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于《中国哲学简史》中云：普通人跳进其所持之见解；而专门哲学家则走进其所持之见解。回首往事，我不知“跳进”了多少别人的见解，甚而至于，有时竟断章取义。细细想来，“走进”是如此之难。常昏庸地接受别人的观点，而不知其所以然，无他，知识沉淀太少而已。如此食人牙慧，实为不智。

近来心有所虑，故常常有所思，思考的时候我能感受我的存在，思考的时候我也能全然忘记我存在。然而常常思而未果，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使我无法轻易堪破迷雾并抵达彼岸真理。这样的困惑常常伴随我，无形中也加剧我的困惑。幸而某天偶然侧耳听闻“思而不学则殆”，豁然开朗：世人皆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孪生出现，却鲜有人将其统一来看。有人只学不思，就认死理，有人只思不学，就善诡辩。这么些年，当我有此困惑的时候，我只能诉诸于先哲，于是有了《中国哲学简史》的读后感。

“历史有二义：一是指事情之自身，二是指事情之记述”冯友兰如是说。历史有“历史”与“写的历史”之分；哲学史亦有“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类似于毛泽东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中国哲学简史》讲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打通了中国哲学史的“任督二脉”，在有限的篇幅里融入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高见。他自己认为，就此书（包括《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有两点是可以引以为豪的：一是把先秦名家的辩者区分成两派；另一点是分辨出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思想的差异和各自特点。此二点均发前人所未发，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对我而言，《中国哲学简史》不算哲学启蒙（中国哲学基因早已深入骨髓），而是一次哲学通识教育，便于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哲学的特性，在这些特性笼统起来便是二元对立与一元统一的特性。

上文涉及的“学”与“思”的关系，便蕴含二元对立与一元统一的特性，二者相互矛盾相互统一缺一不可。然而这算是中国哲学二元对立与一元统一的小特性，此处引而不发。就目前而言，我观察到的特性至少有三：入世出世、内圣外王、道问学与尊德性。

一、入世出世

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之一，便是哲学背负着平衡入世与出世，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入世出世的对立，就仿佛现实与理想的对立，而哲学的主要使命正是在这二元对立中寻找一个一元统一的点，来平衡小到个人命运的起伏，中到时代命运的波动，大到历史命运的跌宕。入世出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选择。入世则意味着肩负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从此抱有“苟利国家生死以，不因祸福改变”的坚守，或离合悲欢，或毁誉参半，从此便不回头。出世则代表对富贵荣华选择舍弃，远离传统意义上封建权利的核心，做苍蝇之微的事情。

对于士大夫而言，入世即是庙堂，出世便是江湖，一步白衣，一步卿相。在这二元对立的相对矛盾下，不论是朝代之初、朝代之中、朝代之末，总有前仆后继的知识分子选择入世救世，也总有大批大批的知识分子选择出世自救。事实上，大部分在这二元对立的哲学围城里都没法突围出一条一元统一的路子，而一旦将入世与出世做到一元统一，皆是千古俊才，比如范蠡，比如张良。

二、内圣外王

如果说入世出世是中国哲学的主要使命，那么内圣外王便是中国哲学的最高纲领，当个体都能做到内圣外王，那么整个社会便能实现中国哲学的终极理想：天人合一。

如果说出世是强调个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行为，入世是以个体力量去撬动整个社会进程的行为，那么内圣与外王恰好是两种行为最完美的解释。哲学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莫为己也”，就是说哲学要求信奉它的人以生命去实践这一哲学。中国古代常常讲厚积薄发，哲学里也讲“越内在，越超越”，因而中国哲学注重人事，注重内圣之道，习惯“儒雅”地往里收。于是乎在我看来，内圣是强调自身的一种磨砺、一种修行，在体灵上蓄势待发，在心灵上宠辱不惊；外王是一种与社会的游刃有余的关系，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一种“混”，混到街头、混进社会、混出时代、混成历史。有人内圣而后外王，有人外王而后内圣，因而两者二元对立，然而内圣不是内因，外王也不算外因，故而不会产生外王伴随内圣而存在而变化的论断。一般来讲，在中国能成功建构起内圣外王的哲学体系的人，历史上都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知行合一的王阳明，比如谋国知人的曾国藩。

三、道问学与尊德性

“道问学”与“尊德性”听起来没有前两个那么出名，但仍然是千古难解的两极：先有道德还是先有学问。它本身产生《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在南宋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在孝宗年问的鹅湖之会上就如何认识事物及治学的问题展开的一次辩论而为世人所知，史称“鹅湖之辩”。

“尊德性”与“道学问”，在宋明理学那里看成是朱、陆在鹅湖之会辩论后形成的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陆九渊从发挥儒学传统的“天人合一”观点的途径，提出“心即理”，得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万物皆自心发。由此出发，他认为治学用不着去读很多的书，去“格很多的物”。只要人人都有颗善良的“心”，“道”(“天理”)便在心中。朱熹则从吸收佛家“体用合一”观点的途径，提出“性即理”，认为人性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得出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万物皆是理的体现，人心只是其一。由此出发，他认为治学应多读书，多格物，从万物各具之“理”中推出与“天理同出一源”之“理”，认识和掌握“天理”。

在冯友兰看来朱熹和陆九渊在其上的分歧和争论，被视为朱、陆二学在学术上的差异的标志，由此也可以发现他们分歧的根源在于本体论的差异上。事实上冯友兰先生虽然出自宋明理学一派，但他本心却十分向往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王心学，而“道问学”与“尊德性”的二元对立便像“性善论”与“性恶论”、“物质”与“意识”等诸多哲学永恒话题一样存在，并根据个体的差异衍生出对二者不同的看法与选择，当然我们要做的自然是兼容并蓄，并在广泛吸收中选择一条自己相信的人生之路。

此世间，不论从政、经商抑或治学，高歌猛进一将功成的人太多太多，然而很少有人“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古人讲功成名遂身退，深以为然。
作者简介：

徐红灿，电气工程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依旧抱有探寻事物根本的好奇之心，希望凭借阅读开阔思路。涉猎较广，偏重历史、政治与法律。所读书籍多为他人推荐，随兴趣而读，知识不系统。常自省，信奉“德不孤，必有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