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音乐学院新教学楼一层大厅的西南角，矗立着一位老人的塑像。他手持烟斗，面带微笑，用深邃而充满睿智的眼神，注视着穿梭往来的师生，默默守护着这个他曾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的音乐殿堂。他就是“央音”第二任院长赵沨（1916-2001）同志。今年是赵院长诞辰105周年暨逝世20周年，谨以此文表示纪念。
2010年赵沨塑像落成，塑像旁为其夫人吴锡麟老师（时在琴房楼友谊厅门前）。
赵沨的一生坎坷跌宕，富于传奇色彩。他少小离家投身革命洪流，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从事左翼文艺和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名文化官员。1956年12月，年方40的赵沨正式由文化部调入中央音乐学院，任党委第二书记，之后又历任书记、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等职，为这所全国最高音乐学府的建设与发展，筚路蓝缕，孜孜以求。退居二线后，他接替彭佩云同志，连任第二、三届国家艺教委主任。赵沨逝世时（2001年9月1日），新华社在电讯稿中把他誉为：“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左：1945年，时为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赵沨与宣传部长闻一多在《民主周刊》社合影。
右上：1942年，赵沨（左）与文化、民主人士李公朴（中）、张光年（右）在昆明北仓坡郑一斋先生家花园里。
右中：1948年初，赵沨在由其与黄力丁、陈卓然、丁波等人创办的新加坡中华艺术专科学校上课，钢琴伴奏吴锡麟。
右下：赵沨（右2）与中华音乐院（香港）教师叶素、李凌、严良堃、陈良合影。该校由“新音乐社”创建于1947年，为我校前身之一。
左：1949年，赵沨从香港回国参加中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
右上：1949年，赵沨（第四排右2）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
右下：1956年，赵沨（中间者）作为“中国艺术团”艺术指导兼副团长，与团长楚图南（左1）一起，率团赴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拉美国家访问演出。其在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曾被外交部李克农副部长看重。
赵院长既是一位有思想有学识有满腹韬略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有才干有威信有人格魅力的管理者。他曾多次表示，办教育就是要出人才、出学术研究成果、出办学经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一诺言。
对学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作为一位教育家，赵沨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育人方面的独到之处。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高等音乐专业学校不应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场所，应同时是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地方。他十分赞同美术大家徐悲鸿提出的“广博其知识，完善其专业，高尚其志趣，澄清其品格”的人才培养理念。他认为，广博的知识是一切专业必备的基础，进一步通过全面的艺术素质训练，才能达到高尚其志趣的目的，最终通过正确的艺术观和价值观的陶冶，才能达到澄清其品格的要求，也就是古人说的育人、树人的要求，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全面发展新人的要求。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他亲自讲授《毛泽东思想与文艺批评》《形势与任务》等课程；为了使音乐基础课更具针对性、实效性，提高“副科”老师的积极性，他把钢琴共同课教师从钢琴教研室中独立出来，成立钢琴共同必修课教研室（1957年），同时在职称评定等方面向“副科”老师予以倾斜；为了丰富学生的文化修养，他组织教学部门开设艺术概论、文学欣赏、美术鉴赏等课程（仅1961年就开设新课10余门）和有关戏曲、电影等姊妹艺术的专题讲座；为了开阔学生们的学术视野，他亲自给文化部领导写信（1961年），特批给学校10多部苏联和美国的音乐电影。
20世纪40年代曾在云南开展民主运动、并在云南大学附中任教的赵沨，对西南联大的教育理念和教学体制颇为赞赏，认为专业音乐教育应将“计划教学体系”（他自己杜撰的名词）与“自由教学体系”（欧美的“个性教育”）相结合。20世纪60年代，他曾尝试在学校开设选修课，而这一教育思想的真正实现，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他在一篇题为《音乐教育的几个问题》（《人民音乐》1979.10）的文章中提出，“音乐院校实行‘修毕考试制’可能比较合适。就是每修完一门课程，举行考试，成绩合格作为修毕。另外，多开一些选修课，使学生在可能的条件下自愿选修，以适应学生个人的志趣。这种做法可能更适应音乐院校的特点。”这一主张在其卸任（1982年）后的1985年变为现实——在于润洋副院长（当时主管教学工作）的主持下，学校在全国艺术院校中率先实施学年学分制（自1983年开始酝酿）。
1990年，赵沨与原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吕骥（其前任）和原院长吴祖强（其后任）、于润洋合影（从右至左）。
此外，在该文中，赵沨还提到了专业音乐教育中的另一个问题：音乐教学的技艺性很强，同时，风格和个性也在其中具有重要意义，教师与学生之间如果“不对路”，教学效果会打折扣。因此，他积极推行“双选制”（老师可以选学生，学生也可以选老师），同时要求教研组需通过民主协商来分配学生，并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教学活动，与个别教学相结合。1980年，声乐系首次实行“双选”，取得良好成效后，逐步在全校推行。
音乐学院的学生个性较强，而且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性格特征上也有一定差异。赵沨在任期间，坚持每周到学生宿舍察访，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情绪变化，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特别注意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言传身教，润物无声。一次，赵沨和一位学生处干部在楼道里行走，迎面走过来一个学生，赵沨主动站住向学生行注目礼，但那个学生却毫无表示，只顾自己往前走。赵沨见状后很生气，叫住这个学生并对他说：两个人见面彼此行注目礼是最起码的礼貌，我见到你后立即站住并向你行注目礼，可你却跟没看见一样，难道我这么大的“块头”你都看不到吗？经过此番教育，那个学生感到非常羞愧，向赵沨行礼后才走开。
音乐学院的老师都很爱“才”，都喜欢教“尖子”生、天赋好的学生。赵沨认为，抓“尖子”不成问题，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尖子”，这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但仅仅出几个“尖子”，并不能代表中央音乐学院的全部水平，学校要“抓两头带中间”，使学生的专业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上：1963年，赵沨与附中毕业班部分师生合影。
下：1982年，赵沨（左7）等学校领导与1978级部分毕业生合影。
对教工知人善培、唯才适用
一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两支队伍，一是教师队伍，另一个是管理干部队伍。作为一院之长，赵沨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在这两支队伍建设上，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赵沨采取“请”（继续邀请苏联、东欧专家来校讲学）、“留”（留任本校培养的优秀毕业生）、“派”（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出国学习）、“截”（截留非本校派出的归国留学生）、“聘”（聘请社会音乐人才兼职）等措施，广纳贤才。除了专业教师，他也十分重视文化课师资队伍建设，亲自到文化部、教育部调档，分别从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全国重点大学招收了数十名“高材生”。
上：20世纪50年代，赵沨为来校讲学的苏联作曲家古诺夫颁发奖章。
下：1958年，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来校访问演出，赵沨（左1）、马思聪（左2）院长上台向该团指挥赠送礼物。
上：1961年，出访苏联的周恩来总理在观看我校留学生林耀基的演出后，与其亲切交谈。
下：20世纪60年代初在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前排左起：赵屏国、韩中杰、朱同德，后排左起：韩中年、陈耕明、殷承宗、何复兴、白宇。
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形成以后，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的才华和价值得到充分体现？赵沨认为，一方面需要营造团结、民主、开放的学术氛围，建立一个激励、约束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对他们在政治上信任、精神上鼓励、事业上支持、生活上关心。如，他曾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主动为管弦系陶纯孝老师，购买当时在国内很难得到的单簧管哨片和修哨片的剪刀；曾亲自带领民乐系胡志厚老师到河南开封拜访民间艺人，学习民间音乐；曾在紧张的政治形势下（20世纪60年代），鼓励、保护当时还是音乐学系年轻教师的于润洋，开设“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史”讲座课程；曾以兼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1963年）的特殊身份，把排演新歌剧《阿伊古丽》的重任，交给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的郑小瑛老师……许多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老音乐家、老教授，回忆起赵院长在他们人生的关键节点所给予的支持与鼓励，都深怀感恩之情。
赵沨当时截留的部分非本校派出的归国留学生：管弦系陶纯孝（上左）、王振山（上右）、柏林（下左）、王永新（下右）老师。
上：民乐系胡志厚教授。
下：郑小瑛教授为学生吕嘉上课（20世纪80年代）。
同时，对于普通职工，赵沨也一视同仁、平等相待，既严格要求，又给予充分地体贴和关怀。他还以自己为表率，引导师生尊重、理解行政、教辅、后勤工作，被职工们亲切地称为“好班长”。
1975年赵沨与学校部分职工合影。
很多时候，教职员工们并没有把赵沨当成领导，而是一位善解人意、可亲可敬的师长和朋友。人们愿意凝聚在他的身边，在他的领导和召唤下，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工作求真务实、敢于担当
赵沨既是一位懂教育、懂管理的领导者，也是一位敢担当、有方略的实干家。他围绕自己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教育体系”，建设“既是我们自己的，又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学府”的办学理念，为中央音乐学院做了大量具有开拓性、建设性的工作。同时，由于“央音”是全国唯一一所重点艺术院校，赵沨又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全国专业音乐（艺术）教育发展和建设中的一些重要任务。如，他曾多次率领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出访世界各地；受上级部门的委托和支持，负责草拟全国音乐院校统一执行的教学方案，组织编写音乐专业教材（20世纪60年代初）；主持拟订国家艺术学科专业目录，并力排众议，为音乐专业争取到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20世纪80年代）。
上：1961年夏，赵沨任罗马尼亚埃奈斯库国际钢琴、声乐比赛评委，与我国参赛选手在布加勒斯特合影，左起为：1郑石生、2黄揆春、3洪腾、5鲍惠荞、6赵沨、8刘恒之（领队）、9李其芳，其他为使馆工作人员。
下：1962年，赵沨率中国青年音乐家演出团赴港、澳访问演出。此行后，当时的港英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我校毕业生学历学位。
上：20世纪60年代初，赵沨（前排右6）受文化部委托，出任全国专业音乐教材编写小组组长，图为1962年8月在香山饭店召开编写小组会议。
下：20世纪80年代，赵沨（前排左4）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主持召开工作会议。
在行政管理工作中，赵沨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1980年，中央音乐学院第二次面临与中国音乐学院的分院，在这个关系到学校是否能够继续坚持“中西并举，兼收并蓄”办学方针的关键时刻，赵沨带领其他校领导，上上下下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在他们的据理力争下，最终将民乐系和音乐学系的民族音乐理论专业保留下来，使学校的原建制不变。事实证明，赵沨当时的决定和举措是英明果断、深谋远虑的。因为，只有在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的音乐学院里，学生的学术视野才能更加开阔，音乐修养才能更为全面。
上：1963年除夕夜，中央音乐学院师生赴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赵沨（左3）等人（左1刘德海，左2黎信昌）。
下：196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夫妇来我校访问，赵沨（前排右1）热情欢迎来访贵宾。
赵沨十分重视新兴专业的建设，为了开设新的专业，填补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空白，他不遗余力，亲力亲为。如，他曾为帮助原管弦系左因老师（20世纪60年代曾公派出国学习竖琴和管风琴）设立管风琴专业，四处奔波，到各地寻找教堂里废弃的管风琴，准备安装在学校大礼堂（现王府音乐厅）；为了设立小提琴制作专业，弥补国内小提琴演奏家参加国际比赛望“琴”兴叹的遗憾，1978年他利用自己赴西德访问的机会，为国家争取到了两个赴该国学习提琴制作的名额（文化部将这两个名额分别给了我校和“上音”。其中，我校技工张准于1980年初赴德进修，成为改革开放后我校第一位公派留学生）。
上，1993年6月30日，我校首届提琴制作专业学生毕业典礼。
下：1991年，左因老师在学校组织的音乐会中表演管风琴独奏的节目单。
另一方面，赵沨也是一位求真务实、虚怀若谷的管理者。1960年，我校一名学生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时，发现他们在教学管理上比我们做得更精细一些。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赵沨后，赵沨随即派党委副书记刘锋锐带领方仟、韩里等干部教师，赴“上音”学习取经。
赵沨院长与中央音乐学院同舟共济、福祸与共40余载。
赵沨曾表示：“在我大半生中，有两个集体使我终生不能忘怀——一个是新音乐社，一个是中央音乐学院。”而“央音”的教职员工以及老校友、老学生们，也一直对他念念不忘。虽然赵沨已经逝世20年了，但每次提及这位老院长，大家都依然兴奋不已，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谈论他“头戴贝雷帽、口衔烟斗”大踏步走上主席台侃侃而谈的洒脱与博学，谈论他过年过节拿上好烟好酒到普通职工家慰问的亲切与随和；感叹他处理疑难问题时的果敢与魄力，感叹他做起具体工作时的务实与执着；敬佩他刚正不阿的人品，敬佩他勇于开拓的精神……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赵院长，“央音”人永远怀念您。
文：宋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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