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cy adjustment on the increase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in restricted development zones
WANG Liangjian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9-12-23修回日期:2020-05-15网络出版日期:202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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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19-12-23Revised:2020-05-15Online:2020-10-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王良健(1964-),男,湖南双峰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土地经济。E-mail: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pproval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ning of Dongti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in 2014 is taken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while the panel data of 87 counties of Hunan province from 2007 to 2017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are used to test the effec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wo perspectives of the income increase of farmers and grain yield increa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ning of Dongti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can increase both yield and income through generating the structural effect, allocation effect and technical effect. The grain output has increased by 3.82% and the income of farmers has increased by 10.2%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ning. Moreo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ning does not have a time-delay effect, which will actually be beneficial to such goal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a better-off life. (2) There is an remarkable increase in production and income of county farmers;nevertheles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effect in county-level cities is not good enough. (3)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types of grain crops, the yield of rice has an even more marked increase. (4) The next step is to further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relevant polic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tandard basic farmland, the increase of agricultural subsidies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restricted development zone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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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王良健, 刘贞, 张薇, 李晗, 刘炎. 限制开发区政策调整对农民增产增收的影响研究. 地理研究[J], 2020, 39(10): 2268-2280 doi:10.11821/dlyj020191097
WANG Liangjian, LIU Zhen, ZHANG Wei, LI Han, LIU Yan.
1 引言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限制开发区域划分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而全国农产品主产区又进一步划分为“七区二十三带”,洞庭湖区则属于长江流域农产品主产区①(①《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七区包括东北平原等7个农产品主产区,二十三带指七区中以水稻、小麦等农产品生产为主的23个产业带。)。农产品主产区的突出特征为农村人口集中、乡村为主要发展形态、“三农”问题较为严重。洞庭湖区亦不例外。该区湖泊日益萎缩,防洪泄洪能力下降;水体质量下降,生态问题突出;农村发展滞后,“三农”问题尤其明显,逐渐从过去的“鱼米之乡”成为现今的经济发展的“洼地”。限制开发区域如何破解“三农”难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既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协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等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著述颇丰。Burke等通过肯尼亚的田间试验探索信贷市场的完善能否增加非洲农场收入的问题[1]。Wu等在研究农业规模、农用化学品和农民收入关系的基础上,深入探索家庭承包责任制和户籍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2]。Zhang等使用中国16个省份3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与561户农民的调查数据,研究直接补贴和农民合作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3]。Chatterjee等研究印度的农民信用卡计划(KCC)的实施对粮食产量的影响[4]。Cui等在大规模的调查和情景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农业主产区实施强化管理措施与粮食产量、当地环境绩效的关系[5]。Yi则探索中国不同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差异性[6]。国内****则分别从农业机械化[7]、农村金融规模[8]、产业融合[9]、农业生产性服务[10]、人力资本[11]、土地流转[12]等不同视角探讨其与农民收入的关系。也有部分****评估了相关政策或项目实施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如税费改革[13]、精准扶贫[14]、退耕还林[15]。而粮食增产的研究多侧重于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探讨,研究表明农业基础设施[16]、农业前沿技术[17]、财政支农、机械作业[18]等均对粮食产量有促进作用。亦有部分****将关注点转向粮食主产区内粮食增长贡献因素的量化[19,20]和利益补偿机制的完善[21]。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近年来各级政府及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迄今在理论研究[22,23,24,25]、技术方法[26]及政策研究[27]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主体功能区的研究中均明确提到限制开发区既应限制大规模城镇化开发,发挥保护生态,保障粮食安全的功能,也应当科学有序发展。由此,部分****关注限制开发区的乡村发展问题。任艳胜等研究认为限制开发区内,以牺牲农地发展权价值为代价来保护农田资源的农户应当获得一定的补偿[28]。张海莹等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户愿意接受农地补偿,并得到了大致的受偿意愿区间[29]。任凯丽等对宁夏盐池县的生态补偿方案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还享有能够提高其生计能力的生态补偿[30]。在农地的利用上,限制开发区的农户有较强的耕地意愿,比起经济作物,他们更愿意耕种粮食作物[31]。另外,限制开发区的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村城镇化模式的转变,从而影响农户的就业方式[32]。不仅如此,还能够优化国土空间,倒逼经济转型发展[33],微观上能够促进农户行为的改变[34]。总之,目前的实证研究多侧重在限制开发区农户补偿情况、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以及限制开发区政策对乡村城镇化的影响。而在限制开发区内,如何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统筹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实施视作一种政策的外部冲击,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探究限制开发区政策调整对农民增产增收的影响。
2 研究区概况
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湖区水系发达,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雨热同季,历来是中国粮食主产区和重要的商品粮、棉、油生产基地。截止2018年,该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约占湖南省的三分之一,拥有国家级商品粮基地、120个标准化蔬菜种植园、养殖场、特色产业园及1万个以上的农业加工企业。洞庭湖区既是国家战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处在接受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双重辐射的中间地带,且水陆交通便捷,具备水陆联运的交通区位优势,是湖南省开放条件优越的区域。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实施一开始就伴随着土地、财政、产业、环境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地②(② 资料来源:《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实施意见》(湘发〔2014〕19号)。)。土地政策上,做好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建立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财政支持方面,建立洞庭湖区专项财政资金,加大转移力度,并试点探索建立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补偿机制。投融资方面,在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的同时,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对符合条件的农业保险给予适当补助。产业发展方面,加大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发展特色产业,关停或转移“红牌产业”;建立关企、检企合作机制。环境保护上,创新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机制,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健全生态经济区绿色政绩考评体系。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范围包括湖南省岳阳、常德、益阳三市、长沙望城区及湖北荆州市。考虑到本文建模的部分控制变量相关数据的统计口径两省不一致,为避免这种不一致带来的建模困难,本文的研究范围为湖南省辖区内的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图1)。因此,本研究的实验组包括湖南省的岳阳、常德、益阳等所辖县(市),不含上述三市所辖的区和湖北省荆州市,但包括长沙市望城区,其依据是望城在2011年撤县设区后仍然享有县的管理权限。共计17个规划实施的县(市)及1个区作为本研究的实验组;而控制组则为湖南省内未实施规划的69个县(市)。
图1

图1研究区域范围
Fig. 1Scope of the study area
上述政策通过何种机制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可以从经济学原理予以阐释,政策的落地通过产生结构效应、配置效应与技术效应,达到增收增产的效果。在收入增长上,主要表现在结构效应和配置效应的发挥,结构效应主要体现在政策引导下,农户收入结构发生变化。土地政策为农民带来收益性和保障性,从收益性角度来看,农民在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过程中,通过转租等方式提高建设用地的边际报酬以增加财产性收入,还可以在市场上进行流转获得较高收益。从保障性角度来说,农地制度确保农民基本生存的收入保障。在此基础上,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获取工资性收入[35];在征地过程中,足额及时发放的财政补偿可确保农民转移性收入增加。配置效应主要体现在优化社会资源,提高生产要素使用率,减少剩余劳动力。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各项农业补贴,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增加农民收入[36]。农业补贴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激励农民劳作,增加农民收益;生态补偿将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保障农民应有的权益。产业发展上,优化内部结构,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加快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拓宽农民收入渠道[11]。
在粮食产量上,三种效应均产生作用。相关政策直接作用于粮食供给侧,间接影响粮食需求侧。耕地质量的提升、农业机械动力的转型升级、先进农业管理技术的引进,能优化粮食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从而达到增产效果。从农业供给侧着手,提高农产品质量,能够有效扩大消费者对国内农产品的需求。需求推动供给进一步改革,促进生产的“质”与“量”的提升。
政策落地推动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在粮食生产上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增产效果[37]。在粮食供给增加的情况下,容易陷入“谷贱伤农”的困境,但在政策的引导下,因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使部分种植者向其他领域转移,完成粮食生产者向粮食消费者身份的转变,使得粮食需求增加,粮食供给与需求达到一个新的均衡,从而摆脱粮食增产农民不增收的困境。
3 研究方法、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双重差分法主要用于评估政策或者项目的实施效果,部分****将双重差分法运用在农业政策或项目效果评测,如退耕还林政策、生态农业政策、精准扶贫政策等。其双重差分的基本原理如下模型所示[38]。式中:
根据双重差分的基本思想,本文模型如下所示:
式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了乡村振兴的五大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而生活富裕关键在增收。考虑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各项指标数据获取有难度,本文尝试选取人均粮食产量(Y1)和农民人均收入(Y2)来表征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作为被解释变量。因人均粮食产量和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因素不一致,所以分别选取两组控制变量,在模型中用Xit表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地区特殊性与影响因素的可量化,人均粮食播种面积(X1)、人均农机动力拥有量(X2)、有效灌溉面积占比(X3)与农民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X4)作为人均粮食产量(Y1)的控制变量。选取城镇化率(X5)、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6)、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X7)、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X8)、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X9)作为农民人均收入(Y2)的控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使用城镇化率进行衡量。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镇转移。一方面,工资性收入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当地经济的发展,带动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得到提升。因此,城镇化水平与农民增收是正相关关系[39]。基础设施建设则运用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近似衡量。农村基础设施在农产品的输送、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部分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与农民收入成正相关关系,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民非农就业,从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本文选用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与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来衡量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用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人均农机动力拥有量、有效灌溉面积占比与农民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衡量土地要素的投入、生产的技术水平、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与农业发展水平。以上变量均能促进粮食产量增加。
本研究使用2007—2017年湖南省87个县(市)的面板数据,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设立作为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限制开发区的政策调整对于农民增收增产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数据缺失较多的直接剔除,比如溆浦县;极个别缺失的数据则使用该指标前后两年的平均值进行填充。变量名称、变量的处理以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有与价格相关的变量均以2007年为基期使用对应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人均粮食产量和农民人均收入的平均数分别是0.83和76.35,最小值分别是0.30和49.42,最大值分别是1.67和294.06,标准差是0.31和49.42。
Tab. 1
表1
表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 1
变量含义 | 计算方法与来源 | 观察值 | 平均数 | 方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人均粮食产量(Y1) | 粮食总产量/农村人口 | 957 | 0.8268 | 0.3061 | 0.2979 | 1.6653 |
农民人均收入(Y2) | 湖南省统计年鉴 | 957 | 76.3477 | 49.4216 | 9.0522 | 294.0573 |
人均播种面积(X1) | 粮食播种面积/农村人口 | 957 | 1.4519 | 0.7392 | 0.3860 | 19.1259 |
人均农机动力拥有量(X2) | 农机总动力/农村人口 | 957 | 1.4338 | 0.7551 | 0.2515 | 7.6279 |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X3) | 有效灌溉面积/总面积 | 957 | 14.8545 | 9.1755 | 1.9133 | 53.2258 |
农民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X4) | 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人口 | 957 | 66.8806 | 35.9312 | 13.0000 | 222.8758 |
城镇化率(X5) | 城镇人口/总人口 | 957 | 0.3782 | 0.1047 | 0.1713 | 0.7706 |
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6) |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人口 | 957 | 166.6415 | 168.7137 | 5.3291 | 1177.1300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X7) | 第一产业增加值/地区总产值 | 957 | 0.2152 | 0.0850 | 0.0344 | 0.5064 |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X8) | 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总人口 | 957 | 99.7436 | 112.5802 | 5.7810 | 832.0853 |
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X9) | 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总人口 | 957 | 74.6122 | 49.6245 | 12.2654 | 378.4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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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分析
4.1 计量结果分析
由公式(2)计量得出的结果见表2。表2中,第一列和第三列数据分别是人均粮食产量和农民人均收入模型剔除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其结果表明,规划实施产生了较好的增收效果,但增产效果欠佳。这可能是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因此,加入控制变量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第二列和第四列数据所示。第二列数据表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后的粮食产量比实施前的高3.82%。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扩大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和提高人均农机拥有量均能够有效增加当地粮食产量。洞庭湖是该生态经济区最主要的灌溉来源,短期内灌溉能力变化不大。因此,在研究时段内,有效灌溉面积占比与人均粮食产量呈现不相关关系。第四列数据表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后的农民收入比实施前的增加10.2%。随着城乡融合,更多农民通过培训服务获得职业技能,选择靠近乡村的城镇就业,从而提高个人的工资性收入。同时,经济结构对于农民人均收入影响较大。农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第一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大大释放第一产业的生产潜力,通过提高劳动效率而增加的产量与畅销的高质量农产品直接促进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增加;第二产业的发展推动农机的制造与使用,这不仅拓宽农民就业面,而且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做到两手齐抓;第三产业发展意味着乡村旅游的推进,农村各项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最为直接的是农村住房利用率得到提高,不仅可以自住,而且能够发展民宿旅游,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根据计量结果看,现阶段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效应与挤出效应相抵,因此,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指出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至2017年11月,农民收入增加了13.02%③(③ 数据来源: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公众号发布的《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实施效果评估报告》,2018年3月19日。),这与本文研究结果基本吻合。可见,本文结果能够反映政策调整效果。Tab. 2
表2
表2模型回归结果
Tab. 2
变量 | Y1(未加入控制变量) | Y1(加入控制变量) | Y2(未加入控制变量) | Y2(加入控制变量) |
---|---|---|---|---|
du×dt | 0.0278* (0.067) | 0.0382*** (0.004) | 0.0904 (0.153) | 0.1020* (0.099) |
X1 | 0.1558** (0.048) | |||
X2 | 0.0444** (0.011) | |||
X3 | 0.0009 (0.955) | |||
X4 | 0.2545*** (0.000) | |||
X5 | 1.5598** (0.014) | |||
X6 | 0.0859 (0.115) | |||
X7 | 1.6722* (0.056) | |||
X8 | 0.2162** (0.020) | |||
X9 | 0.2272** (0.015) | |||
个体固定效应(φi)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时间固定效应(ηt)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R-squared | 0.7000 | 0.8016 | 0.8110 | 0.8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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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平行趋势检验
关于平行趋势检验,Bertrand等认为进行双重差分的前提应该是符合平行趋势假定,即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接收外界冲击前的发展趋势应该一致[40]。为了准确反应规划实施前后的发展趋势,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实验组与时间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得到的交互项的系数见表3。交互项的系数在政策发布前是不显著的。这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变化趋势没有显著的差异,所以不能够拒绝平行趋势假设成立的可能。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当年开始,人均粮食产量和农民人均收入的交互项的系数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下显著。这就意味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国家战略的实施对于农民增产增收基本不存在时滞效应。而粮食产量结果的交互项在规划实施前一年已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在政策实施前,长期从事农作的农民根据自己的理性预期,对于政策的颁布进行了预判,从而能提前加大生产要素的投入,以获得来年更大的丰收[41]。此结果正好与事实相符,在2011年末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至2014年获批,因此,预期效应是存在的。虽然如此,但在政策实施前的交互项是联合不显著,因此符合平行趋势假定。Tab. 3
表3
表3农民增产增收时间变化趋势的平行假设
Tab. 3
交互项 | Y1 | Y2 |
---|---|---|
政策前6年 | 0.0147 (0.410) | 0.0273 (0.151) |
政策前5年 | 0.0281 (0.207) | -0.235 (0.503) |
政策前4年 | 0.0183 (0.433) | 0.0210 (0.563) |
政策前3年 | 0.0209 (0.390) | 0.0859 (0.227) |
政策前2年 | 0.0416 (0.101) | 0.1254* (0.074) |
政策前1年 | 0.0548** (0.037) | 0.1159 (0.113) |
政策实施年 | 0.0615** (0.019) | 0.1380* (0.093) |
政策后1年 | 0.0714** (0.011) | 0.1496* (0.097) |
政策后2年 | 0.0565* (0.053) | 0.1664* (0.084) |
政策后3年 | 0.0682** (0.036) | 0.1736 (0.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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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稳健性分析
4.3.1 变量替换 既有文献通常使用人均粮食产量与粮食单产研究有关粮食增产问题,考虑到洞庭湖区的人口流动大,人口统计有可能存在数据的偏差,计量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运用粮食单产替换人均粮食产量进行回归(表4)。对照两者的du×dt的系数。若变化较小,则可以说明使用人均粮食产量所得出的计量结果稳健,较好的测度限制开发区政策调整带来的增产效应。其计量结果如表4的第一列数据所示。du×dt的结果依旧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并且系数变化不大。因此,计量结果稳健。Tab. 4
表4
表4稳健性检验
Tab. 4
变量 | 变量替换Y1 | 反事实检验Y1 | 反事实检验Y2 |
---|---|---|---|
du×dt | 0.0382*** (0.004) | 0.0089 (0.414) | -0.0215 (0.679) |
X1 | -0.8442*** (0.000) | 0.1608** (0.046) | |
X2 | 0.0444** (0.011) | 0.0411** (0.012) | |
X3 | 0.0009 (0.955) | -0.0011 (0.948) | |
X4 | 0.2545*** (0.000) | 0.2420*** (0.000) | |
X5 | 1.5317** (0.019) | ||
X6 | 0.0821 (0.143) | ||
X7 | 1.4526* (0.087) | ||
X8 | 0.2197** (0.020) | ||
X9 | 0.2227** (0.024) | ||
个体固定效应(φi)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时间固定效应(ηt)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R-squared | 0.8393 | 0.7974 | 0.8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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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反事实检验 本文重新随机选取战略发生的地点进行反事实检验。反事实检验中选取的实验组为株洲、邵阳等地区的县(市),即以上地区的县(市)设置为虚拟变量1,其余为0,政策发生的时间不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的结果分别见表4的第二列和第三列数据的所示,其中du×dt的系数均不显著的,甚至农民人均收入的du×dt系数为负。这排除了地区的特殊性导致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可能。反事实的检验进一步说明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能够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有利于乡村振兴。
4.4 异质性分析
县级市是根据设立标准,撤县发展而来,与县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将市与县分开研究,能更准确探究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对乡村发展的影响,计量结果见表5。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实施使县的人均粮食产量增加3.76%,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7.87%,但是在县级市的增产增收效果欠佳,这可能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相关资金的投入侧重于农业占比更大的县有关。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农机的推广,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能有效利用荒废的农田,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在生态修复的助力下,规范使用肥料、着力改善水质与治理农田污染,从而更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进而提高粮食作物的质量。在农民收入方面,规划实施前后使农民收入发生变化的最大原因是政策调整促进了县的城镇化发展,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另外,第三产业的发展极大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Tab. 5
表5
表5研究区域分县、市的实施效果
Tab. 5
变量 | Y1 | 变量 | Y2 | ||
---|---|---|---|---|---|
县 | 市 | 县 | 市 | ||
du×dt | 0.0376*** (0.006) | 0.0175 (0.515) | du×dt | 0.0787* (0.098) | 0.0446 (0.770) |
X1 | 0.2939*** (0.001) | 0.0595 (0.157) | X5 | 1.3814** (0.028) | 2.2966* (0.053) |
X2 | 0.0644*** (0.002) | 0.0244 (0.237) | X6 | 0.0511 (0.383) | 0.2320*** (0.004) |
X3 | 0.0036 (0.833) | 0.0092 (0.795) | X7 | 0.1178 (0.867) | 5.8650*** (0.002) |
X4 | 0.2154*** (0.000) | 0.2920*** (0.000) | X8 | 0.0974 (0.211) | 0.6679** (0.033) |
X9 | 0.1871* (0.069) | 0.0799 (0.757) | |||
个体固定效应(φi) | 控制 | 控制 | 个体固定效应(φi) | 控制 | 控制 |
时间固定效应(ηt) | 控制 | 控制 | 时间固定效应(ηt) | 控制 | 控制 |
R-squared | 0.8332 | 0.7895 | R-squared | 0.8503 | 0.8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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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可能是自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至研究年份只有三年,规划实施正处于由点到面、生态修复与经济增长协同接轨阶段,利好主要集中在农村占比较大的区域,还未向市和区延伸。现阶段,县级乡村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明显。因此,在今后规划实施方面,可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机动力的升级推广以促进产量增加;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第三产业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
洞庭湖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粮食作物种类众多。本文进一步探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对不同种类的粮食产量的影响(表6)。根据du×dt的交互项系数可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实施后,水稻产量增加了5.37%,但是玉米、大豆增产不明显。一方面,湖南各地以种植水稻为主,水稻的种植面积远大于玉米和大豆,因此,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实施对于水稻产量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规划中提到,大力提高农作物耕种机械化水平,建设高标准农田。这些均是促进水稻产量增加的有效措施,但是小范围种植的玉米和大豆可能并不适宜通过机械化推广以实现产量的增加。同时,计量回归的结果也符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所提到的长江流域主产区的发展重点——建设以双季稻为主的优质水稻产业带的定位。
Tab. 6
表6
表6不同粮食增产效果
Tab. 6
变量 | 水稻 | 玉米 | 大豆 |
---|---|---|---|
du×dt | 0.0537*** (0.000) | 0.0358 (0.731) | -0.0016 (0.984) |
X1 | 0.1405* (0.055) | 0.2783** (0.034) | 0.3073* (0.094) |
X2 | 0.0351* (0.089) | 0.1818 (0.140) | 0.0458 (0.675) |
X3 | -0.0019 (0.929) | -0.0675 (0.570) | -0.0093 (0.906) |
X4 | 0.2876*** (0.000) | -0.4325 (0.127) | 0.5551** (0.012) |
个体固定效应(φi)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时间固定效应(ηt)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R-squared | 0.7173 | 0.5072 | 0.2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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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4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国家战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从县域层面构建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计量回归,以此考察限制开发区域政策调整对于洞庭湖区农民增产增收的影响。研究表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实施显著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和农民的收入。增产增收基本上不存在时滞效应,并且是长期性的,有利于农民生活富裕、农村产业兴旺等目标的达成。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实施是有针对性地、有规划地进行。因此,县的农民增收增产效应相当显著。从粮食的种类看,政策红利在水稻产量增长上最为突出。现阶段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的效果对今后该区政策优化和在限制开发区内寻求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平衡点,推动农民增产增收具有启发意义。
(1)洞庭湖区历来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棉、油生产基地,研究结果也表明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农民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及人均农机动力均与人均粮食产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为充分发挥保障粮食安全的功能,下阶段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既要在财政政策上继续支持建设一批高标准基本农田,这是实现粮食高产稳产的基本前提。同时,支持培育一批优质水稻产业带等高产优质粮食作物种植基地;在加大新型农机购置补贴力度的同时,鼓励发展农业机械租赁,降低机械使用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其次,加快环湖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建设便捷安全的农产品生产流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加快数字农业建设,“软硬兼施”,助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2)继续推进种粮补贴与生态补偿,提高种粮农民补贴标准,对农产品保险建立定向补贴与以奖代补相结合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助力地区生态修复。建立专项职业培训补贴资金,助力农民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支持符合条件的县市开展城乡统筹示范,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引导农村人口于就近的城镇落户与就业。
(3)研究结果表明,三次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增加。因此,在确保现有产业符合限制开发区主体功能定位的前提下,积极培育农村特色产业,加快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路径。一要立足于当地的资源优势,创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机制,加大金融对“三农”的服务支持力度,将资源优势转换为资产和资本优势;二要创新农村生产组织形式,积极培育种粮、林果、畜牧、水产等各种专业合作社,推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三要完善农村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发展“互联网+”等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注重农产品品牌运营,突出“一村一品”特色;四要有条件的农村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业,鼓励发展众创、众筹、众扶等新的运营模式。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短期的政策评估与规划长期实施效果可能会有存在偏差,因此现有结果不能完全评估出规划实施后取得的成效;此外,仅从县市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不足以反映其空间异质性问题。下一步将持续跟踪和深化研究,以期为相关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提供决策参考。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阅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评审专家在本文的文献综述、理论阐释、实证结果分析、结论梳理甚至论文结构安排等方面提出了精细的修改意见,可谓真知灼见,使作者受益匪浅。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DOI:10.1093/qje/qjy034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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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80/10971475.2019.1617928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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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38/nature25785URLPMID:29513654 [本文引用: 1]

Sustainably feeding a growing population is a grand challenge, and one that is particularly difficult in regions that are dominated by smallholder farming. Despite local successes, mobilizing vast smallholder communities with science- and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practices to simultaneously address production and pollution problems has been infeasible. Here we report the outcome of concerted efforts in engaging millions of Chinese smallholder farmers to adopt enhanced 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greater yield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irst, we conducted field trials across China's major agroecological zones to develop locally applicable recommendations using a comprehensive decision-support program. Engaging farmers to adopt those recommendations involved the collaboration of a core network of 1,152 researchers with numerous extension agents and agribusiness personnel. From 2005 to 2015, about 20.9 million farmers in 452 counties adopted enhanced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fields with a total of 37.7 million cumulative hectares over the years. Average yields (maize, rice and wheat) increased by 10.8-11.5%, generating a net grain output of 33 million tonnes (Mt). At the same time, application of nitrogen decreased by 14.7-18.1%, saving 1.2 Mt of nitrogen fertilizers. The increased grain output and decreased nitrogen fertilizer use were equivalent to US$12.2 billion. Estimated reactive nitrogen losses averaged 4.5-4.7 kg nitrogen per Megagram (Mg) with the intervention compared to 6.0-6.4 kg nitrogen per Mg withou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ere 328 kg, 812 kg and 434 kg CO2 equivalent per Mg of maize, rice and wheat produced,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422 kg, 941 kg and 549 kg CO2 equivalent per Mg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a large-scale survey (8.6 million farmer participants) and scenario analyses, we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implementing the enhanced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China's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ility outlook.
DOI:10.1108/CAER-08-2016-0136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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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分区实际上就是针对我国国土开发适宜性评价而进行的空间区域划分,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限制开发区采取差异化农地保护政策,限制了不符合区域内主体功能要求的土地开发,这必然导致区内可实现的农地产权价值减少,需要给予产权人土地价值补偿。本文提出了限制开发区农地发展权补偿的概念,尝试以资产定价理论(CAPM)为基础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构建了限制开发区农地发展权补偿标准模型,并以宜昌、仙桃等地部分地区为研究区域对补偿标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农地发展权价值是农地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城郊而且整个区域农地发展权价值总额都可能大于区内农地农业用途总价值。研究区域内农地发展权总价值为1526亿元,约占农地总价值(1927亿元)的79.21%,远大于农地农业用途总价值(400.6亿元);②限制开发区对区域内农地总价值实现所产生的限制主要实施在农地发展权价值上,补偿标准在数值上等于受管制的农地发展权市场价值。发展区内农地发展权价值补偿额为317.3亿元,分别占区内农地发展权总价值以及农地总价值的20.79%及16.47%;③受调查农户对水田的平均支付意愿(约112万元/hm2)要高于对旱田的平均支付意愿(约100.2万元/hm2);④调查区域内每公顷农地发展权价值(约82.73万元)是每公顷农地经济产出价值(约21.72万元)的4倍左右,但其在现行资源价值核算体系中却常常被忽略,易造成限制发展区农户福利的大量损失。⑤同一功能区内农地发展受限程度的一致性可从农地价值内涵中寻找逻辑。同一行政区内农地发展权价值补偿可能不一样,同一主体功能区内不同行政区的农地发展权价值补偿可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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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201409013URL [本文引用: 1]

江阴市率先设立“不开发区”的做法,已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可称作是苏南版“精明增长”的典范。不开发区是以保护为导向的限制开发区域,不开发是一种比较通俗的叫法,实际上是指限制开展大工业开发和高强度城镇建设活动的区域。本文以江阴市南部六镇不开发区规划为例,介绍了基于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和不开发适宜性评价的限制开发区域范围划定方法,同时还提出了对限制开发区域进行保护性开发的规划对策,这为我国其他发达地区推动国土空间优化、倒逼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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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201409010URL [本文引用: 1]

本文以位于国家限制开发区域的云南省怒江州为例,利用654份农户调查问卷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薪柴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薪柴消费与家庭总人口、是否外出打工、所在行政村是否在自然保护区、所在行政村海拔是否大于2000米、所在行政村到县城的距离正相关,与上年现金支出、是否有现金补贴、住房条件负相关。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所在行政村海拔大于2000米的农户使用薪柴的概率比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农户高64.70%;在自然保护区的农户消费薪柴的概率是自然保护区外农户的3.26倍;所在行政村到最近县城的距离每增加1公里,农户使用薪柴的概率增加6.12%;对农户进行现金补贴会使薪柴消费概率下降38.39%。在此基础上,对限制开发区域的环保政策、财政政策、人口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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