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itu urban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ZHAO Dezhao
收稿日期:2020-07-22接受日期:2021-02-1网络出版日期:202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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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20-07-22Accepted:2021-02-1Online:2021-07-1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赵德昭(1986-),男,河南鲁山县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经济地理。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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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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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昭, 许家伟.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研究. 地理研究[J], 2021, 40(7): 1978-1992 doi:10.11821/dlyj020200698
ZHAO Dezhao, XU Jiawei.
1 引言
中国正在推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这也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农业人口向沿海发达地区非农产业转移的“民工潮”愈演愈烈[1]。然而,以异地城镇化为主导路径的传统城镇化模式带来了“候鸟型农民工”等社会问题。有鉴于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应“提升县城和中心镇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方便农民就地城镇化”。近年来,河南迎来了乡村振兴、国家中心城市等重大战略发展契机,就地城镇化水平迅速提升。河南是乡土情结十分浓厚的省份,“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模式不仅符合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也对传承乡村本土文化、记得住乡愁[2]、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实现就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且,河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就地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科学测度就地城镇化水平并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化,对于县域经济和就地城镇化的健康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0世纪80年代,诸多国内外****开始关注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城镇化现象,如美国的“示范城镇建设”、英国的“中心村建设”、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和日本的“造村运动”等,发现许多农村地区因人口密度的膨胀导致其在设施、产品、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扩张,从而促使农村地区在产业结构转变、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服务等方面都融入了城镇元素[3, 4],并将这类型区域定义为“城乡融合区”“乡村都市带”等。中国学术界对就地城镇化的关注始于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现象,发现在人口密度高和社会经济较强的农村区域,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同时呈现出城镇化的特征[5,6,7,8]。在当今社会日趋复杂的聚落类型及其人口特征背景下,传统的城乡二元研究框架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城乡界限的淡化也要求对就地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应突破这一局限性[9]。
区别于以异地迁移为主的传统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强调农村的就地改造,使农民就地完成生产、生活、权益等的城镇化转型,但简单的“农民上楼”构不成就地城镇化[10]。根据中国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情况,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大城市近郊乡村的城镇化,以大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产业集聚[11]、土地资本化等形式完成乡村向城镇的转变;二是地方精英投资带动乡村产业结构和就业方式的转变,进而实现就地城镇化,以华西村、刘庄等为典型代表;三是外部资金注入形成产业集聚,最终带动农民的就地转移就业和就地城镇化。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来看,县级行政单位在地域文化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农村转移人口对其具有更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而县域成为就地城镇化的中心行政单位。就地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承接城市职能、实现产业疏解、引导适度集聚发展、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定居等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县域就地城镇化是指:乡村聚落和农村人口没有经过大规模的跨县域迁移,而是在所在县域范围内,将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和新城镇,进而完成农村人口向城镇居民身份的转变和“由乡到城”的跨越。总体来看,县域就地城镇化是指原有县域范围内的产业就地转型、非农就业转型和农民就地市民化转型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不通过大规模的人口跨县域迁移来实现。
近年来,就地城镇化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关注,并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如辜胜阻等认为就地城镇化是通过加强当地或邻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产业经济、提高居民收入及消费等途径,进而改变区域社会整体面貌的“就地”实现城镇化的模式[12,13],其改变了过去大规模和远距离的迁徙方式,将落脚点倾向于县域及以下的小城镇乃至中心村,着眼区域更“小”更“近”。伴随着中国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各地涌现出了几种典型的发展模式,如珠江模式、晋江模式、德州“两区同建”模式[14]等,并认为户籍、土地和产业政策等的制度变化[15,16,17,18],乡村和大中城市的拉力大小[19],政府、企业、个人、市场等行为主体的不同等[20,21,22,23,24]是影响城镇化水平的主要因素。
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点体现在:第一,在研究思路上,本文系统梳理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扩充了就地城镇化基础理论分析的研究思路,其研究结论不仅可以对就地城镇化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也对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第二,在研究内容上,以往文献通过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测度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成果较少,对其时空格局演变进行详细阐释的文献尚不多见。本文通过计算准城镇系数和带眷系数得到修正后的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并有效评估县域就地城镇化的时空演变,避免或减少出现理论认识和实践行为上的偏差,从而为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极大似然法(MLE)对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已有文献定量研究的不足。第四,在研究视角上,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省域和市域层面,而本文选择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河南省不仅有传统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的共性,也有诸多百强县这样经济和就地城镇化发展均较为发达的区域。选取河南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一个独立省份的视角,更是基于中西部地区就地城镇化的视角,因而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代表性。
2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现状
截止2016年底,河南省辖18个地市、108个县(市)和50个市辖区,全省总人口10788.14万,其中城镇常住人口4623.22万,城镇化率48.5%,低于全国8.9个百分点。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全国重要的农业和粮食生产大省,一方面,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破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任务繁重;另一方面,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推动就地城镇化已经迫在眉睫。近年来,河南省围绕构建以产业集聚区为主的科学发展载体、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城镇体系,就地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乡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小城镇规模逐步扩大,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水冶镇、明港镇、回郭镇等部分中心镇初步具备成为中小城市的条件和基础;巩义、新密、偃师、林州等经济强县的中心镇特色产业集群强劲发展;新型农村社区稳步推进,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这使得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拓展。2.2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在城乡界限淡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就地城镇化被国内外****视为人类聚落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证据之一[25-27]。长期以来,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讨论与统计均建立在传统的城乡二元框架上,由于其基本符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一直以来主导着城乡人口的统计与研究[28, 29]。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城乡二元格局正逐渐淡化甚至趋于消失,乡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和居民点形态上的差距越来越小[30-32]。根据就地城镇化的内涵,就地城镇化是农村向城镇、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的增强、产业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的完善,还包括社会保障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在城乡界限淡化的背景下,对就地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涉及到对农村城镇化的深层次认知,不仅应考虑在传统二元框架结构下的城镇人口,还应考虑到在乡村就业的“准城镇人口”。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鉴朱宇等[8]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遵循完整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等原则,并结合就地城镇化的内涵和河南省各县(市)的具体情况,选取以下数据构建指标体系:① 人口数据:县域人口密度、城镇人口规模、乡村非农就业人口、县域总人口、乡村就业人口、乡村非就业人口。② 经济数据:第二产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增速。③ 社会数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农村用电量、固定电话用户、在校学生数、卫生机构床位数。其中,县域人口密度=县域年末总人口/行政区域面积,人口密度不仅是体现城乡间聚落差异的重要方面,也是县域人口统计的重要标准,因此在本文中作为反映就地城镇化特征的主要指标之一。同时,在计算带眷系数(衡量乡村就业人员所抚养的非劳动力家眷数量的指标)时,首先需要计算乡村非就业人口。在本文中,乡村非就业人口=乡村人口-乡村就业人口。本文所需数据来源于2006—2017年《河南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个年鉴县域数据统计口径的变化和不一致,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县域就地城镇化测度的绝对数值,但不影响其时空演变的趋势特征。同时,本文对于极少部分缺失数据采用了2006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对数据进行测算填补。为了分析就地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选取5年为一个时间段,得出2006年、2011年、2016年3个时间节点进行时间断面纵向特点的对比分析,可视化分析所需行政区划矢量边界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2.3 研究方法
2.3.1 熵值法 在当今城乡界限淡化的背景下考察人口城镇化进程,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框架和城镇化统计数据均存在低估实际城镇化进程广度和深度的潜在隐忧。为更全面准确的反映各县市就地城镇化进程,本文借鉴朱宇等[8]对就地城镇化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河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不仅考虑了现有的城镇人口,还通过乡村非农就业人口的规模估算了“准城镇人口”,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式中:urban为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UP为按传统口径计算的城镇人口规模;N为乡村非农就业人口;Ei为第i个县(市)特征比;Ai为第i个县(市)特征比的权重;C为带眷系数;P为县域总人口;
(1)计算城镇特征比
(2)由于特征比的重要程度不同,对应权重
式中:Xij表示第i个县(市)第j项评价指标的数值;min{Xj}和max{Xj}分别为各个县(市)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k=1/ln m,其中m=108×3,n=5。
(3)计算准城镇人口。首先,根据确定的各县(市)特征比值和特征权重,累加各县(市)特征比和特征比权重的乘积得出各县(市)的乡村非农就业人员的准城镇系数;其次,计算带眷系数(C),本研究中C=乡村非就业人员/乡村就业人员×100%。
(4)将各县(市)的准城镇人口加上现有城镇人口,得出修正后各县市的就地城镇化水平urban。
2.3.2 空间自相关分析 运用全局Moran′sI来验证空间效应的显著性[33],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n是地区数量;
2.3.3 空间热点识别 高值(热点)和低值(冷点)空间聚类的统计显著性用Getis-Ord Gi*值加以识别[34, 35]。Getis-Ord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j 是要素j的属性值;Wij(d)是要素i和j之间的空间权重;n为要素总数;Gi*(d)统计是Z得分,具有显著统计意义的Z得分表征高值(热点)和低值(冷点)的聚类紧密程度。
3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化与影响机理分析
3.1 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总体评价
通过对2006—2016年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进行比较分析①(①由于篇幅限制,具体的测算结果并未在文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可以发现:① 2006年,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均值为0.35),低于全省就地城镇化平均值水平的县市有77个,占全省的71.3%,仅巩义、新密等县市就地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96和1.06。② 2011年,县域整体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均值为0.60),低于全省均值的县市数量下降至75个,占全省的70.37%。其中,巩义、新密就地城镇化水平继续保持全省前列,辉县、新乡县的就地城镇化飞速发展,跃居全省前2位。同时,偃师和安阳县就地城镇化水平分别达到1.2以上,远超全省平均水平。③ 2016年,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均值为0.81,低于均值的县市个数下降至70个,占全省的64.8%,荥阳市、登封市、林州市、夏邑县、永城市、西平县等县市就地城镇化飞速发展,其就地城镇化水平均大于1,尤其是巩义市、新乡县、辉县更分别高达2.78、4.16、3.26。总体来看,2006—2016年河南省大多数县市的就地城镇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但整体上仍处于较低阶段,徘徊在0.81的平均值以下,仅巩义、新乡县、辉县等工业基础较好的县市保持高速发展态势,其他县市均处于稳步提升阶段,具体表现为2006年、2011年、2016年3个年份就地城镇化水平的最小值、最大值及均值都呈现出上升趋势(见表1)。同时,各年份就地城镇化水平的标准差由0.23增加至0.53,说明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相对差异越来越大。但令人欣喜的是,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的总体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这主要得益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县域经济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下,城市与乡村的联动在就地城镇化趋向上均实现了新的跨越。而在县域层面,中心镇、特色小镇日益成为全省农业人口就地转移和城镇资源集聚的重要载体。
Tab. 1
表1
表1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统计性描述
Tab. 1
最大值 | 最小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
2006年 | 1.9605 | 0.1296 | 0.3532 | 0.2251 |
2011年 | 2.4989 | 0.1990 | 0.6016 | 0.3946 |
2016年 | 4.1589 | 0.2085 | 0.8136 | 0.5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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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化分析
利用ArcGIS软件将2006年、2011年、2016年3年的就地城镇化水平做空间表达[36],并根据特征将计算结果分为<0.5、0.5~0.75(含0.5)、0.75~1(含0.75)、1~1.25(含1)和>1.25(含1.25),分别表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等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5个发展阶段,并依次由浅及深的色块表示,图1描述了河南省就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图1

图12006—2016年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
Fig. 1Spatial pattern of the level of situ urban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6
3.2.1 “L”形豫北-豫东板块就地城镇化先行区凸显 2006年,巩义市及郑州市周边县市就地城镇化水平发展相对较高,其他县市普遍处于低水平或中低水平。随着各县市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的加速推进,2011年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高水平就地城镇化县市个数由1个增加至5个,自北向南依次为安阳县、林州市、辉县、巩义市和新密市,“L”形发展初具轮廓。2016年,部分县市依托交通区位优势,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就地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高水平就地城镇化发展县市增至8个。从空间图来看,由豫北和豫东板块组成高水平区域呈现出“L”形分布态势,即北部的安阳县、林州市、辉县、新乡县、巩义市、偃师市组成了“L”形的“∣”,新密市、夏邑县零散分布组成了“L”形的“—”。
3.2.2 豫西整体城镇化水平虽低但发展后劲足 2006—2016年,豫西的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缓慢。究其原因在于,豫西的县市多属于山区和生态文明重点建设区,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限制了就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虽然就地城镇化水平绝对值有所提升,但就其所属范畴来说,仍然属于低水平发展区域。随着豫西乡村工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大量农业人口非农化,就地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除灵宝、卢氏、洛宁县仍属于低水平的就地城镇化外,栾川、西峡、淅川、内乡、镇平等县市由低水平的就地城镇化上升至中低水平,就地城镇化发展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发展阶段都有了明显提升。随着国家、省、市支持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豫西板块的多数县市有望迅速进入就地城镇化的中等发展水平阶段。
3.2.3 就地城镇化连片发展态势明显 2006年,全省大部分县市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就地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是以点状形式,零散地分布在豫北的林州、辉县,豫中的巩义、新密等人口密度高和经济社会相对较为发达的几个典型区域。2011年,除就地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县市外,处于中低、中等、中高水平的区域出现连片分布现象(主要集中在豫北的安阳市、新乡市的部分县市),焦作市、郑州市、许昌市的部分县市,豫东、豫南仍处于零散分布状态。2016年,除豫北、豫中部区域外,豫西南的南阳市、豫南的驻马店市和信阳市以及豫东的商丘市抓住了全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契机,各地经济的活跃和产业集聚区的蓬勃发展,大大增强了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使更多人愿意在本地或就近就业,就地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而且呈现出连片均质化的发展特征。
3.3 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通过ArcGIS软件计算出2006—2016年3个年份的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的Moran′sI指数。从表2的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Moran′sI指数均大于0,而Z得分均大于2.58(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p值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2006—2016年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的相关性显著,但空间相关程度呈现下降趋势。Tab. 2
表2
表2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全局Moran指数
Tab. 2
2006年 | 2011年 | 2016年 | |
---|---|---|---|
Moran′ Index | 0.2670 | 0.2441 | 0.1932 |
ExpectedIndex | -0.0092 | -0.0092 | -0.0092 |
Variance | 0.0032 | 0.0039 | 0.0032 |
z-score | 4.8106 | 4.1212 | 3.4392 |
p-value | 0.0000 | 0.0000 | 0.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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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聚类分析
通过空间聚类和异常值分析工具,对2006年、2011年和2016年河南省的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估。从图2的空间聚类分析结果来看,2006—2016年,河南省大部分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在空间上不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2006—2016年间,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仍然出现了小范围的高聚类区(HH)和低聚类区(LH),空间近邻效应逐渐显现。图2

图2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LISA集聚演变
Fig. 2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level of situ urban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具体表现在:① 2006年,仅有林州、辉县、偃师、巩义、登封、新郑、新密市属于高聚类区(HH)。② 2011年,林州、辉县、偃师、巩义、登封、新密仍属于高聚类区(HH),新乡县新增成为高聚类区,而登封、新郑与其他县市的就地城镇化水平在空间上不显著。③ 2016年,高聚类区呈现持续扩大趋势,除上述高聚类区(HH)外,原阳县新增成为高聚类区,同时出现了低聚类区(LH),主要为获嘉县、武陟县和卫辉。从图2可知,就地城镇化的高聚类区主要分布在豫北地区县域,这可能是由于,豫北城镇发展区作为通向晋冀鲁的重要通道,其已发展成为河南省钢铁、石油化工业密集区和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产业基础雄厚且产业链相对完整,高速增长的招商引资也使上述地区的非农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为就地城镇化的高水平快速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
3.5 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热点区域演化分析
为更有效地评估河南省108个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演变状况,本文使用ArcGIS软件中的热点分析工具,计算出3个年份各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结果的Getis-Ord G*值并对G*值进行可视化处理,将其分为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从图3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06年以来,64个县域(占全省县域总数的59.26%)所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其中,热点区、冷点区分布格局变化较大,热点区的数量由2006年的12个增加至2016年的18个,占县域总数的16.67%,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在豫北和豫中地区,以及郑州、安阳、新乡等市的部分县(市)。冷点区的数量由2006年的38个增加至2016年的43个,占县域总数的39.81%,空间上由离散分布逐步集中于豫西至豫南的带状区域,横跨了洛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新乡等诸多县市,其已成为或正在逐渐发展成为河南省就地城镇化活力较强的区域。
图3

图3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空间格局的热点演化
Fig. 3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situ urbanization in hotspot areas of Henan province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2006—2016年的10年间,有44个县(市)始终保持稳定状态。其中,西部的灵宝、卢氏及东部的民权、宁陵、睢县等18个县(市)始终处于冷点区,豫南的固始县、淮滨县、商城县、新县以及豫西南的淅川县、邓州市和豫东的郸城、沈丘等16个县市始终处于次冷区。上述处于冷点区和次冷点区的县域,基本上都是河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且政府财政收支能力有限,因而其成为就地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伊川、禹州、长葛3个县一直为次热区,郑州的巩义市、登封市、新密市及洛阳的偃师等7个县市始终位于热点区,上述县域基本都是河南省县域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多个县市常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单,县域工业基础雄厚且非农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县域财政收支能力也较强,因而县域就地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较高。
3.6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机理分析
3.6.1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机理 在验证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机理时,本文借鉴了柯布-道格拉斯的分析框架和Barro[37]的研究思路,从而建立如下理论模型:式中:Y表示县域总产出;A代表技术进步水平;G表示县域财政支出;K表示县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L表示就地转移就业量;
由于县级政府普遍面临较大的财政支出压力,其可通过财税政策发挥经济调节作用影响就地城镇化进程,以达到财政结余最大化目标。假设
利用最大值原理可得:
令R=0,可以解得均衡点就地转移就业量为:
由于就地转移就业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因此可以得到,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与政府支出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工资水平等密切相关,还有一些理论模型中没能体现出的关键变量,则作为重要控制变量纳入到计量经济模型中。
3.6.2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为考察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基于前文的研究结论,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本文选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镇就业规模、非农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县域财政支出水平等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从而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式中:urbani,t表示就地城镇化水平;infri,t表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用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表征;empli,t表示城镇就业规模,用指标“城镇年平均就业人员”来表征;nagri,t表示非农经济发展水平,用指标“第二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来表征;popui,t表示人口规模,用指标“县域常住人口”来表征;finai,t表示县域财政支出水平,用指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来表征;
Tab. 3
表3
表3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Tab. 3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模型(5) | |
---|---|---|---|---|---|
ln infr | 0.1859*** (0.0023) | 0.1774*** (0.0027) | 0.1760*** (0.0028) | 0.1302*** (0.0096) | 0.1020*** (0.0016) |
ln empl | 2.2691*** (0.3315) | 3.2035*** (0.3111) | 2.5593*** (0.3154) | 1.3071*** (0.0489) | |
nagr | 0.5079*** (0.0775) | 0.2410* (0.1011) | 0.1325*** (0.0155) | ||
ln popu | 0.5445*** (0.1092) | 0.2160** (0.1194) | |||
ln fina | 4.4518*** (0.0487) | ||||
log L | -58.7030 | -38.8466 | -22.6535 | -10.6047 | 357.7715 |
LR chi2 | 268.55*** | 308.27*** | 340.65*** | 364.75*** | 1102.85*** |
Obs | 1296 | 1296 | 1296 | 1296 | 1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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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ri,t)方面,其对就地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造成了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城市与乡村的时空压缩,人口、资金流的往来更加方便快捷,大大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搜寻信息和迁移的成本,使广大农民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乐意实现就地城镇化。如新乡市按照城际、城市、城域和农村四个客运层面,强力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进程,为就地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在推动小城镇发展的同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为河南省探索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实践。通过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这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也可以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就地转移就业,从而极大促进了就地城镇化进程。城镇就业规模(empli,t)方面,就业规模对县域就地城镇化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效应。这主要是因为,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就业和产业的支撑和引擎作用,这也是保持县域经济和人口城镇化发展活力和动力的基础。充分的产业发展可以通过吸纳农业转移就地转移与就地城镇化紧密统一,并由此增强就地城镇化的稳定性和充分挖掘其发展潜力。而且,河南的农民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他们更愿意在家乡就业和创业,这成为县域就地城镇化稳步推进的重要根据。此外,在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下,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向河南等内陆地区转移,客观上带动了流动人口的大量回流和就地转移就业。农民工回流到中小城镇及乡村进行自主创业并带动就业,可以大大加快当地的工业化、非农化进程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促进就地城镇化的发展。
非农经济发展水平(nagri,t)方面,非农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已成为推进河南县域就地城镇化的主体力量。河南省就地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乡镇企业连片发展向小城镇的聚集程度也越高,巩义市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与快速推进的就地城镇化进程就是很好的例证。在离家较近的乡镇企业工作,地域内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相近也便于人们交流与生活。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乡村聚落环境和居住形态,积累了城镇化发展要素,进而加快了农村就地城镇化进程。人口规模(popui,t)方面,充足的常住人口是实现就地城镇化的重要保障。在城乡二元公共福利和福利制度尚未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农民是否选择城镇户籍和融入“就地城镇化”进程,是基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选择的综合考量。《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紧紧围绕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着力提高县域城市、城镇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能力,这是就地城镇化稳步推进的重要制度保障。财政支出水平(finai,t)方面,由于就地城镇化的核心要义是以人为本,其主要实现路径便是为新增城镇居民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因而较高的财政支出水平是就地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财力保障。较高的财政支出水平可以为小城镇的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使小城镇在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系统实现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
4 结论与讨论
河南省就地城镇化符合区域发展实际以及人口规模分布的现实情况,较大的经济规模和相对发达的县域经济也为就地城镇化提供了良好基础,这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对就地城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2006—2016年河南省108个县(市)就地城镇化的综合特征、时空格局、空间相关性、空间聚类和热点区域演化进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 基于熵值法的测算结果表明,河南省大多数县市就地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但大部分县市整体仍处低水平发展阶段,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相对差异呈扩大趋势。② 空间格局演化结果表明,河南省就地城镇化空间演化特征明显,“L”形豫北-豫东板块就地城镇化先行区凸显,豫西整体城镇化水平虽低但发展后劲足,就地城镇化连片发展态势明显。③ 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全局自相关性十分显著,空间聚集倾向和空间近邻效应日益显现,但仅出现了小范围的高聚类区和低聚类区。④ 热点区域演化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64个县域就地城镇化所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就地城镇化的热点区、冷点区分布格局变化较大,但次冷区和次热区基本保持稳定状态。⑤ 基于极大似然估计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镇就业规模、非农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县域财政支出水平是影响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以上研究结论对促进河南就地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确保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性涵义,这就要求做到:第一,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就业创业制度改革。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应放开户籍限制和放宽城镇落户条件,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和取消农民到城镇生活工作的种种限制。同时,建立城乡平等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落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和工资合理增长机制,鼓励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第二,完善农业土地流转和征地补偿制度。在确保农民土地权益条件下,闲置土地可通过有偿、有序、自愿的流转,提高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话语权以及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从而确保其融入和推进就地城镇化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第三,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增强县域和乡镇的就业吸纳能力。可通过省政府和其它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使重大项目和重要产业向县域和中小城镇转移,从而形成对农业人口就地转移就业的巨大“引力”。第四,加快城乡结合部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就地城镇化不是“低层次的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和规划应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规划等配套措施协调推进,保障农村居民公平享有就地城镇化的成果。
就地城镇化的测度与时空格局演变是综合性的研究话题,基于河南是一个县域资源禀赋、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等都存在较大差异的“不均质大省”,科学测度与评估108个县(市)的就地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难度。本文选择河南作为研究对象与东部地区有所差别,这主要体现在,河南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县域就地城镇化面临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而且就地城镇化的推动较多是以政府政策驱动为主。同时,河南人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对可以“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模式比较渴望,但其主动融入就地城镇化的能力有待提升。与之相对应,东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较高,城乡界限淡化程度更为明显,就地城镇化主要以经济驱动为主,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也使得其就地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均较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区域的不同将导致研究视角点有一定差异,但其都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结论均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和政策性涵义。而选择县域作为就地城镇化的研究尺度,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化和异地城镇化主要围绕大中城市展开,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等成为城镇化的主要行政单元。但如果期望达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则在地域文化上高度相近、乡愁归属感较强的县域将成为就地城镇化的主要行政单元。有鉴于此,以县域为研究尺度能够更多反映“就地”的内涵,而省域、市域的研究尺度则容易回到异地城镇化的研究思路。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引言梳理、影响机制、政策建议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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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yj201507001 [本文引用: 1]

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内心深处一种对家乡、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记忆、怀念与向往,是内心深处一份最柔软的情感,是一种精神需求。新型城镇化要记住的“乡愁”,一方面是要保护好家乡的历史文化、历史记忆和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是要保留好这些地方文化基因,传承乡土文明。“留住乡愁”的前提是加强文化保护。乡愁可以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切实保护传统村镇文化遗产和风貌,保留文化基因、传承文化记忆、打造文化品牌与特色景观等方式,达到满足城镇化居民家乡情感、生活情感、历史情感、文化情感等精神需求的目的。“留住乡愁”的关键是大力开展特色小城镇的建设,以就地城镇化为依托,“满天星斗式”的小城镇分布格局与特色旅游小镇建设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湖湘风情旅游小镇”建设是“留住乡愁”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能为充满人性关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一个真正充满诗意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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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57/udi.2010.11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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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016/j.jue.2014.01.003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16/j.ejpoleco.2014.11.005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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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016/j.worlddev.2013.01.003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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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yj020180444 [本文引用: 1]

本文发现:近年来城市比乡村好的城镇化前提开始出现新变化,以前农村-城市单向的城镇化过程,可能会出现城乡之间的反向或双向的过程。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逐渐从工业部门拓展到整个非农产业,改变了城镇规模越大越好的组织模式;市场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流”空间中开始出现分散化布局的组织模式,改变了传统空间的规模-等级结构;产业之间相互融合的新趋势将改变传统单一用地功能的设置,而更强调功能和空间的复合应对;城市发展由经济利益主导向综合效益转变,城市等级的高低取决于自身的吸引力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功能。建议未来完善城镇化模式、路径、规划、调控的理论方法,注重城乡特色、推进城乡等值化、实现城乡要素交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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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yj020180497 [本文引用: 1]

将中国人口城镇化细分为城镇人口“镇化”与“城化”,采用“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两个指标,从不同空间尺度及主体功能区视角,系统分析1982-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包括:① 中国的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在不断提升。2015年镇化水平为41.8%,2010-2015年期间镇化贡献率为55.1%。② 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呈现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镇化主导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0%以上;城化主导型县市主要集中分布在沿海城市群地区,在全国国土面积中所占比例较小。③ 展望未来,中国城镇人口的镇化贡献率和镇化水平将稳中趋缓,应加强探索出基于主体功能区域分异的差异化小城镇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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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yj020180453 [本文引用: 1]

新型城镇化建设,关系到城镇化质量提升,关系到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关系到新时代“两阶段目标”的实现。“十九大”后,中国新型城镇化表现出4个方面新态势:一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广泛共识,从城镇化严重滞后转向新型城镇化,从盲目赶超发达国家转向符合中国实际,从土地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二是新型城镇化是破解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具有高度综合性,与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加强协同推进;三是新型城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细化和深化,重点是人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城镇化、社会治理与制度创新、空间治理与空间规划;四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京津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中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群以及国家级新区等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中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加强新型城镇化的基础研究,提升地理学服务国家新型城镇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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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yj020180445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地和谐、高效低碳、生态环保、节约创新、智慧平安的质量提升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一。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四阶段性规律和渐进式规律,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一步到位”向“分步到位”、由激进式向渐进式、由诱发“负效应”向释放“正能量”、由被动性向主动型、由“地为本”向“人为本”的战略转型。考虑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因地制宜、因类指导,可将全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划分为城市群地区(Ⅰ)、粮食主产区(Ⅱ)、农林牧地区(Ⅲ)、连片扶贫区(Ⅳ)、民族自治区(Ⅴ)共5大高质量发展类型区和47个亚区。未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增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协同性,提高城市群发展质量;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质量;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突出因地制宜,明确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全过程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量力而行,以特取胜,规范建设特色小镇,夯实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高质量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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