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丁帆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发表了《现代性的延展与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建构》一文。文章认为，“现代性”概念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未能全面理解“现代性”与“当代性”的复杂关系，中国学界的“现代性”研究一定程度上仍存在边界模糊、概念混杂等问题，亟须建构出一套根植于中国本土文艺实践、有效超越现代性理论的文艺理论范式及批评方法。
文章主要从“现代性”阐释的疏离；从“现代性”过渡到“当代性”；“当代性”的错位与缝合；“当代性”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阐释；“当代性”理论模式的建构五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提出“当代性”概念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一百多年来的学术探讨基本都把“现代性”与中国新文化的核心观念启蒙主义画上了等号，但是如今这个等式发生了变化。包括“现代性研究译丛”在内的西方理论著作有助于认识到“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后现代主义”与“当代性”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在中国，“现代”“后现代”和“当代”呈共时胶着状态，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解决这些理论在人文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的许多实际问题。
近十多年来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性理论宝贵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现代性批判与其价值关怀的重要性”以及“人的发展及其价值实现”，这两条更切合文学艺术内涵与形式方法的诗意表达。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的相关论点是促使我们考虑从“现代性”向“当代性”过渡的理论滥觞。卡林内斯库的“现时的当下性”和“瞬时性”可以看作“现代性”向“当代性”的一种过渡性的前阐释。西方理论界率先提出了“当代性”的理论命题，但中国学界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莫衷一是，因此梳理出一条中国“现代性”与“当代性”的历史演进图式，澄清文学艺术中这两种语词交替混用的误区，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正如利奥塔的观点，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终结，而是它连续的新生状态”，当代性也不是对现代性的彻底颠覆，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现代性的延展和修正。自“现代性”闯入国门后，其内涵和外延总引起不断的争议。恩维佐将现代性分为四个等级，其等级差的排列有一定道理。倘若从这个“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中跳出来，用一个“当代性”语词进行切换，许多问题都能进行有效的阐释。
该文强调，“当代性”正是在对“现代性”的延展与修正中不断完善自身理论体系与模式的，它是走进历史现场的语词结构。只有将“现代性”作为一个“背景”来阐释在我国当代文学艺术领域发生的一切“当代性”问题，才能找到一把解锁的钥匙。就使用“当代”这个语词的时间节点而言，西方世界要比中国晚二十多年，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西方的“当代”与“当代性”的内涵与外延和我们之间是两个绝不相同的话语体系。中国的翻译家混淆了现代和当代这两个语词，致使“当代性”理论引入中国的时间大大延缓。西方使用的“当代性”与中国使用的1949年后的当代文学中的“当代性”完全不同。中国当代文学往往将“当代性”等同于“时代性”，或者有时仅仅视其为“时代精神”的代名词。
文章指出，“当代性”问题阐释中不能避免的问题是“当前共存性”对“当代性”的意义。首先，要认知什么是“经典的当代性”；其次，就是“作家的时代性”问题；再次，就是“异质的并列性”问题；最后，就是“瞬时的结构性”问题。
人们总以为经典依靠长期的历史积淀就可以鉴别，该文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元素。作家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活在“未来”的时间里更应该是一条至关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更重要的则是它必须活在“历史”之中，活在“当下”之中。《阿Q正传》的经典化过程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艺术的衡量标准的就是“人性的、历史的和审美的”元素才是衡量一切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标准。“当代性”意味着“活着”，即作品不仅活在“现实”之中，更要活在“过去”和“未来”之中。
“现代性”作为百年来中国文化中的启蒙主义的关键词，仍然起着理论的指导性作用。而我们的思想界无法脱离“现代性”所设置的启蒙主义藩篱，这就是理论的悖论。由此，建构“当代性”理论模式十分必要，这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如何将“时代性”涵容于“当代性”之中；其次，就是“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共同存在于‘当前’，并一起进入读者视野”的问题；再次，就是如何解决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要“一直活着”的问题，即“生命存在性”问题。
综上，《现代性的延展与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建构》一文详细阐述了在一个“现代性”尚未终结的时代里，启用“当代性”的语词概念并不是要完全消解对“现代性”的理论阐释，而是要纠正“现代性”在当下遭遇的“误读”,同时弥补其理论内涵上的不足。“当代性”语词并不是对“现代性”语词的颠覆，而是对其的延展和修正。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需从“现代性”过渡到“当代性”，同时区分中西文艺的“当代性”差异，才能成为更为有效的理论范式与批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