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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信息








个人资料
直属机构：传媒学院
联系电话：
性别：男
电子邮箱：hpjia@suda.edu.cn
专业技术职务：
办公地址：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传媒学院
毕业院校：康奈尔大学
通讯地址：苏州大学工业园区独墅湖校区传媒学院
学位：博士
邮编：215123
学历：研究生
传真：


教育经历
教育经历：博士,201308-201908,传播学,康奈尔大学,博士,201908,传播学,康奈尔大学
硕士,199609-199907,专门史（中外文化比较）,清华大学,硕士,199607,专门史（中外文化比较）,清华大学
本科/学士,199009-199407,新闻学,国际关系学院,文学学士,199407,国际新闻专业,国际关系学院



工作经历
工作经历：201308-201909,康奈尔大学,教学科研,助教、讲师
201208-201305,俄亥俄州立大学,科技政策研究,研究助理
201108-201205,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新闻研究,Knight科学新闻研究员
200809-201107,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采编,总编辑
200506-200812,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中国区域负责人,China coordinator
199908-200703,China Daily,采编,科学记者
199408-199608,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科技翻译,职员




个人简历
个人简介：贾鹤鹏是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奈尔大学科学传播专业博士。他是中国著名的科学传播****，也是中国最为活跃的科学记者之一，曾任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辑，曾连续两届代表亚洲当选为世界科学记者联盟执行理事（2007-2009；2009-2011）。他先后为Nature、Science、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News等知名国际刊物从事科学报道。2006年以来利用国内外机构支持，在全国范围内为中国记者先后举办了50多场（次）科技新闻报道培训，惠及2000余名专业记者。2010年，获选成为中宣部、科技部与中国科协联合表彰的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1年，获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奖学金，并被普渡大学推选为亚洲首个科学新闻桂冠人物。2012年转向学术研究后，他先后在包括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Science Communication,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cience Bulletin,《新闻与传播研究》、《传播与社会》、《国际新闻界》、《科普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学研究》和《中国软科学》等国际和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了30多篇同行评议的论文。
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开展科学传播能力建设、探索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科学以及探讨科技争议背后的政治、社会与传播因素。加盟苏大以来，在团队成员支持下，致力于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传播理论，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因素在科学态度与健康行为方面发挥的作用，高度组织化的科学传播对中国科学家参与科普的利弊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开拓性研究。



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贾鹤鹏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开展科学传播能力建设、探索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科学以及探讨科技争议背后的政治、社会与传播因素。加盟苏大以来，致力于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传播理论，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因素在科学态度与健康行为方面发挥的作用，高度组织化的科学传播对中国科学家参与科普的利弊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开拓性研究。

坚持以经验研究的方式开展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科学传播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发现。贾鹤鹏的主要发现和代表性观点如下：
1.爱国主义是中国科学传播的有效动力。本人在国内较早从事探索爱国主义在科学传播中的价值的相关研究。在接受系统的科学传播学术训练后，更是着眼于将爱国主义作为影响中国人健康行为的主要变量进行考察。在已经做出的科研成果中，本人和团队成员发现，决定中国人采纳积极的新冠肺炎疫情防范措施的最主要行为变量，就是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国家抗疫工作的满意度。笔者与团队成员利用全国性样本对此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发现这种情感涵盖了对科学家和医生的信任，对官员处理防疫实务的满意和对主流媒体的相信。从统计角度，这一特征所形成的变量具有最强的系数和模型解释效力。相关研究已经被Health Communication接受，即将在2021年发表。但与此同时，笔者也认识到由于西方科学传播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科学，是基于对个体行为及其信念的测度之上，体现中国体制和东方文化特色的集体主义因素很难在理论上成为一个科学传播学术的常规组成因素(贾鹤鹏&闫隽, 2017)，因此，笔者团队正在公众科学素质测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HPV疫苗接种、乙肝补针（据研究，相当部分成年人在婴儿期注射的乙肝疫苗带来的抗体会在成年时消失）疫苗接种、流感疫苗接种等多种健康和科学议题上测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家庭孝道等我国特色的行为因素在影响人们采纳健康行为和信赖科学时发挥的作用，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在这方面取得突出的体现中国独立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成果。
2.科学精神是影响中国科学家从事科普的主要驱动因素。2016年、2018年和2020年，本人主持了三次针对全国科学家的较大样本的科普行为调查。调查发现，中国科学家对科普的道义价值高度认可(Jia, Shi, & Wang, 2018;王大鹏&贾鹤鹏, 2017)。每次调查均有极大比例的（超过90%）的科学家认可科普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对一些体现科学精神的行为的认可（如认为科普可以提升民智）和对有违科学精神的信念（如一些与科学相关的阴谋论）的抵触则显著地预测了其科学传播行为。除了科学精神外，我国科学家也呼吁科研考评政策能更加支持科普行为，这也与其他****的发现一致（如(金兼斌et al., 2018)）。这说明，弘扬科学家精神与推动科学家积极从事科普是一致的。
3.科学精神、工匠精神与中国的国家创新系统。本人在探究我国自主创新规律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本人的财经年刊文章和“知识分子”公众号专栏中得出结论，目前阶段我国的创新，是以充分利用全球化的红利，通过跟踪最新的技术并将其快速推进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来快速占有市场。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创新的捷径。但一旦遭遇卡脖子，这种创新的路径依赖的缺点就会充分暴露。实际上不仅在创新和高科技领域，在基础研究方面，我国科学家的科研也以追踪和赶超为主，只有在能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的地方才在集成创新方面有所赶超。这种创新的缺点是难以把握独立的研究方向。要真正发展出原始性创新技术，就需要在基础研究过程中发挥科学家精神，专业而独立地对知识进行探索；而在研发过程中，则需要发扬工匠精神，一方面精益求精，另一方面则持之以恒，通过工艺的精湛和改良，把来自科学家和研发工程师的创新性想法和技术方案，通过工艺和工程加以实现。
4.中国科学传播的强大组织特点要妥善斟酌利弊。本人在果壳网“我是科学家”公众号的专栏文章《科学传播，中国做对了什么》中，指出对科学传播的政治升华，是中国科普事业最正确的举措。与此同时，中国的科学传播拥有西方国家不具备的强大的组织动员和社会渗透能力。按照2018年出版的《中国国家科普能力发展报告》给出的数据，2015年，中国已经拥有了科普人才205****，其中专职人员22****，兼职人员183****。按照中国2018年拥有418万全职科研人员数量来算，科普工作者数量相当于将近一半科研人员数量了。笔者及团队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预测中国科学家参加科普的最有效指标，是他们与本单位宣传人员的接触频率(Jia, Shi, Wang, et al., 2018)。
然而，现有的科学传播组织动员网络也有其不足——尽管这个网络体系有强大的基层渗透和动员能力，但它要依靠科学传播的行政体系，而这样的行政体系实际上与科学家日常活动是分离的，很难调动科学家。我们的实证研究显示，在世界各地都可以预测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活动意愿的对科普的积极态度，在中国的情景中则难以发挥作用（相关研究已向著名期刊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投稿），因为中国科学家参与科普高度依赖组织体系，而个人态度难以决定意愿。另一方面，越是自认为接受过科普培训的科学家，越是不愿意进行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科学传播。其原因在于，在高度组织化的中国科普体系中，越是接受过培训，说明对组织举措越依赖，从而在新冠隔离让人们都呆在家里无法进行有组织的科普之际不知所措。
5.社交媒体对中国科普是强有力的补充。社交媒体在活跃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创造了一批网红科学家，后者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进行生动的科普而获得了公众的关注。那么都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这批“网红”科学家呢？本人和合作者对几十名这样的网红科学家进行了长达4年的采访，发现促进公众对科学和对其工作的认可，获得跨越同行的学术合作以及获取一定经济利益是科学家们来走上网红之路的主要因素(王大鹏et al., 2018)。在不同类型的媒体平台之间，“网红”科学家使用有何区别呢？如果以仍然从事职业科研工作的“网红”科学家为例，我们发现，“网红”科学家普遍重视平台提供的可控性，从而纷纷忽视互动性很强、缺乏控制的微博。“网红”科学家们仍然认为科学的公共利益超越了他们自身做网络红人的收益，但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家回避与公众互动和面向公众进行的以科学知识为主的传播活动尽管形式更加活跃，内容更加生动，主题更加切合公众需求，但仍然算不上一种能够互动的公众参与科学。社交媒体及“网红”科学家的存在，为中国科普带来了更加生动的特点，但并没有提升公众参与科学的水平。但相比传统的以宣传为主的科学传播，造就“网红”科学家的社交媒体平台仍然未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更大机遇。
6.宣传机构科研成就而不是宣传科学精神难以起到效果。2005年起，本人开始对当时受市场化冲击下开始衰落的科学新闻进行了关注。尽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研究表明，我国的科学新闻仍然不十分景气。一些科学新闻工作者认为，市场导向的媒体改革导致了娱乐与体育等新闻取代了严肃的科学报道的位置。然而，本人通过研究科学新闻产出过程中的多方面因素，并分析科研机构新闻发布及相应的媒体对此进行的报道，提出中国领导大力支持的科普宣传工作，与大众通过媒体对科学新闻的需求产生了错位。以宣传成就为导向的科普模式在我国科学新闻的弱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科院网站在2007年10月1日到2008年3月31日半年间发布了383条科研新闻。我们发现，在这383篇新闻稿中，有116篇的发布是由于有重要的论文发表，192篇是因为所报道的研究项目获得了资助，或是因为通过了中期或终期评估，或由于获取了科学奖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科院网站发布其科研进展类的新闻，其由头主要在于上述对于科学界而言的标志性事件，对于公众或媒体并无吸引力。同期，非常重视科学报道的大众媒体《新京报》的每周科学增刊《新知周刊》总共167篇科学报道中，有93篇是基于或源于国外科学发现、国际科学主题以及对国外科学家的采访。在167篇科学报道中，没有一篇是依靠来自中科院的科研新闻作为信源(贾鹤鹏&刘振华, 2009)。这与姜岩的研究结果类似，他们所举的13份样本报纸的日常科学新闻信息源里，政府占了47%，远远高于来自研究机构的信息所占比例，后者只占到了14%。中国科研院所作为科学信息源比例很低，媒体报道的科学内容大部分来自国外。
因此，笔者提出，如果要改善科学新闻，必须从改善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的宣传模式着手，使科学报道成为激发不同层次受众的探索精神和让公众参与科学过程的重要工具。笔者进而提出，促进科学精神的传播，才是科学传播的核心要义，这就包括让公众能在更大程度上参与科学实务，让科学的发展能在公众和社会监督下走向更加服务社会的方向。这一论断也得到了国际科学传播学术界的认可(Jia & Liu, 2014)。
7.公众参与科学，但不是公众决定科学。在意识到公众参与科学的重要性后，本人不仅在学术上积极探索，也试图以更加务实的方式推动公众参与科学的实务。在腾讯科学频道支持下，笔者于2010年开设了一个有关转基因的公众对话栏目，并通过微博及与果壳网合作的方式推广相关内容。但经过两年时间，笔者发现事实上公众与科学家在转基因议题上没有实现有效的对话(范敬群et al., 2013)。2012年起，有感于前期理想化举措未尽成功，笔者开始了在中国条件下对公众参与科学机制的思考，并先后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和《中国软科学》等知名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对此的反思。
首先，在肯定公众参与科学给科学赋予了合法性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公众参与科学本身并不能克服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对知识的垄断。而且，公众参与科学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确定公众代表，怎样实现公众真正参与科学进程，如何调和公众参与科学所体现的平等诉求与科学精英对科技知识的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等。面对挑战，公共政策研究者在代表选择、观点均衡、议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与科技决策的方案;部分科学传播****则跳出公众参与科学局限于民主政治层面，将该模型拓展到科学教育与公众参与科研等领域。尽管有种种挑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笔者进一步认为，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有助于我们分析当下中国的各种科技争议。然而，仅仅在形式上实现这个模型所要求的对话与互动，并不能解决民主政治的平等原则和科技精英对知识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有效实现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价值需要深入地辨析科技争议所处的社会语境和深层次结构性原因，并相应地优化模型来理解和解决各种社会争议(贾鹤鹏&苗伟山, 2015)。
8.公众参与科学的原则与科学精神。在上述《中国软科学》文章以及笔者的系列专栏文章中（《财经》年刊2014年），笔者总结了在中国应用公众参与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贾鹤鹏&苗伟山, 2015)。首先，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充分体现了科学民主治理的精神和原则，有助于我们分析当下中国的各种科技争议。然而，仅仅在形式上实现这个模型所要求的对话与互动，并不能解决民主政治的平等原则和科技精英对知识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有效实现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价值需要深入地辨析科技争议所处的社会语境和深层次结构性原因，并相应地优化模型来理解和解决各种社会争议。我们需要认识到，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尤其是涉及科技争议的传播过程中，公众参与科学的解决方案已经无可避免。
其次，我们要在态度上认识到包括微博民意、网络民意在内的公众对科技争议的诉求，背后体现了民众真实的关切和对垄断性权力的抵制，它们为科学界与公众、科学与社会的对话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第三，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包括微博民意在内的公众呼声，决不能被赋予颠覆科学权威的权力，科学的真理更不能依靠民意来投票解决。要在公众参与科学这一民主框架下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认识到，既然是探讨科学问题甚至是科学争议，那么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具有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本身并不意味着霸权和垄断。但是，科学知识对特定问题的解释权，并不等于它具有垄断地位。相反，这并非意味着科学或者说自然科学就解决了转基因问题、垃圾焚烧、核电站等问题的全部。对这些议题的探讨，社会管理、伦理价值等方面问题不可避免，只是对后者的辩论，不能脱离开科学认识。
第四，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我们要认识到，公众参与科学这一民主原则，首先应该体现为公众对科学议题的恰当关切和对科学议程的合理设定，尤其是在涉及科技争议时。比如，在转基因议题中，民众呼声体现了民众对转基因安全的合理担忧。这就要求科学决策者必须把转基因安全研究置于最为核心的地位。除了为科学研究设定议程和优先序外，在具体辩论或讨论过程中，尊重民意应该体现为关注、检视和验证公众们所提出的证据，不应因为这些证据在主流科学家视野之外而拒绝。当然，民意尽管具有提出证据的权利，但并不能取代证据本身。
第五，公众参与科学的民主属性也应该体现为民众及其代表对科学组织和科学行为的监督，包括公民代表审批科研预算、衡量科学项目的民生收益、曝光科学不端行为等。
这些原则实际上也关系到公众参与科学与弘扬科学精神之间的相关性。因为公众有参与科学的法理基础，但公众并不具备实际进行科学决策的专业技能。因此，就需要科学界一方秉承科学精神来化解公众参与中遭遇的种种挑战，其中最为核心的地方在于，科学精神必然蕴含着一种将公众核心利益置于最核心的位置进行考量这一前提。
9.科学传播的科学让人反思以知识为主导的科普模式。在《科学学研究》于2014年发表的本人与清华大学刘立教授等合著的《科学传播的科学——科学传播研究的新阶段》一文，首次向国内介绍了这一科学传播研究最新的动向(贾鹤鹏,刘立, et al., 2015)。研究指出，传统的科学传播研究主要依托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学术背景，侧重于考察和反思科学传播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在科学传播研究经历了30年发展后，原来忽略这一领域的传播学研究者，正在以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为基础，推动科学传播的科学化。这些****考察了人类接受科学信息的心理机制、科学政治化对人们掌握科学的影响、价值和信任在公众接受科学知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测度、以及基于实证研究的科学传播解决方案。科学传播的科学对于走向快速发展轨道的中国科学传播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过去6年来，本人系统地观察了人们在转基因这一中国科技主要的争议议题上的态度。本人与合作者从传播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维度，辨析了当前转基因科普面临的困境，梳理了公众转基因态度极化和固化的原因。科学知识与转基因接受度的相关度弱，信任、价值和科学体制等诸多因素影响着大众对转基因的态度。由此，提出了中国转基因科学传播的必要路径。在这些途径中，各种方式的弘扬科学精神而不仅仅是传播科技知识居于核心的地位(范敬群&贾鹤鹏, 2015;贾鹤鹏&范敬群, 2016;贾鹤鹏,范敬群, et al., 2015)。
近年来，本人在这一方向上继续努力，发现掌握生物技术知识的程度在总体上并不能与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形成稳定的正相关性。相反，在不同国家，以及转基因争议的不同阶段，生物技术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受众学历在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上似乎作用完全不同。通过系统探讨转基因争议的媒体因素与心理机制推断：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争议情景下，人们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性心理认知机制被极大地激活，取代了他们利用知识进行理性衡量的认知手段。笔者最近的研究为我们理解科技争议与极化态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10.面对科技争议，弘扬科学精神是与大众有效沟通的关键。在2015-2016年间发表的《极化与固化：转基因“科普”的困境分析与路径选择》和《科学传播:化解现实争议及其研究前景——科学传播热点对谈录》中，本人提出了一系列面对科技争议如何弘扬科学精神的解决方案。
本人认为，首先，研究结论表明，相比于科学知识的多寡，对科学权威的尊重更加有效地解释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支持程度，而与科学家的直接接触有助于消除陌生，建立科学权威。这意味着，从事争议科研的科学家，要更积极走出实验室与公众进行沟通，让科学权威能转化成公众“启动”对转基因的更加理性的态度，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转基因利弊的合理评估基础上。这正是弘扬科学精神在心理认知机制上的体现。
其次，虽然知识本身不能改变受众的态度，但仍有必要坚持甚至强化传播正确的转基因知识，只不过这一工作的目标并不是就此扭转公众的态度，而是要让正确的知识尽可能“占领”各种信源，让公众“启动”理性认知时能够方便的找到正确的知识，也要让非专业的传播工作者进行相关传播时有据可依。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科学传播工作者本身也像受众一样受到感性特征影响，但其在工作状态中更多是受理性思考支配的。
第三，科学家走出实验室，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挤出时间多开几场现场或网上的转基因科普讲座，或者多发表一些科普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当转基因争议再起或新问题出现时，公众最为关注转基因议题，这也是转基因科普最好的时间节点，人们需要及时看到来自科学家一方积极而理性的声音。这也是在公众场合需要弘扬科学精神的原因。
第四，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仅仅靠启动一批新的科普项目，更需要整个的科研考评和科研组织体系的变化，将广义的科学传播工作以某种方式纳入到科研考评体系。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特定比例的科研经费（一般不超过5%）用于科学传播。这样就使得科学家在转基因等议题上与公众的及时沟通，不再是费时费力又不讨好（不能记录为学术成绩）的行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科学家从事传播工作，并不仅仅是社会义务，其实也可以提升自己在科学共同体内的影响力，包括引用量和基金申请中标的可能性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转基因议题已经超出了科学本身，成为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具体鲜活的体现。只有积极开展各种公众参与科学的行动，比如有关科学的听证会和公民共识会议，让各种声音平等发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观点都占有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有可能促进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与拥护。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后续的经验研究为此对话提供了实证证据的支持。
11.科技争议是传播模式、社会结构、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产物，也需要综合性治理。基于本人博士论文《当科学论争遭遇政治机遇：比较当代中国的转基因、水电和核电之争》的《Science in Movements: Social Contestation and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书比较了中国水电抗争、转基因生物争议、核电争议的发展历程，采用社会运动理论来考察科学争议的产生、扩大、演变和发展。我的研究表明，在中国，重大的公众科技争议远不止是公众对科学认识不足或人们对潜在危险技术的情绪排斥的结果。
相反，广泛的转基因争议和相对更精英化的反对水电和核电的运动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新出现的政治机会、不同的知识控制体制（knowledge-control regime），环保和反转分子对政治机会的战略性和结构性处理，以及他们打破现有知识控制制度的努力。对水电争议的抵制集中反映了日益高涨的环保主义和环保非政府组织，它们有效地利用了新兴的公众环境意识、官僚机构的分裂、媒体对公众更高关注的需求以及有关水电的知识控制体制的脆弱。反水电运动几乎叫停了中国所有成为抗议活动焦点的大坝建设。
另一方面，尽管很少有成熟的民间团体参与转基因争议，尽管科学家们加大了维护知识控制制度的力度，这一争议仍然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脆弱的科学对决策的影响，公众的严重关切和急剧的社会转型，都为反转基因积极分子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机会结构。因此，中国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已经被有效地中止。
相比之下，由于与军事目的的联系、历史的辉煌、强大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及缺乏公众的关注，抵制核电既面临着狭隘的政治机会结构，也面临着强大的知识控制机制。因此，这场辩论只是暂时推迟了新核电站的建设。无论采用何种理论方法，本文在不同的论争中都呈现出完全一致的模式，表明综合这些方法的适当性。它不仅能使****们更全面地理解当代中国的科学论争，也为探索不同理论方法的整合提供了契机。在我国，透彻了解导致科技争议发生和发展的各方面因素，也是对其进行综合治理的重要保证。
12.需要以更加动态的眼光来探索我国的科学与媒体的关系。《媒体报道能否改变科学进程?—对科学媒体化的反思》一文，集中体现了本人对中国特定情况下科学与媒体关系的研究。所谓科学媒体化（medialization），指的是媒体与科学日益紧密的纽带以及科研的媒体导向。这一概念强调科学这一长期以来被认为独立于社会的知识领域，日益服从媒体喜好；媒体追求轰动效果、与生活的相关性、戏剧化和争议的标准正在影响科学本身。本人在梳理了媒体与科学关系的发展，阐述了科学媒体化提出的过程基础上，分析了科学媒体化的表现形式、科学媒体化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它对我国科学传播的挑战。笔者认为，与西方****对科学媒体化这一项目的担忧不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开展科学传播过程中应该利用科学媒体化现象促进科学传播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笔者及团队进一步开展了科学与媒体的经验研究。通过对将近8000篇科研论文被媒体报道情况的分析，笔者及团队研究发现，尽管世界各地的科学传播研究都表明，媒体报道会提升被报道的科研论文的引用量，但笔者研究中并没有重复这一发现。这说明，通过媒体报道促进科学传播效果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做出更加系统的组织工作，满足期刊、媒体和公众的共同需要。相关研究正在发表过程中。
13.建设性新闻在科学新闻领域实现发展，核心在于弘扬科学精神。笔者近年来也关注公民新闻与建设性新闻在科学报道中的表现。对于公民新闻，笔者重点关注了公民的自发创作如何与新闻专业性相融合。对于建设性新闻所提倡的多方参与，提供建设性解决方案等，笔者考察了这些要求在常规科学新闻及以网红科学家为代表的科学自媒体的新闻生产过程中如何体现。研究发现，网红科学家克服了常规新闻中的冲突框架，但在提供解决方案和提供公众参与方面仍然有所欠缺。这说明，尽管网红科学家能够带来更加活跃的科普形式，但他们并没有在促进公众参与这一科学精神的层面上进行更多工作。通过自媒体和建设性新闻来弘扬科学精神的工作任重道远。
14.新文科建设的核心是打造学术中的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在教育部提出建设新文科后，笔者也基于自己对学术史和学术论文知识生产的研究进行了探讨，相关文章拟投往《新闻大学》。笔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著述很多【包括《Road to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cholars》（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7，27(2)，172-192），《新闻传播研究的国际发表与中国问题-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新闻大学》，2015，(3):10-16），《为何缺乏本土化关照? --新闻传播领域国际发表中的问题反思》（《新闻大学》，2018，(4):72-77）《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5) : 5-18）《2017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国际发表与国际合作--以SSCI传播学期刊数据库为例》（《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7》）等】。
在这些研究中，笔者一直以实证方式探讨本土化理论建设，这恰恰是教育部新文科建设的发展方向之一。笔者从事的科学传播研究也符合文理交融的另一新文科发展方向。在这些研究和论述中，笔者提出，如果目的主要是满足于获得国际或者国内较高等级的刊物发表，那追随国际理论发展并以本土数据进行诠释就是最明智的方式。但这不足以建设中国特色的新文科。要发展中国的新文科，必须要系统地梳理本土问题和本土文化、社会与政治体制的特点，甄别出各种持久的影响中国人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变量。这需要以科学精神为指导，进行大量实证研究而不仅仅是呼喊学术本土化。同样这也需要工匠精神。研究的目的并非是短平快地发表一些论文，而是对一些体现中国特色但被现有的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所忽略的理论因素的持久探索。这需要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
15.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在笔者即将发表于《科学与社会》的论文《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以四大主要国际科学会议为例》中，笔者指出，科学传播的模型正在经历从科普到公众参与科学再到“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变迁。“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是基于科学传播越来越不再是科学家履行外在道德义务，而成为科学界文化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观察。它具有融入公共生活、成为科学界基本行为规范、与传播者各种行为紧密结合、多主体共同参与四个特点。
“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可以调动科学家更灵活、更多层次地参与科学传播，从而让科学传播更容易适应社会要求、让社会更全面接触科学界和科学家。在欧美科学界，尽管“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已经融入科学基金管理、大型专业科学会议等，但这一过程对科学家实际工作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国科学界目前从政策层面尚无主动推动“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意愿，但中国网红科学家已经体现出“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部分特点。
16.科学共同体的治理在于坚持和贯彻科学精神。笔者团队于2020年承担了中国科协的“发达国家科技社团参与科技治理的机制研究”课题。这一项目承继了笔者多年来对科学共同体建设的关注和思考。研究发现，像美国科学促进会、英国皇家协会、美国化学会等优秀的科技社团，其治理过程主要基于达成和维系科学共识、促进科学决策、推动学科发展、为社会重大问题提供重要的、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以及培养青年科学家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非常重要，鼓励青年科学家卓越发展也是国际优秀科技社团得以长盛不衰的秘诀。追求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还意味着要破除学术界的不恰当的等级观念，让科学实现更加平等的交流和有建设性的批评。





开授课程
开授课程：1、新闻传播理论,专业硕士,2020.09-2021.01,100学生,36课时
2、新闻传播理论,非全日硕士,2020.09-2021.01,20学生,36课时
3、广告心理学,文正学院广告系,2020.09-2020.11,75学生,36课时

课程教学：


科研项目
科研项目：1、世界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公众科学素质与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专题论坛,2020年10月-2020年12月, 项目负责人: 贾鹤鹏, 项目来源:中国科协, 合同金额: 19万元
2、创新学术交流形式的相关研究,2020年4月-2020年11月,项目负责人: 贾鹤鹏,项目来源: 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合同金额: 15万元
3、发达国家科技社团参与科技治理的机制研究,2020年3月-2020年11月,项目负责人: 贾鹤鹏,项目来源: 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合同金额: 15万元
4、国际一流学术会议共性特点研究,2019年4月-2019年11月,项目负责人: 贾鹤鹏,项目来源: 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合同金额: 15万元




论文
论文：1、Promoting good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唯一作者）,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20，doi:10.1093/nsr/nwaa255,SCI,2020,贾鹤鹏,苏州大学
2、Research ethics: a safeguard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唯一作者）,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20，7(11)， 1787-1792.,SCI,2020.10.,贾鹤鹏,苏州大学
3、国际科学传播最新理论发展及其启示,《科普研究》，2020, 15(4), 5-15,北大核心,2020,贾鹤鹏,苏州大学
4、作为建设性新闻的科学报道——以网红科学家的科普实践为例（第一作者）,《当代传播》， 2020，(02):50-55.,CSSCI,2020,贾鹤鹏,苏州大学
5、知识可以改变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吗? ——— 探究科技争议下的极化态度（唯一作者）,《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140-147.,CSSCI,2020,贾鹤鹏,苏州大学
6、利益方抗爭作為宏觀協商的潛力和局限：基於內陸核電爭議中「望江四老」個案的考察,《傳播與社會學刊》,TSSCI,2019,邓理峰,中山大学,贾鹤鹏,康奈尔大学
7、Passive communicators: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on of Chinese scientists with the media. ,Science Bulletin, 63(7), 402-404,SCI,2018,贾鹤鹏,康奈尔大学
8、网络自媒体时代的科学传播新动能——以“网红”科学家为例. ,《新闻记者》，(10), 47-56,CSSCI,2018,贾鹤鹏,康奈尔大学
9、Road to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cholars,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7(2), 172-192,SSCI,2017,贾鹤鹏,康奈尔大学
10、科学传播、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的理论溯源及其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启示,《国际新闻界》, 39(2): 66-89.,CSSCI,2017,贾鹤鹏,康奈尔大学
11、科学传播的溯源、变革与中国机遇,《新闻与传播研究》，24(2):68-80 ,CSSCI,2017,贾鹤鹏,康奈尔大学
12、Encountered but Not Engaged: Examin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by Chinese Scientists,Science Communication, 39(5), 646-672,SSCI,2017,贾鹤鹏,康奈尔大学
13、知识与价值的博弈——公众质疑转基因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分析,《自然辩证法通讯》, 38(2): 7-13.,CSSCI,2016,贾鹤鹏,康奈尔大学
14、科学传播的科学,《科学学研究》, 33(3): 330-336,CSSCI,2016,贾鹤鹏,康奈尔大学
15、知识、信任与价值在风险传播中的互动——以转基因争议为例,《当代传播》,（03）：99-101,CSSCI,2016,贾鹤鹏,康奈尔大学




科技成果
软件著作 软件著作：1、Science in Movements: Social Contestation and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2021,Routledge
2、科学传播的路径与方法,2012,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3、全球性议题的专业化报道--气候变化新闻实务,2011,南方日报出版社
4、争议中的科学,2011,科普出版社
5、全球化时代有效的科学传播,2007,科普出版社

专利 专利：


荣誉及奖励
荣誉及奖励：1、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中宣部、科技部与中国科协颁发,获奖人：贾鹤鹏,2010-05,国家级
2、Knight科学新闻奖学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颁发,获奖人：贾鹤鹏,2011-08,国际级
3、科学新闻桂冠人物,美国普渡大学颁发,获奖人：贾鹤鹏,2011-11,国际级
4、年度优秀论文（《科学传播的溯源、变革与中国机遇》（《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02):68-80）,《新闻与传播研究》颁发,获奖人：贾鹤鹏,闫隽,2018-02,权威期刊奖励
5、世界环境报道奖—亚洲最佳作品: Going against the flow (发表于Science杂志， 2006， 313， 1034-1037),联合国世界环保联盟-路透基金会颁发,获奖人：贾鹤鹏,Richard Stone,2006,国际级
6、中科院科星新闻奖二等奖,中国日报（ Scientists Go Hands on in Remote Hamlets（China Daily， 2006-03-07；《中国日报》：科技副职：地偏不掩情技真)）,获奖人：贾鹤鹏,2006,部委
7、世界科学记者联盟执行理事,世界科学记者联盟（代表亚洲当选）,获奖人/荣誉获得者：贾鹤鹏,2007-2011,国际级




招生信息
招生信息：招生信息1：








学位：博士
毕业院校：康奈尔大学
电子邮箱：hpjia@suda.edu.cn
办公地址：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传媒学院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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