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第一单元，刘晓光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
报告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开启常态化进程，进入全面复苏的关键期。但中国经济常态化进程中依然面临着内外部的压力，如内需恢复仍不充分，供需结构仍不平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价格传导机制不畅；趋势性消费需求不足等。目前，中国出口已进入平台期，贸易绝对量的水平值没有太高增长，且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大幅缩小，培育国内大循环具备紧迫性。下半年，政策效应的充分释放将带来更为强劲的增长，成为弥补需求缺口和提振短期经济形势的核心因素。总体来说，由于基数效应，2021年季度实际GDP增速将呈现“前高后低”的基本走势，同时在常态化进程中，两年复合增速将呈现“前低后高”的基本走势。这种走势的政策含义在于，对于上半年高同比增速保持谨慎乐观，对于下半年低同比增速保持战略定力。
论坛第二单元，各位专家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展开研讨。
刘元春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复苏的核心支撑力量有三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超常规的一揽子宏观刺激政策”，第二支柱是超预期的外资外贸上扬，第三支柱是房地产的持续向好。目前中国的扩张性政策不宜全面退出。第一，非常规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的退出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一些超常规的规矩和方法要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常规的扩大性政策；第二步才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逐步向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型定位。第二，超常规政策的退出不意味着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全面退出。第三，中国下半年和明年面临两大“灰犀牛”事件，包括海外供给产能的恢复对中国外资外贸繁荣的冲击，以及区域经济分化产生的地区金融风险，一旦政策全面退出，中国难以应对内外部环境的超预期冲击。第四，中国还有与美国竞争的战略任务，需要快速布局新发展格局，政策的退出会影响新发展格局的布局速度。
王一鸣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尚存一些挑战。第一，全球经济走势仍然复杂严峻，疫情冲击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和对全球经济的创伤并未消除，全球复苏的分化态势在加剧，全球通胀压力在上升，导致去年下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扬，对我国产生输入性影响。第二，美联储可能提前调整货币政策，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改善，美联储或会逆向调整其政策，增大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影响人民币汇率及资金进出。第三，国内需求恢复仍然偏弱，尤其是消费和投资的恢复，下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将受制于地方融资平台的常态压力，制造业企业利润也会受到挤占。第四，外贸出口的增势可能会逐步回调，海外疫情改善下生产能力恢复，导致订单回流，叠加原材料价格、国际运价高位及人民币升值，外贸增势或会受损。第五，原材料价格上涨分化各行业恢复速度，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第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本付息压力增大，债券违约增加，企业风险上升。
高培勇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越来越显示出安全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围绕市场主体的安全而发展的趋势，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与稳定性、确定性高度相关，决定中国经济形势走向的最主要以及最重要的因素是稳定性和确定性的状况。第二，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者之间事实上是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逻辑线索，这条逻辑线索说到底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第三，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的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格局，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统筹市场主体的发展和安全展开。市场主体兴则国民经济兴，市场主体好则国民经济好，极端条件下为了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大局的总体稳定，基本前提是保住、稳住市场主体。
张宇燕对全球货币政策框架作了分析。第一，经济衰退后各国纷纷推出规模空前的救市政策，发达经济体央行灵活通胀目标的政策框架使得复苏加快，但各国央行如何应对持久性的低均衡利率带来的挑战是关键问题。第二，新的政策框架需要不断地调适以提高其有效性，如目前美联储的政策摒弃了泰勒规则，增加了不透明和不确定性，且货币政策空间被不断压缩。第三，全球通货膨胀水平达到高峰，虽然短期存在通货膨胀压力，但中长期看通胀率最终会回落至稳定水平。第四，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回归常态，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与美债全球占比上升影响下，美元价值长期或难以维持当前水平。第五，未来全球价值链或将进一步脱钩，产地分散化或成为大趋势。第六，当前资产价格的涨幅大致符合预期。第七，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存在较大难度。第八，2021年世界经济增速预计在6%-6.5%之间。
毛振华提出了经济迈向常态化进程的五个观察角度。第一，疫情蔓延下经济是否具备常态化调整的条件，目前疫情出现反复，不确定性增加，但大的格局和方向仍具备确定性。第二，美国对华的极限施压政策有所调整，建制式、常态化的遏制政策短期相对缓和，但长期则有所加强，仍充满不确定性。第三，中国超常规政策的规模相对有限而温和，但产出缺口和信用缺口产生了错配问题，是否应该维持超常规政策仍待观察。第四，经济结构方面，随着海外产能的恢复及政策限制，出口会受到一定冲击；消费尚未恢复正常水平；投资面临效率较低及民间投资恢复较慢的问题。第五，在目前的变局环境下，加强内循环有其特定含义，我们应加强底线思维，不断进行内循环的压力测试，以评估内循环及其他政策工具的状态。
余永定表示，扩张性政策是否退出应更多考虑经济增长而非通货膨胀。第一，中国实际产出水平的回归还不稳固，存在下行波动缺口。第二，消费未有强劲反弹，经济增长动力缺乏。第三，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较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预期，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佳，距离真正的常态化增长尚存距离。第四，今年我国财政政策收紧，公共财政支出增速相对较低，赤字率下降，不符合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的常态，或因激励机制问题导致投资通道受阻。第五，中国远未达到需要退出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阶段，应尊重经济现实，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对通货膨胀应客观看待，在扩张性政策尺度上不应过度考虑通胀问题，而应通过扩张性政策提高经济增速，在关注物价问题的基础上，使PPI上涨带动CPI上涨。
（责任编辑：刘晓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