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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生”系统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机制研究——以张家界市为例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唐健雄,, 刘雨婧,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长沙 410081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ypical tourism cities based on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ystem: A case study of Zhangjiajie city

TANG Jianxiong,, LIU Yujing,Tourism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通讯作者: 刘雨婧（1990-）,女,湖南邵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及区域发展。E-mail: 15580503845@163.com

收稿日期:2020-06-2接受日期:2020-11-30网络出版日期:2021-06-10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8
湖南省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地理学-5010002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00505


Received:2020-06-2Accepted:2020-11-30Online:2021-06-1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唐健雄（1967-）,男,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饭店运营。E-mail: 293430686@qq.com




摘要
从“三生”系统切入,结合熵值法和HP滤波分析,按照“演化轨迹描述-周期阶段划分-演化路径及驱动机制剖析”的逻辑主线,探索1989年以来以张家界为代表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基于“三生”系统内涵、关系及形成机理,分析得到旅游城市“三生”系统由自然生态、旅游生产和城市生活子系统构成,其人居环境由“原住民居环境”和“旅游者居环境”构成,两者在功能、目标、特征等方面具有较强契合性。② 结合熵值法,测度了1989—2018年张家界人居环境及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人居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向旅游城市复合空间转变;生态系统逐步优化,雨涝灾害较频繁;生产系统向旅游业转型,易受重大事件影响;生活系统全面升级,生活水平及基础设施改善明显。③ 依据HP滤波分析,将张家界人居环境演变划分为“介入-分化-调控-共生”阶段,并梳理了三大系统的演化路径。④ 从内外驱动角度,提炼了包含市场需求、旅游资源、宏观环境、政策推动及自组织反应行为在内的五大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结合VAR模型,从长短期两个方面,量化各因素与人居环境质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后,针对张家界人居环境现有情况,从“三生”视角提出几点普适性建议。
关键词： “三生”系统;人居环境;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市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ystem and following the steps of depicting evolution trajectory-dividing cycles-analyzing evolution paths and mechanisms, combined with the entropy method, HP filtering analysis and VAR model,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human settlements from 1989 in Zhangjiajie, a typical tourism city. The research obtain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ly,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relationship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ystem, it was found that the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ystem of a tourism city was composed of natural ecology, tourism production and urban life subsystems, and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ystem of a tourism city was composed of “indigenous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and “tourist living environment”, which had strong compatibility in terms of functions, objectives and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by adopting the entropy method, this study conducted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its subsystems in Zhangjiajie from 1989 to 201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enerally,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had been improved continuously, and transformed into compound space of a tourism city. The ecological system had been gradually optimized, but flood disasters occurred frequently. The production system was dominated by tourism industry, which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major events. The living system had been fully upgraded, and living standards and infrastructure had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irdly, this study divid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Zhangjiajie into four stages of “intervention-differentiation-regulation-symbiosis” based on HP filter analysis, and sorted out the evolution path of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in each stage. Fourthly,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the five major driving factors, namely, market demand, tourism resources, resident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 support and macro environment, and analyzed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factor and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VAR model.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Zhangjiajie based on the living-production- ecological system.
Keywords：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ystem;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typical tourism city;Zhangjiaji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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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唐健雄, 刘雨婧. 基于“三生”系统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机制研究——以张家界市为例. 地理研究[J], 2021, 40(6): 1803-1822 doi:10.11821/dlyj020200476
TANG Jianxiong, LIU Yujing.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ypical tourism cities based on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ystem: A case study of Zhangjiajie c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J], 2021, 40(6): 1803-1822 doi:10.11821/dlyj020200476


1 引言

城市是主要旅游地域的载体和各级旅游政策、实践的焦点。伴随着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多,旅游逐步从观光型向度假型、休闲型等形态转变,对城市的绿化环境、生态质量、交通状况、接待条件等内部建设提出了更多要求。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相继提出建设旅游城市,城市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也成为其提升旅游竞争力、吸引更多游客的关键[1,2]。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旅游城市人居环境处于全面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正面临着生产功能单一化、城市管理困难化、文化基因断裂化、生活环境破碎化,生态环境失衡化等系列危机[3,4,5]。因此,如何客观认知和科学对待旅游城市人居环境的转型发展规律,探索其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推动旅游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及人居环境的更新与改造,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显得尤为突出。

道萨迪亚斯“人类聚居学”和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6]16-28,是中西系统研究人居科学的两大里程碑,涉及地理、环境、生态、城市规划、建筑、社会等众多学科,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其中人居环境评价一直是学界、业界关注的热点。国外注重实践研究,从人居环境的住房、交通、娱乐设施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7,8],以及与地方发展目标有关的具体问题方面,如空气污染[9]、犯罪、安全[10]等,结合GIS和RS等高级数据库,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国内****侧重于从人居环境的“五大系统”及生态、公共、休闲、人类、社会、文化等子系统出发构建指标体系[11,12,13],结合GIS、RS、3S技术[14]以及系统能值增量概念、遗传算法改进的BP神经网络等多种方法对人居环境的质量、脆弱性、失配度[15]等进行综合评价。上述可知,人居环境评价多集中于城市基础设施、居住环境、自然生态等“生活和生态”方面,很少将生产系统作为重点纳入评价体系,不利于综合了解人居环境的发展质量及演变特征。此外,人居环境的评价、时序演变、周期阶段、驱动因素、作用机制、管理调控等内容较少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不利于对人居环境系统的整体把握,忽视其产生的整体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部分****已经意识到旅游业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性研究：① 旅游地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演变特征、时空分异、影响因素等研究[16],研究表明：旅游开发等因素是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的重要驱动力;② 旅游城市人居环境与其他要素、现象之间的相关性与耦合协调性等研究[4,5];③ 从人居环境资源视角研究城市旅游吸引力等发现,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旅游吸引力呈显著正相关性[2]。尽管学界已经关注到两者的关系,但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当分散、单薄,针对旅游城市人居环境的研究相对匮乏,基础理论研究尤显不足。目前,国外对旅游城市方面的研究多聚焦于国际旅游城市的发展模式,分析了柏林、纽约、伦敦、巴黎、悉尼等城市的旅游开发实践[17],研究颇为全面深入,质量评价多侧重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旅游竞争力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方面[18,19]。国内****主要围绕旅游城市的定义、条件、与国际城市的关系、建设方向等方面展开[20],还有对形象塑造、发展战略、空间结构、竞争优势、指标体系评价、影响因素等内容的深入探析[21,22]。这些成果显示了旅游城市作为独立、特殊的地理单元具有较大研究价值和应用空间,其人居环境,与一般城市人居环境在历史形成、文化价值、产业结构、城市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也存在诸多重要理论及现实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旅游业在经济生产方面具有消费带动、产业转型等重要作用,其在人居环境系统中的地位如何?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是人类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达到整体协调的人地关系系统,如何借用相关理论对它进行系统解构和量化表征?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对人居环境的作用路径及影响程度如何?等等。可见,在新型城镇化及全域旅游战略语境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与机制等基础性研究理应受到重视。

基于此,在理论上,本文阐述了“三生”系统内涵、关系及形成机理,分析了旅游城市“三生”系统构成,概括了旅游城市人居环境系统及与“三生”系统的兼容性。实践上,从“三生”系统视角,构建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指标体系,遵循“发展质量评价-演变轨迹刻画-阶段情景描绘-演化机理剖析”的逻辑主线,探讨1989年以来“因旅游立市”为代表的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市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历程及机制,揭示其发展规律及转型过程,为旅游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价值。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1 “三生”系统内涵、关系及形成机理

2.1.1 “三生”系统内涵及关系 “三生”系统是“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系统的统称[23],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在特定地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借鉴“三生”有关研究成果[24,25,26],本文将“三生”系统定义为：生态系统,以生态功能为主导,为人们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生产系统,以生产功能为主导,向人类提供物质、商品、文化等生产经营服务,创造区域发展所需的物质及精神财富;生活系统,以生活功能为导向,满足人类的吃穿住用行、日常交往等物质及精神需求。从人地关系视角看,“三生”系统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遵循着一定的逻辑关联,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性系统,其中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人类提供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等生态产品及服务,同时满足生产、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生产系统是人类生存的保障,为人类提供生存和生计的产品及服务;生活系统是人类生存的目的,人类从生态系统索取所需的物质产品,通过生产系统创造所需的物质及精神财富,以满足居民的物质及精神需求为最终目的。

“三生”系统与“三生”空间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三生”系统的认知以有机整体运行为基础,将某一类型区域作为整体系统,探析其生态、生产、生活子系统的发展及运行机理;“三生”空间的认知以土地利用功能为基础[24,26],分析某一特定区域其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分布及形成机理,以优化空间布局。因此,两者在认知基础及研究内容方面存在区别,但“三生”表征的内涵及功能相似,“三生”系统的研究也与区域相关,“三生”空间的分析可构成一个整体系统。

2.1.2 “三生”系统形成机理 “三生”系统的形成及演变,可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及人地关系演变过程中寻找答案（图1）[27,28]。原始时期,人类为了最原始生存需求用双手或石制、木制等工具向自然界获取食物和生存场所,生态系统占主导地位,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结构,“三生”系统尚未形成。农业时期,为了解决温饱需求人类主动向自然界展开一系列的活动,土地生产功能被开发利用,种植业、养殖业逐步发展,同时在土地附近以血缘、地缘聚集形成村落,在土地上建造房屋,简易的衣食住行生活系统由此展开,“三生”系统初步形成,由于生产力及发展水平较低,整体上处于低水平的协调状态。工业时期,人口迅速增长,生产力、科学技术等大幅度提升,人类对物质需求更为渴望,工业成为主要生产活动,在利益驱逐及不合理的发展理念下,“经济人”对自然公共资源进行无规则掠夺,肆意排放工业废弃物等行为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三生”系统整体处于矛盾加剧的重要时期。后工业时期,人类开始反思原来的发展观和人地观,相继提出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理念,在追求经济高效的同时也注重环境友好、社会和谐;另外,社会分工更为精细,以信息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悄然升起;随着人类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生活系统进一步升级,拥有居住、消费、休闲和娱乐等多种功能,“三生”子系统进行有序的功能互补,整体上处于协调共生阶段。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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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三生”系统形成及演变机理

Fig. 1Formation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ystem



“三生”系统的形成及演变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29,30]（图1）,因需求结构、实践活动、社会文化、制度安排、管理方式、科学技术等差异,引致不同时期“三生”系统结构及内部关系存在区别,这一形成机制是人地关系系统演变的本质。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反映到对自然地理资源利用的不同,形成不同类型的地域功能,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由单一到多元,由低级到合理等。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任何活动应该在生态系统承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因此,人类实践活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都应该根据所处的状态进行相应调整,而社会文化、制度安排、管理方式、科学技术等调控因素对生产系统进行资源利用、产品结构、废弃物处理等调整,对生活系统的人口规模、消费水平等进行限制调整,以满足“三生”系统健康、有序发展。

2.2 典型旅游城市“三生”系统特征

不同于一般城市,旅游城市是以旅游为主要职能的城市。从经济角度看,是指经济中的要素投入（如劳动力、资金等）不断向旅游部门集中,且旅游业产值在经济中占较大比例（即指旅游总产值占GDP比例超过7%以上）的城市[31]27。本文中典型旅游城市[32],是指专业化旅游城市,如黄山市、丽江市、桂林市、张家界市、武夷山市、三亚市等,与一般旅游城市相比,具有两个突出特征：第一,旅游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一般贡献率超过50%）;第二,城市功能具有显著的旅游化特征,在城市建设、产品开发、服务体系、人才配备等方面都聚焦、依托和服务于旅游业。因此,鉴于旅游业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可以将典型旅游城市的“三生系统”划分为：自然生态系统、旅游生产系统和城市生活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包括城市内的各种生物和环境（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要素,如太阳、空间、水体、森林等自然环境及人工建造的设施、公园等人工环境[31]2。旅游生产系统,以旅游业作为基本驱动力,推动城市内人流、资源流、信息流、物质流等大量增加,导致生产、分配、流通及消费各环节发生变化,催化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是城市主要的物质生产和服务系统。城市生活系统,指城市作为空间载体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政策管理等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另外,也提供娱乐场所、会议中心、综合型商场等满足居民更高层次精神需求[33]。其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物质基础,是旅游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旅游生产系统是经济保障,其生产和代谢过程是城市生存发展的活力和命脉。城市生活系统是主要目的,为居民提供多元化、开放式的生活环境。三生系统各司其职、互相联系,共同实现旅游城市的有序发展（图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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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旅游城市“三生”系统功能关系

Fig. 2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ystem of tourism cities



2.3 旅游城市人居环境与“三生”系统兼容性分析

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6]38,对于旅游城市而言,其理想的人居环境不仅需要满足城市原住民的“人类居住”需求,还需要满足旅游者的“游憩”需求,由于需求和群体价值观的不同,可以按“居住”人群的不同,将旅游城市人居环境分为“原住民居环境”和“旅游者居环境”[34]。吴良镛先生认为人居环境从内容上划分为“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和支撑系统”五部分[6]40-46,对于原住民来说,这五大系统也是旅游城市原住民居环境。另外,旅游者居环境,指围绕旅游而建立起来的人居环境,是在旅游城市建立起来的旅游目的地系统,应具备四大要素[31]28：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独特的旅游资源、满足需要的旅游设施和舒适的旅游环境,这四大要素均存在于旅游城市人居环境中。其中,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与人居环境中的自然系统密切关联;独特的旅游资源,主要有自然、人文及人造旅游资源,资源的吸引力体现在差别吸引上,与人居环境中的自然、人类及社会系统有关;满足需要的旅游设施,为旅游者提供食住行游娱所需的各种硬件,与人居环境中的居住、支撑系统相关;舒适的旅游环境,不仅指旅游景区或旅游企业的内部环境,更包括旅游地的社会综合环境,如社会治安、卫生条件、市民态度等,与人居环境中的人类、社会系统关联密切。最后,自然系统、人类系统是人居环境稳定健康的基本前提,自然系统是聚居产生并发挥功能的基础,人类系统强调人对物质的需求以及生理、心理需求等,两者的功能、特征、目标与“三生”中的生态、生产系统十分契合[33],而居住、支撑、社会系统服务于居民社会交往、福利与公平等高层次需求,与“三生”中的生活系统功能契合。因此,“三生”系统是人居环境系统的重要部分,人居环境的五大子系统不断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以实现生活、生产、生态系统的充分利用和有机整合（图3）。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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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旅游城市人居环境与“三生”系统兼容性

Fig. 3Compatibility of tourism cities'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ystem



2.4 “三生”系统下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旅游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既要客观反映人居环境质量的优劣,又能凸显人居环境优劣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及主要内容。在分析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与“三生”系统兼容性的基础上,参考原住民和旅游者居环境的特性,从“三生”系统视角,构建包含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服务、居住、生活水平等要素在内的指标体系。其中,旅游生产系统反映了城市旅游的发展状况,且围绕“人居环境”主题,拟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经济水平、旅游就业贡献三方面[22,32]选取10个指标（表1）,其中旅游资源是旅游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满足居民及游客的观光体验、休闲娱乐和文化感知需求;旅游经济水平能间接表征区域的经济环境水平;旅游就业贡献反映旅游带来的社会福利效应。城市生活系统,新时代旅游城市建设要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城市发展目标与人民美好生活相对应。在此理念指导下,以生活服务水平为侧重点,主要从居民生活、居住环境、基础设施、旅游设施、公共服务5个方面[35]选取26个指标,衡量城市的生活服务水平。自然生态系统,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旅游城市景观的基底,本文从自然要素和生态环境两个方面[1,3]选取10个指标,评价城市的自然生态环境。

Tab. 1
表1
表1“三生”系统视角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指标体系
Tab. 1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ystem
系统层功能层指标层
旅游生产系统(0.222)旅游资源禀赋(0.024)3A级以上景区(个)x1(0.009);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处)x2(0.008);国家级景区(含国家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重点保护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个)x3(0.007)
旅游经济水平(0.172)旅游总收入(亿元)x4(0.079);旅游总收入/第三产业总值(%)x5(0.031);旅游总收入/区域生产总值(%)x6(0.036);人均旅游消费(元)x7(0.026)
旅游就业贡献(0.026)旅游就业人数(人)x8(0.009);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人)x9(0.011);旅游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例(%)x10(0.006)
城市生活系统(0.564)生活水平
(0.173)		人均GDP(元)x11(0.05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12(0.03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13（0.042）;全部职工平均工资(元)x14(0.046)
居住环境
(0.073)		城市人口密度(人/km2)x15(0.018);人口自然增长率(‰)x16(0.008);人均居住面积(m2)x17(0.019);人均道路面积(m2)x18(0.028)
基础设施
(0.158)		人均生活用电量(kW·h)x19(0.019);人均家庭用水量(t)x20(0.017);公路通车里程(km)x21(0.040);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辆)x22(0.019);每万人拥有出租车数(辆)x23(0.019);邮电业务总量(万元)x24(0.017);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25(0.027)
公共服务
(0.081)		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张)x26(0.011);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人)x27(0.010);每万人移动电话用户数量(户)x28(0.011);每百万人互联网用户数量(户)x29(0.008);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册)x30(0.009);每万人大学生人数(人)x31(0.008);普通中学数(所)x32(0.009);城镇失业率(%)x33(0.015)
旅游设施
(0.079)		星级酒店数量(个)x34(0.027);旅行社数量(个)x35(0.023);星级酒店床位数(万张)x36(0.029)
自然生态系统(0.214)自然要素
(0.012)		年平均气温(oC)x37(0.004);年平均降水量(mm)x38(0.005);年日照时数(h)x39(0.003)
生态绿化环境(0.202)森林覆盖率(%)x40(0.024);城市污水处理率(%)x41(0.044);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x42(0.01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x43(0.038);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m3)x44(0.03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x45(0.027);建成区绿化率(%)x46(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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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评价方法

2.5.1 人居环境系统质量评价方法 参照以往研究成果,遵循科学性、可比性、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则,侧重从旅游生产、城市生活和自然生态的3个一级指标进行评价,各指标的赋权采用熵值法,来克服主观赋值法的随意性[16]。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1）指标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及指标的正负取向均有差异,采用极值标准化处理,正向型指标采用公式（1）处理,负向型指标采用公式（2）处理,对于自然要素等无正负之分的指标,先选取最佳适宜值,再按公式（3）处理。公式如下：

yij=xij-min(xj)max(xj)-min(xj)(i=1,2,…,m;j=1,2,…,n)
yij=max(xj)-xijmax(xj)-min(xj)(i=1,2,…,m;j=1,2,…,n)
yij=1-|xij___-xij|xij__(i=1,2,…,m;j=1,2,…,n)
式中：xij为第i年份第j个指标的值;yij为相应的标准化值; xij__为第i年份第j个指标的最优值;m表示待评年份;n为评价指标。

（2）指标熵值计算。根据信息熵理论,第j项指标熵值可表示为：

ej=-1lnm∑i=1my'ijln(y'ij)
式中： y'ij为二级指标综合得分;ej为第j项指标的熵值,且0≤ej≤1。

（3）指标的权重确定。公式如下：

wj=(1-ej)∑i=1n(1-ej)
式中：W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ej为第j项指标的熵值,且0≤ej≤1。

（4）综合评价得分。公式如下：

zi=∑wj×y'ij
2.5.2 HP滤波法 Hodrick等在分析美国战后经济周期时首次提出HP滤波法[36]。HP滤波法的基础理论是谱分析方法,主要用于有效分解经济时间序列中的长期趋势,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趋势的研究中,其基本原理如下：设Xt是经调整后剔除季节变动成分与不规则变动成分后的时间序列,仅包含趋势成分时间序列XtT与波动成分时间序列XtC,因此：

Xt=XtT+XtC,t=1,2,3,…,T
HP滤波分析的目的是将Xt序列以求解最小化的实现方式将趋势成分时间序列XtT分解出来,其中XtT的最小化问题的解为：

min∑t=1T(Xt-XtT)2+λc(L)XtT2
c(L)=(L-1-1)-(1-L)
将式（9）带入式（8）得到：

min∑t=1T(Xt-XtT)2+λ∑t=2T-1(Xt+1T-XtT)-(Xt-Xt-1T)2
式中：c(L)为延迟算子多项式; λ为平滑参数,用来调节大括号中多项式两部分的比重。在HP滤波法中平滑参数 λ的取值很重要,不同的 λ值决定了不同周期方式和平滑度,在统计学中,一般将年度数据的 λ值取100,季度数据取值1600,月度数据取值14400。本研究的数据均为年度数据,因此, λ取值为100。

2.5.3 VAR模型 VAR模型是一种向量自回归模型,主要用于探测不带事先约束的联合内生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37]。模型如下：

yt=λ1y1+λ2y2+…+λpyp+μt
式中：y为VAR模型; λ为系数向量;p为滞后阶数; μt为白噪声误差。在VAR模型中,主要借用协整关系和脉冲响应函数来解释自变量对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及冲击效应。

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隆起与洞庭湖沉降区结合部,土地总面积9653 km2,亚热带山原型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6.6 ℃,1988年国务院批准撤县立市,1994年改名为张家界市。2018年末,全市有常住人口153.79万人,城市化率为49.20%,有17个少数民族,公路通车里程9014 km,总客运量6849.29万人,有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7个,电视及广播覆盖率99%和93.5%。张家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和全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4个,3A级以上景区21个,其中5A级2个,4A级9个。全市森林覆盖率达70.99%,名列全省第一。有星级宾馆36家,星级宾馆床位1.14万张,旅行社149家,接待国内游客7959.55万人次,入境游客562.1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756.8亿元,在全省排名第二（仅次于长沙）,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城市配套设施,使得张家界成为国内外知名旅游城市。1998年也因旅游“大肆发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亮出“黄牌警告”。此背景下,以张家界为案例区,从“三生”系统视角,探讨立市以来（1989—2018年）人居环境质量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

文中数据主要来源于2005—2019年《张家界市统计年鉴》,2000—2018年张家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5—2018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1989—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2018年张家界市环境状况公报,2013年《张家界市年鉴》,1991年《大庸市览》,2001年《张家界市情大辞典》,张家界统计信息网（http://tjj.zjj.gov.cn/）和张家界市生态环境局（http://hbj.zjj.gov.cn/）。

4 “三生”系统视角下张家界人居环境演变过程

通过上述公式,得到旅游生产、城市生活及自然生态系统的权重分别为22.20%、56.40%和21.40%,可知生活系统在人居环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于生活系统与人居环境的关系更为直接、紧密,而生产和生态系统通过相对间接方式来影响人居环境,作用效用较小。进一步,测算出张家界市1989—2018年人居环境系统及各子系统的评价值,并绘制了人居环境及三大系统发展的演变轨迹（图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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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89—2018年张家界人居环境系统演变时序

Fig. 4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Zhangjiajie from 1989 to 2018



4.1 张家界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水平演化轨迹

4.1.1 人居环境持续提升,向旅游城市复合空间转变 图4a可知,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持续提高,早期增长缓慢,2000年之后,人居环境系统建设进程加快,到2018年其综合质量为0.978,相对于1989年的0.082,翻了10.98倍,其中受生活系统影响较大,城市建设改善明显。

张家界历史上一直是交通落后的偏僻山区,20世纪80年代前,虽然修建了几条公路,但公路状况差,交通的不便严重阻碍了人民与外界的交流,众多因素交织叠加,恶性循环,构成了张家界初期“落后贫困山区”的历史背景。在旅游市场需求和政府积极引导的作用下,旅游资源、城市及生态环境、知名度、旅游活动等均以国际旅游城市为目标,三生子系统相互作用、融合渗透,形成新的复合型空间结构特征,人居环境系统演变愈加复杂。

4.1.2 生态系统逐步优化,雨涝灾害较频繁 图4b可知,1989—2018年,生态子系统逐步优化,其质量由最初的0.062优化至2018年的0.194,2000年前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缓慢,中后期优化效果显著,主要受生态环境的影响而变化,自然环境变化相对稳定。

2000年前,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缓慢主要受旅游业的影响。1958年张家界开始植树造林,到1982年国家森林公园的诞生,共完成造林面积达1215 hm2,蓄积量达20万m3,使得张家界环境宜人,景色优美。伴随着旅游业快速发展（1992—2000年）,大规模接待设施建设,造成景观破坏和空气污染,如1989年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检测空气中SO2浓度为0.017mg/m3;到1998年检测时,已达到0.282mg/m3,同年被“黄牌”警告后,政府对违规建筑和大气污染进行大规模整改,生态环境质量才得以优化。近几年,张家界生态环境保护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的目标而努力,全面落实与生态相关的35项指标。2018年,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40天,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3.2%,SO2年平均浓度为7ug/m3,NO2年平均浓度22ug/m3,均达《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一级标准,空气质量全省第一;城区噪声平均等效声级52.3 dB,声环境质量较好,降水pH测值范围为5.75~6.74,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生态环境质量整治成效显著。自然环境中年均气温和日照时数变化相对稳定,但夏季雨涝灾害较频繁,主要集中在6—8月,研究期间内共发生洪涝灾害20多次,而主要核心景区都有溪河环绕,如1998年特大洪灾,26个乡镇受灾严重,1346个村被困,冲毁公路桥涵336处,发生山体滑坡58处,冲毁景区游道17段,37家旅游饭店被淹,直接经济损失52.35亿元,滞留景区的游客4000多人,但随着城市防洪措施不断完善,雨涝灾害对城市的破坏逐步减小。

4.1.3 生产系统向旅游业转型,易受重大事件影响 图4c可知,早期生产系统水平较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随后快速发展,生产系统质量由1989年的0.001以20.45%的年均增长率提升到2018年的0.221,期间除了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3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影响出现负增长外,其余年份均稳步发展,其中旅游经济水平表现突出,区域经济由原来的农业跨过工业直接向旅游业转型。

20世纪80年代前,张家界是一个以自然经济方式生产为主的农业区域,且农业资源并不丰裕。据1989年统计资料显示[38],张家界山地面积占全部土地面积的76%,丘陵11.75%,水田仅5.5万hm2,人均耕地面积仅0.064 hm2（约0.96亩）,粮食总产量8100万kg,仅占全省产量的0.48%,基本生活资源自给但不能自足。同时,区域工业基础薄弱,1995年乡级以上工业企业496家,中型企业8家,没有国有大型企业,人均占有工业固定资产仅357元,工业水平较低且发展缓慢,难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1982年张家界建成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000万元国家投资和大量游客随之而来,旅游业开始蓬勃发展,旅游接待人数由56.49万人次增加到7959.55万人次,翻了139.91倍,旅游经济水平持续上升,旅游总收入由0.25亿元增加到756.8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31.85%,远高于全国21.32%的平均水平。虽然高质量的旅游资源和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相对平稳,但旅游资源一旦增加或升级会给居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能显著改善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态。因此,旅游业逐步成为区域主导产业,从行政级别、产业结构,交通设施和社会就业等方面,影响着张家界生产水平和结构,但易受重大事件影响,如2003年、2008年和2013年,生产系统质量环比下降了3.59%、7.77%和8.41%,虽长期发展态势良好,但短期内影响显著。

4.1.4 生活系统全面优化,生活水平和基础设施改善显著 图4d可知,1989—2018年,生活子系统波动性增长,质量水平由0.019逐步提升至0.563水平,翻了28.63倍,各子系统均优化明显,其中居民生活和基础设施分别以年均增长率为26.91%和26.90%的速度优化,2018年两者的质量水平分别为0.174和0.159,改善尤为突出。

1989年,按照1981年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公布的《1977—1979年全国穷县情况》所提到的人均集体收入50元和40元标准对比,大庸、慈利、桑植3县均属于“穷县”,130万人口中近100万人没解决温饱问题,近一半农民生活极为贫苦[38]。随后,因旅游业发展,区域人均GDP、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全部职工平均工资均显著提高,逐步朝着小康生活迈进。另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明显,早期,景区内基础设施和宾馆饭店建设是改善的重点。如1999年张家界固定资产投资的283个项目中,32个是交通运输方面的,83个与旅游设施相关,中后期,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加快,市内交通、水电、通信、邮电、能源等公共基础设施同步加快优化。另外,居民的居住环境逐步改善,但年增长率不大,而公共服务水平呈波动性变化,主要受城镇失业率的影响,1998年以前失业率在3%水平上下变动,2003年提升至4.46%,之后有所降低,2008年又上升到最大值4.74%,随后保持在2.5%水平,说明张家界公共服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社会保障等与民生需求相关的领域。

4.2 张家界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阶段特征

4.2.1 演变阶段识别 原则上,任何系统都具有演化性,系统之所以发生质的改变,在于内在因素与外在动力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原始人居环境系统在受到外界新要素的介入,并累积超过质变的临界点时,原有系统的边界被打破,其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均将发生量的提升与质的飞跃[39]。人居环境的变化同生态群落演替一样,是一个复杂的渐变过程,呈现周期演变特征,为科学识别张家界旅游城市人居环境的演变阶段,利用Eviews 7.0对张家界1989—2018年人居环境的综合质量进行HP滤波分解,得到人居环境发展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图5）。其中,长期趋势体现了系统内生性的特点,变化相对稳定且反映未来发展态势;波动成分反映了系统的周期变化形态,可用作周期识别。按照“峰-峰”法,对张家界人居环境的演变周期进行划分,发现1990—2015年形成了4个完整的周期,而1990年之前和2015年之后都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周期,为方便分析,将1989年划入其后一个周期,将2015年之后年份划入其前一个周期（表2）。本研究根据已有人居环境周期性演变的研究成果[39,40],结合张家界人居环境演变的实际情况,将整个研究期间分为“介入-分化-调控-共生”四阶段,详细描述如下。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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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张家界人居环境系统HP滤波分解

Fig. 5HP filter decomposition of Zhangjiajie human settlements system



Tab. 2
表2
表2人居环境系统演变阶段划分
Tab. 2Division of evolution stages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ystem
周期序号起止时间周期长度(年)“峰-谷”波距(%)“谷-峰”波距(%)平均波距(%)
11989—199572.701.802.25
21996—200272.002.402.20
32003—200974.801.903.35
42010—201892.701.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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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阶段特征

（1）介入阶段。1989—1995年,张家界旅游业兴起,外界物质、资源、信息等要素逐步流入,但当时旅游发展水平较低,对核心景区周边人居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对整体人居环境的影响较小。该阶段,张家界自然生态环境较好,但生产和生活系统发展落后,人居环境质量较差。

生态系统良好体现在张家界拥有世界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茂盛的森林、清澈的水源、丰富的生物资源、新鲜的空气等方面,使得张家界世界级自然生态资源被世人称赞。生产系统水平较低体现在区域土壤贫瘠、耕层浅薄,农业条件脆弱、粮食产量低,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水平落后等方面。生活系统表现为住房条件差,受地形影响多为土木搭建的吊脚楼房屋结构,楼层较低,无家电设施;另外,交通极不发达,商品流通以水路运输为主,人们出行极不方便;农村人口多,家庭规模大,以务农养殖为生,收入来源少,社会保障有限等。从1982年张家界林场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开始,张家界旅游业拉开序幕,数以万计的周边农民从事与旅游服务相关的小旅馆、小饭店、小商摊、导游、挑夫、搬运工等工作,1991年政府编制了《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1994年大庸机场正式通航,1995年有160万游客陆续到访张家界,旅游总收入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提升为16.04%。因此,在政府介入、居民参与和国家资金的帮助下,人居环境围绕旅游业开始改变。

（2）分化阶段。1996—2002年,在旅游要素流的干扰下,各领域变化剧烈,外来要素与本土要素在同一空间竞争或分享资源,人居环境系统处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该阶段,生产系统趋于旅游化,生态资源受到挤压和侵占,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改善明显,但存在大量旅游设施的违章违建。

受旅游利益的驱动,居民及企业的盲目开发和无序建设,造成水体和大气污染,地质、土壤、植被等被破坏,生态环境持续恶化。1998年金鞭溪上游集中了49家宾馆和饭店,312家商铺,32家管理服务机构及125家民宿,景区内生活垃圾、丢弃物等大量堆放,水体内的氮、磷营养元素富集,导致水质恶化。生产系统方面,旅游业发展的同时,还带动农业、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1997年,旅游业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游览重点,集山、水、洞、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于一体的旅游格局基本形成;此外,将娃娃鱼等名优特产转化为旅游商品,2002年旅游商品加工企业发展到120家,年产值2.24亿元,实现旅游商品自产自销,三大产业结构比也调整为20.83：20.52：58.65,第三产业已占据主导地位。生活系统方面,城市交通、水电、通信、能源、邮电等基础设施改善明显,人民逐步摆脱贫困。1996年起,邮政大楼和祥龙国际酒店等高楼拔地而起,以张家界机场、二级火车、公路网络及旅游线路为主体的交通体系基本形成,程控电话、微波通讯、无线寻呼、移动电话等相继开通,旅游新城的骨架基本形成。2002年近120多万农民依托旅游摆脱了贫困,旅游业使得张家界脱贫致富的时间缩短了20~30年。但同时,核心景区周边旅游服务设施的无序集中建设,导致酒店等服务设施的接待规模和建设速度超乎旅游实际发展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

（3）调控阶段。2003—2009年,为避免各系统出现严重分化和资源浪费,以政府为首的组织进行有效调控和规划,企业和居民积极参与响应,共同推动着“三生”系统相互适应和协调发展。该阶段,政府部门对生态系统进行大规模人为修复和整治,对旅游业进行优化升级,对城市建设进行监管控制。

1998年张家界被“黄牌”警告后,2002年政府完成违章建筑的拆除,2003年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植被修复,2006年将环境保护纳入单位年度考核,建立城区垃圾中转站,加快退耕还林,进行石漠化、餐饮油烟等治理并建立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和城区酸雨监测站,全面保护区域的生态环境。旅游方面,为应对“非典”疫情带来的影响,2003年起,政府积极申报国家A级以上景区,规划整合旅游线路,开展一系统列以“生态、健康、协作、发展”为主题的旅游促销活动,2007年制定《旅游规范化管理制度》,建立“张家界旅游官方网站”,全面推动旅游业的优化升级。城市生活方面,政府对城市建设进行监管和控制,禁止破坏和拆除传统建筑,完成市广播电视中心主体工程和数字电视前端机房建设,实现1031个20户以上自然村“村村通”建设任务。同时,成立国际民族文化交流中心,修建市中心图书馆,组建桑植民族艺术团,组织送戏下乡400多场次,丰富居民日常生活。此外,大力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将集中整改和教育引导的方法结合起来,提高居民环保意识。

（4）共生阶段。2010年至今,经过一系列调控和规划之后,“三生”系统逐步进入成熟稳定阶段,生产-生活-生态系统融合共生发展态势明显,张家界人居环境系统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升级,新型复合空间逐步形成,人居环境演化日益复杂多样[35]。

① 生态系统景观化态势良好。张家界继续防治大气、水、土壤等污染,将流域治理、生态农业、山体修复、水系整治等进行了景观化处理,形成了旅游-生态复合功能体系。此外,居民农业用地逐步被征用变成景观用地,推动着张家界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如永定区的苏木绰,慈利县的双坪村,武陵源区的中湖乡等,通过发展民宿经济,村民年收入达10万~20万元。② 产居一体化特征显现。一方面,结合地方民族传统建筑,重新修缮了城市大量公共场所,在商场、广场等周边新建了旅游基础设施,集娱乐、购物、住宿、餐饮于一体化的生活生产空间逐步形成;另一方面,居民也利用自住的房子,改装成宾馆或民宿,兼具生产-生活复合功能。③ 生活、生态系统逐步融为一体。2011—2015年间,政府对军地坪等旧城进行改造,修缮高云植物公园、张家界大剧院等,投入1100万元,按照道路“硬化、绿化、亮化、净化、美化”要求,新增了682盏路灯,对阳龙公路沿线,天子山、中湖等区域进行“穿衣戴帽”改造,投入3000万元对索溪主河道进行整治,完成污水处理建设,投入6780万元植树,新增城市绿化面积25.80万m2等。

5 张家界人居环境演变驱动机制分析

5.1 指标选取

张家界“三生”系统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的缩影,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演化阶段特征的解读,内在因素主要有旅游资源丰度和主体参与行为。① 高质量的旅游资源是张家界旅游活动开展的物质基础,直接影响旅游产业的空间布局、发展规模和投资流向,是“三生”系统发生一系列变化的根源[33,39],指标计算详见表3。② 居民等组织的自主意识随着与外界交流频率的加大,参与旅游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自发性出现了各种适应行为,改变了原有生产模式及生活方式,也受利益驱动盲目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人居环境也会受到一定影响[33,40]。但是,全面量化各主体的参与行为难度较大,本着重要性原则,从居民视角（社区居民是人居环境建设利益主体,也是承受主体,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增多,居民的就业率越高）,选取第三产业就业率表征居民的参与行为。

Tab. 3
表3
表3变量选取
Tab. 3Variable selection
变量分类/名称具体变量变量符号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人居环境质量人居环境指数HS指标体系测度结果
解释变量：旅游资源丰度3A级以上旅游资源丰度[42]TAZ=5z1+4z2+3z3,式中：z1为5A级及世界自然遗产景点;z2为4A级及国家级景点;z3为3A级以上景点
主体参与行为居民参与行为TR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全部就业人员(%)
政府支持财政自给水平[41]FS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
旅游需求国内旅游接待人数TD绝对数(万人次)
国外旅游接待人数TF绝对数(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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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动力有市场需求、政府引导和宏观环境等因素,宏观环境和市场需求是动力[15,33],政府引导是响应[33,40],由此形成的新型人地关系是人居环境演变的动力来源。政府支持从财政自给水平选择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比值来表征[41]。市场需求主要反映的是旅游市场需求,从国内、外旅游接待人数两方面进行衡量。而宏观环境涉及面广、作用机理复杂,难以合理量化,因此不参与模型构建。基于此,筛选可量化的内外驱动因素,结合VAR模型,探测各驱动因素与人居环境动态关系。

5.2 单位根检验

建立VAR模型之前,需要检查序列的平稳性。首先,对原始序列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再运用ADF检验法,检查变量的平稳性,若变量之间存在同阶单整序列,可进一步考察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脉冲响应等。根据ADF结果（表4）,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平稳序列,因此,所有变量属于同阶单整序列。

Tab. 4
表4
表4平稳性检验
Tab. 4Stationary test
变量ADF
统计值		临界值P值结论变量ADF
统计值		临界值P值结论
1%5%10%1%5%10%
ln(HS)-1.907-3.679-2.968-2.6230.325不平稳ln(HS)-2.445-4.310-3.574-3.2220.351不平稳
Dln(HS)-5.573-3.699-2.976-2.6270.000平稳Dln(HS)-4.486-4.339-3.588-3.2290.000平稳
ln(TA)-3.055-4.310-3.574-3.2220.136不平稳ln(TA)-2.975-4.394-3.612-3.2430.159不平稳
Dln(TA)-6.286-4.324-3.581-3.2250.000平稳Dln(TA)-5.104-3.689-2.972-2.6250.000平稳
ln(TR)-2.917-3.679-2.968-2.6230.05610%以下平稳ln(TR)-2.107-4.310-3.574-3.2220.521不平稳
Dln(TR)-5.779-3.689-2.972-2.6250.000平稳Dln(TR)-5.199-4.324-3.581-3.2250.000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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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协整关系

在变量为同阶单整基础上,通过EG两步法对多元回归的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发现ADF统计值为-4.112,P值为0,小于1%水平下的-2.647,即残差序列通过单位根检验,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其回归方程为：

ln(HS)=-5.461+0.481***ln(TD)-0.089ln(TF)+ 0.455***ln(TR)-0.036ln(FS)+0.041*ln(TA)
式中：R2为0.993;DW为1.562。除了国外旅游接待人数和政府支持的相关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变量与ln(HS)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影响强度为居民参与行为（0.481）>国内旅游接待人数（0.455）>旅游资源丰度（0.041）,国外市场、政府支持可能分别因占有率小和缺少相应的中介变量而不显著。

5.4 脉冲响应函数

为分析VAR模型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衡量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及效应,选择脉冲响应函数（IRF）进行分析（图6）。① 当人居环境指数ln(HS)受到旅游资源丰度ln(TA)的正向冲击后,初始响应为0,第2期转为正响应（0.012）,随后上升,最后稳定在0.025左右,即旅游资源的变化能有效改善人居环境水平。旅游资源的增加,特别是高质量的旅游资源,初期因旅游景区发展缓慢,对周边的人居环境影响甚微,随着景区管理、配套设施、公共环境等逐步完善,旅游收入及就业机会等日益增加,能有效改善居民生活,优化人居环境。② 不同市场的旅游需求给人居环境的冲击效应有明显区别。国内旅游市场需求ln(TD)在初期产生明显的正响应冲击（0.065）,第2期迅速转为负响应（-0.023）,随后缓慢增涨,最后趋向于0。国外旅游市场需求ln(TF)对人居环境的冲击作用在-0.010左右波动,影响甚微。张家界国内旅游市场占有率约95%,占主导地位,因此,国外市场变化不会引起太大冲击,而国内旅游市场需求的增加,短期内能带来一定经济收益,随着外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不断输入,也将引起土地利用、社会结构、人口流动、生态环境等发生一系列负面反应,随着政府等组织的引导与调整,正负效应相抵消后逐步趋于0。③ 居民参与行为ln(TR)对人居环境的冲击作用较为显著,初期响应为0,随后缓慢增加,在第8期后保持平稳（0.012）。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就业和投资机会,居民主体的参与行为,能获得工资性及投资性回报,对城市建设及人居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持续性。④ 政府支持ln(FS)给人居环境带来正向冲击效应,初期响应为0,第4期达到峰值0.016,随后稳定在0.014水平。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规划“三生”空间、修建旅游设施、完善城市建设、整治保护环境等措施,对“三生”系统的调控和干预,具有较强规范性和保障性,推动或制约着人居环境系统演变,且这种冲击作用具有较长时效性。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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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影响因素与人居环境质量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

Fig. 6Impulse 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在内外驱动作用下,张家界人居环境系统发生了周期性变化,结合VAR结果,各因素的作用路径、影响效应均不一样,长期来看,国内旅游市场、居民参与行为及旅游资源丰度与人居环境具有显著正相关性;短期来看,居民参与行为、政府支持、旅游资源丰度对人居环境能产生较持续的正效应。此外,人居环境演变不同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也不一样,基于各阶段演化特征,在介入阶段,旅游市场需求、旅游资源是主要驱动因素;分化阶段,居民等组织受利益驱动的参与行为影响较大;调控阶段以政府引导作用为主;共生阶段,受宏观环境、市场变化、参与行为、政府引导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最后,人居环境“三生”系统具有以下演化趋势：即生态系统景观化态势良好,生产系统旅游化特征明显,生活系统多元化趋势凸显（图7）。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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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张家界人居环境演变机理

Fig. 7Evolution mechanism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Zhangjiajie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在城市化与旅游快速发展背景下,从“三生”系统切入,遵循“演变轨迹刻画-周期阶段划分-演化过程及驱动机理”的逻辑轴线,对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特征和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源型旅游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1）基于“三生”系统内涵、关系及形成机理,分析典型旅游城市“三生”系统由自然生态、旅游生产和城市生活子系统构成,其人居环境分为“原住民居环境”和“旅游者居环境”,两者在功能、目标、特征等方面具有较强耦合性和契合性,“三生”系统发展及变化是人居环境的重要部分。

（2）结合熵值法,得到人居环境及各系统发展水平的演化特征：人居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向旅游城市复合空间转变;生态系统逐步优化,雨涝灾害较频繁;生产系统向旅游业转型,易受重大事件影响;生活系统全面升级,生活水平及基础设施改善明显。

（3）依据HP滤波分析,将张家界人居环境演变分为4个阶段：介入阶段,旅游业的介入开始对景区周边人居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分化阶段,各领域变化剧烈,无序建设、超前发展造成环境破坏,人居环境系统处于量变向质变的关键时期;调控阶段,以政府为主的组织全面调控和推动“三生”系统健康发展;共生阶段,各系统相互浸透、协调发展,人居环境朝着国际旅游城市的新型复合空间转变。

（4）在内外因素驱动下,张家界人居环境系统发生了周期性变化,通过VAR模型,长期来看,国内旅游市场、居民参与行为及旅游资源丰度与人居环境具有显著正相关性;短期来看,居民参与行为、政府支持、旅游资源丰度对人居环境能产生较持续的正效应。此外,人居环境不同演变阶段的主导驱动因素亦有区别。

6.2 讨论

从“三生”系统切入,探讨了1989年以来以张家界为代表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过程。一方面,映射出西部民族地区从传统落后山区逐步走向生活富裕、环境宜人的国际旅游城市的过程;另一方面,反映了旅游城市“三生”系统从过去的矛盾冲突关系,调整为目前的协调共生状态。不同于以往人居环境多关注的“五大系统”,本文基于“三生”系统,理论上分析了“三生”系统的内涵、关系及形成机理,阐述了旅游城市“三生”系统与人居环境系统的构成,以及两者在功能等方面的兼容性和契合性。实践上,以张家界市为例,关注人居环境特征及根源事件的提炼,建构由驱动因素、作用路径形成的演化机理。此外,文章还对人居环境的演变周期进行科学识别,对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但尚未从中微观尺度探讨其他因素的作用机理,而且“三生”系统只是人居环境系统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重要内容尚未涉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量化,将旅游生产系统加入其中,其合理性也有待实践验证。最后,由于数据收集及时间序列要求的局限性,对“三生”系统及各阶段影响因素的量化表征仍存在数据支撑不足,微观刻画不够全面等问题,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

不同于其他城市,旅游城市的人居环境演变有其自身的特性,如经济更易受重大事件影响,旅游人数季节性增多将增加城市管理难度,也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挑战,结合张家界的实际状况,提出优化旅游城市人居环境的3点普适性政策建议：① 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如新冠肺炎,政府部门可给旅游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在融资、劳资、补贴、保险等方面出台扶持政策,设立旅游行业扶持基金和政策性保险;旅游企业开展适宜的旅游业务,如在线旅游、线上研学旅行、旅游文创产品电商业务,同时研发旅游产品、开展在线培训、优化旅游服务。② 优化城市管理,建立精细化、数字化、网格化和路段责任制“四位一体”管理体制,及时解决居民生产生活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按照“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的要求,强化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在基础设施、园林绿化、公共停车、市容环卫等领域的应用,提升现代化、智能化、人性化治理能力。③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要求,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强化蓝天保卫战,做好道路扬尘污染控制,开展道路品质提升工程,提倡绿色出行;以全域旅游为契机,推进“厕所革命”,建设乡村旅游区、星级农家乐,按景区标准建设美丽新农村,实现处处是风景,村村可旅游。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专家在评审过程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理论基础、指标选取、研究方法、结论与讨论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谷永泉, 杨俊, 冯晓琳, 等. 中国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空间分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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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249/j.cnki.sgs.2015.04.410 [本文引用: 2]
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在中国101个拥有5个3A及以上旅游景区的城市中选取3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人居环境适宜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30个典型旅游城市经济环境适宜度、生态环境适宜度、气候环境适宜度、服务环境适宜度和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得分,并对典型旅游城市的人居环境适宜度进行排序和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和上海在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排名前两位且优势明显;长三角地区城市（苏州、杭州、南京等）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排名与典型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差距不大且大部分排名前15,是城市人居环境与旅游资源协调发展的典范;沿海城市（大连、青岛、厦门等）和传统旅游城市（桂林、昆明、黄山）由于旅游季节单一等原因造成城市旅游综合指数得分的排名不高,但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较高,优势主要体现在气候环境适宜度、生态环境适宜度和服务环境适宜度;以人文景观为主的旅游城市（西安、洛阳等）人居环境适宜度排名普遍不高;重庆、广州在典型旅游城市中排名靠前,但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较低,此类城市在做好旅游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城市生态、服务等方面的发展。
[Gu Yongquan, Yang Jun, Feng Xiaolin, et 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uitability in Chinese typical tourist citie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4): 410-418.] DOI: 10.13249/j.cnki.sgs.2015.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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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8306/dlkxjz.2017.12.011 [本文引用: 1]
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重要内容。本文以环渤海地区44个城市为例,从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评价人居环境指数,运用描述统计和GIS制图方法,分析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沿海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明显高于内陆城市;在省级行政单元中,辽宁省人居环境综合指数最高,天津最低。②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人口规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仅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并不能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但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则可有助于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
[Chen Chenyi, Zhang Wenzhong, Zhen Dongshen, et al. Assess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y in Bohai Rim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12): 1562-1570.] DOI: 10.18306/dlkxjz.2017.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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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晴青, 陈佳, 李伯华, 等.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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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249/j.cnki.sgs.2018.02.005 [本文引用: 1]
从生态、居住、公共服务、休闲环境等人居环境核心系统出发,综合运用AHP、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时空演变过程、核心驱动力、驱动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表明：①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格局呈现出西北部相对下降,东南部逐渐提升的过程,优质的人居环境逐步向环鄱阳湖地区及京广线沿线集中分布;② 生态环境质量格局逐渐呈现以襄阳-吉安连线为界,东侧质量显著优于西侧的格局。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质量始终优于江西片区浙赣线沿线城市,但休闲环境质量则逐渐劣于江西片区浙赣沿线;③ 城市人居环境演变驱动力作用对象、程度、方向各异。其中经济发展、政府投入为城市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动力,社会群体收支为其内部关键动力,而土地供给与建设投资为现阶段次要动力,此外,城市规模通过集聚、催化作用推动城市人居环境的演变。
[Yang Qingqin, Chen Jia, Li Bohua, et 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orce detection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t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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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
[Li Xueming, Jin Peiyu.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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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地系统脆弱性视角切入,遵循“演变轨迹刻画—阶段情景描绘—演化路径与机理剖析”的逻辑轴线,结合“ground-truthing”质性研究方法,探索了1980年以来以陕西省佳县为代表的黄土高原半干旱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历程与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 定量测度了1980—2016年佳县乡村人居环境综合系统及子系统脆弱度值。其中,自然系统脆弱性由干旱主导转向雨涝灾害主导;21世纪以来,居住系统脆弱性全面减轻,支撑系统脆弱性反弹加剧;近10 a,社会系统脆弱性逐渐减轻,人类系统已走向重度脆弱等级,综合脆弱性停滞于中度脆弱等级。② 提出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情景转化阈值规则,界定了顽固脆弱、不受控制的脆弱、可控的脆弱、稳定健康、易变的系统等5类脆弱性情景。案例区脆弱性演变经历4个阶段,但徘徊于顽固脆弱的系统与不受控制的脆弱性系统情景之间。③ 建构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阶段性演化动力机制,梳理了5大子系统脆弱性阶段性演化路径,提炼了涉及气候变化、城市化扰动、市场变化、政策干预及农户行为适应等5大驱动因素的20件关键影响事件。
[Yang Qingqing, Yang Xinjun, Gao Yanhui. Change in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in the semi-arid area of the Loess Plateau since 1980: A case study of Jiaxi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5): 756-771.] DOI: 10.18306/dlkxjz.2019.0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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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柱, 王群.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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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是乡村发展转型进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论文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能源消费结构、居住条件、环境卫生5 个方面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皖南旅游区进行实证测度,探讨该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表明:①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得分总体上呈现“双核突出,中部跟进,外围凹陷”的异质异构空间格局;②基础设施空间呈现“三核并驾,北高南低”分布结构,主要位于屯溪区、青阳县和案例区北部,展现东西向渐变特征;③ 公共服务设施兼具“双核”分布特征;④ 能源消费结构和居住条件呈现以屯溪区为核心的单核结构;⑤ 环境卫生则主要集中在在歙县和宁国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旅游发展、地域文化等自然和人文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作用大小、方向存在明显差异。气候条件、贫困程度、空间距离3 个因子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其余因子均为正向影响。自然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等是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长期延续积累下来的对人居环境质量起到相对稳定作用。旅游发展过程中注入的一系列新型人地关系因素是当前影响皖南旅游区人居环境关键性驱动力。影响因子与评价因子两组变量之间存在典型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同时,影响因子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直接效应,并通过其他变量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间接作用效果。
[Yang Xingzhu, Wang Qun. Evalu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difference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in tourism area of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6): 851-867.] DOI: CNKI:SUN:DLXB.0.2013-0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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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consensus within tourism research that tourists are sensitive to weather. The climate of a destination is believed to influence the selection of a destination, the timing of the visit and the enjoyment of the destination. The climatic suitability of locations for tourism is often evaluated using indices of climatic data, including the Tourism Climatic Index and the Climate Index for Tourism. The output of these indices is a measure of suitability based on the climatic conditions of the destination alone. This is valuable in facilitating baseline comparisons between destinations, but ignores the role of the country of origin of tourists, the anticipated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in tourist accommodation establishments and attractions. We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se factors on the sensitivity of tourists to the climate of a destination, using commentary on climatic factors in TripAdvisor reviews for a selection of 19 locations in South Africa.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limatic sensitivity of specific tourist groups and climatic challenges in tourist accommodation establishments, facilitates improve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threats to the tourist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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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探究“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利用功能与土地利用类型的辩证关系,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建立了三生空间分类与评价体系,揭示了1990-2010年间中国三生空间的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主要城市群及粮食主产区,其扩张区域主要分布于东北平原、新疆西北、宁夏、兰州—西宁、四川盆地、环渤海、长三角、厦漳泉、珠三角等地区,缩小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江汉平原、闽南丘陵等地区;② 生活空间主要集中在全国主要城市及城市群,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其扩张过程表现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大规模、区域式扩张和各主要省会城市的小规模、点状式扩张。③ 生态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整体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④ 工业化、城镇化是中国三生空间变化的基本动力,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农田开垦、华北平原和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建设、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等是导致三生空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本文可以为三生空间的分类规划和优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Liu Jilai, Liu Yansui, Li Surui. Classified evaluation and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analysi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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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江三角洲核心区为例,利用1990、2000、2010年3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土地利用变化数据,按照“生产-生态-生活”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贡献率等方法,定量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转型、时空格局特征与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1990~2010年,长三角地区基于“三生用地”的土地利用转型表现为生产用地减少,生态用地稳定,及生活用地快速增加。② 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1990年的0.470持续降至2010年的0.444,整体质量有所恶化,较高质量区和高质量区面积与比重保持稳定。③ 1990~2010年,长三角地区同时存在生态改善和恶化的两种趋势,生态环境改善小于环境恶化的趋势。城镇和农村生活用地、工矿生产用地对农业生产用地的挤占则是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重要原因。
[Yang Qingke, Duan Xuejun, Wang Lei, et al.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 spaces and associated eco-environment effects: A case stud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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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乡村功能发展的多元化和空间分异特征日益明显。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研究地域单元,构建乡村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揭示长株潭地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异特征并进行功能分区与调控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地区乡村“三生”功能空间分异特征明显,耕地资源丰富的醴陵市、浏阳市等地区生产功能较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荷塘区、岳塘区等地区生活功能较强,生态环境较好的茶陵县等地区生态功能较强。② 基于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共划分为东部平原生产区、中部丘陵生活区、南部山地生态区、中部丘陵生态生活区和北部丘陵生态生产区5种类型功能区,其中东部平原生产区、中部丘陵生活区、南部山地生态区为长株潭地区的三生功能优势发展区,基于“优化主导优势功能、提升中等功能、改善弱势功能”的原则,提出各功能分区的调控路径与发展策略,从而为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转型发展与主导功能的识别及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An Yue, Zhou Guohua, He Yanhua, et al.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al zoning and regulation of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production-life-ecological func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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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是在识别现状空间结构、格局及问题的基础上,对未来空间进行优化布局,实现空间的均衡、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国土空间分区方式,已成为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论文通过文献调研法、对比法和归纳法,系统梳理了“三生”空间概念内涵、识别与优化研究现状。目前,“三生”空间识别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三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概念探讨不足,“三生”空间的定量识别方法与技术体系研究有待完善,“三生”空间动态演化及驱动机制、空间冲突诊断和问题分析较为薄弱,“三生”空间优化理论和技术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形成“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质”“量”观,借鉴国际空间规划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三生’空间形成机理与概念界定、定量识别、演化机制挖掘、冲突诊断与问题分析、优化调控与模拟”为主线,系统构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同时,重视具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特征的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
[Huang An, Xu Yueqing, Lu Longhui,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identif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3): 503-518.] DOI: CNKI:SUN:DLKJ.0.2020-03-014.
[本文引用: 1]

程钰.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与优化研究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79-98.
[本文引用: 1]

[Cheng Yu.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system about man-land relationship: A case of Shangdong province
Jin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Sh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2013: 79-98.]
[本文引用: 1]

赵黎明, 杨其元. 旅游城市系统.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Zhao Niming, Yang Qiyuan. Tourist City System.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7.]


陈钢华, 保继刚. 专业化旅游城市的发展历程与动力机制: 以三亚市为例
旅游论坛, 2014, 7(1): 1-10.
[本文引用: 2]

[Chang Ganghua, Bao Jiga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ces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specialized tourist city: A case study of Sanya, China
Tourism Forum, 2014, 7(1): 1-10.] DOI: CNKI:SUN:GLGZ.0.2014-01-001.
[本文引用: 2]

李伯华, 曾灿, 窦银娣,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 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677-687.
DOI:10.18306/dlkxjz.2018.05.011 [本文引用: 6]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Li Bohua, Zeng Can, Dou Yindi, et al. Change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driving mechan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677-687.] DOI: 10.18306/dlkxjz.2018.05.011.
[本文引用: 6]

郑溪. 石林彝族村落旅游人居环境建设与发展研究
昆明: 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21-22.
[本文引用: 1]

[Zheng Xi. Settlement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tone forest county
Kunming: Master Dissertation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21-22.]
[本文引用: 1]

孙振杰, 袁家冬, 刘继斌. 中国典型旅游城市生活服务水平评价及障碍因素研究
地理科学, 2020, 40(2): 289-297.
DOI:10.13249/j.cnki.sgs.2020.02.014 [本文引用: 2]
旅游城市是城市居民和外来旅游者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空间。根据城市发展的综合性目标与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密切对应理念,构建生活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23个典型旅游城市数据,运用TOPSIS模型评价2010~2016年典型旅游城市的生活服务水平,并引入障碍度模型分析旅游城市生活服务的主要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10~2016年中国旅游城市生活服务水平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城市排序比较稳定,珠三角和长三角旅游城市的总体水平较高,但仍未达到生活服务的高水平阶段;旅游城市在社会文化、经济基础和开放共享层面的评价得分逐步上升,公共服务和出行设施的评价得分下降明显,城市公共服务提升和出行设施的增量建设不足;大多数城市生活服务的主要障碍因素来自出行设施、开放共享、公共服务和社会文化,并且在出行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文化上的障碍度仍有增大的趋向。
[Sun Zhenjie, Yuan Jiadong, Liu Jibin. Evaluatio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life services level of typical tourism cities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2): 289-297.] DOI: 10.13249/j.cnki.sgs.2020.02.014.
[本文引用: 2]

李国祥, 李永清, 马天骄. 基于HP滤波法的我国CPI波动规律研究
经济问题, 2017, (10): 60-66.
[本文引用: 1]

[Li Guoxiang, Li Yongqing, Ma Tianjiao. Study on the CPI fuctuations regularity on the basis of HP filter method
Economic Problems, 2017, (10): 60-66.] DOI: CNKI:SUN:JJWT.0.2017-10-010.
[本文引用: 1]

王兆峰, 刘庆芳.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与旅游经济互动响应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9): 1945-1961.
[本文引用: 1]

[Wang Zhaofeng, Liu Qingfang.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ourism eco-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its interactive response with tourism economy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9): 1945-1961.] DOI: 10.31497/zrzyxb.20190911.
[本文引用: 1]

夏赞才. 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史研究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181.
[本文引用: 2]

[Xia Zancai. A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odern tourism in Zhangjiajie
Changsha: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04: 181.]
[本文引用: 2]

李伯华, 曾灿, 刘沛林, 等.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 以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经济地理, 2019, 39(8): 153-159.
[本文引用: 3]

[Li Bohua, Zeng Can, Liu Feilin, et al.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8): 153-159.]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8.018.
[本文引用: 3]

李伯华, 曾荣倩, 刘沛林, 等. 基于CAS理论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研究: 以张谷英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18, 37(10): 1982-1996.
DOI:10.11821/dlyj201810009 [本文引用: 3]
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基础,从基本特征、结构构成和适应机制等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系统特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由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多元主体系统等4个子系统构成,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非常契合。以张谷英村为例,研究了其人居环境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在徘徊阶段（1978-1988年）,村民自组织发展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主体适应性行为和人居效应的作用强度均有限,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量变的积累阶段;② 在过渡阶段（1989-2001年）,政府的强势介入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导致了利益关联的复杂性、流要素转化的高速性以及系统演化的不确定性,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质变的关键阶段;③ 在剧变阶段（2002年至今）,多元主体的交互作用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各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强度和复杂程度增强,加速了人居环境功能转型和系统结构质的跃升。为了促进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有序升华,从提升自适应能力、重视自组织反应、优化主导调控和引入社会治理等视角构建了系统调控机制。
[Li Bohua, Zeng Rongqian, Liu Peilin, et al. Human settlement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based on theory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A case study of Zhangguying villag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0): 1982-1996.] DOI: 10.11821/dlyj201810009.
[本文引用: 3]

丁建军, 王璋, 柳艳红, 等. 中国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6): 924-937.
DOI:10.18306/dlkxjz.2020.06.004 [本文引用: 2]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提升抗风险与自我发展能力对连片特困区而言意义深远。经济韧性作为反映区域经济应对冲击时抵抗、恢复、调整及转型能力的指标,能够有效评估连片特困区的抗冲击能力和返贫风险。基于中国12个连片特困区的地市级数据,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及核心评估变量对其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与对比,并运用多种回归模型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小于非连片特困区,二者虽均呈逐年递增趋势,但非连片特困区增速略快。进一步对指数分解后发现,连片特困区与非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的差距主要来自于适应与调整能力的差异。② 罗霄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经济韧性均值最高,而滇西边境山区、六盘山区、四省藏区最低,东西差异明显。③ 大部分片区经济韧性逐年递增,经济韧性越高的片区往往增速越快,但四省藏区、六盘山区、吕梁山区经济韧性出现下降趋势,其中,吕梁山区下降最明显。在对不同片区经济韧性分解后发现,不同片区间适应与调整能力差异最大,创新与转型能力差异最小。④ 地理区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外贸依存度、财政自给水平、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专利授权数等变量对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影响。⑤扶贫政策有利于增强片区经济韧性,经济韧性较低的片区对扶贫政策的依赖程度更高,其中,四省藏区、六盘山区、滇西边境山区对扶贫政策依赖最为严重。
[Ding Jianjun, Wang Zhang, Liu Yanhong, et al.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resilience of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China and influencing factor analysi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6): 924-937.] DOI: CNKI:SUN:DLKJ.0.2020-06-005.
[本文引用: 2]

麻学锋, 崔盼盼. 旅游演艺业对旅游产业成长的响应过程与影响机制: 以张家界“魅力湘西”为例
地理与地理科学信息, 2019, 35(1): 118-124.
[本文引用: 1]

[Ma Xuefeng, Cui Panpan. Response proces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erforming enterprises to the growth of tourism industry: A case study of Zhangjiajie's “Charming Xiangxi”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19, 35(1): 118-124.] DOI: CNKI:SUN:DLGT.0.2019-01-018.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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