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
经典作家既属于他的时代，又能够超越时代。如何言说作家的时代性和他的超越时代的影响?在作者之死的理论语境中，如何为作者辩护?作家如何产生，作家的意义何在?作家研究与作品阐释的联系和区分何在?如何建构作家研究的领域、理论和方法? 针对文学研究中这些切实的问题，5位主旨发言嘉宾一一发表自己的见解。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朱小琳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金莉分别主持主旨发言并总结点评。
清华大学教授陈永国从诗歌中的脸讨论诗人所遮蔽和揭示的物相。以惠特曼和庞德各自对脸的描绘对比，他提到了“脸性”的概念。脸性即海德格尔去蔽后展示的脸。脸遮蔽着真实的存在，其意义分为两个维度：显在和隐在。此种二分意味着善恶并不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而是东方哲学中生生相克的化解。美与丑并非绝对，对丑的遮蔽却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诗人试图去蔽，描绘丑陋而展开沟通。人必须面对自己的脸和他人的脸，才能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矛盾，打破巴特在此前提下强加于作者的指控，我们对于作者的研究才更进一步。
（清华大学教授陈永国）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诗人北塔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讨论了作家自我身份意识的悖论性。北塔将自己笔名拆解为“北”和“塔”。“北”一指方向上的“北”，二指状态上的“被（动）”。老北京人常说“找不着北”。北塔认为，“找不着北”是对自我存在的怀疑和反思，也是对人生道路方向的思考。在他看来，作家悖论性的处境或命运有两种：一是找着北而失去方向的，二是找不着北而坚守方向的。而“塔”正如诗一样，都是无用之为大用。诗虽被认为无用，但千万年来无数人愿意为之奉献。“塔”也是“他”，是北塔作为诗人将自我他者化的一个载体。
（中国现代文学馆诗人北塔）
厦门大学教授陆建德从托·斯·艾略特说起“非个人性”的理念和作者的在场。写作必须超越个人的局限，“非个人性”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艾略特将“非个人性”奉为圭臬，他常常虚拟一个人物来说话。然而，有研究者指出，艾略特的“非个人性”写作中仍时常流露出来他个人的声音。陆老师认为，虽然“作者之死”的观点给传统文学研究带来一股新风，但时至今日，学界有必要重新引入“作者”的观念。对作者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作品，作家的传记文学也为作家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
（厦门大学教授陆建德）
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从传学出发，介绍作家自传的写法。他认为，作家大多是不会写自传的，写好自传的作家非常少，写好自传是一门专门的知识。由历史发展和文学嬗变中看，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传记文学的时代，如今销量最高的书籍门类中就包括传记文学。赵老师将作家自传分为三种类型：正自传、新自传和后自传。正自传代表着作家的自我的神圣性，比如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新自传代表着新的价值观，比如雁翼的《囚徒手记》；后自传代表着自我的复杂性，比如汤婷婷的《女勇士》。
（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刁克利为作家生态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可能性和方法建构。他提出一种描绘作家的演变和发展的理论可能性，即作家生态研究。这种理论可能性是能够连接文学理论、创作理论和文学批评，穿越于作家、理论家和批评家之间。他指出，目前作家研究存在不少误区，即将作品阐释、作者理论当作作家研究。作家研究是以作家为中心的文学研究，其核心论点认为作家是不断建构中的角色，作家生态研究的内容包括作者的生成、角色、创作、接受及此四个方面相互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刁克利）
主旨发言人都进行了精心准备，发表了原创性的观点，对作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演讲精彩纷呈，会场气氛热烈。
下午，参会人员进入不同的分会场进行小组发言和讨论。
第一分会场的发言者紧扣作家研究的主题，探讨了作家的创作、作家的形象、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以及作家与传记，讨论跨度从埃及作家塔希尔、英国诗人雪莱和济慈到日本作家太宰治。
第二分会场的发言者从多重视角出发，如女性主义、文学记忆、凝视性叙事、解构主义等，对作家与自我、作品、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三会场的发言者不仅关注具体作品中特定观念和特征的体现，还从翻译、诗画同一性、伦理观的方面切入讨论。
第四分会场的发言者交流了作家与理论的相互作用、作者与读者的动态关系、在作品中寻找缺席的作者、研究作家的自传等内容。
第五分会场的发言者重点关注了作家研究与作品研究的关系问题，如通过梳理作家理论的发展脉络，探讨了新时期作家理论的重构问题。
第六分会场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挖掘作家的思想蕴含。
研讨会期间，大家进行了热烈的学术交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向与会者赠送了刁克利教授的专著《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进行了图书展示及赠书。
在“作家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高端专题研讨会的闭幕式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邹兰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高天琪进行了会议总结，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来炯做闭幕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来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