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essment and supervision of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 and strategic selection of stakeholders
HUANG Taozhen,1, SHANG Bo,2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9-11-18修回日期:2020-03-10网络出版日期:2020-12-25
基金资助: |
Received:2019-11-18Revised:2020-03-10Online:2020-12-2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黄涛珍,女,江西丰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管理、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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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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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黄涛珍, 商波. 可再生能源配额考核监管与主体行为策略选择. 资源科学[J], 2020, 42(12): 2393-2405 doi:10.18402/resci.2020.12.11
HUANG Taozhen, SHANG Bo.
1 引言
在寻求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能源供给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35%,而可再生能源和CO2中性的(绿色)发电具有极高的减排潜力[1]。据统计,全球已有10多个国家开始推广和使用绿色能源,如在美国,超过30%的电力用户选择一定比例的绿色电力;在丹麦,风力发电占发电总量的13%[2]。在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中,上网电价补贴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受到政策监管者的青睐[3],全球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了两种政策[4]。而在中国能源改革的关键时期,为加快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积极推动中国能源电力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以及实现到2020年、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分别达15%、20%的承诺目标,中国政府毅然决定实施以命令控制和市场导向相辅相成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调控政策,对可再生能源配额予以明确的制度化规定。2018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3次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关于实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的意见;在平衡各方利益的过程中,国家于2019年5月正式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后文简称“《通知》”),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全面进行监测评价和正式考核,该项政策出台表明了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度正式建立,标志着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以及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建设方面迈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一步。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是以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和提高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消纳能力为目的而采取的一项创新政策工具,按国家规定要求地方行政区域的电力消费水平应达到最低的可再生能源比重指标,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配额和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两个方面。由于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涉及电力生产、发电上网、用户消费、配额交易等多层面的交互环节,就配额义务的承担主体——电网企业而言,在考核监管机制下,电网企业在规定期限内积极履行电力配额责任对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实施效果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政策实施的初级阶段,离不开政府对履行配额责任主体的有效监管与考核。而且国家已明确提出了加强电力配额实施的监管力度,因此,研究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与监管对国家稳步推进政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和深化电力市场改革,我国政府已作出了重大战略举措,但在可再生能源配额的实践经验和科学研究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目前国内外与可再生能源配额相关研究可以从4个层面进行阐述:
(1)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政策在制度层面的演绎分析。在配额制度的有效机制设计方面[5,6,7],体现在政策环境因素对实施效果的影响[8,9];在电力配额政策经验总结方面[10,11],体现在对政策实施的成本、效果的评价[12];在政策效果的比较方面[13,14],体现在计算最优成本控制的经济效率[15,16]。
(2)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政策下承担配额义务主体最优交易策略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①从发电侧的角度,考察政府实施配额政策对火电发电主体行为约束的影响,和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主体最优投资决策产生的影响[17],一种是动态交易的博弈过程[18,19],另一种考虑静态决策模式下的市场均衡[20,21]。②从上网侧的角度,考察配额政策对电网企业购电行为产生的影响,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政策约束作用对电网企业之间最优策略互动的直接影响,以及电网企业与发电主体之间行为演化的影响[22,23]。
(3)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与碳减排成本的关系研究。两者聚焦的侧重点不同:一方面,以发电厂商最小减排成本为前提确定的最优发电投资规划[24]和电价估算[25]是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关键,主要侧重于对减排成本的控制[26]。另一方面,维持一定减排成本水平,解析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减排贡献方面的平衡关系,如文献[30]中配额制与碳限额交互的有效区间也证明了两者存在均衡性,但主要侧重于减排目标下,电力配额能否显著促进或降低碳减排水平[27,28]。
(4)综合评价可再生能源配额交易政策与其他减排政策的优化组合效果。评价可分为3个内容:①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与碳交易政策组合对电力市场减排投资的影响[29,30];②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与其他政策在减排成本方面的优劣势比较[31,32];③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政策与其他政策(如碳税、碳交易、可再生能源补贴等)在成本等经济效率方面的定量比较[16]。
通过文献回顾和梳理,尽管已有较多成果从不同层面展开了一系列探究,但仍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①现有文献强调了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度框架的有效设计、国外经验教训总结、市场效率的改进等方面的重要性,但鲜有研究从地方政府监管的层面、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作用层面,有效推动政策的实施,而且采用定性分析的居多,定量的研究较少。②虽然讨论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政策对不同发电主体和电网企业决策的影响一直是热点和难点,但配额义务主体主要针对发电企业,针对电网企业完成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这与中国当前实行的新政策导向不完全吻合。③当前大多数研究并未严格区分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的类型,大部分聚焦的是非水电可再生能源配额。然而,电网企业既需要完成包括水电在内的总量电力配额,又需要完成非水电配额。由于双项指标增加了电网企业履行配额义务的压力,故地方政府有必要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的监管过程[33]。④依据现有政策,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履行电力配额义务需要结合必要的激励措施[34],如何确定最优的激励方式非常关键,但目前研究基础相对薄弱。
综上所述,从政府考核监管的角度来考察电网企业履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义务的状况,以及如何选择有效的考核监管策略是本文要探究的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本文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电网企业关于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监管与考核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三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及其收益。其次,借助系统动力学原理来揭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的内部博弈结构,为探究三方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结果奠定基础。最后,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设置3种模拟情景:完成最低配额指标的约束情景、实现超额配额指标的激励情景、两种情景过渡情形,分别讨论不同情景下中央政府选择激励考核、地方政府严格监管和电网企业完成双项配额任务的动态策略演化。通过本文以期为中国政府建立有效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监管制度提供理论参考和有益启示。
2 理论基础与假设
2.1 三方利益主体博弈关系
为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和实现低碳环保效益,《通知》明确规定了可再生能源配额政策的实施内容。中央政府为各省级行政区域制定出具体的可再生能源配额指标,并在规定期限内对地方政府完成的最低配额目标进行考核。地方政府在规定期限内组织相关管理部门对电网企业的实际配额量进行监督。电网企业在其经营区域范围内代表并具体实施由地方政府下达的可再生能源配额指标,其中包括完成最低配额要求的约束性指标和超过最低配额的激励性指标,负责履行承担配额义务,并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地方政府的监管。由于政策规定承担配额义务的主体繁多,且利益关系十分复杂,以及为了便于构建和分析博弈模型,本文试图从政府决策层面统筹和兼顾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全面实施和落实,即考虑了承担供电配额的电网企业、负责配额监管落实的地方政府、以及全面监测考核的中央政府三方利益主体。在可再生能源配额考核监管的过程中,电网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策略是复杂多变的,三者策略的演化过程具有一定选择性和相对独立性。对电网企业而言,如果地方政府预先对电网企业未完成非水电配额或者总量配额任务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无论地方政府监管的宽严程度如何,惩罚手段都会约束电网企业履行双项最低配额约束指标任务。而电网企业会选择有利于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策略行为,即电网企业的策略选择具有相对独立性,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要么选择不履行配额义务,要么选择完成最低配额的约束目标,或超额完成配额目标。事实上,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成功的关键因素取决于地方政府如何分解中央政府下达的配额指标并具体落实,同时要加强监管力度。由于中央政府设定的约束性配额目标和激励性配额目标的存在,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的配额执行力度监测考核时会根据任务的完成情况,选择实施具有惩罚性质的无激励考核或具有激励性质的考核方式。
如果地方政府完成单项配额目标,那么中央政府将其视为考核不达标,并对地方政府进行处罚;如果地方政府完成双项配额目标,则将其视为考核达标,并根据超额完成情况予以相应的奖励。地方政府在接受中央政府配额考核时,也面临着未完成最低配额约束指标的惩罚,和超过最低配额约束指标的奖励,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监管电网企业履行配额任务的宽严程度。而且,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对电网企业履行双项配额任务有显著的导向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的策略具有一定选择性。而相对独立性是指电网企业在实施配额政策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三方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不会完全受到相互行为选择的影响。另外,地方政府也根据中央政府激励和惩罚的政策规则,并通过动态调整和有益试错的途径来寻找约束电网企业履行配额责任的最佳策略,并达到均衡状态。即在中央政府选择激励考核策略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采取有效的严格监管制度,直至电网企业选择完成双项配额任务的策略能够适应这种监管机制,任何偏离均衡状态的不理性行为都会导致各自的利益损失。
2.2 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在上述分析中,电网企业代表地方政府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配额任务是指地方政府不仅要完成本地区的可再生能源总量配额指标(简称“总量配额”),也要完成非水可再生能源配额指标(简称“非水电配额”)。如果地方政府只是完成了其中一项配额指标,那么中央政府将地方政府履行的配额任务视为考核不达标,而将同时完成两项配额任务视为考核达标。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8年度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告》(后文简称“报告”)的数据分析发现,除港澳台和西藏外,完成非水电配额的各省市区占全国比例为86.67%,完成总量配额的各省市区占比为76.67%。故本文假设地方政府能够完成非水电配额的单项任务,而未完成的总量配额记为考核不达标。由三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可知,地方政府按期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可再生能源配额指标可能仅仅满足最低配额要求的约束指标,也可能包括超额完成的激励指标两个部分。对考核达标的地方政府而言,如果仅仅达到最低配额指标的要求,则中央政府不予以奖励;而对于考核达标且超额完成配额指标的地方政府予以一定奖励,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选择的两种策略为激励考核和无激励考核。相应地,由于电网企业代表地方政府履行可再生能源配额义务的实施,若电网企业都实现了两项配额指标,则电网企业完成了配额任务,否则单项指标将视为未完成配额任务,此时电网企业可以选择的两种策略为完成双项配额任务和完成单项配额任务。由于电网企业是否按期完成配额任务直接决定着地方政府接受的配额考核能否达标及受到的奖励,因此,地方政府承担着对电网企业完成配额情况的监管职责,并形成了严格监管和不严格监管两种策略选择。
为进一步解释三方利益主体的内在演化博弈机理,本文结合可再生能源配额最新政策要求和实际情况提出了模型的假设条件:
假设1:三方博弈主体均代表各自的利益群体进行非对称博弈,中央政府在规定期限
假设2:就中央政府而言,作为国家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政策的最高决策层,无论地方政府对电网企业履行配额职责的监管力度如何,一旦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配额考核指标,意味着不仅产生较高的环境效益和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经济价值,也提高了全社会的福利水平b。但如果地方政府只按期完成了非水电单项配额指标,而未能完成总量配额任务,假设最低总量配额与实际完成电量的差值为
假设3:就地方政府而言,如果电网企业在规定期限内超额完成了地方政府的配额任务,地方政府因严格执行上级配额目标而提高了地方政府绩效,那么中央政府在考核期间按照超额配额激励指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奖励
假设4:就电网企业而言,其收益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电网企业为了完成最低配额要求,向常规电力供应商收购可再生能源总量配额获得的收益
根据模型假设及其关系分析,可以得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和表2所示。本文以分析表1中策略组合(激励考核x,严格监管y,完成双项配额任务z)的收益为例。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选择策略组合(激励考核,严格监管,完成双项配额任务)时,三方博弈收益分别为:
Table 1
表1
表1中央政府选择激励考核时的三方博弈支付矩阵
Table 1
三方博弈策略(对应概率) | 中央政府激励考核( | |
---|---|---|
电网企业完成双项配额任务( | 电网企业完成单项配额任务( | |
地方政府严格监管( | ||
地方政府不严格监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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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表2
表2中央政府选择无激励考核时的三方博弈支付矩阵
Table 2
三方博弈策略(对应概率) | 中央政府无激励考核( | |
---|---|---|
电网企业完成双项配额任务( | 电网企业完成单项配额任务( | |
地方政府严格监管( | ||
地方政府不严格监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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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中央政府的收益
3 研究方法
3.1 不同考核监管策略选择的收益分析
根据表1可知,假设中央政府选择激励考核策略同理,根据表2可知,假设中央政府选择无激励考核策略
此时,中央政府的平均收益
根据Malthusian的动力方程,中央政府选择激励考核比例
同样按照中央政府选择不同策略收益的计算方法,也可以得到地方政府选择严格监管和不严格监管策略的期望收益、平均收益,电网企业选择完成双项配额任务和完成单项配额任务策略的期望收益、平均收益,以及各自采取不同策略行为的复制动态方程。由于篇幅限制,计算过程不再具体列出。因此,可以得到由3个复制动态方程构成的演化博弈系统,即
3.2 策略演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基于表1和表2支付矩阵、不同利益主体的期望收益和平均收益的分析,本文借助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 SD)原理来进一步揭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之间关于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监管行为的内在博弈结构及其利益关系的动态演化机理。一方面,SD研究的博弈系统能够通过系统内部因素之间的信息反馈来解释其内部的微观结构行为[35],另一方面,能够通过SD仿真图形来刻画复杂均衡点的稳定性。图1中的系统动态流图刻画了三方利益主体之间的考核监管策略的演化关系,为进一步探析三方利益主体策略的动态选择奠定了模型基础。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之间的考核监管策略演化的SD模型
注:“
Figure 1System dynamics for the evolution of assessment and supervision strategies among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power grid enterprises
三方利益主体行为演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包括6个状态变量,即中央政府选择无激励考核的比例和激励考核的比例、地方政府选择不严格监管的比例和严格监管的比例、电网企业完成单项配额指标的比例和完成双项配额指标的比例。3个速率变量分别为激励考核的变化率、严格监管的变化率和完成双项配额的变化率。12个辅助变量分为中央政府的4个辅助变量,即选择激励考核的比例、激励考核与无激励考核的期望收益之差、激励考核的期望收益、无激励考核的期望收益;地方政府的4个辅助变量分别为选择严格监管的比例、严格监管与不严格监管的期望收益之差、严格监管的期望收益、不严格监管的期望收益;电网企业的4个辅助变量分别为选择完成双项电力配额指标的比例、完成双项配额指标与单项配额指标的期望收益之差、完成双项配额指标的期望收益、完成单项配额指标的期望收益。其余均为外部变量、常量或影子变量,其中,外部变量主要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的收益和成本参数。各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由三方利益主体不同策略行为选择的期望收益、平均收益和复制动态方程共同确定。
4 结果分析与讨论
根据中央政府规定,地方行政区域需要完成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的最低指标,在完成最低配额指标的基础上,按一定比例设计激励指标。因此,本文将讨论完成最低配额的约束情景、实现超额配额的激励情景以及两种过渡情景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结果。4.1 完成最低配额的约束情景
若电网企业完成了两项可再生能源最低配额的约束指标,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无激励考核方式,则地方政府不会严格监管电网企业履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的情况。根据中国政府部门对可再生能源配额目标的规定,可再生能源配额的激励性指标设定为超过约束性指标10%,假设约束强度根据博弈支付矩阵可知,约束强度与惩罚力度成正比。因此,在约束情景下,本文将惩罚参数作为常量处理,以方便分析约束性指标与激励性指标的比例关系。通过系统模拟平台,可得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在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监管过程中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变趋势,如图2-3所示,即中央政府实行无激励考核方式(
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约束情景下三方策略的演化结果(x, y, z)→(0, 0, 1)
Figure 2Result of change of tripartite strategy(x, y, z)→(0, 0, 1)under constraint scenario
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约束强度增加时电网企业完成双项最低配额任务的策略稳定性
Figure 3Stability of strategy of completing double minimum quota tasks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when the constraint intensity increases
4.2 实现超额配额的激励情景
若电网企业超额完成了两项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的激励指标,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激励考核方式,而地方政府可能采取严格监管策略或者不严格监管策略,即三方选择策略首先,考虑地方政府不严格监管的情况。如果在激励强度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则增加地方政府严格监管成本和降低中央政府奖励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采取不严格监管策略。为验证此问题,不妨将完成最低配额约束情景下的初始参数
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激励情景下三方策略的演化结果(x, y, z)→(1, 0, 1)
Figure 4Result of change of tripartite strategy(x, y, z)→(1, 0, 1)under incentive scenario
图5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激励情景下三方策略的演化结果(x, y, z)→(1, 1, 1)
Figure 5Result of change of tripartite strategy(x, y, z)→(1, 1, 1)under incentive scenario
下面重点讨论激励情景下中央政府增加激励强度对三方主体策略演化轨迹的影响。如果中央政府采取激励考核方式,那么要提高完成最低配额约束的激励指标比例需要考虑实际承受能力,本文尝试通过增加最低配额约束比重的基数(即
观察图6-8不难发现,若激励强度
图6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当ρ∈(3.3, 4.0)时三方策略的演化结果(x, y, z)→(1, 0, 1)
Figure 6Result of change of tripartite strategy(x, y, z)→(1, 0, 1)when ρ∈(3.3, 4.00)
图7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当 ρ=4.0时三方策略的演化结果(x, y, z)→(1, 0.6, 1)
Figure 7Result of change of tripartite strategy (x, y, z)→(1, 0.6, 1) when ρ=4.0
图8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8当ρ∈(4.0, 5.0)时三方策略的演化结果(x, y, z)→(1, 1, 1)
Figure 8Result of change of tripartite strategy (x, y, z)→(1, 1, 1)when ρ ∈ (4.0, 5.0)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弱激励区间内(
图9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9当 ρ∈(5.0, 13.0)时不存在策略演化稳定结果
Figure 9No stable result of strategy change when ρ∈ (5.0, 13.0)
4.3 过渡情景下三方策略的动态演化轨迹
该情景旨在分析由完成双项配额指标的约束情景,向实现超额配额的激励情景转变的过程中,不断增加的激励强度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策略选择的演化路径的影响。若在约束情景下所有参数值保持不变,讨论激励强度变化对三方策略演化结果的影响。观察图10-14发现,当
图10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0当ρ=1.3时三方策略的演化结果(x, y, z)→(0, 0, 1)
Figure 10Result of change of tripartite strategy (x, y, z)→(0, 0, 1) when ρ=1.3
图1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1当 ρ=1.4时三方策略的动态演化轨迹
Figure 11Dynamic change trajectory of tripartite strategy when ρ=1.4
图1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当 ρ=1.5时三方策略的动态演化轨迹
Figure 12Dynamic change trajectory of tripartite strategy when ρ=1.5
图1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3当ρ=1.6时三方策略的动态演化轨迹
Figure 13Dynamic change rajectory of tripartite strategy when ρ=1.6
图1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4当ρ=1.7时三方策略的演化结果(x, y, z)→(1, 1, 1)
Figure 14Result of change of tripartite strategy (x, y, z)→(1, 1, 1) when ρ=1.7
由此可见,如果保持最低配额约束指标的基数不变,中央政府设定的激励指标比例需要由30%增加至70%。虽然在仿真模拟上能够实现博弈系统的最优结果,但如前文所述,如此之高的比例在激励考核的实践中难以推行。因此,两种过渡情形验证了通过增加最低配额约束比重的基数、同时适当增加激励指标的比重来实现最佳激励效果的合理性。
5 结论与政策意义
5.1 结论
本文针对中国目前全面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对政府层面正式实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政策的监管与考核问题进行初步研究,分析了完成最低配额的约束情景、实现超额配额的激励情景以及由完成最低配额到超额配额的过渡情景下三方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结果。主要结论如下:(1)在考虑惩罚约束的情景下,随着配额约束强度的提高,地方政府增加对电网企业的惩罚能够促使其完成双项指标任务,但同时地方政府也因为缺少中央政府的激励考核而放松严格监管。
(2)在实现超额配额的激励情景下,若中央政府设定的超过最低配额约束指标的激励性指标比例在(10%, 33%)的弱激励区间内,提高激励强度将无法激励地方政府选择严格监管策略;而在(33%, 47%)的强激励区间内能够产生显著的激励效果;但超过上限47%时,无法达到稳定结果。
(3)在完成双项配额指标的约束情景向实现超额配额的激励情景转变的过程中,虽然大规模提高激励比例(70%)实现了各主体的最优策略选择,但从实际来看,只有通过增加最低配额约束比重的基数,并适当增加激励指标的比重,才能达到最佳激励效果的合理性。
5.2 政策意义
建立有效的考核监管制度关键在于中央政府要适当增加对地方政府的奖励且避免过度激励,地方政府通过惩罚机制加大对电网企业完成两种最低配额指标的约束强度,本文蕴含的政策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中央政府需要适当调整最佳的激励比例。在权衡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因素后,根据超额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实际情况调整激励比例。例如,西部地区的水电、风电、光电资源非常丰富,如果西部地区都实现了可再生能源的超额消纳,那么在考核过程中应当结合地区差异来适当增加激励比例。地方政府也可能因为增加的配额指标负担过重且缺少激励而放松严格监管,因此,考核激励比例的设定可结合各地方政府为全力执行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计划而付出的努力来确定。
(2)地方政府仍要通过严格监管的惩罚机制建立对电网企业完成可再生能源最低配额指标的约束力度,同时增加对电网企业超额完成配额指标的激励。地方政府要适当给予电网企业完成非水电最低配额补贴,严格监管电网企业履行配额义务并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并配合其他管理部门,完善监管制度,通过制度化建设来增强政府执行监管的权威性。电网企业完成两种最低配额任务的另一个因素是电网企业超额完成配额指标的激励强度,地方政府也可以根据电网企业的努力程度(如完成最低配额指标的付出成本、按超额配额的交易成本比例确定等)提高激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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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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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 regulatory policies, feed-in tariffs (FIT) and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 (RPS) are the most popula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power industry. They can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industrial activities in terms of sustainable energy. This paper uses system dynamics (SD) to establish models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ina's waste incineration power industry under FIT and RPS schemes, and provides a case study by using scenario analysis method. The model, on the one hand, not only clearly shows the complex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ctors but also assesses policy effects of the two policy too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cholars to study similar problem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reby facilitating an understanding of waste incineration power's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tern under FIT and RPS schemes, and hel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olicy-making institu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 the implementation of RPS can promote long-term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waste incineration power industry given the constraints and actions of the mechanisms of RPS quota proportion, the TGC valid period, and fines, compared with FIT.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offered as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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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veral US states have passed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 policies in order to encourage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ir effectiveness has either employed a cross-sectional approach or has ignored heterogeneity among RPS policies.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a new measure for the stringency of an RPS that explicitly accounts for some RPS design features that ma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trength of an RPS. We als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 on in-state renewable electricity development using panel data and our new measure of RPS stringency, and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those when alternative measures are used. Using our new measur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RPS policies have had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in-state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a finding which is masked when design differences among RPS policies are ignored. We also find that another important design feature – allowing “free trade” of REC’s – can significantly weaken the impact of an RPS. These results should prove instructive to policy makers, whether consi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federal-level RPS or the development or redesign of a state-level 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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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enpol.2013.05.067URL [本文引用: 1]
As of October 2012, 29 state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nd Puerto Rico have instituted a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 Each state policy is unique, varying in percentage targets, timetables, and eligible resources. Increasingly, new RPS polices have included alternative resources. Alternative resources have included energy efficiency, thermal resource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non-renewables. This paper examines state experience with implementing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 that include energy efficiency, thermal resources, and non-renewable energy and explores compliance experience, costs, and how states evaluate, measure, and verify energy efficiency and convert thermal energy. It aims to gain insight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tates for possible federal clean energy policy as well as to shar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state RPS implementation. (C) 2013 Elsevier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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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energy.2018.07.209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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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renene.2005.08.034URLPMID:32288364 [本文引用: 1]
Water is in short supply with countries vying for access to river heads. Hong Kong (HK) is no different. It relies on supply from Mainland China with other cities rivalling access. Yet there is still no great impetus for water conservation. This paper reports on progress in setting up a pilot biologic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and a PV-powered UV-LED disinfection system plus a feasibility study carried out in conjunction with a local developer investiga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reated water for irrigation. The objective is to incorporate the systems within a small-scale community for its contribution to water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establish the parameters for replic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with potential up-scaling for urba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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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09/TPWRS.59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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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reseneeco.2014.01.001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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