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5月31日下午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他强调要“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这对如何破解由西方主导的对我国不友好国际舆论场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我国有效的抗疫模式使得我国的治理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国民经济发展平稳，人民生活井然有序。当下一个现实困境是，这非但没有换来美西国家的理解和尊重，反而出现了国际舆论场的“逆向效果”，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不信任感进一步加剧，更使得中国话语基本无法及时、真实和全面地传播到国际舆论场，出现了“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听”的舆论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遭遇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和军事等领域围堵的态势；另一方面，部分西方国家为了配合对华围堵行为，还全面开启了对华的国际舆论围堵，企图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入手整体性打压中国。

以上这一困境也再次说明，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建构能力仍有待提升。目前，中国话语体系或中国故事叙事方式还是重在描述现象为主，缺乏学术概念提升和理论反思的机制和路径。这些基于中国场景的现象描述在西方文化或国际舆论场中进行传播时就很容易被曲解，甚至出现与中国场景的理解完全相反的效果，产生不必要的误解甚至敌意。总之，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话语体系目前尚无法及时提出适应我国社会日新月异发展态势的新概念和新范式，也无法充分、鲜明地展现并阐述中国当代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在国际舆论场中“西强东弱”整体态势依然存在，且在预见的将来，这一态势不太可能得到逆转。

在此次讲话中，总书记强调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换言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仅要有中国特色，还要能与世界（尤其发达国家）形成可共通的态势和格局，即需要建立一个可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和丰富多彩的现实场景，以此来达到消解误解的实效，或者至少能遏制疫情后国际舆论场中我国“失语”程度加重的态势，构建起同美西国家有效沟通的渠道，大幅度改变我国当前国际舆论传播现状。

笔者认为，可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至少需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要符合我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能顺应我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宗旨，即在追求本国利益时也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不追求对抗性；在谋求本国发展过程中能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和平发展。可以说，可共通的话语体系既是我国国际传播本土理论践行过程的细化，也是我国话语体系建设理论自信的一个表现。

二是应成为我国国际传播工作一个现实手段。可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应该要承认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差异的现实情况，因为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国家国情、社会治理体系、文化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但正是因为世界的差异性，我国要建设的可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更有必要坚持以坦诚和开放态度，而不是封闭的心态开展国际传播，要摒弃偏见和成见，推动相互共通的国际传播和交流活动，通过共同努力，达成国与国直接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尤其是要努力在政治经济、文化文明、历史哲学和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寻找并突出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之间的可共通性，来消解目前国际舆论中的误解和不信任。同时，要遵照总书记提出的“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这一要求，要创新传播方式、畅通沟通渠道，建立起包括政府机构和民间智库渠道、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渠道，以及国际传播人脉线上和线下的交流沟通等沟通机制体制，全方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三是要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作为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一个可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不仅要能清晰阐述中国社会的现实场景，形成有高度的理论框架，更要能配合好中国社会发展和硬实力指标的动态变化，也意味着可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必然不是静态的和一成不变的。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只有具备适应这样的动态调整的能力，才能保持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活力，为中国话语概念创新和理论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体来说，在目前对中国不是很友好的国际舆论场域下，要更好地应对、妥善化解和处理疫情之后世界大变局带来的挑战和困境，构建可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十分必要且迫切。只有建立起一个可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才能更好更有效地去实现总书记提出的“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目标。

作者：郭可（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