河干流经青海省久治县进入玛曲县,形成黄河首曲,玛曲境内黄河干流流程长达433 km,流域面积1.039万km2,黄河水量在玛曲段年净增水108.1亿m3,占黄河源区总径流量184.13亿m3的58.7%;洮河发源于西倾山北麓,在甘南高原境内流程达420 km,流域面积达1.598万km2,多年平均径流量达36.1亿m3;大夏河发源于大不勒赫卡山,在甘南高原境内流程长104 km,流域面积为0.42万km2,多年平均径流量为4.5亿m3。3条河流在甘南高原的流域面积达3.06万km2,产水模数达21.5万m3/km2,远高于黄河流域7.7万m3/km2的平均水平,多年平均补给黄河水资源量65.9亿m3,以4.0%的流域面积补给了黄河总径流量的11.4%,其蓄水补水功能对整个黄河流域水资源调节起到关键作用[13]。2.3 典型的高寒生态脆弱区
作为各种自然、人文过程和格局剧烈变化的区域[14],过渡区的人地关系呈现出高度异质性与复杂性,使其成为最脆弱、最敏感的地区。甘南高原生态环境原生脆弱,在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交互胁迫下,生态环境日趋退化。与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草地退化严重,优良牧草比例由70%下降到45%,杂毒草比例由30%上升到55%,中度以上退化草地占草地总面积的50%;水土流失面积增加47.57%,已达1.18万km2,占该区总面积的26.2%;湿地面积减少67.68%,干旱缺水草场面积已扩大到44.7万hm2,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17.4%;中度、重度退化草地的物种多样性分别减少24.14%、70.10%;水源涵养功能锐减,玛曲段补给黄河的水量减少15%左右,洮河与大夏河径流量分别减少14.7%、31.6%[15]。这不仅使该区的生态服务功能遭受严重损失,也使人地矛盾更为尖锐。2.4 重要的深度贫困区
甘南高原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域,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2.31%。在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制度-政策、历史基础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甘南高原发展滞后,贫困范围广、程度深、成因杂,不仅是藏青甘川四省藏区扶贫攻坚的重点片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的核心部分,更是甘肃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境内7县1市中5个县被列入国家扶贫重点县,1个县为甘肃比照国家扶贫重点县的重点扶持县;99个乡被列入扶贫重点乡（镇）,占乡镇总数的89.19%;524个行政村被列入扶贫重点村,占行政村总数的78.92%。境内贫困村与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生存条件恶劣、人地矛盾尖锐、基础设施滞后、产业基础薄弱的高寒区、山原区、高山峡谷区、自然灾害频发区,减贫成本高且减贫成果难以巩固,减贫面临着巨大挑战。3 中国地理学中的甘南研究现状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张其昀[16]、郝景成[17]、张松荫[18]、任美锷[19]、李旭旦[20,21]等****就对甘南高原的地形地貌、水系、气候、森林、农业、畜牧业、牧民分布、放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揭开了中国现代地理学甘南研究的序幕。近年来,针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及社会经济问题,地理****在甘南高原地表过程与机理、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农户生计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社会资本与区域发展、城镇化与乡村聚落、旅游发展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3.1 陆地地表过程及机理
陆地表层过程及机理研究是地理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前沿领域,也是“未来地球”研究计划的核心[22]。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等重要国际研究计划的引领下,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甘南高原水、土、气、生等自然要素和过程。在水资源与水文过程方面,主要开展了河间湿地形态特征及发育程度[23]、尕海湖湖面变化[24]、水资源变化趋势[25]等研究;在生物要素与过程方面,主要探讨了沼泽湿地物种的多样性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特征、植物叶片特征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湿地退化过程中植物生物量变化[26]、人工草地的演替与质量变化[27]、高寒草甸沙化过程中群落结构与植物多样性变化[28]等问题;在土壤要素与过程方面,主要开展了湿地土壤性状及其退化过程中土壤特征变化[29]、湿地土壤有机碳储量与碳密度[30]、高寒草甸土壤的理化性质变化[31,32]等研究;在气候变化过程方面,主要分析了甘南高原气温、降水、蒸发量及光照资源等的时间变化特征[33,34]、气候变化对植被[35]、水资源[36]及生态环境的影响[37,38]等问题;在古环境变化过程方面,主要开展了中晚全新世以来玛曲高原的化学风化过程演变[39]及环境演变[40]、黄河源区玛曲段末次冰消期古洪水事件[41]等研究。总体来看,甘南高原地表过程研究仍以单一要素、单一过程为主,且未对地表过程与格局变化的机理、强度、影响及响应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尤其缺乏多要素、多过程的集成及模拟研究,未来需进一步深入辨识驱动甘南高原地表过程与格局变化的关键要素,开展自然与人文要素、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的耦合研究,分析模拟不同情境下自然与人文要素的耦合机理以及甘南高原地表系统的动态变化规律。
3.2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已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在IGBP与IHDP的联合核心项目“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及“全球土地计划（GLP）”引领下,甘南高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得到众多****关注。已有研究主要关注：① 植被覆盖度变化及其驱动力。有研究指出玛曲县草地植被覆盖度整体下降,优等植被退化严重[42,43];另有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甘南高原不同类型植被覆盖度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指出不同类型植被覆盖度变化存在差异,且不同类型植被覆盖度受气温、降水的影响不同[44]。② 土地沙化及其成因。王辉等指出1985—2003年玛曲县土地沙化率加大、沙化区域扩展、沙化面积逐年增加,流动沙丘扩展速度快于固定沙丘[45,46,47]。禄军峰等指出2000—2005年玛曲县土地沙漠化发生逆转[48]。已有研究均显示,人文因素是导致甘南高原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其中,牛叔文等指出温度升高对草地沙化的影响占34.39%,超载过牧占65.61%,累加超载量每增加1万个羊单位会造成3.14 hm2的草地沙化[49]。③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生态效应。已有研究分析了玛曲高寒草甸沙化演替进程中群落结构、植物多样性及生态位的变化,并估算了玛曲县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28,50]。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多关注甘南高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时空过程、驱动力识别,但较少关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模型模拟、效应评估与预测分析;多关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植物群落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尚未深入揭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水文过程、水源涵养能力等的影响机理。
3.3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及适应
气候变化作为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51],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前沿领域与核心问题。青藏高原被看作“全球气候变化的驱动机与放大器”[52],甘南高原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其气候变化比高原腹地更为显著[53]。当前,已在甘南高原气候变化趋势、影响及响应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已有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甘南高原日照时数显著增加、降水量下降、气温上升、极端天气灾害发生频率增加[53,54]。气候变化导致甘南高原草地退化日趋严重[37]、水资源日益紧缺[36],给农牧民生计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加剧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55]。已有研究以“气候变化感知”为切入点,剖析了该区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56]、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意向及适应策略的关系[57,58]、气候变化适应障碍[59]与适应需求[60]等关键问题,初步揭示了该区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形成机制以及气候变化感知在适应策略选择中的作用,并开发设计了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多关注甘南高原过去几十年的气候变化趋势,较少关注气候变化机制、气候变化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未来气候变化模拟;虽以“感知”为切入点剖析了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过程,但仍未全面揭示气候变化适应机制;多关注农户尺度的适应策略,较少关注区域尺度的气候变化适应模式与适应政策。
3.4 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
甘南高原作为青藏高原“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牛叔文等评估了甘南高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61,62]。然而,在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交互胁迫下,甘南高原的草地、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水源涵养功能锐减,导致整个黄河流域、乃至中国整个北方地区的生态安全遭受严峻挑战,急需开展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已有研究构建了生态补偿对象空间选择模型,确定了优先补偿区,发现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2/3的草地急需进行生态补偿[63,64];利用最小数据方法模拟了该区草地的水源涵养服务供给曲线,提出应根据生态修复目标或下游用水需求建立差别化、动态化的补偿标准[12],并采取能力补偿与现金/实物补偿相结合的多元化补偿方式[65]。另有研究剖析了生态补偿对区域发展及农户生计的影响,发现生态补偿促使该区生态环境好转,提高了农户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与参与意识[66],并使农户除自然资本之外的其余各类生计资本显著增加,且生计非农化、多样化程度有所提高[67]。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多关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尚未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机制、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异、生态系统服务与福祉的关系、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与权衡等问题;多关注生态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及补偿方式,尚未关注生态补偿融资机制与支付机制;多关注生态补偿对区域发展及农户生计的短期及静态影响,较少关注长期影响,尚未深入剖析其影响过程与影响机制,也未关注生态补偿中公平性与效率的权衡、渗漏、额外性、不正当激励等问题。
3.5 农户生计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农户作为甘南高原自然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基本单元,其生计活动强烈改变着甘南高原的地表结构,影响着甘南高原人地关系的发展与走向。已有研究发现,甘南高原农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方式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生计资本影响着农户的生活满意度[68],也决定着农户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其中,自然资本缺乏迫使农户寻求其他谋生方式,但受教育程度低、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缺乏以及封闭而狭窄的亲缘与地缘关系限制了农户生计多样化[69]。另有研究发现,随着生计方式的变迁,甘南高原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能源消费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环境感知均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其中,随着生计非农化程度的提高,农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但对林地、建筑用地、水域及化石能源用地的依赖程度增强[70];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生态关注度与生态恶化感知度趋于降低,而生态保护认知度与环保活动参与度趋于增强[71];生活能源消费模式也由以生物质能为主模式转向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模式[72]。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多关注生计的空间分异特征,较少关注其影响因素;多关注农户生计的静态特征,较少关注其动态演变过程及演变机制;多关注生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少关注其影响机理;多关注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较少关注其社会、经济效应;多关注农户尺度的生计问题,较少考虑生计的跨尺度问题。
3.6 社会资本与区域发展
社会资本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本,它对经济增长、集成管理自然资源与保护环境都非常关键[73],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已成为生态、社会、经济职责和谐过程的先决条件[74]。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的社会资本,因而其可持续发展模式选择必须重视社会资本的作用。甘南高原的制度信任度、普遍信任度及规范水平较高,但社会网络规模有限、支持能力低、紧密度高[75]。该区社会资本对村域尺度的环境影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其中普遍信任度、制度信任度与环境影响呈显著正相关,而规范维度与环境影响呈显著负相关[76];与此同时,社会网络维度、规范维度、信任维度均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77]。另有研究发现,甘南高原农户的社会资本与其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非正式网络与普遍信任度的影响尤为强烈,基于社会网络的非正规风险分担机制已成为该区农户应对风险的最重要手段[78];同时,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甘南高原农户的发展能力,从而显著提升农户的收入水平[79]。总体来看,目前尚未对甘南高原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尤其较少关注地域环境（如自然环境、历史基础、传统文化等）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仅关注农户的社会资本静态特征,较少关注外界冲击下（如乡村旅游、快速城镇化、自然灾害、互联网等）社会资本的演化;多关注社会资本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强度,尚未探讨其与其他人文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未深入揭示社会资本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机理。
3.7 城镇化与乡村聚落
城镇化作为陆地表层最重要的综合地理过程[80]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已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战略之一。已有研究剖析了甘南高原城镇发展的历史基础、发展现状以及城镇发展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支撑力,发现该区城镇发展水平低、规模小、职能分工不明确、空间分布不均衡[81],城镇化发展有着特殊的自然本底、人文基底、发展性质及发展动力,提出应基于生态化与人文化理念选择城镇化模式[82]。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多关注甘南高原的城镇体系,对城乡关系与城乡发展一体化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多关注城镇化现状水平,较少关注城镇化的时空格局与演变过程,对城镇化机理缺乏深层次剖析;多关注城镇化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社会经济支撑力,对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机理缺乏关注;对城镇化的合理进程与科学模式缺乏深入研究,尚未深入剖析城镇化的区域特性及其与城乡融合的关系。乡村聚落作为农村居民与周围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互相作用的现象与过程,在快速工业化与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发生剧烈变化。已有研究发现,甘南高原农区-半农半牧区-纯牧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从集聚逐渐走向分散,海拔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具有“型铸”作用,而河流和路网格局对其具有引导作用[83];对于藏族村落而言,部落-寺院-村落的“共生”效应成为其形成与发展的“地域基因”。其中,历史时期的部落体系成为村落范围与边界的基座,部落组织架构与隶属关系决定了村落的等级规模结构,寺院作为每个部落的信仰载体,影响着聚落的精神形态[84]。总体来看,目前多关注甘南高原乡村聚落的空间形态与分布格局,较少关注乡村聚落建成环境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对乡村聚落社会空间也缺乏关注;多关注乡村聚落的静态特征,对乡村聚落的演变态势、演变路径及演变机制缺乏深入剖析;较少关注新时期乡村聚落的转型重构问题,尤其缺乏对传统乡村聚落景观保护与开发的深入研究。
3.8 旅游发展研究
旅游业已被国家、市场和社区视为促进发展的重要策略[85]。甘南高原作为丝绸之路河南道和唐蕃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藏文化的结合部,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已成为区域发展的引领性产业。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资源[86]、旅游竞合关系[87]与可持续发展[88]、旅游流[89]、居民的旅游感知与旅游影响[90]、旅游扶贫[91]、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92]与社会景观敏感度[93]等方面。研究发现,甘南高原旅游型城镇的旅游意象空间呈“宗教寺院空间-传统民居空间-世俗商业空间”三层典型结构和曼荼罗意象图式[94]。随着旅游活动的介入,草原植被遭受到中度或重度干扰[95],传统社区的寺院空间、民居空间、商业空间开始剧烈的入侵与演替[96,97],僧侣、居民、游客、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显著变化[98],多群体间的竞争性加剧,社会景观敏感区在空间上呈斑块状分布[93]。总体来看,目前研究多集中在传统领域,科学问题的凝练和探究深度不足,缺乏新的理论分析视角与新技术方法的应用,对一些新兴和热点领域未开展深入研究。多关注旅游流时空特征,而对旅游流产生机制及区域效应、时空压缩对旅游流空间结构的影响及其响应等缺乏关注;多关注居民的旅游感知,而对其影响因素与时空分异缺乏关注;较少关注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及地方文化的影响机制与调控机制,对主客关系、旅游者情感、旅游者行为等要素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机理也缺乏关注;尚未关注赋权与社区旅游、宗教旅游、乡村旅游、旅游社会生态系统、地方感与地方依恋、旅游地形象、互联网时代旅游行为及旅游意向等问题。
4 新时期甘南研究需关注的重点问题
开展区域研究既要选择与研究问题相当的典型区域,也要找准典型区域存在的关键问题。作为一个理想的地理科学试验场所[99],甘南高原不仅面临着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挑战,还面临着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与精准扶贫战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现实需求。因而,新时期应围绕“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与“未来地球”计划的框架,以更综合的多维视角开展甘南研究,重点关注甘南高原地表格局-过程集成、人地耦合系统演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可持续生计、新型城镇化、乡村发展等关键问题。4.1 地表格局-过程集成研究
陆地地表过程研究已转向自然-人文过程、无机-有机过程的综合研究,注重多要素、多过程耦合与综合研究,强调人文要素在各种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人文因素作用下的地理过程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100],而甘南高原地表格局-过程研究仍局限于单一要素、单一过程。当前,应围绕“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与“未来地球”计划,重点关注以下问题：以格局-过程耦合研究为主线,强调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格局与过程的耦合[101],在甘南高原开展水、土、气、生等自然地理过程及其发生机理、水文与土壤等自然过程的耦合机制、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的耦合机理、人类活动对主要自然地理过程的影响机理、地理过程耦合的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效应评估、地表过程与格局的动态模拟、地理过程与全球环境变化之间的耦合作用及其效应等研究。
以环境变化研究为主线,集成实地观测、数值模拟、卫星遥感和数据同化等途径,开展甘南高原环境变化过程及机制、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响应、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社会与文化在环境变化中的作用及驱动机制、甘南高原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响应规律、全球环境变化对甘南高原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等研究[9]。
4.2 人地耦合系统演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作为由众多要素通过一系列自然、人文过程及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多要素、多过程、多尺度耦合的动态综合体,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不仅具有复杂性与异质性,更具有动态性和高度关联性,在全球环境变化、快速工业化与大规模城镇化等的冲击下,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当前需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演化研究为主线,集成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探索它们对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演化的影响,探寻影响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演化的关键因素与关键过程,揭示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的时空格局、演变过程及演变机制;关注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响应问题,开展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的脆弱性、恢复力及适应性研究,模拟与预测不同情景下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的演变路径及其效应。
以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调控研究为主线,探寻影响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调控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揭示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的调控机制,模拟与预测不同调控策略的综合效应,并从多尺度、多维度、多利益相关者角度开展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综合风险防范研究。
以甘南高原可持续发展研究为主线,探寻其与其他区域间的相互依赖性,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格局、资源环境承载力动态仿真模拟与预测、区域发展需求与资源环境约束间的协调度等研究,探索甘南高原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可持续发展模式与路径,开展甘南高原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估与动态监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管治途径及调控、区域发展格局优化等研究。
4.3 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厘清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服务-福祉之间的级联关系与机理是科学实施生态补偿的基础和前提。在自然与人文因素的交互胁迫下,甘南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遭受损害,使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福利减少,当前急需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机制研究,需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甘南高原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与供给研究为主线,开展湿地、草地、森林等景观类型的时空格局变化、生态系统评估与预测、生态过程与服务的作用机理、生态系统服务形成与供给的关键影响要素、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与供给机制、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动态性、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与协同、不同情景下的生态系统服务模拟等研究。
以甘南高原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服务-福祉之间的级联关系研究为主线,开展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影响、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关系、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的关系、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存度、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偏好等研究。
以甘南高原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消费的时空异质性、生态系统服务的流动性与区域效应、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动路径和通量、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变化的响应、生态补偿效应评价与模拟、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机制、农户生计对生态补偿的响应机理、生态补偿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机理、生态补偿融资机制与支付机制、补偿对象空间定位与激励方式选择、生态补偿中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以及泄露、额外性、不正当激励以及中介机构的影响力等研究[102]。
4.4 可持续生计研究
生计已成为驱动甘南高原人地系统演化的主导因素。可持续生计方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及集成分析框架[103],为理解与解决甘南高原自然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及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工具。当前,需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甘南高原生计时空动态性研究为主线,开展生计的区域差异性与区域依赖性、生计的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不同尺度生计的关联关系、不同类型社区/农户生计的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不同情景下生计的演变路径模拟与预测、生计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规律、多重冲击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机制、农户生计对多重冲击的响应机制、居民生计适应动态及机理等研究。
以甘南高原生计转型研究为主线,开展生计转型的关键因素及作用机制、生计转型特征及转型路径、传统文化对生计转型的影响、生计转型对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服务的影响、生计转型对居民的生态系统服务依存度、使用行为及选择偏好的影响、生计转型对传统文化及社会结构的影响等研究。
以甘南高原可持续生计塑建研究为主线,开展生计恢复力与生计脆弱性评价、生计恢复力与生计脆弱性的形成机制、生计恢复力与生计脆弱性的时空格局-演变过程-演变机制、生计脆弱性的调控机制、生计脆弱性调控策略开发、不同调控策略的效应模拟与预测、多重约束下的可持续生计塑建、替代生计选择及其效应模拟、精准扶贫与可持续生计等研究。
4.5 新型城镇化研究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保持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受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主体功能、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基础设施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甘南高原的新型城镇化路径与模式不同于其他区域。当前,需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甘南高原城镇化发展研究为主线,开展甘南高原宜居性、城镇化的区域特性、城镇化与地方性、城镇化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因子及其作用机理、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的交互耦合效应及机理、不同情景下城镇化与资源环境耦合关系模拟、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产业支撑力预警、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发展过程动态监测与模拟预警、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城镇空间演化过程与演化机理、城镇化的合理进程与科学模式、农牧民的城镇化意愿、城镇化与乡村旅游/民族旅游的互动机制等研究。
以甘南高原的城乡关系研究为主线,开展城乡互动关系及互动机制（如要素流动、社会网络关联等）、城乡关系的变化过程及驱动机制、城乡关系的动态监测与预警、城乡关系的关键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居民对城乡关系变化的响应、城镇化对乡村文化的影响、城镇化对乡村社会空间的影响、城镇化的区域特性与城乡融合的关系、城乡融合演进状态评估与监测、城乡融合演化过程及规律、城乡融合的资源环境效应及社会经济效应、城乡关系重构等研究。
4.6 乡村发展研究
全球化、工业化及城镇化为乡村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挑战,乡村发展研究已成为当前地理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104]。甘南高原乡村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生态环境、地域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新时期应立足甘南高原的特殊区情及乡村实际,探寻乡村振兴路径及模式。当前,需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甘南高原乡村转型研究为主线,开展乡村发展要素的配置与利用、乡村发展水平评估与动态监测、不同情景下乡村发展水平模拟、乡村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不同类型村庄的演进特征与演进机制、乡村空间结构变化过程及机制、传统乡村聚落与社会文化景观演变与保护、农牧民行为对乡村空间演变的影响机理、农牧民对乡村转型的响应、不同类型村庄的转型模式与途径、乡村转型的资源环境效应监测与预警、乡村空间的重构模式与机理、村镇空间结构优化模拟、乡村文化重构等研究。
以甘南高原农村贫困研究为主线,开展农村贫困的空间格局及形成机制、贫困脆弱性评估及空间分异、不同类型村庄及农牧民的关键致贫因素及作用机理、农村贫困的生成机制、生态环境与贫困的耦合关系、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及作用机制、乡村旅游的减贫效应及机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及机理、社会资本的减贫效应及机理、农村减贫的主要障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精准扶贫模式与途径等研究。
5 讨论
地理学是“探索自然规律,昭示人文精华”的一门学科,区域地理作为地理学的核心领域与根基,是地理学服务社会需求的重要方面。在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及信息化背景下,人地关系日益复杂,其所孕育的社会需求为区域地理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与新的发展空间,当前急需重新构建区域地理研究的理论框架。国际科学联盟（ICSU） 在整合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和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基础上发起的“未来地球（Future Earth）”研究计划为新时期开展区域地理研究提供了更聚焦的研究目标、更广阔的研究视角、更系统的研究路径[105]。甘南高原作为典型的地理过渡区与高寒生态脆弱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与深度贫困区以及“第三极”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综合,需要更为广泛的学科参与其中,开展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多单位联合的研究,以便全面而综合地理解甘南高原人地系统,并寻求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解决方案。今后,应以“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未来地球”研究计划为参照,按照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逻辑架构,综合集成3S技术、空间统计、大数据挖掘分析技术、情景模拟与方案演绎技术、预测与优化调控技术、决策系统等研究技术和方法,将甘南高原的人文要素与自然要素、人文过程与自然过程结合起来,关注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类活动过程的相互作用,揭示人文要素在环境变化中的作用及其驱动机制,模拟和预测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的变化,实现要素集成、过程集成与区域集成;同时,要将科学研究与应用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开展甘南高原人地耦合系统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注重甘南高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加强面向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精准扶贫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等国家需求的重要科学命题研究,将科学知识与政策实践有效地连接起来,为政府提供各种决策选项。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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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p>区域研究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途径。国际上南部非洲、南亚、东亚、东南亚4个地区及若干重大区域研究项目如 LBA、AMMA、MAIRS及ProMed等典型案例研究表明：区域研究是全球变化研究的基础，区域的实验、模拟、分析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有效方法。区域研究应关注：陆地表面过程、海岸带的陆—海相互作用过程、区域气候变化过程等关键过程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及作用；区域边缘现象、阈值与突变问题；区域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的有序适应等。有必要制订国际区域研究计划，实施地球系统的区域观测，建立区域研究的集成新方法、区域实验与尺度转换方法，建立基于数理基础的区域地球系统模型和数值模拟等新方法。</p> . <p>区域研究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途径。国际上南部非洲、南亚、东亚、东南亚4个地区及若干重大区域研究项目如 LBA、AMMA、MAIRS及ProMed等典型案例研究表明：区域研究是全球变化研究的基础，区域的实验、模拟、分析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有效方法。区域研究应关注：陆地表面过程、海岸带的陆—海相互作用过程、区域气候变化过程等关键过程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及作用；区域边缘现象、阈值与突变问题；区域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的有序适应等。有必要制订国际区域研究计划，实施地球系统的区域观测，建立区域研究的集成新方法、区域实验与尺度转换方法，建立基于数理基础的区域地球系统模型和数值模拟等新方法。</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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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世界第三极地区，是全球最独特的地质-地理-资源-生态耦合系统之一，对中国、北半球乃至全球环境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第三极地区对全球环境变化及周边人类活动的影响亦有敏感响应，同南极和北极一样受到科技界的高度重视。2009 年，“第三极环境（Third Pole Environment，TPE）”国际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以“水-冰-气-生-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主题，旨在解决第三极地区过去环境变化的时空特征、冰圈与水圈相互作用及其灾害过程、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响应、人类活动对该地区环境变化的影响及该地区环境变化的适应对策等科学问题，以揭示第三极地区环境变化过程与机制及其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响应规律，从而为提高这一地区人类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服务。该计划自启动以来，以TPE科学委员会及TPE项目办公室为依托，有效执行各种实施方案，已经在第三极冰川变化、季风与西风相互作用、台站建设、数据共享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今后，将进一步扩展研究领域和研究地区，与未来地球计划（Future Earth）相对接，为第三极地区生态环境改善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 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世界第三极地区，是全球最独特的地质-地理-资源-生态耦合系统之一，对中国、北半球乃至全球环境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第三极地区对全球环境变化及周边人类活动的影响亦有敏感响应，同南极和北极一样受到科技界的高度重视。2009 年，“第三极环境（Third Pole Environment，TPE）”国际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以“水-冰-气-生-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主题，旨在解决第三极地区过去环境变化的时空特征、冰圈与水圈相互作用及其灾害过程、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响应、人类活动对该地区环境变化的影响及该地区环境变化的适应对策等科学问题，以揭示第三极地区环境变化过程与机制及其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响应规律，从而为提高这一地区人类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服务。该计划自启动以来，以TPE科学委员会及TPE项目办公室为依托，有效执行各种实施方案，已经在第三极冰川变化、季风与西风相互作用、台站建设、数据共享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今后，将进一步扩展研究领域和研究地区，与未来地球计划（Future Earth）相对接，为第三极地区生态环境改善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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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 高寒牧区是一类特殊的地域,其生态环境本底和压力明显区别于其它地域类型。从自然本底上讲,"高寒"特征造成生态系统结构单一、节律缓慢、功能稳定性差,因此,脆弱性强,而修复难度大;从压力上讲,"高寒"又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外界要素的过分介入,导致人口分布的高度离散性和稀疏性,人地矛盾转化为更直观的草畜矛盾。论文结合高寒牧区的特质,对生态足迹模型和生态承载力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了高寒牧区生态承载力的主控因素——牲畜特征、人口特征、生境特征和地域特征,以甘南州合作市为案例,具体测算和分析了41个行政单元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结果表明:(1)人口生态足迹和牲畜生态足迹分布格局大致呈反向态势,说明在高寒牧区,人口与牲畜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2)从人口生态足迹和牲畜生态足迹对总生态足迹的贡献度上看,总生态足迹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牲畜生态足迹,说明牲畜是主控因素。(3)从地均生态承载力分布态势看,低承载区主要分布于北部海拔较高的广大牧区,这里生态结构非常单一,主要以高寒草甸草原和沼泽草原生态类型为主,寒冻风化作用异常强烈,生物有效生长期非常短。而高承载区分布在市区周围和南部洮河谷地沿岸,生态系统除草地生态系统外,还有森林生态系统。从而说明人为条件的改善、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的复杂程度和自然环境的严酷程度是决定高寒牧区承载力高低的主要因素。(4)从生态盈余与赤字的空间分布态势看,赤字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广大的纯牧区,超载过牧是生态状况的关键性致因。因此提高生态承载力、减少生态赤字的关键集结于草畜关系上。有鉴于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根据天然草场的承载能力,建立适宜的草畜平衡关系,将超载的牲畜转移出去;二是科学合理的提高草场的生产能力和承载能力,这就需要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三是调整经济结构,减少社会经济发展对天然放牧业的高度依赖性,推进传统草地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 . 高寒牧区是一类特殊的地域,其生态环境本底和压力明显区别于其它地域类型。从自然本底上讲,"高寒"特征造成生态系统结构单一、节律缓慢、功能稳定性差,因此,脆弱性强,而修复难度大;从压力上讲,"高寒"又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外界要素的过分介入,导致人口分布的高度离散性和稀疏性,人地矛盾转化为更直观的草畜矛盾。论文结合高寒牧区的特质,对生态足迹模型和生态承载力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了高寒牧区生态承载力的主控因素——牲畜特征、人口特征、生境特征和地域特征,以甘南州合作市为案例,具体测算和分析了41个行政单元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结果表明:(1)人口生态足迹和牲畜生态足迹分布格局大致呈反向态势,说明在高寒牧区,人口与牲畜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2)从人口生态足迹和牲畜生态足迹对总生态足迹的贡献度上看,总生态足迹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牲畜生态足迹,说明牲畜是主控因素。(3)从地均生态承载力分布态势看,低承载区主要分布于北部海拔较高的广大牧区,这里生态结构非常单一,主要以高寒草甸草原和沼泽草原生态类型为主,寒冻风化作用异常强烈,生物有效生长期非常短。而高承载区分布在市区周围和南部洮河谷地沿岸,生态系统除草地生态系统外,还有森林生态系统。从而说明人为条件的改善、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的复杂程度和自然环境的严酷程度是决定高寒牧区承载力高低的主要因素。(4)从生态盈余与赤字的空间分布态势看,赤字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广大的纯牧区,超载过牧是生态状况的关键性致因。因此提高生态承载力、减少生态赤字的关键集结于草畜关系上。有鉴于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根据天然草场的承载能力,建立适宜的草畜平衡关系,将超载的牲畜转移出去;二是科学合理的提高草场的生产能力和承载能力,这就需要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三是调整经济结构,减少社会经济发展对天然放牧业的高度依赖性,推进传统草地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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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 针对玛曲高寒草甸沙质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日趋严重的问题，采用群落样方调查的方法，研究了潜在、轻度、中度和重度4种典型高寒沙化草甸的植被结构特征和<em>α</em>多样性与<em>β</em>多样性变化规律。结果表明：随着沙化程度的加剧，1）群落植被盖度持续下降（分别为99.216%，80.078%，49.895%，36.398%）、物种数逐渐减少（分别为53，32，14，13）、群落结构趋向简单（重要值大于1的物种分别有28，16，10，8种），典型高寒草甸优势种和伴生种逐渐退出群落，而适应沙质荒漠的物种逐渐占据群落中的优势地位，玛曲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有向高寒沙质荒漠生态系统转化的趋势，群落以青藏苔草+高山早熟禾群落→青藏苔草+防风+高山嵩草群落→高山嵩草+防风+青藏苔草群落→毛穗赖草+藏虫实+青藏苔草+防风群落的方向演替；2）群落丰富度和植物多样性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差异显著；均匀度指数先增加后减小，在轻度沙化草甸达到最大，但差异不显著；而群落优势度逐渐增加，在中度沙化草甸增加极显著；3）潜在沙化草甸与沙化草甸之间的Whittaker指数差异极显著，中度沙化草甸与重度沙化草甸之间差异显著，而轻度沙化草甸与中度沙化草甸之间差异不显著。4）潜在沙化草甸与3种沙化草甸和轻度沙化草甸与重度沙化草甸之间群落相异性系数较高（0.705-0.937），群落共有度指数较低（0.034-0.173），而重度沙化草甸与中度沙化草甸、轻度沙化草甸与中度沙化草甸之间群落相异性系数相对较低（0.545-0.553），群落共有度指数相对较高（0.293-0.303）。以上分析表明，玛曲高寒草甸在沙化过程中存在轻度沙化和重度沙化两个关键过程，因此对潜在沙化草甸应采取封育、禁牧、轮牧、抚育等科学管护措施，而对沙化草甸应采取草皮移植、补播、施肥等植被快速恢复措施和流沙治理措施进行生态修复，防止草甸沙化的加剧和蔓延。 . 针对玛曲高寒草甸沙质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日趋严重的问题，采用群落样方调查的方法，研究了潜在、轻度、中度和重度4种典型高寒沙化草甸的植被结构特征和<em>α</em>多样性与<em>β</em>多样性变化规律。结果表明：随着沙化程度的加剧，1）群落植被盖度持续下降（分别为99.216%，80.078%，49.895%，36.398%）、物种数逐渐减少（分别为53，32，14，13）、群落结构趋向简单（重要值大于1的物种分别有28，16，10，8种），典型高寒草甸优势种和伴生种逐渐退出群落，而适应沙质荒漠的物种逐渐占据群落中的优势地位，玛曲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有向高寒沙质荒漠生态系统转化的趋势，群落以青藏苔草+高山早熟禾群落→青藏苔草+防风+高山嵩草群落→高山嵩草+防风+青藏苔草群落→毛穗赖草+藏虫实+青藏苔草+防风群落的方向演替；2）群落丰富度和植物多样性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差异显著；均匀度指数先增加后减小，在轻度沙化草甸达到最大，但差异不显著；而群落优势度逐渐增加，在中度沙化草甸增加极显著；3）潜在沙化草甸与沙化草甸之间的Whittaker指数差异极显著，中度沙化草甸与重度沙化草甸之间差异显著，而轻度沙化草甸与中度沙化草甸之间差异不显著。4）潜在沙化草甸与3种沙化草甸和轻度沙化草甸与重度沙化草甸之间群落相异性系数较高（0.705-0.937），群落共有度指数较低（0.034-0.173），而重度沙化草甸与中度沙化草甸、轻度沙化草甸与中度沙化草甸之间群落相异性系数相对较低（0.545-0.553），群落共有度指数相对较高（0.293-0.303）。以上分析表明，玛曲高寒草甸在沙化过程中存在轻度沙化和重度沙化两个关键过程，因此对潜在沙化草甸应采取封育、禁牧、轮牧、抚育等科学管护措施，而对沙化草甸应采取草皮移植、补播、施肥等植被快速恢复措施和流沙治理措施进行生态修复，防止草甸沙化的加剧和蔓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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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 <p>2011年7月,研究了甘南尕海典型湿地(草本泥炭地、沼泽湿地、高山湿地和亚高山草甸)土壤剖面有机碳分布及其储量.结果表明: 4种典型湿地土壤容重平均在0.22～1.29 g·cm<sup>-3</sup>;草本泥炭地土壤有机碳含量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其平均值(286.80 g·kg<sup>-1</sup>)约为沼泽湿地、高山湿地和亚高山草甸的2.91、4.99和7.13倍.各类湿地土壤平均有机碳密度为草本泥炭地＞亚高山草甸＞沼泽湿地＞高山湿地,以0～10 cm剖面的密度最大;各类湿地土壤剖面的有机碳密度与有机碳含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随土壤深度的增加呈现波动性变化;草本泥炭地、沼泽湿地、高山湿地和亚高山草甸的土壤有机碳均存在0～10和20～40 cm两个明显储碳层;其0～60 cm深度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分别为369.46、278.83、276.16和292.23 t·hm<sup>-2</sup>.尕海湿地4种类型湿地0～60 cm土壤的总有机碳储量约为9.50×10<sup>6</sup> t.</p> . <p>2011年7月,研究了甘南尕海典型湿地(草本泥炭地、沼泽湿地、高山湿地和亚高山草甸)土壤剖面有机碳分布及其储量.结果表明: 4种典型湿地土壤容重平均在0.22～1.29 g·cm<sup>-3</sup>;草本泥炭地土壤有机碳含量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其平均值(286.80 g·kg<sup>-1</sup>)约为沼泽湿地、高山湿地和亚高山草甸的2.91、4.99和7.13倍.各类湿地土壤平均有机碳密度为草本泥炭地＞亚高山草甸＞沼泽湿地＞高山湿地,以0～10 cm剖面的密度最大;各类湿地土壤剖面的有机碳密度与有机碳含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随土壤深度的增加呈现波动性变化;草本泥炭地、沼泽湿地、高山湿地和亚高山草甸的土壤有机碳均存在0～10和20～40 cm两个明显储碳层;其0～60 cm深度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分别为369.46、278.83、276.16和292.23 t·hm<sup>-2</sup>.尕海湿地4种类型湿地0～60 cm土壤的总有机碳储量约为9.50×10<sup>6</sup> t.</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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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 <FONT face=Verdana>利用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甘南高原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和水资源定位观测资料,分析气候、水资源变化特征，及其二者的关系，建立水资源气候模式。分析表明：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甘南高原大部分区域降水量年际变化呈下降趋势，降水量变化线性拟合倾向率在-22.6～-9.6 mm/10a之间，降水量递减以秋季降水量递减为主，降水量减少突变点在1980—1990年之间，年际变化主要存在6～7 a短周期振荡和15 a的长周期振荡特征。气温年际变化趋势呈显著上升趋势，增温速度均大于全国增温速度，增温率以冬季最大，气温增高突变点在20世纪70年代。草地年干燥指数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近50 a来甘南高原气候趋于暖干化。水资源呈显著下降趋势，水资源存在2～3 a、7～8 a、20～23 a的年际周期变化。水资源与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与干燥指数呈显著负相关，降水量减少，草地干燥指数上升，导致水资源减少。<BR></FONT> . <FONT face=Verdana>利用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甘南高原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和水资源定位观测资料,分析气候、水资源变化特征，及其二者的关系，建立水资源气候模式。分析表明：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甘南高原大部分区域降水量年际变化呈下降趋势，降水量变化线性拟合倾向率在-22.6～-9.6 mm/10a之间，降水量递减以秋季降水量递减为主，降水量减少突变点在1980—1990年之间，年际变化主要存在6～7 a短周期振荡和15 a的长周期振荡特征。气温年际变化趋势呈显著上升趋势，增温速度均大于全国增温速度，增温率以冬季最大，气温增高突变点在20世纪70年代。草地年干燥指数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近50 a来甘南高原气候趋于暖干化。水资源呈显著下降趋势，水资源存在2～3 a、7～8 a、20～23 a的年际周期变化。水资源与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与干燥指数呈显著负相关，降水量减少，草地干燥指数上升，导致水资源减少。<BR></FO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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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 <P><FONT face=Verdana>根据玛曲1971—2005年的气温、降水、大风、沙尘暴等资料的变化及其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作了分析。结果表明：30 a来,玛曲地区的气温在逐渐升高,降水有下降趋势,蒸发量也有下降趋势,年大风、沙尘暴年发生日数也呈下降趋势,干旱程度表现出增加趋势。人类的过度放牧和滥伐乱挖造成玛曲地区植被生产力下降、草原退化、土地沙漠化加剧。气候暖干化和人类不合理的开采活动是造成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FONT></P> . <P><FONT face=Verdana>根据玛曲1971—2005年的气温、降水、大风、沙尘暴等资料的变化及其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作了分析。结果表明：30 a来,玛曲地区的气温在逐渐升高,降水有下降趋势,蒸发量也有下降趋势,年大风、沙尘暴年发生日数也呈下降趋势,干旱程度表现出增加趋势。人类的过度放牧和滥伐乱挖造成玛曲地区植被生产力下降、草原退化、土地沙漠化加剧。气候暖干化和人类不合理的开采活动是造成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FONT></P> |
| [39] | . <p>在对玛曲高原东南部具有代表性的黄土-古土壤-风成砂沉积剖面进行常量、微量元素及地球化学风化参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sup>14</sup>C测年结果,探讨了中晚全新世以来玛曲高原的化学风化过程。结果表明:(1)不同地化学元素在剖面中的化学活性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常量元素Ca、Si、Na以强烈迁移淋失为主,Fe、Mg则表现为明显富集;元素活动性及迁移顺序为Ca >Si >Na >Al >K >Fe >Mg;常量元素的迁移特征表明玛曲高原处于脱Ca、Na的初期化学风化阶段;微量元素除Sr迁移淋失显著外,Cu、Mn、Zn均呈现出强富集特征。(2)根据典型地化学元素记录的冷干-凉润-凉干-温湿的气候变化过程,结合化学风化指标将玛曲高原中晚全新世以来的化学风化过程划分为3.8 ka BP以前的风化较弱期、3.8~3.5 ka BP风化较强期、3.5~1.6 ka BP风化减弱期和1.6 ka BP以来的风化增强期4个阶段。</p> . <p>在对玛曲高原东南部具有代表性的黄土-古土壤-风成砂沉积剖面进行常量、微量元素及地球化学风化参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sup>14</sup>C测年结果,探讨了中晚全新世以来玛曲高原的化学风化过程。结果表明:(1)不同地化学元素在剖面中的化学活性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常量元素Ca、Si、Na以强烈迁移淋失为主,Fe、Mg则表现为明显富集;元素活动性及迁移顺序为Ca >Si >Na >Al >K >Fe >Mg;常量元素的迁移特征表明玛曲高原处于脱Ca、Na的初期化学风化阶段;微量元素除Sr迁移淋失显著外,Cu、Mn、Zn均呈现出强富集特征。(2)根据典型地化学元素记录的冷干-凉润-凉干-温湿的气候变化过程,结合化学风化指标将玛曲高原中晚全新世以来的化学风化过程划分为3.8 ka BP以前的风化较弱期、3.8~3.5 ka BP风化较强期、3.5~1.6 ka BP风化减弱期和1.6 ka BP以来的风化增强期4个阶段。</p> |
| [40] | . 对玛曲高原具有代表性的黄土-古土壤-风成砂剖面(OL剖面)常量元素氧化物含量及其比值的地球化学特征分析表明:(1)常量元素氧化物总含量为91.93%且SiO<sub>2</sub>(67.93%) >Al<sub>2</sub>O<sub>3</sub>(11.2%) >Fe<sub>2</sub>O<sub>3</sub>(3.97%) >CaO(3.76%)>K<sub>2</sub>O(2.16%) >Na<sub>2</sub>O(1.81%) >MgO(1.1%);(2)玛曲高原处于较弱的脱Ca、Na初级风化阶段,并伴有碳酸盐的淋失;(3)玛曲高原的气候经历了冷干-凉润-温湿-凉干的冷暖旋回。依据常量元素氧化物含量及其比值揭示的环境特征并结合<sup>14</sup>C测年将玛曲高原中晚全新世以来的环境演变划分为4.6 ka BP以前的风沙活动强烈期、4.6～4.3 ka BP的风沙活动较弱期、4.3～0.3 ka BP的固结成壤期和0.3 ka BP至今的风沙活动增强期4个阶段。 . 对玛曲高原具有代表性的黄土-古土壤-风成砂剖面(OL剖面)常量元素氧化物含量及其比值的地球化学特征分析表明:(1)常量元素氧化物总含量为91.93%且SiO<sub>2</sub>(67.93%) >Al<sub>2</sub>O<sub>3</sub>(11.2%) >Fe<sub>2</sub>O<sub>3</sub>(3.97%) >CaO(3.76%)>K<sub>2</sub>O(2.16%) >Na<sub>2</sub>O(1.81%) >MgO(1.1%);(2)玛曲高原处于较弱的脱Ca、Na初级风化阶段,并伴有碳酸盐的淋失;(3)玛曲高原的气候经历了冷干-凉润-温湿-凉干的冷暖旋回。依据常量元素氧化物含量及其比值揭示的环境特征并结合<sup>14</sup>C测年将玛曲高原中晚全新世以来的环境演变划分为4.6 ka BP以前的风沙活动强烈期、4.6～4.3 ka BP的风沙活动较弱期、4.3～0.3 ka BP的固结成壤期和0.3 ka BP至今的风沙活动增强期4个阶段。 |
| [4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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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 <div >基于2000—2014年MODIS NDVI数据，分析了甘南高原植被覆盖度的时空变化格局，并结合同期气温、降水数据及物候信息，从不同时空尺度和植被类型分析了甘南高原植被覆盖度的年、月际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甘南高原2000—2014年年均温和降水均呈波动上升趋势（0.04 ℃·a<sup>-1</sup>，4.7 mm·a<sup>-1</sup>），降水由西南向东北呈递减趋势，年均温由东南向西北呈递减趋势；近15年甘南高原植被覆盖度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特征，平均植被覆盖度为77.5%，其中，森林覆盖度最高（77.8%），高山亚高山草地覆盖度最低（60.3%）；甘南高原植被覆盖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增加速率为0.32%·a<sup>-1</sup>。其中，坡面草地增加趋势显著，为1.04%·a<sup>-1</sup>，平原草地次之，为0.47%·a<sup>-1</sup>，高山亚高山草甸为0.19%·a<sup>-1</sup>，森林仅为0.10%·a<sup>-1</sup>，而沼泽湿地和高山亚高山草地覆盖度呈下降趋势（-0.03%·a<sup>-1</sup>、-0.06%·a<sup>-1</sup>）；从年际变化来看，植被覆盖度与气温和降水均呈不显著正相关 (<em>R</em>=0.45，<em>R</em> = 0.21)；从不同类型植被来看，高山亚高山草甸、高山亚高山草地、平原草地、坡面草地和沼泽湿地覆盖度受气温影响较大，森林覆盖度受降水影响较大；从月际变化来看，生长季植被覆盖度对降水的滞后效应主要表现在植被生长初期和末期，对气温的滞后效应主要表现在关键生长期，且对降水的滞后效应优于气温。</div><div > </div> . <div >基于2000—2014年MODIS NDVI数据，分析了甘南高原植被覆盖度的时空变化格局，并结合同期气温、降水数据及物候信息，从不同时空尺度和植被类型分析了甘南高原植被覆盖度的年、月际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甘南高原2000—2014年年均温和降水均呈波动上升趋势（0.04 ℃·a<sup>-1</sup>，4.7 mm·a<sup>-1</sup>），降水由西南向东北呈递减趋势，年均温由东南向西北呈递减趋势；近15年甘南高原植被覆盖度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特征，平均植被覆盖度为77.5%，其中，森林覆盖度最高（77.8%），高山亚高山草地覆盖度最低（60.3%）；甘南高原植被覆盖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增加速率为0.32%·a<sup>-1</sup>。其中，坡面草地增加趋势显著，为1.04%·a<sup>-1</sup>，平原草地次之，为0.47%·a<sup>-1</sup>，高山亚高山草甸为0.19%·a<sup>-1</sup>，森林仅为0.10%·a<sup>-1</sup>，而沼泽湿地和高山亚高山草地覆盖度呈下降趋势（-0.03%·a<sup>-1</sup>、-0.06%·a<sup>-1</sup>）；从年际变化来看，植被覆盖度与气温和降水均呈不显著正相关 (<em>R</em>=0.45，<em>R</em> = 0.21)；从不同类型植被来看，高山亚高山草甸、高山亚高山草地、平原草地、坡面草地和沼泽湿地覆盖度受气温影响较大，森林覆盖度受降水影响较大；从月际变化来看，生长季植被覆盖度对降水的滞后效应主要表现在植被生长初期和末期，对气温的滞后效应主要表现在关键生长期，且对降水的滞后效应优于气温。</div><div > </div> |
| [45] | . <FONT face=Verdana>以黄河源区玛曲县沙化草地为对象，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选取景观异质性指数(景观多样性、景观优势度)、景观破碎化指数(斑块密度、分离度)、形状指数(伸长指数、分维数)3类指标，分析了黄河源区沙化草地不同景观类型的空间分布及景观格局现状特征.结果表明，区域整体景观结构简单，局部变化复杂，自然景观仍是景观变化的主体，景观结构受草地、湿地、灌木林地等少数自然景观类型控制.区域景观斑块呈条带状分布，各景观条带差异较大，从河流阶地带到低山草地带到高山草甸带，景观斑块类型减少，景观多样性减小，景观破碎化程度减弱，景观结构呈简单化趋势.沙化景观尤其是流动沙地对景观结构的影响较大，在区域景观异质性增强及破碎化加剧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固定沙地、半固定沙地和潜在沙化土地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景观的构成及变化；人工景观比沙化景观对景观结构的影响小，但其潜在变化空间较大.人工景观和沙化景观将是未来区域景观结构变化的共同主导因素.</FONT> . <FONT face=Verdana>以黄河源区玛曲县沙化草地为对象，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选取景观异质性指数(景观多样性、景观优势度)、景观破碎化指数(斑块密度、分离度)、形状指数(伸长指数、分维数)3类指标，分析了黄河源区沙化草地不同景观类型的空间分布及景观格局现状特征.结果表明，区域整体景观结构简单，局部变化复杂，自然景观仍是景观变化的主体，景观结构受草地、湿地、灌木林地等少数自然景观类型控制.区域景观斑块呈条带状分布，各景观条带差异较大，从河流阶地带到低山草地带到高山草甸带，景观斑块类型减少，景观多样性减小，景观破碎化程度减弱，景观结构呈简单化趋势.沙化景观尤其是流动沙地对景观结构的影响较大，在区域景观异质性增强及破碎化加剧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固定沙地、半固定沙地和潜在沙化土地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景观的构成及变化；人工景观比沙化景观对景观结构的影响小，但其潜在变化空间较大.人工景观和沙化景观将是未来区域景观结构变化的共同主导因素.</FONT> |
| [46] | . 玛曲县地处黄河上游,属江河源区,其生态作用对黄河的安危有直接影响。作者运用遥感与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玛曲县的土地沙漠化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全县沙漠化土地总面积6080.0hm<sup>2</sup>,基本沿黄河分布于冲洪积滩地,以每年6.8%的速率扩展。土地沙漠化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过牧为主导因素。沙漠化治理是黄河综合整治、高原湿地保护和牧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玛曲县地处黄河上游,属江河源区,其生态作用对黄河的安危有直接影响。作者运用遥感与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玛曲县的土地沙漠化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全县沙漠化土地总面积6080.0hm<sup>2</sup>,基本沿黄河分布于冲洪积滩地,以每年6.8%的速率扩展。土地沙漠化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过牧为主导因素。沙漠化治理是黄河综合整治、高原湿地保护和牧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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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 利用遥感和GIS空间分析技术,以多期遥感数据为主要信息源,对甘肃省玛曲县土地沙漠化进行监测,在此基础上进行沙漠化成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75—1990年研究区沙漠化处于强烈发展阶段,沙漠化土地面积增加了44 093.8 hm<sup>2</sup>,其中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固定沙地面积分别增加了39.9 hm<sup>2</sup>、27 702.7 hm<sup>2</sup>、16 351.2 hm<sup>2</sup>。1990—2000年沙漠化程度加剧,沙漠化总面积增加了142.4 hm<sup>2</sup>,其中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分别增加了200.1 hm2、326.6 hm2,而固定沙地面积减少了384.3 hm<sup>2</sup>。2000—2005年玛曲县沙漠化发生逆转,沙漠化土地面积减少了3 226.2 hm<sup>2</sup>。分析表明,长期过度放牧,气温显著升高,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和鼠虫害的泛滥是造成玛曲县土地沙漠化的主要原因。 . 利用遥感和GIS空间分析技术,以多期遥感数据为主要信息源,对甘肃省玛曲县土地沙漠化进行监测,在此基础上进行沙漠化成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75—1990年研究区沙漠化处于强烈发展阶段,沙漠化土地面积增加了44 093.8 hm<sup>2</sup>,其中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固定沙地面积分别增加了39.9 hm<sup>2</sup>、27 702.7 hm<sup>2</sup>、16 351.2 hm<sup>2</sup>。1990—2000年沙漠化程度加剧,沙漠化总面积增加了142.4 hm<sup>2</sup>,其中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分别增加了200.1 hm2、326.6 hm2,而固定沙地面积减少了384.3 hm<sup>2</sup>。2000—2005年玛曲县沙漠化发生逆转,沙漠化土地面积减少了3 226.2 hm<sup>2</sup>。分析表明,长期过度放牧,气温显著升高,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和鼠虫害的泛滥是造成玛曲县土地沙漠化的主要原因。 |
| [49] | . 玛曲草地沙化对黄河上游水源补给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NPP和理论载畜量的估算，定量分析了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草地沙化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影响玛曲草地沙化的自然因素主要是温度升高，特别是≥0℃积温的增加；人为因素主要是超载过牧。温度升高对草地沙化的影响占34.39%，超载过牧占65.61%。草地沙化是过牧的累加效应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出现的，累加超载量每增加1万个羊单位会造成3.14 hm2草地沙化。草地沙化的防治应以草畜平衡为基础，逐渐减缓或减少超载量的累加。 . 玛曲草地沙化对黄河上游水源补给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NPP和理论载畜量的估算，定量分析了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草地沙化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影响玛曲草地沙化的自然因素主要是温度升高，特别是≥0℃积温的增加；人为因素主要是超载过牧。温度升高对草地沙化的影响占34.39%，超载过牧占65.61%。草地沙化是过牧的累加效应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出现的，累加超载量每增加1万个羊单位会造成3.14 hm2草地沙化。草地沙化的防治应以草畜平衡为基础，逐渐减缓或减少超载量的累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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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 <p>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人类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气候变化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更好地理解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和适应过程对于制定有效的适应政策非常重要.公众感知作为理解人文响应行动的基础,已为探明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和适应过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文基于国内外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适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展,在分析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系统总结农户面临的主要适应障碍的基础上,梳理了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的关系,阐释了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关键认知要素,介绍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关系分析框架,提出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关系研究中应关注的关键问题.</p> . <p>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人类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气候变化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更好地理解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和适应过程对于制定有效的适应政策非常重要.公众感知作为理解人文响应行动的基础,已为探明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和适应过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文基于国内外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适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展,在分析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系统总结农户面临的主要适应障碍的基础上,梳理了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的关系,阐释了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关键认知要素,介绍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关系分析框架,提出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关系研究中应关注的关键问题.</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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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 . 利用1961-2007年青藏高原66个气象台站气温和降水量资料，通过典型气候分区，系统研究了近47年来青藏高原气温、降水量等气候因子时空演变规律，揭示了青藏高原不同区域气候变化的差异性。研究表明：近47年来，青藏高原的气候呈现出显著增暖趋势，年平均气温以0.37℃/10a的速率上升，气候变暖在夜间要较日间明显。冬季较其他季节明显，2月气温由冷向暖的转变最为显著，8月最不显著，且在某些区域有变冷迹象；高原边缘地区气候变暖要明显于高原腹地，青海北部区特别是柴达木盆地是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降水量总体表现出增多态势，气候倾向率达9.1 mm/10a，但区域性差异较为明显，藏东南川西区是青藏高原降水量增多最显著的地区；12月至次年5月即冬春季整个青藏高原降水量随着气候变暖而增多，7月和9月黄河上游区1987年后干旱化趋势明显。 . 利用1961-2007年青藏高原66个气象台站气温和降水量资料，通过典型气候分区，系统研究了近47年来青藏高原气温、降水量等气候因子时空演变规律，揭示了青藏高原不同区域气候变化的差异性。研究表明：近47年来，青藏高原的气候呈现出显著增暖趋势，年平均气温以0.37℃/10a的速率上升，气候变暖在夜间要较日间明显。冬季较其他季节明显，2月气温由冷向暖的转变最为显著，8月最不显著，且在某些区域有变冷迹象；高原边缘地区气候变暖要明显于高原腹地，青海北部区特别是柴达木盆地是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降水量总体表现出增多态势，气候倾向率达9.1 mm/10a，但区域性差异较为明显，藏东南川西区是青藏高原降水量增多最显著的地区；12月至次年5月即冬春季整个青藏高原降水量随着气候变暖而增多，7月和9月黄河上游区1987年后干旱化趋势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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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 . <p>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明确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增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减轻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甘南高原为例，建立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基于539份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气候变化对甘南高原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的影响不同，其中，青年户主型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强，中年户主型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小；从低收入农户到高收入农户、从低教育水平农户到高教育水平农户、从纯农户到二兼户，其生计脆弱性趋于降低，但从低抚养比农户到高抚养比农户，其生计脆弱性趋于增大；（2）气候变化对甘南高原不同区域农户生计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纯牧区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强，农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最小；（3）农户生计的脆弱性与农户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非农化水平及生计多样化水平呈负相关，与家庭抚养比呈正相关。最后，提出了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建议。</p> . <p>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明确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增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减轻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甘南高原为例，建立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基于539份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气候变化对甘南高原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的影响不同，其中，青年户主型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强，中年户主型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小；从低收入农户到高收入农户、从低教育水平农户到高教育水平农户、从纯农户到二兼户，其生计脆弱性趋于降低，但从低抚养比农户到高抚养比农户，其生计脆弱性趋于增大；（2）气候变化对甘南高原不同区域农户生计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纯牧区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强，农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最小；（3）农户生计的脆弱性与农户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非农化水平及生计多样化水平呈负相关，与家庭抚养比呈正相关。最后，提出了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建议。</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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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 <p>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对其适应意向的影响，为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提供依据.结果表明： 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的感知依次降低，但适应功效感知依次增强，且与非农户、纯农户相比，兼业户的可能性感知、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成本感知均较高；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对气候变化的积极适应意向趋于增强；气候变化风险感知、适应功效感知促使农户产生积极适应意向，而适应成本感知促使其产生消极适应意向.同时，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牲畜数量、收入水平以及性格乐观程度与积极适应意向发生概率呈显著正相关，而固定资产拥有量、无偿现金援助机会、亲戚网及帮助网规模与其呈显著负相关.最后，提出了促使农户产生积极适应意向的对策建议及未来研究中需关注的问题.</p> . <p>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对其适应意向的影响，为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提供依据.结果表明： 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的感知依次降低，但适应功效感知依次增强，且与非农户、纯农户相比，兼业户的可能性感知、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成本感知均较高；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对气候变化的积极适应意向趋于增强；气候变化风险感知、适应功效感知促使农户产生积极适应意向，而适应成本感知促使其产生消极适应意向.同时，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牲畜数量、收入水平以及性格乐观程度与积极适应意向发生概率呈显著正相关，而固定资产拥有量、无偿现金援助机会、亲戚网及帮助网规模与其呈显著负相关.最后，提出了促使农户产生积极适应意向的对策建议及未来研究中需关注的问题.</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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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 . <p>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研究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性和支撑性研究，对建立高效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目前国内在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很少专门研究补偿对象的选择问题，这种不考虑空间异质性对整个补偿区域实施统一的标准补偿势必会影响到补偿的效率。有鉴于此，基于补偿资金效率考虑，构建以土地所有者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土地所有者的参与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风险为参数的空间选择模型，以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例，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聚类分析法将全州划为五大等级补偿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临界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或可能补偿区。对各级补偿区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主体主要分布在纯牧区，而非优先补偿区主要分布在半农半牧区、林业区和农业区；②基于补偿资金效率考虑的补偿优先度与草地生态系统退化风险呈现高度的吻合状态，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区又是高退化风险区(生态脆弱区)；③草地生态系统的补偿效率与生态重要性呈现出吻合的状态，即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区又是重要生态功能区；④甘南州近17%的草地为低效率和无效率补偿区，也是非生态脆弱区和非重要生态功能区，基于生态脆弱性、生态重要性和补偿效率考虑，这部分草地可暂时给予较低标准的补偿。</p> . <p>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研究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性和支撑性研究，对建立高效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目前国内在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很少专门研究补偿对象的选择问题，这种不考虑空间异质性对整个补偿区域实施统一的标准补偿势必会影响到补偿的效率。有鉴于此，基于补偿资金效率考虑，构建以土地所有者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土地所有者的参与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风险为参数的空间选择模型，以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例，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聚类分析法将全州划为五大等级补偿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临界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或可能补偿区。对各级补偿区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主体主要分布在纯牧区，而非优先补偿区主要分布在半农半牧区、林业区和农业区；②基于补偿资金效率考虑的补偿优先度与草地生态系统退化风险呈现高度的吻合状态，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区又是高退化风险区(生态脆弱区)；③草地生态系统的补偿效率与生态重要性呈现出吻合的状态，即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区又是重要生态功能区；④甘南州近17%的草地为低效率和无效率补偿区，也是非生态脆弱区和非重要生态功能区，基于生态脆弱性、生态重要性和补偿效率考虑，这部分草地可暂时给予较低标准的补偿。</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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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 <FONT face=Verdana>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严重影响着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亟需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作为生态补偿的关键环节，补偿方式尤其应该得到关注. 在概括介绍国际上生态补偿项目补偿方式的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不同补偿方式的偏好、不同补偿方式对生态补偿项目持续性及农牧民生计能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的农牧民对现行退牧还草工程的补偿方式不太满意，大部分农牧民希望提供有助于能力建设的补偿方式. 基于提高项目可持续性以及农户能力的设计理念，提出现阶段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项目应选择能力补偿与现金/实物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方式. </FONT> . <FONT face=Verdana>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严重影响着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亟需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作为生态补偿的关键环节，补偿方式尤其应该得到关注. 在概括介绍国际上生态补偿项目补偿方式的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不同补偿方式的偏好、不同补偿方式对生态补偿项目持续性及农牧民生计能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的农牧民对现行退牧还草工程的补偿方式不太满意，大部分农牧民希望提供有助于能力建设的补偿方式. 基于提高项目可持续性以及农户能力的设计理念，提出现阶段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项目应选择能力补偿与现金/实物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方式. </FONT> |
| [66] | . 生态补偿给实施区带来许多影响,其有效性和持续性受到各种因素的挑战,全面评估生态补偿带来的影响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必要前提。基于多准则模糊分析模型,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牧民家庭进行调查,并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分成纯牧区牧户、半牧区牧户和农区牧户,就实施生态补偿后对补给区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生态补偿的实施对区域发展的总体影响指数为3.39,影响程度较高,其中生态补偿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影响指数分别为3.11、3.58和3.71;②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研究区经济发展缓慢,其中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影响最高,纯牧区和半牧区农户的人均收入和农畜产品商品率出现一定的下降;③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牧民在环保意识和自身技能提高方面在三组间没有很大差异,纯牧区牧民具有更好的就业方式和维权意识,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则对监督意识、参与意识、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更深感受;④生态补偿对环境改善的影响程度最高,影响指数为3.71,纯牧区牧民感受最为强烈,其次是半牧区和农区。 . 生态补偿给实施区带来许多影响,其有效性和持续性受到各种因素的挑战,全面评估生态补偿带来的影响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必要前提。基于多准则模糊分析模型,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牧民家庭进行调查,并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分成纯牧区牧户、半牧区牧户和农区牧户,就实施生态补偿后对补给区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生态补偿的实施对区域发展的总体影响指数为3.39,影响程度较高,其中生态补偿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影响指数分别为3.11、3.58和3.71;②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研究区经济发展缓慢,其中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影响最高,纯牧区和半牧区农户的人均收入和农畜产品商品率出现一定的下降;③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牧民在环保意识和自身技能提高方面在三组间没有很大差异,纯牧区牧民具有更好的就业方式和维权意识,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则对监督意识、参与意识、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更深感受;④生态补偿对环境改善的影响程度最高,影响指数为3.71,纯牧区牧民感受最为强烈,其次是半牧区和农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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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 . <p>生计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人文因素。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生活用能与生态足迹出发,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结果发现:① 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生活用能总量下降,其中生物质能比重降低,而商品性能源比重增加;② 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下降,农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但对林地、建筑用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的依赖程度增强;③提高非农化水平及农户受教育程度将减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扩大家庭规模、提高富裕水平具有加剧环境影响的作用,但是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p> . <p>生计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人文因素。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生活用能与生态足迹出发,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结果发现:① 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生活用能总量下降,其中生物质能比重降低,而商品性能源比重增加;② 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下降,农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但对林地、建筑用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的依赖程度增强;③提高非农化水平及农户受教育程度将减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扩大家庭规模、提高富裕水平具有加剧环境影响的作用,但是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p> |
| [71] | . 准确的环境感知是合理环境行为的前提,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感知。结果发现:(1)甘南高原农户生计方式较单一,生计多样化指数仅为1.76,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非农化水平依次提高,但非农活动均以外出打工为主;(2)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生态关注度、生态保护认知度以及生态变化感知度发生有规律变化,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的生态关注度、生态恶化感知度依次降低,但生态保护认知度依次增强; 3) 非农户、兼业户的环保活动参与度强于纯农户。 . 准确的环境感知是合理环境行为的前提,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感知。结果发现:(1)甘南高原农户生计方式较单一,生计多样化指数仅为1.76,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非农化水平依次提高,但非农活动均以外出打工为主;(2)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生态关注度、生态保护认知度以及生态变化感知度发生有规律变化,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的生态关注度、生态恶化感知度依次降低,但生态保护认知度依次增强; 3) 非农户、兼业户的环保活动参与度强于纯农户。 |
| [72] | . 生计方式变迁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从而给农村能源与环境问题带来新的挑战。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采用STIRPAT模型与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生计方式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及生活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甘南高原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但它引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下降速度低于其自身的变化速度;此外,家庭规模扩大、收入提高将使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增加;(2)生计方式对农户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因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将增大,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及商品性能源的可得性改善亦会如此,但生物质能源的可得性增强会降低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建议。 . 生计方式变迁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从而给农村能源与环境问题带来新的挑战。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采用STIRPAT模型与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生计方式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及生活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甘南高原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但它引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下降速度低于其自身的变化速度;此外,家庭规模扩大、收入提高将使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增加;(2)生计方式对农户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因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将增大,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及商品性能源的可得性改善亦会如此,但生物质能源的可得性增强会降低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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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 . 社会资本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先决条件,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急需辨明社会资本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并依次寻求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措施。研究基于甘肃省20个村域的调查数据,以网络、信任、规范为指标测度社会资本,以生态足迹为指标测度环境影响,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村域层面社会资本与环境影响的关系。结果表明:①社会资本差异有助于解释村域之间的环境影响差异;②社会资本的普遍信任维度、制度信任维度与环境影响呈显著正相关,规范维度与环境影响呈显著负相关,网络维度虽与环境影响呈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③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水平与环境影响呈显著负相关,人口规模虽与环境影响呈正相关,但在多数模型中不显著。最后,指出了社会资本对环境影响作用研究中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 社会资本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先决条件,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急需辨明社会资本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并依次寻求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措施。研究基于甘肃省20个村域的调查数据,以网络、信任、规范为指标测度社会资本,以生态足迹为指标测度环境影响,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村域层面社会资本与环境影响的关系。结果表明:①社会资本差异有助于解释村域之间的环境影响差异;②社会资本的普遍信任维度、制度信任维度与环境影响呈显著正相关,规范维度与环境影响呈显著负相关,网络维度虽与环境影响呈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③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水平与环境影响呈显著负相关,人口规模虽与环境影响呈正相关,但在多数模型中不显著。最后,指出了社会资本对环境影响作用研究中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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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 . 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备受关注。本文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及临夏回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以信任、网络及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测算指标，测算了农户的社会资本指数，并对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汉族地区社会资本指数高于少数民族地区；（2）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普遍信任、社会参与、嵌入网络中的资源及互惠规范对农户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增加农户社会资本、提高农户收入的措施，以期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 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备受关注。本文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及临夏回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以信任、网络及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测算指标，测算了农户的社会资本指数，并对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汉族地区社会资本指数高于少数民族地区；（2）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普遍信任、社会参与、嵌入网络中的资源及互惠规范对农户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增加农户社会资本、提高农户收入的措施，以期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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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 . 青藏高原东缘区域,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元民族、经济结构的制约,民族宗教文化、民族贸易的超常亲合及资源开发、人居环境的改善是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低水平、小规模、职能分工不明确、空间分布差异大是城镇发展的主要特征.严酷封闭的地理环境、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是主要的障碍因素.因此选择“小规模、多中心、多层次、适当集中”的区域城镇化模式,强化城镇及区域特色产业,优化生态环境,营造城镇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外部环境,培育中心城镇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 青藏高原东缘区域,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元民族、经济结构的制约,民族宗教文化、民族贸易的超常亲合及资源开发、人居环境的改善是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低水平、小规模、职能分工不明确、空间分布差异大是城镇发展的主要特征.严酷封闭的地理环境、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是主要的障碍因素.因此选择“小规模、多中心、多层次、适当集中”的区域城镇化模式,强化城镇及区域特色产业,优化生态环境,营造城镇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外部环境,培育中心城镇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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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 . <p>首先运用GIS和GS+软件，对甘南藏族自治州优良级旅游资源的可达性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定量分析，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和空间变差函数，找出各区域之间可达性值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旅游资源可达性的关键因素。发现高等级旅游资源的可达性明显好于低等级资源，并且相同时间内的等时圈扩散较大，主要是由于高等级旅游资源分布于高等级道路系统周边，低等级资源大多交通不便。然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蚁群算法（ACO）编程，找出各级旅游资源之间的闭合回路，按照地形交通因素提取回路的最短出行路径，以期为游客合理选择旅游景点和规划出行路线提供科学依据</p> . <p>首先运用GIS和GS+软件，对甘南藏族自治州优良级旅游资源的可达性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定量分析，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和空间变差函数，找出各区域之间可达性值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旅游资源可达性的关键因素。发现高等级旅游资源的可达性明显好于低等级资源，并且相同时间内的等时圈扩散较大，主要是由于高等级旅游资源分布于高等级道路系统周边，低等级资源大多交通不便。然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蚁群算法（ACO）编程，找出各级旅游资源之间的闭合回路，按照地形交通因素提取回路的最短出行路径，以期为游客合理选择旅游景点和规划出行路线提供科学依据</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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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 . <p>意象空间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理解, 是外在形象和内在意蕴的有机统一, 其研究思路多为通过意象群体对其周边环境的感知为目的地建设发展提供借鉴. 为指导藏区民族特色旅游城镇健康持续发展, 以意象空间为研究视角, 通过问卷与访谈调查, 采取照片辨认和认知地图法,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郎木寺镇为例, 对藏区旅游城镇意象空间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郎木寺镇旅游意象空间呈现"三层空间"的典型结构特征和曼荼罗的意象图式. 以此为基础, 提出各层空间的发展思路及协调组织方式.</p> . <p>意象空间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理解, 是外在形象和内在意蕴的有机统一, 其研究思路多为通过意象群体对其周边环境的感知为目的地建设发展提供借鉴. 为指导藏区民族特色旅游城镇健康持续发展, 以意象空间为研究视角, 通过问卷与访谈调查, 采取照片辨认和认知地图法,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郎木寺镇为例, 对藏区旅游城镇意象空间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郎木寺镇旅游意象空间呈现"三层空间"的典型结构特征和曼荼罗的意象图式. 以此为基础, 提出各层空间的发展思路及协调组织方式.</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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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 . 空间转向是目前社会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郎木寺镇是甘南州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郎木寺镇的整体空间序列, 依山就势, 形成三重空间, 即“神性的佛教寺院空间”、“静谧的传统民居空间”和“喧嚣的商业空间”。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活动的介入, 打破了传统社区演替的滞缓性, 引起空间结构转向。这种转向不仅体现在外部空间形态上, 更表现在内部结构上。在多元文化和多种利益的群体性渗透、参与中, 三重空间开始了剧烈的入侵与演替。在旺盛的旅游需求推动下, 寺院空间的纯净性遭到浊化, 神圣性、主导性“塌缩”, 开始向世俗化转向, 并衍生出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的非宗教性功能, 其空间表现出封闭中的开放性, 并不断向商业空间入侵。民居空间则打破原有的私密性, 发生了功能和样式变化, 由单一的居住功能转向为居住—旅游服务复合功能。典型藏式踏板房转向为普通的平房, 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消退, 室内宗教设施明显减少, 在外部空间上表现出竞争格局下的收缩与调适。居民行为从传统的游牧经济向多种经营转型, 而浓郁的宗教信仰热情减弱, 宗教活动减少。商业空间不断向居住空间侵入, 由初期的商住一体化空间向均质性商业街区转向, 并促生了多元化的商业业态, 成为最具开放性的商业—文化复合空间。这种空间转向, 从时空维度上讲, 可以归纳为同质同类转向(1990 ～1997年):社区较少受到外界环境干扰, 以宗教和血缘为联系纽带的社区结构相对稳定, 三重空间以相对分离为主。同质异类转向(1998 ～2000年):旅游吸引力逐步增强, 原有社区结构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社区空间结构出现了文化基质不变, 而商业、服务类型逐步增多, 但三重空间相互侵入并不明显。异质异类转向(2000年以来):旅游需求旺盛, 旅客激增, 社区空间结构发生了适应性变化, 三重空间的侵入和渗透性加强, 演替速度加快。 . 空间转向是目前社会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郎木寺镇是甘南州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郎木寺镇的整体空间序列, 依山就势, 形成三重空间, 即“神性的佛教寺院空间”、“静谧的传统民居空间”和“喧嚣的商业空间”。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活动的介入, 打破了传统社区演替的滞缓性, 引起空间结构转向。这种转向不仅体现在外部空间形态上, 更表现在内部结构上。在多元文化和多种利益的群体性渗透、参与中, 三重空间开始了剧烈的入侵与演替。在旺盛的旅游需求推动下, 寺院空间的纯净性遭到浊化, 神圣性、主导性“塌缩”, 开始向世俗化转向, 并衍生出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的非宗教性功能, 其空间表现出封闭中的开放性, 并不断向商业空间入侵。民居空间则打破原有的私密性, 发生了功能和样式变化, 由单一的居住功能转向为居住—旅游服务复合功能。典型藏式踏板房转向为普通的平房, 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消退, 室内宗教设施明显减少, 在外部空间上表现出竞争格局下的收缩与调适。居民行为从传统的游牧经济向多种经营转型, 而浓郁的宗教信仰热情减弱, 宗教活动减少。商业空间不断向居住空间侵入, 由初期的商住一体化空间向均质性商业街区转向, 并促生了多元化的商业业态, 成为最具开放性的商业—文化复合空间。这种空间转向, 从时空维度上讲, 可以归纳为同质同类转向(1990 ～1997年):社区较少受到外界环境干扰, 以宗教和血缘为联系纽带的社区结构相对稳定, 三重空间以相对分离为主。同质异类转向(1998 ～2000年):旅游吸引力逐步增强, 原有社区结构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社区空间结构出现了文化基质不变, 而商业、服务类型逐步增多, 但三重空间相互侵入并不明显。异质异类转向(2000年以来):旅游需求旺盛, 旅客激增, 社区空间结构发生了适应性变化, 三重空间的侵入和渗透性加强, 演替速度加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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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 . 地理学是“探索自然规律,昭示人文精华”的一门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特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地理学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成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础。起源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并结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地球”研究计划,代表了新时期地理学发展的方向。当代地理学研究方法已经从勘察、观测、记录、制图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向空间统计、对地观测、GIS、室内外模拟、建模、决策系统等现代科学方法转变,逐渐走向综合性、定量化;随着地理学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综合,地理学研究议题变得更为综合和多元,吸引了更为广泛的学科参与,地理学视角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重视,概念和工具所属的学科边界正变得模糊。新时期的地理学正在走向地理科学。中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理想的地理科学试验场所,中国地理科学未来的发展需要以综合的角度加深对人地复杂系统全面而综合的理解,需要加强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全面提升中国地理科学国际化水平,普遍提高先进技术解析地理现象的能力,系统实现地理科学的社会服务价值,促进中国从地理学大国走向地理学强国。 . 地理学是“探索自然规律,昭示人文精华”的一门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特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地理学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成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础。起源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并结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地球”研究计划,代表了新时期地理学发展的方向。当代地理学研究方法已经从勘察、观测、记录、制图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向空间统计、对地观测、GIS、室内外模拟、建模、决策系统等现代科学方法转变,逐渐走向综合性、定量化;随着地理学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综合,地理学研究议题变得更为综合和多元,吸引了更为广泛的学科参与,地理学视角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重视,概念和工具所属的学科边界正变得模糊。新时期的地理学正在走向地理科学。中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理想的地理科学试验场所,中国地理科学未来的发展需要以综合的角度加深对人地复杂系统全面而综合的理解,需要加强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全面提升中国地理科学国际化水平,普遍提高先进技术解析地理现象的能力,系统实现地理科学的社会服务价值,促进中国从地理学大国走向地理学强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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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 . 作为一种处理环境问题的政策工具集,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于通过将生态系统外部价值转化为对参与者的财政激励而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因此,生态补偿项目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就成为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关注的焦点与热点。基于国际上生态补偿效率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介绍了生态补偿效率分析框架,分析了生态补偿无效率状况,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影响生态补偿效率的因素,提出应从建立准确的生态补偿基线、进行生态补偿对象空间定位、合理估算真实机会成本、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出发,提高生态补偿效率。提出了生态补偿效率研究中应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 作为一种处理环境问题的政策工具集,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于通过将生态系统外部价值转化为对参与者的财政激励而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因此,生态补偿项目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就成为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关注的焦点与热点。基于国际上生态补偿效率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介绍了生态补偿效率分析框架,分析了生态补偿无效率状况,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影响生态补偿效率的因素,提出应从建立准确的生态补偿基线、进行生态补偿对象空间定位、合理估算真实机会成本、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出发,提高生态补偿效率。提出了生态补偿效率研究中应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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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 . “未来地球”计划旨在提出系统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方案的学术思想、顶层设计、核心内容、研究方法等,为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走向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意义。在分析“未来地球”核心理念的基础上,阐述了人文—经济地理学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定位,并探索“未来地球”计划的5 个优先事项对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研究的目标、视角和路径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从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针对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的学术思路。以“未来地球”研究计划为参照标尺,按照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解决方案研究的逻辑架构,从提高预测能力和评估水平、调控过程和管制模式的应用研究以及体制机制设计等3个方面,讨论了面向“未来地球”的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发展导向。 . “未来地球”计划旨在提出系统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方案的学术思想、顶层设计、核心内容、研究方法等,为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走向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意义。在分析“未来地球”核心理念的基础上,阐述了人文—经济地理学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定位,并探索“未来地球”计划的5 个优先事项对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研究的目标、视角和路径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从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针对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的学术思路。以“未来地球”研究计划为参照标尺,按照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解决方案研究的逻辑架构,从提高预测能力和评估水平、调控过程和管制模式的应用研究以及体制机制设计等3个方面,讨论了面向“未来地球”的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发展导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