瑷珲—腾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

　　这条看似“横空出世”的线，其实是基于严谨枯燥长期的学术研究。“胡焕庸线”的本质，就是找到了刻画中国人口空间形态的最为简洁的方式，进而成为一条稳定的国情地理分界线，对国家的均衡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族振兴和国防安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体现了重大应用价值。
　　今年是胡焕庸先生诞辰120周年。胡焕庸先生是治学广博的地理学家，是近代科学地理学和人口地理学的奠基人，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创始人，他一生著述丰富，他提出的“胡焕庸线” 被国内外学界广泛引用，不仅成为中国人口地理格局的重要基线，而且深刻影响着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空间格局的界定和认知。

纪念胡焕庸诞辰120周年·2021年中国人口地理学术年会暨第12届城市社会论坛举行
　　在刚刚过去的华东师范大学70周年华诞庆典活动中，学校通过各种方式礼赞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及对学校发展的贡献。10月30日上午，“纪念胡焕庸诞辰120周年·2021年中国人口地理学术年会暨第12届城市社会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这是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缅怀胡先生的家国情怀，传承由他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学术传统，发扬其热爱科学、严谨治学的精神，分享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共同推动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新发展，更好服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人口研究所教授吴瑞君在致辞中说。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人口研究所教授吴瑞君致辞
　　中国科学院陆大道院士作“发扬胡焕庸先生的科学家精神，加强学风与创新文化建设”特别报告。陆大道院士从胡焕庸线出发，为我们回顾了胡焕庸线的发现过程，以及这条线在中国人口、经济、地理学上的学术影响力与重大意义。陆大道院士提出，胡先生的治学品质和为人态度应该成为新一代青年****学习和检验自己的标准。

中国科学院陆大道院士在线上作特别报告
　　本次大会由中国地理学会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资源环境专业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专业委员会、上海市人口学会、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联合主办，由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承办。大会围绕纪念胡焕庸先生和人口地理学主题，基于疫情实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研究单位的160多位专家****与学生参会。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李响、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地理学会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朱宇分别致欢迎辞。大会主场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德教授主持。
　　福建师范大学朱宇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刘劲松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田明教授、复旦大学王桂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吴瑞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杜德斌教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石智雷教授分别作大会主场报告。从最新“七普”数据的应用与得失到新型人口密度模型的优化，从长三角城市系统的演化到“一带一路”建设对人口流动的分化，以及胡焕庸先生对世界地理研究的贡献，各位专家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大会设胡焕庸与胡焕庸线、人口地理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典型区域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新趋势与大都市人口问题、城市文化、城市民俗与城市生活、农村人口与乡村振兴、人口迁移与流动、新冠疫情与人口健康八个分会场。


上观新闻专访——胡焕庸诞辰120年：那条线 那个人
　　这条中国综合国情顶级分界线，并不遵循自然山川或人工建筑，可谓横空出世。

胡焕庸（1901年11月20日－1998年4月30日）
　　胡焕庸　1901年11月生，字肖堂，江苏宜兴人。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历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他提出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瑷珲-腾冲线”为界，后被称为“胡焕庸线”。

1926年胡焕庸赴法留学前照及背后俊雅签名

1946年胡焕庸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任研究教授。左起O.E.Baker(佩克)、胡焕庸、胡乔如、李旭旦。佩克教授曾任马里兰大学地理系主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长。


访谈嘉宾：
　　丁金宏：1963年生，江苏涟水人，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著有《人口空间过程》《理论地理学》等专著。
　　胡企中：1944年生，江苏宜兴人，胡焕庸第七子。1963年毕业于上海化工专科学校，1987年在上海溶剂厂副总工程师任上，由国家经委选派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进修。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负责编著《聚甲醛树脂及其应用》一书。
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 高渊


缘
高渊：你是什么时候到胡先生门下学习的？
丁金宏：我的本科和研究生是在南京大学地理系读的，南大地理系延续的是原中央大学的脉络，而胡先生当年不仅是中央大学地理学的领导人，也是全中国地理学的领导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全方位感受到胡焕庸这个名字在地理学界的影响力。
　　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兴趣是做人口地理研究。当时知道胡先生在华东师大，就给他写了封信，谈了我对国土规划等方面的思考，不知有没有可能到他的门下学习。很快就收到了胡先生的回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
高渊：对于胡先生的回信，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丁金宏：一是他很热情，他说虽然年纪大了，但欢迎我去考他的博士生；二是老先生回信是用钢笔写的，字迹有点抖动，我想毕竟是上了年纪。后来才知道，他因为常年伏案写作，右手已经不能写字，这封信是用右手托着左手写的。
　　其实我跟胡先生还有一层关系，我的硕士导师是他当年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研究生，他其实是我的“师祖”，这是我跟胡先生的一种特殊缘分吧。
高渊：第一次见到胡先生，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丁金宏：记得最后一门课考完后，监考老师跟我们几个考生说，胡老先生想见你们。这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考试成绩还没出来，导师就要求见面了，放在今天更不可想象。
　　那年胡先生85岁，带着两三位学术助手，在华东师大工会跟我们作了面谈。交流过程中，胡先生思路非常清楚，对中国人口走势了如指掌，思维和表达丝毫没有紊乱，说明他身体还是可以的。他不断地问问题，就是想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感兴趣，真的想研究。
　　我还有一个感觉，觉得他挺急的，迫切希望有人跟着他把人口地理学研究推进下去。“文革”结束后，胡先生在1984年招了第一届博士生，只招一个。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停了一年，到1986年我们这一届是他第二次招生，包括我在内，一下子招了三个。
高渊：你们三位是他的关门弟子？
丁金宏：我们之后，胡先生还招收过博士生。但他年纪越来越大，后来的博士生主要由副导师带了。可以说，我们是他亲自带的最后一届博士生。
高渊：他是怎么给你们上课的？
丁金宏：胡先生不是有系统地开课，而是经常叫我们去他家，以漫谈的方式跟我们聊学术。我们既感到荣幸，也很有压力，每次去先生家都要作很多准备。他问得最多的是你最近有什么想法，最近做了什么，如果没达到他的期待，他就会叮嘱我们要抓紧时间。
　　那时候胡先生住在师大一村，一楼小三室要住他们老夫妻、小儿子胡企中夫妇和女儿，还有一个保姆。我们每次去就在小书房里聊，挺拥挤的。

20世纪80年代末，胡焕庸与博士生在一起，右一为丁金宏


源
高渊：你们跟胡先生交谈时，他会经常提到“胡焕庸线”吗？
丁金宏：我们会讨论这个话题，但他不会特别强调这条线的重要性。他是位平和的****，不会标榜自己的学术成果。
　　1935年，胡先生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了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叫做“瑷珲-腾冲线”。一直到1984年7月，美籍华裔人口学家田心源教授到上海拜访胡先生时，提出“瑷珲-腾冲线”早已超越人口地理的范畴，被应用于人地关系所能触及的诸多领域，应该称为“胡焕庸线”。这是目前所知“胡焕庸线”称呼的肇始，后来广泛出现在研究文献中，这在相对谦逊的东方学术文化中并不常见。
高渊：在你看来，胡先生在1935年提出这条人口地理分界线，是偶然还是必然？
丁金宏：这要看当年的大背景。20世纪初期，中国笼罩在甲午战败和庚子赔款的阴影中，除了反思制度痼疾和文化沉疴，庞大的人口数量也被认为是“冤头债主”。由此，人口和土地的尖锐矛盾成为解释国家危机的一个重要因子。
　　当时，有不少****主张通过大规模垦荒，将过剩人口迁移到人烟稀少的西北地区，以缓解国家人满为患之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西北地区更成为国内移民的唯一目的地，地方大员、民间贤达纷纷建议屯垦实边、开发移民，一时间方案层出不穷。不过，当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开发西北并不积极，即便是多方要求设立的“西北建设委员会”也没批准。
高渊：但正是这种困顿时局，让研究人地关系的人口地理学应运而生？
丁金宏：对，当时有不少中外****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地理，竺可桢和翁文灏等人开始了中国人口地理的启蒙。20世纪30年代初，胡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他循着老师竺可桢的路径研究人口分布问题，更精细地划分人口地理单元，制作了江苏省江宁、句容等地的乡镇尺度的人口分布图，并用地形、土壤等地理要素加以解释。1935年发表了《安徽省之人口密度与农产区域》，将安徽省分成皖北旱粮区、皖中稻米区、皖南及皖西茶山区四个农产区域，并据此解释人口分布。
　　在省、县人口地理分析的基础上，胡先生在作全国人口县级分辨率的地图制作和研究工作。他写《中国人口之分布》时，首要难题是人口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胡先生尽量采用1935年当年的最新数据，但现实状况是只有浙江、山西等六省的县级统计是齐全的。他花了极大精力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核算了各地人口，其中江苏、安徽等17个省的数据取自政府报告，直辖市、租界的数据主要取自《统计月报》和英国《政治家年鉴》，四川、贵州、福建三省因缺乏新近数据，不得不采用1925年的邮政统计数据，藏族人口及西康、青海两省人口根据经验作了主观估计。此外，他还用了一些《申报年鉴》、英文《中国年鉴》等的零星数据。

胡焕庸在1935年、1989年发表的人口分布图、人口密度图
　　经过细针密缕的整理，胡先生实现了中国大陆人口数据的第一次县级统计单元完整拼合，他自己也不无自豪地称为“全国人口比较最完备之统计”。
高渊：著名的“瑷珲-腾冲线”就此诞生了？
丁金宏：胡先生将县级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相关联，制作了人口分布点值图和密度等级图。他用一个点代表2万人，将县级人口密度分为8个等级，直观反映人口分布的疏密差异。
　　然后，他将人口密度等级跟自然地理属性作了对应分析。比如人口最密的第一级对应稻作平原，第二级为旱作冲积平原，第三级为沿江沿河局部平原，其下为丘陵、山地、高原等，确立了以地形、气候为条件，以粮食生产为关键中间变量的人口地理分析范式。
　　在完成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之后，胡先生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差异性存在一个线性轮廓，这就是“瑷珲—腾冲线”。这条线画龙点睛地反映了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均匀格局，是中国人口密度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渐变过程中的突变线。
高渊：但当年，胡先生为何没有把这条线画在文章的附图上？
丁金宏：确实，他在文中提出了这条线，但并没有真实划出这条线，这多少有点让人感到意外。直到1989年，胡焕庸和伍理用1982年人口普查和1985年人口统计数据，重新精绘了中国人口分布图、密度图，才将“瑷珲-腾冲线”落实在地图上。
　　根据我们的揣测，他当时没有直接画出来，很可能因为“瑷珲-腾冲线”不是《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的学术重心。但后来，却成为中国人口地理学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之一。

50年代，胡焕庸夫妇与家人合影



稳
高渊：从提出这条线，到真正画出这条线，胡先生用了整整54年。从某种程度上说，时间验证了这条线的科学性？
丁金宏：其实，当年胡先生对中国人口分布的研究，特别是“瑷珲-腾冲线”的发现，很快引起中外****的关注。胡先生自己回忆说，1945年底他到美国考察时，就发现他的论文被美国地理学会全文翻译印出，随同他们发行的《地理评论》分送各方。1948年，一位美国****发表论文《战前中国人口：分布与密度》，系统介绍了胡焕庸对中国人口分布所作的开创性研究。
　　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起很大争议，人口研究成为敏感问题。直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有关中国人口地理分布和“瑷珲-腾冲线”的验证研究才逐渐丰富起来。胡先生本人根据这次普查数据，核算了这条线两侧的人口比例，发现东南地区的人口比重由原来的96%略减到94.4%，相应地西北人口比重从原来的4%上升到5.6%，两侧的人口密度悬殊格局并没有实质性变化。
高渊：有个学术名词叫“顽健性”，用来形容“胡焕庸线”是否很恰当？
丁金宏：确实如此。上世纪90年代，又有****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胡焕庸线”东西部的人口比例变化幅度仅为1.8%。
　　2015年是“胡焕庸线”发现80周年，我跟其他****一起，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作了进一步验证。由于分辨精度不同，各自的结果也略有差别，我们发现“胡焕庸线”以西人口占比大致在5.6%到6.3%，仅比1990年略有上升。这再一次显示了“胡焕庸线”的稳定性，或者说顽健性。
高渊：“胡焕庸线”从提出到现在，已经快90年了，为什么依然这么稳定？
丁金宏：胡先生在写《中国人口之分布》时，强调了两个因素：一是地形，二是气候特别是雨量。一方面，“胡焕庸线”与中国地形的第二、三台阶分界线较为吻合;另一方面，“胡焕庸线”又与400毫米等降雨量线较为贴近。这说明，地形及气候条件的作用是宏观准确的，也是综合叠加的。
　　而且，“胡焕庸线”位于农牧交错带上，这条线两侧的农业生产方式差别显著，东南部以耕作业为主，西北部以畜牧业为主，耕作业的土地生产效率比畜牧业高，从而决定了人口承载力的差异性。再进一步看，“胡焕庸线”是中国农业生产潜力，即陆地生态系统原始生产力的分界线。
　　另外，葛剑雄教授认为，“胡焕庸线”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清朝晚期才基本定形，它的稳定性是历史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甚至永恒的，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更多的探索。
高渊：这么多年来，有没有人试图挑战或者调整“胡焕庸线”？
丁金宏：曾有地理****提出，中国的地理分界线应该是“漠河-腾冲线”，而非“瑷珲-腾冲线”，漠河在瑷珲西北方向大约500公里。
　　他没有说明这样调整的必要性，我推测可能是出于两种考虑。其一，“漠河-腾冲线”将国土分为面积大致相等的两部分；其二，漠河是中国纬度最北的一个县，视觉上更具有顶点意义。
高渊：胡先生对这样的改动持什么态度？
丁金宏：他当然不同意，但也没有写文章去驳斥。我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次照例去胡先生家上课，他提了一句，说这样的改动有什么意思呢，漠河有什么特殊性？
　　其实这样的修改，对“胡焕庸线”的地位影响甚微。胡先生当年提出这条线时，中国版图跟现在不同，漠河的顶点意义及“漠河-腾冲线”的国土均分意义都不成立。更何况，这样调整后，西北侧的人口比重反而升到10%，而且线上很多地方的地理类型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具备地理上的分界线意义。所以过了一段时间，这条“漠河-腾冲线”就基本没人再提了。

1945年至1947年，胡焕庸在美国考察


热
高渊：以往，人们广为知晓的是“秦岭-淮河线”“长城线”等。而现在，从社会热度上看，“胡焕庸线”的被议论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前两者。从学术地位上看，这三条线是否可以等量齐观？
丁金宏：我认为，“胡焕庸线”已逐渐确立为国家地理分界。
　　所谓国家地理分界，是指较大规模国家的国内顶级区域分界线。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复杂多样，顶级地理区域有多种习惯分法，比如以“秦岭-淮河线”或“长江线”来划分南方与北方，以“长城线”划分塞内与塞外，以南北向结合省界划分为沿海、内地或东中西三大地带，以地形落差轮廓划分为高、中、低三大台阶等。
　　“胡焕庸线”形式上发端于人口密度差异，而实质上深刻揭示了中国自然、经济、人文等因素的综合分异格局。从这条线可以看到，直接影响人口密度的是人类活动因子，包括农业的生产方式、工业的交通条件、商业的集聚区位等，而潜藏在人类活动之后的是自然条件如地形地貌、气温降水、土壤植被等。在“胡焕庸线”西北的地区，自然条件、农业基础、交通条件、城市发展等跟东南地区形成强烈反差，导致人口相对稀疏。
　　可以确认，“胡焕庸线”是中国综合国情的顶级分界，在国家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越来越彰显出它的辨识度、科学性和稳定性，正在成为与“秦岭-淮河线”“长城线”并列的又一条重要的国家地理分界。
高渊：不过，当“胡焕庸线”日益成为市井谈资，是否存在穿凿附会和过度引申的问题？
丁金宏：“胡焕庸线”依托于中国的自然地理基础，很多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社会经济甚至文化现象，都会跟这条线产生或多或少的关联，由此导致了纷繁复杂的引申探索。
　　比如，有人认为这条线区分了中国城乡发展水平的宏观地域差异性，东南地区不仅城市化领先，农村发展水平也明显高于西部；有人发现中国人口高流出区与高流入区，在这条线东南半壁呈互补关系，低流出区与低流入区则在西北半壁基本一致；也有人验证在这条线东南侧城市化水平与环境污染状况是负相关，而西北侧为正相关等。
　　把“胡焕庸线”延伸到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等方面，是顺理成章的。但也有一些研究引申到更广泛的领域，有些有待于验证，更有一些则近乎猎奇了。有人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家庭规模演变的一条分界线，两侧家庭都在小型化过程中，但是西北部家庭规模收缩更快；有人说这条线对中国入境旅游空间有分界意义，东南多热点，西北多冷点；还有人认为这条线是中国人集体主义精神的分界线。
高渊：有些离奇的过度引申，其实是在消费“胡焕庸线”了。
丁金宏：“胡焕庸线”的本质是人地关系，而人与地这两个维度都有充分的可延展性，近年日见繁盛的引申研究正说明了这一点。
　　我认为，当下的研究应该多思考这条线与人口均衡发展的关系，西北地区如何增加发展机会、增进社会福利，以及这条线在后工业社会、大数据时代的新表现等。只有科学、严谨、务实地研究人地关系新命题，才能让“胡焕庸线”更好地服务于国情认知和国家建设。
　　而那些关于“胡焕庸线”穿凿附会的所谓研究，是对“胡焕庸线”的不恰当的“学术消费”，是不值得提倡的。


家
高渊：你们兄弟姐妹有七位？
胡企中：对，我最小，排行老七。我是1944年12月生在重庆，那是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临时搬到了重庆。生我的时候，父亲已经43岁，他当过中央大学教务长，不过我出生时应该已经辞掉这个职务了。
　　父亲的原配夫人因病去世后，留下三个儿子。我的母亲是南京人，但因为外祖父在新疆，少女时代是在塔城度过的。她十五六岁跟家人回南京，后来考上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算大龄了，经人介绍跟父亲结了婚。
高渊：父母之间是怎样的相处关系？
胡企中：我母亲非常善良，她和父亲结婚第三天，晚上就带着襁褓中的三哥睡了。我父亲一直以事业为重，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时，他没带母亲和孩子，而是带着学生们先出发。我母亲是在南京大屠杀前夕，侥幸带着老人和孩子挤上了西行的轮船。

1934年胡焕庸（右1）在苏北淮河流域考察中

1950年代，胡焕庸治淮工作笔记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拒绝了去台湾的机票，后来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然后去安徽蚌埠的治淮委员会，再去怀远筹办淮河水利专科学校，都是他一个人先去，母亲带着孩子们再跟去。母亲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她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后来她跟每一个儿媳妇说，你们一定要自立，不能不工作，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高渊：你们是什么时候到华东师范大学的？
胡企中：父亲1950年到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工作，带队从皖北到苏北进行实地考察，完成了苏北灌溉总渠的勘测定线。1952年建成后，淮河的洪涝灾害得到了有效遏制。
　　他是1953年调到华东师大地理系任教，这次也是他先来上海，母亲随后再过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母亲踩着父亲的脚印跟着他。当时，我的大哥二哥都很大了，其他哥哥姐姐都在外上学，所以家里母亲只带了我一个。
高渊：胡先生到华东师大是52岁，之后就没有离开过，他在华东师大过得怎么样？
胡企中：应该说，学校对我父亲是不错的。从工作上讲，1957年华东师大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由我父亲担任主任，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文革”后，1981年华东师大恢复重建人口研究室，还是由我父亲当主任，当时他已经80岁了。1983年，学校成立人口研究所，父亲是首任所长。他是1990年申请退休获准的，那年89岁。
　　从生活上来讲，父亲刚来时，学校分给他三间新建的平房。过了几年，又让我们住进一个小洋房的底楼，有好几个房间。“文革”中，我们搬进一个15平方米的平房，那当然很小。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给父亲分了一套一楼的小三房，那时候丁金宏他们经常来家里上课。到了1990年，学校分给父亲一套新房，虽然面积只有100平方米，但有5个房间，我家那个老保姆也有地方住了。
高渊：老先生年纪大了后，日常生活有什么习惯？
胡企中：他白天就是看书，经常看原版书。记得那时候傍晚我陪他在校园里散步，他老是教导我，要想了解学科前沿的东西，就要看原版书，几个大语种都要会。
　　他对孙辈的要求是，做作业时一人一套字典，不要互相借。他在房间里踱步，看到谁头太低了，就敲敲桌子。他吃得很简单，早上和中午都是吃面条，下午三四点吃点小点心，晚饭是不吃的。
　　丁金宏：我每次去，觉得胡先生天天都在思考中国人口的重大问题。他是非常勤奋的，早上一睁眼就在琢磨看什么书，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们家都围着胡先生转，他是家里的中心，要看什么书，别人就赶紧给他递上。有段时候，他家旁边建大楼，打桩声非常响，他就夹着几本书去工会看。
　　我真难以想象，胡先生80多岁时，还经常发表论文，每一两年还会出版一本专著。而且他是用左手写作的，真是惜时如金。
高渊：老先生的最后岁月是怎么度过的？
胡企中：记得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父亲坐在藤椅上双眼翻白。我妻子一边喊一边用力掐人中，过了一会儿，一口气终于喘上来了。那以后，父亲的身体明显变差，没多久就住进了华东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四年零一个月，最后陷入弥留时，医生问我们要不要切开气管，我们说不要了，父亲虚岁98了，不要徒增痛苦。
丁金宏：胡先生住进华东医院后，我因为已经留校工作，经常去看他。他住的是双人病房，同房间的是上海文学界的前辈于伶先生。一开始他身体还可以，能跟我聊聊，还给我介绍于先生。
　　1998年4月30日，我们人口所全体老师去扬州春游，我因为去过了就没去。也真是天意，那天我想有段时间没去看胡先生了，应该去一趟。到医院时，胡企中夫妇都在，看到胡先生躺在病床上呼吸急促，脸上还遮着纱布，已经没有意识了。
　　我刚回到家，就接到胡企中妻子的电话，说爸爸走了。

30年代胡焕庸、桂秀君夫妇与岳父桂祥书合影

胡焕庸、桂秀君夫妇晚年合影


变
高渊：胡先生已经故去20多年了，而对于这条神奇的“胡焕庸线”，社会各界兴趣越来越浓，不少人都想开着车跑一跑，还有人想举办汽车拉力赛。从科研的角度看，你觉得应该跑一跑吗？
丁金宏：中国有三条国家级的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线”和“长城线”有着很强的具象性，而“胡焕庸线”的具象性不够，胡先生只告诉我们两个端点。这条线上的地理形态很复杂，非常有必要亲自走一走。
　　我在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愿望，但一直到最近才实现。从2019年到2020年，我带着学生开车跑完了全程。
高渊：你们是一口气跑完，还是分段跑？除了看地形地貌，还重点看了什么？
丁金宏：我们是分段跑的，在线上两个月，前后历时一年。第一段先到瑷珲，然后租车往南跑，先把东北跑完；第二段是从腾冲往北跑，把云南、四川跑完；第三段受去年年初疫情影响，直到9月份才跑完了山西、陕西等地。
　　我们不可能完全在线上跑，因为并没有一条按“胡焕庸线”修造的公路，而且线上有火山和地震带。我们就像缝衣服那样，沿着线上下来回穿梭。原则是尽可能地贴近“胡焕庸线”，包括横断山脉和秦岭等都跑了。
高渊：这一路跑下来，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丁金宏：应该说，我们亲眼确认了“胡焕庸线”对国家地理分界的意义。这条线上，有些段明显是南北地理分界线，也有些段是东西地理分界线，这种直观感受是从地图上得不到的。
　　我们不仅看地形地貌，还要去沿线老百姓的家、博物馆等等。因为从本质说，“胡焕庸线”不仅仅是自然地理分界线，更深层的内涵是人地关系。我正在写一本这条线上人地关系的书，这趟旅程让我终身受益。
高渊：从胡先生的一生来看，他的学术领域很宽，“瑷珲-腾冲线”甚至不是他那篇学术论文的重点。为什么在他逝世后，这条线被尊称为“胡焕庸线”，似乎成了胡先生最大的学术遗产？
丁金宏：胡先生是一位跨文史地领域的大师，一生著述非常多，但如果从实际影响力来看，“胡焕庸线”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
　　中国自近代以来，人地关系的矛盾渐渐突显。清初人口在一亿左右，到清末民初已经增长到4亿多，被称为清代人口奇迹，人口变量和耕地常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竺可桢、翁文灏到胡焕庸，都把土地、农产与人口紧密关联起来，对“地大物博人稠”的国情深表忧虑。
　　“胡焕庸线”的巨大价值，潜藏于人类生存基本需要的食物逻辑和就业逻辑中。食物是人类生存不可须臾或缺的资源，现代社会食物虽然可以从市场上获取，但是大规模、远距离的食物运输是不经济的，因此食物的生产能力依然对人口宏观分布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而就业是人口在城市集聚的关键中间变量，农耕条件好的地方往往也适合城市发展，这正是“胡焕庸线”在工业化过程中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高渊：这几年，关于怎样突破“胡焕庸线”的讨论日益增多，这条线真的牢不可破吗？
丁金宏：胡先生提出这条线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人口是4.58亿，地理学家已经对中国遍地都是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惊讶不已。到如今，中国人口已经突破14亿，人口增长了两倍，而耕地面积仅增加56%。
　　“胡焕庸线”是地理国情的一种客观存在，是人口密集与稀疏的分界，不幸的是它也成了富裕与贫穷的分界，这正是希望突破“胡焕庸线”的原因。但这种突破，应该以让西北地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为目标，特别是加强对交通、教育以及生态保护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保障基本民生，只有这样才能让西部有更快的发展速度，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高渊：在你看来，突破“胡焕庸线”的核心意义是什么？
丁金宏：无论是公平发展的社会伦理，还是帮扶边远的感情寄托，都应该实施向西部倾斜的积极政策。因为如果听凭市场的安排，消极等待东南地区的机会溢出，那将是长周期、大尺度的经济循环，西北地区是等不起的。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胡焕庸线”的突破，不要只盯着人口数量的比重。对西北地区而言，增加人口密度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目标。目前占全国人口6%未必嫌少，顺其自然多点少点都没问题，重要的是让人民富裕起来，让生态稳定向好。




新闻来源｜社会发展学院人口所　专访｜上观新闻　
图｜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名师库　
编辑｜吴诚薇　编审｜郭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