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听到“钱穆”这个名字，是在高中时候。当时在一家新华书店中翻《金庸散文集》，读到了《历史、家国与中国人的生活情调——金庸访钱穆伉俪》一文，里面见到钱先生说： “我们讲历史，要讲史实，史实又分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第一层次就是讲人物、故事，第二层次就是讲政治、经济等等。”讲历史而重史实、故事，这令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耳目一新。当时就把这个名字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

到了大学以后，因为读书的视野更加开阔了，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学习，我对钱穆先生及其学术背景有了更多的了解。大三那年，便自己买了一套《国史大纲》，从头到尾地读了一遍，感受颇深。一是钱先生既饱含热情，又不乏理性的文字；二是钱先生文化本位的史学观；三是其时时贯通哲史、同时又俯瞰中西的宏观的学术视野。

翻开《国史大纲》，读者首先会注意到的，便是书前的那几句刊首语了。钱穆先生的意思，总结起来，便是：凡是具有基本知识的中国人，应该对本国的历史有所了解，这种了解应该是含着一种“温情与敬意”的；反过来说，我们如果要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产生温情与敬意，则首先也应该对本国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因为只有了解得越贴切，才能爱得越深。——唯有对本国的历史具有此知识上的了解和感情上的亲近，方能抛开那种历史虚无主义和庸俗的进化论，从而自觉地担起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所进步。可以说，钱先生的历史教育，是合历史知识与历史情感的教育为一体的。

《国史大纲》一书，创作于抗战的烽火之中，这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刻。同时，由于受过近代启蒙思潮的洗礼，知识界普遍蔓延的是厚今薄古、崇西抑中的风气。钱先生在本书的引论中，首先对当时的学术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简单来说，当时的历史学界主要盛行三种思潮：第一种是“传统派”，这一派主要是秉承的乾嘉学派的衣钵，重考证、训诂以及基本文献资料的校勘与整理，这一派虽然传统学问的基础雄厚，但是却耽于一种琐碎的历史文献的辨订。第二种是所谓“革新派”，又被称作“宣传派”，这一派把历史完全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比如梁启超先生的“新史学”，把中国历史完全归为黑暗、专制，把二十四史称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实际上是为了迎合自己政治斗争的需要。再如近代以来极“左”的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样的观点可以作为基于一时政治形势的需要，然而是否符合事实呢？值得商榷。第三种是“科学派”，也就是胡适所倡导的“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实际上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史学观。这一派又出来两个分支，一个是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或曰疑古派，也就是认为中国上古的历史全是不可信的，都是出于后人的杜撰，是“层累地构成的”，比如三皇五帝，伏羲女娲，这些神话中的历史，都值得考量。当然，从今天的考古资料来发现，上古的传说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这是另外的问题了。还有一个支派就是傅斯年的科学的考证说。他的名言便是：“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他的研究方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出土的史料。认为一切上古的历史，只有被出土的文物来证实，才能作数，否则都是靠不住的。当然，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因为传世的文献记载经过一代代学者的整理和鉴别，其中未尝没有值得信任的地方。如果只靠出土的那点死材料，我们的历史便无从组织得起了。

钱穆在批判了上述的这些史学派别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观点，便是要把基本文献的考订和材料的辨别，与历史规律的梳理和史观的建立结合起来。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通过繁琐而翔实的考订，将战国时期的学术史加以疏通，收到顾颉刚的赞赏而被邀请到燕京大学任教。其后来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更是通过传统的年谱编纂方式，厘清了今古文经学史上的重大问题。这些都可以看出，钱穆具有扎实、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然而他却不满足于简单的资料整理与疏通，而是把这样的工作和历史问题的发现、历史规律的探寻以及历史观的树立结合了起来。这样便形成了钱穆史学重通史和重通识的特色。《国史大纲》正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品。

《国史大纲》脱胎于钱穆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课堂讲稿，而后几经修订。他在做这部书的时候，时时强调着中国历史的个性与特色，从而找到中国文化的优势（钱穆谓之“生原”）与病根（钱穆谓之“病原”）之所在，“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参考”。用他的话来说，历史书写并不是简单的材料的堆积，而是要有自己的个性。比如说给一个文学家和一个体育家写作传记，其侧重点便各有不同。因此，钱先生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的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历史发展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个性。简单说来，西方的历史上，科学与宗教是其主题，并侧重“力”的扩张；而中国文明的发展则以道德和情感为主题，注重内向的融合。他认为中国历史自秦而下，其进步之处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和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中国历史之发展，未尝没有其“病原”，厥维有三：一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隔绝，二是社会的散漫无组织，三是科举制度引导大家都走向仕途，导致政府机构的臃肿和思想的僵化。钱穆认为，针对这些弊病，传统的知识分子未尝没有想过自救，最为代表性的便是宋代理学的兴起，一方面从事于民间的自治与教化，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对君主的约束和政治的清明。然而因为宋末蒙元的入侵，中国文明“自救”的道路被打断了。等到明代建立，则进而废除宰相，施行八股，清室更是因为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猜忌，而加大了专制，因此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基因遭到了扼杀，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

钱穆通过这样的分析，认为自“辛亥革命”以后，清王室被推翻，中国近代最大的专制之病原已经被除去。然而由于不断的军阀混战和外来侵略，中国的社会组织及民众开化，尚未处于草创蒙昧之中。要想医治这些“病原”，仅仅靠搬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是行不通的，只有靠发掘中国文化自身能够“自救”的一些根源，加以发扬光大，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钱穆的这部书，并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而且也是在为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寻求自救之路。与深受西方思想浸润的新思想家，如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不同的是，新派学者们更多是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救国良方，而钱穆等“新儒家”一派，则更强调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求自救的根源。因此，我们在读《国史大纲》时，更多地发现他是在讲中国文化好的一方面——这并不是“讳疾忌医”，而是想寻求立足于中国文化自身的自救之路。在这一点上，“新儒家”一派的思想家与倡导新文化的启蒙思想家可谓是殊途同归。

然而，作为一名学者，钱穆的这种历史书写并不仅仅是出自中国文化情感上的认同，而是基于严谨的学术探究和理性思考，这也是《国史大纲》一书能够经得住时代考验的原因之一。多年以后，教育家蒋梦麟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见到钱穆，曾问道：“你写《国史大纲》怎么总是挑中国历史上好的一面来讲？”钱穆反问：“所谓的好的一面是不是讲错了？”（见金庸对钱穆的专访，收在《金庸散文集》）钱穆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地回答蒋梦麟的质问，是因为这部书具有坚实的史实和论证的支撑。在今天，中国早已摆脱了贫弱，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似乎不再有那么强的“救亡”动机，来迫使我们去单方面强调传统文化的优越之处。但是今天的读者在读到这本书时，依然会觉得十分亲切，并不觉得过时。我想，一方面是因为被钱穆先生浓厚的民族热情所打动，而另一方面，也会为书中精彩透辟的分析与历史叙述所吸引。钱穆先生独特的视角，也能够为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国的历史，打开一扇窗户。比如其论述孔子的思想，认为其是融合了殷商的巫史文化与周代的礼乐文化为一体，而创造出极具创造性、包容性的儒家学说。再如其对宋代新思想的产生，特别提到了王安石的贡献，并认为宋儒的思想在于“事功”与“义理”的结合，都与后来的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论断不谋而合。再如其批判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认为北宋财政的症结在于消耗太多，而王安石却不从“节流”上着手，反而更多着重于“开源”，于是新法成了扰民之法，蒙上了“为朝廷敛财”的恶名。这些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都不乏启发意义。另外，因为这部书本来是作为大学讲稿之用，用浅白的文言来书写，力求做到深入浅出，正可作为今天人了解中国历史的通识读物。钱穆先生一生致力于“为故国招魂”，最为敬服的便是宋儒朱熹。张载所唱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可作为他一生为学、为师、为人的写照。今天，我们依然能在他的著作中，感受到先生独特而恒久的人格魅力。




作者简介：

王治田，山西阳泉人，艺术与传播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2012级研究生。生性疏荡，不喜拘牵。好为词章，亦不废义理之学。每喜沉湎中外经典，仿若与古圣贤哲晤言接谈。偶有心会，未尝不喜形于色。读书颇杂，惟主性情，然终以夫子之道为易简而高明，切实可行。《中庸》所谓“君子之道费而隐”者，良不诬也！生于三晋，太行之巍峨赋我以刚直；学于巴蜀，涪岷之幽婉润我以清泠。而以书终死物，心非稿灰，尤乐广交好友，诗酒相耽。曾子云：“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其谁云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