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onomic difference at county level in Fenhe River Basin
SHI Li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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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9-10修回日期:2020-05-16网络出版日期:202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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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19-09-10Revised:2020-05-16Online:2020-10-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史利江(1978-),男,山西阳泉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区域规划。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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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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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利江, 刘敏, 李艳萍, 张晓龙, 高峰, 李文刚. 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 地理研究[J], 2020, 39(10): 2361-2378 doi:10.11821/dlyj020190785
SHI Lijiang, LIU Min, LI Yanping, ZHANG Xiaolong, GAO Feng, LI Wengang.
1 引言
区域经济差异作为一种非均衡发展的地理现象,是不同区域间自然条件、社会资源、历史文化、政策制度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区域经济差异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先后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倒U型发展理论、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核心-边缘理论、梯度理论以及点轴理论等诸多经典理论学说,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及其时空演变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3,4,5,6,7]。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差异也在持续增大,由此对国家以及地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形成制约。认识和厘清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时空演变和驱动机理,对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健康、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内****为此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区域类型日趋丰富多样,涵盖了国家、东中西三大地带、城市群、省(市)、流域、经济带、经济区和都市圈等;以经济区、省、地级市为基本单元逐步转变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研究尺度日益精细化,并注重多尺度效应的影响;以人均GDP为主的单指标和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多指标体系在实证研究中均展现出各自的优势;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基尼系数等数理统计分析方法,以及ESDA、地统计等空间统计方法均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将两者相结合,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一种发展趋势;从驱动因素来看,国家政策、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历史文化以及市场因素等是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流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特殊分支,尤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的流域经济,通常是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辐射源[12]。流域经济空间分异是流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一种现象和过程,而系统分析流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及其驱动机理是当前流域经济学的核心主题。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和研究技术方法的不断成熟和完善,推动了国内****对于不同流域经济空间分异问题展开积极的探索[12,13,19,20,22,23]。冯兴华等利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相结合,对1990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进行了多视角分析[22]。周晓艳等对1990—2013年黄河流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的分析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差异呈现先扩大后减小的趋势,且东部经济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3]。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关于流域经济差异研究仍处于一个薄弱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长江[22]、黄河[23]、淮河[19]等大尺度流域以及钱塘江[20]、鄱阳湖[13]等东部发达地区的中尺度流域,而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尺度流域经济差异的研究较少。
汾河流域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山西省工农业集中和经济发达的主要地区,在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当前关于汾河流域经济差异方面的研究仍较为薄弱。随着山西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全面开展实施,作为经济中心的汾河流域的经济空间格局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利用数理统计分析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相结合,在ArcGIS 10.2和GeoDa 1.14.0软件支持下,以县域为研究基本单元,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对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展开分析,旨在为推进汾河流域经济空间结构调整和优化、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促进本流域乃至黄河流域的经济持续稳定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
2 研究区域概况、数据和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汾河流域地处黄河流域中游,范围在110°30' E~113°32'E,35°20' N~39°00' N之间,地跨山西省忻州、太原、晋中、吕梁、临汾以及运城等6个地级市,共计40个县市,流域面积为39471 km2,占山西全省面积的25.3%[27]。汾河流域是山西省人口集聚和工农业集中的区域,孕育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流域内分布有丰富的煤、铁等矿产资源,是山西省社会经济发达和实现资源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区域。流域的经济影响范围和自然范围通常会有所区别。参考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12],并结合汾河流域的区域特征,在遵循以下原则的基础上对汾河流域的研究区范围进行重新界定:① 以汾河流域的自然范围为基础;② 以县域作为最小的空间划分单元。为突出流域范围内各县域经济的空间对比,将流域范围内所涉及的地级市包含县和市辖区的,则将县与地级市分割,并将市辖区进行合并,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单元,进行统计计算;③ 综合考虑流域内县域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同时避免与其他流域在县级行政单元归属上存在重叠。根据上述原则,本文调整界定了汾河流域研究区的空间范围(图1),共涉及6个地级市,共计36个县级行政单元。
图1

图1汾河流域研究区域图
Fig. 1The study area map of Fenhe River Basin
2.2 数据来源
人均GDP是衡量区域经济差异最常用、最直接和最显著的指标,在测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方面更为直观具体,同时有利于在长时间序列下,不同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研究尺度之间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对比,在近些年来不同区域县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18,21-25]。因此本文研究以人均GDP作为测度指标,以县域为研究的基本单元,进行数据的获取和分析。由于在研究时段内,汾河流域部分县域在行政区划上存在调整变化,为保证研究区域数据的连续性,以2010年的山西省各县市的行政区划为标准,对存在变动的县市,将GDP总量和相应的人口数据进行相应的调整归并后,对人均GDP进行重新计算。研究数据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1996—2017年)以及部分市县的统计年鉴数据,研究时间序列为1995—2016年,基础图件数据以山西省地图编纂委员编制的1:1200000的汾河流域行政区划图为底图,利用ArcGIS 10.2软件进行了空间配准以及数字化制图。2.3 测度方法
2.3.1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衡量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可通过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析来实现。标准差的计算公式如下[22,23,24]:式中:S为标准差;
采用平均变异系数来测算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相对差异,其计算公式如下[22,23,24]:
式中:
2.3.2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用来检验空间相邻或相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在整个研究区域内空间相关性的总体趋势,主要用Global Moran's I指数来衡量。其取值范围为(-1, 1),若I<0表示空间负相关;若I>0表示空间正相关;若I=0值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其计算公式如下[18,26]:
式中:I代表Moran's I指数;n为研究县域个数;Yi和Yj分别为i县域和j县域的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空间相邻为1,不相邻为0);S2代表观测值的方差;
对Moran's I的计算结果进行Z检验:
式中:
2.3.3 局部自相关分析-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Getis-Ord
式中:
式中:
2.3.4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SDE)是一种可以揭示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特征和趋势的空间统计方法,其通过分析计算重心、转角θ、长半轴和短半轴的标准差等多个属性参数,识别和判断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整体特征及其时空演化过程[17,22]。本文利用标准差椭圆(SDE)方法,分析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的分布和发展方向,并判别其经济重心的空间位置变化与移动趋势。
3 结果分析
3.1 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的时序特征
由图2来看,1995—2016年,汾河流域各县域的人均GDP标准差的变化趋势整体呈现持续上升之后开始逐步下降的趋势。具体来看,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绝对差异的变化可以分为4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1995—2000年:缓慢增长时期。除在2000年有所下降外,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绝对差异保持缓慢增长,但标准差均较小,县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并不显著。② 第二阶段:2000—2011年,快速增长时期。除在2009年,人均GDP的标准差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汾河流域各县域之间的经济绝对差异不断拉大,主要原因在于2000年以来,山西煤炭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时期,由于汾河流域各县市的煤炭资源禀赋以及开发规模的差异,导致县域间经济的绝对差异快速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日趋明显。③ 第三阶段:2011—2013年,平稳增长时期。标准差曲线变化呈现平稳状态,表明汾河流域各县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开始趋于稳定。原因在于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汾河流域以煤炭为主的重化工产业的发展速度放缓,经济步入调整和转型阶段。④ 第四阶段:2013—2016年,逐步下降时期,标准差特征曲线除在2016年有所反弹外,基本呈现下降趋势。随着山西经济的转型发展以及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汾河流域各县域间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开始减弱。图2

图21995—2016年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变化统计图
Fig. 2Statistical map of absolute and relative differences of county economy in Fenhe River Basin from 1995 to 2016
从相对差异来看,变异曲线的变化以2009年为分界点,在此之前,变异系数曲线尽管存在一定的波动变化,但上升的趋势较为明显,县域经济的相对差异逐步扩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逐步增强;2009—2016年,变异系数曲线呈现逐步下降趋势,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相对差异开始缩小,区域经济的不均衡性趋于减缓。总体来看,从1995—2016年,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相对差异均经历了先逐步扩大后逐步缩小的变化过程,区域经济发展逐步由不均衡向均衡趋势发展。
3.2 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化
选取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6年5个时段的汾河流域各县市的人均GDP数据,以同期山西省人均GDP平均值为参考,通过计算汾河流域36县市人均GDP与山西省人均GDP平均值的比值a,参照国内****相关研究成果[22,23,24],并结合汾河流域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将观测年份的汾河流域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四种类型:落后地区(a≤50%)、欠发达地区(50%<a≤100%)、次发达地区(100%<a≤150%)和发达地区(a>150%),在ArcGIS 10.2软件下进行分类和可视化表达,以更好地反映和揭示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图3)。图3

图31995—2016年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
Fig. 3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county economy in Fenhe River Basin from1995 to 2016
由图3可知,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且存在明显的时空演变。从1995—2016年5个时段来看,流域内人均GDP低于山西省平均水平的县域数量分别为22个、27个、22个、26个和28个,分别占流域县域总数量的61.11%、75.00%、61.11%、72.22%、77.78%,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经济落后的县域数量(a≤50%)在5个时段内的数量分别为6个、12个、6个、7个、7个,而经济发达(a>150%)县域数量分别为3个、2个、4个、6个、3个,表明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发展的两极化现象明显,且呈现出先增强后逐步减弱的趋势,反映了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格局经历了由低水平均衡-极化趋势加剧-极化趋势减弱的演变过程。
从空间结构来看(图3),汾河流域经济空间“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显著,形成了以太原市区、孝义市为中心的流域经济发展核心区,和包括宁武、静乐、娄烦、岚县、汾西、万荣等县组成的经济发展边缘区,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十分明显。太原市区作为汾河流域乃至整个山西省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的地位非常稳定,孝义市作为流域中部地区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的地位正在逐步形成,而流域南部县域整体经济水平较低,且尚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区域经济核心。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的双核结构日益明显,但太原市区和孝义市作为经济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仍然薄弱,对周围县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尤其孝义市作为流域中部的区域中心的地位仍需进一步巩固,其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仍需进一步增强。流域南部需要积极打造和培育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核心区,从而带动该地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域内许多县域经济发展类型转换较快,经济发展起伏波动较大,主要受其资源型经济的脆弱性所影响。
3.3 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的关联性特征演化分析
3.3.1 全局自相关特征 利用GeoDa 1.14.0软件计算1995—2016年汾河流域36个县市人均GDP的全局自相关系数(Moran's I值),并经Z值法对空间自相关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后,绘制其变化曲线图(图4)。图4

图41995—2016年汾河流域县域人均GDP的Moran's I值变化图
Fig. 4Change of Moran's I value of per capita GDP of county economy in Fenhe River Basin from 1995 to 2016
由图4可知,1995—2016年汾河流域县域人均GDP的Moran's I值均为正值,检验结果显著。由此表明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各自周围均形成了同类区域的空间集聚,但Moran's I值随时间存在明显的波动变化。具体来看,1995—2004年期间,Moran's I值曲线除在1996年短暂上升达到峰值3.1660后,总体呈持续快速下降趋势,且在2004年下降到最低值0.0006,由此表明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极化效应持续减弱,经济空间集聚程度持续降低,空间异质性日趋增强。2004—2006年,Moran's I值曲线变化平稳,受煤炭企业重组的影响,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增速放缓,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性很弱。2006—2013年,Moran's I值曲线除在2011年出现下降外,总体回升趋势明显,且在2013年达到最大值,为0.1857,流域内以太原市区、孝义为中心的地区凭借其区位和产业优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县域经济空间再次呈现集聚的态势,但集聚程度仍低于1995—1999年期间的水平。2013—2016年,Moran's I值曲线再次呈现下降趋势明显并趋于平稳,随着山西经济的转型发展,以及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逐步减小,县域经济空间集聚性趋于减弱,空间异质性逐步增强。
3.3.2 热点分析 利用ArcGIS计算分析5个年份的汾河流域各县市人均GDP的局部空间关联指数(Getis-OrdG*i),并采用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将
图5

图51995—2016年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冷热点区的时空演化格局
Fig. 5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economic pattern of cold and hot spots at county level in Fenhe River Basin from 1995 to 2016
从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的冷、热点区的时空变化(图5)来看,1995年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中游的阳曲、古交、太原市区、清徐以及晋中市区等地区,数量比例为13.89%;到2000年,随着国内对煤炭资源需求的猛增,汾河流域以煤为主的县域经济发展不断加快,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逐渐向南扩展;2005年热点区域版图继续快速向南扩展,包含了流域中游的孝义、交口、介休、灵石、霍州,以及流域下游的洪洞和古县等地区,热点区县域数量比例也迅速攀升到33.33%;而到了2010年,随着煤炭企业大规模重组以及山西经济转型发展的逐步推进,流域热点区域呈现快速缩小的态势,流域中游的太原市区及周边县市、交口、霍州以及下游的洪洞、古县由原先的热点区域转为次热点区域,热点区域县域数量比例也快速下降到8.33%;2016年,热点区域范围有所扩大,流域中游的交口县、晋中市区以及阳曲县等重新成为热点区域。从冷点区域来看,其数量和空间格局的变化相对稳定,流域上游的宁武、静乐、岚县三县,经济发展水平长期滞后,在5个时期内,一直是流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冷点区;而娄烦、交城和文水等县域,也基本在冷点和次冷点区域反复徘徊。流域南部地区,大部分县域落入和冷点和次冷点区域,区域经济整体实力较弱。
总体来看,在研究时段内,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的热、冷点区的空间集聚较显著,且存在明显的时空变化,热点区域的空间格局演变呈现持续扩大-快速缩小-稳步提升的波动趋势,前期形成了以太原市区为中心的“单核”热点区域的集聚,后期则逐步演化为以太原市区、孝义市为中心的“双核”热点区域的空间集聚特征,而流域上游的宁武、静乐和岚县等县域由于区位条件的劣势、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长期落入冷点区。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发展的两极化趋势明显,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仍较为突出。
3.3.3 标准差椭圆分析 1995—2016年,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标准差椭圆变化幅度较大,所覆盖的范围北至阳曲县,南至侯马市、稷山县,东至太谷、祁县,西至汾阳、交口等地区,基本涵盖了流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域,且随时间的变化,流域县域经济标准差椭圆分布范围向南扩张趋势明显。与之对应,经济重心沿标准差椭圆的主轴方向(东北-西南方向)移动(图6)。具体来看,1995—2000年,经济重心由沿主轴向西南方向移动,移动距离为10.94 km,移动速度为2.19 km/年;2000—2005年,重心继续南移,移动距离为18.10 km,移动速度为3.62 km/年;2005—2010年,经济重心转变为沿主轴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动距离为6.71 km,移动速度为1.34 km/年;2010—2016年,重心继续沿主轴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动距离为6.18 km,移动速度为1.03 km/年。总体来看,1995—2016年,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重心沿主轴向西南方向移动趋势明显,移动平均距离为16.26 km,移动的平均速度为0.77 km/年,但经济重心始终位于介休和灵石县境内,同时,经济重心沿主轴向西南方向移动趋势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孝义、介休、灵石、临汾市区、侯马以及河津等县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图6

图61995—2016年汾河流域县域经济重心和标准差椭圆分布的演变
Fig. 6Evolution of spatial center of gravity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distribution of county economy in Fenhe River Basin from 1995 to 2016
从转角来看,1995—2016年,标准差椭圆转角变化范围为22.12°~23.02°之间,表明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基本呈现东北-西南走向,其中1995—2005年,转角θ由22.22°逐步增大到23.02°,之后在2005—2016又逐步减小到22.12°,东北-西南方向呈现先逐步强化后逐步弱化的趋势。主半轴标准差显示县域经济在主要方向上呈现逐步扩张-持续收缩-快速扩大的阶段性特征,其中1995—2000年,主半轴标准差由151.24 km增至152.18 km,增加了0.94 km,表明县域经济在沿主轴方向呈现逐步扩张;2000—2010年,主半轴标准差持续收缩了3.20 km,表明这一时期,县域经济在沿主轴方向上收缩态势明显;2010—2016年,主半轴标准差增加了5.05 km,速度为0.84 km/年,县域经济沿主轴方向再次呈现扩张趋势;而在沿辅轴方向呈现收缩-扩张-收缩-扩张的波动变化。总体来看,1995—2016年,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在主轴和辅轴方向上均呈现一定程度的扩张趋势,这与山西省积极推进“一核一圈三群”的城镇体系空间发展战略相吻合,尤其是以孝义为中心的晋中城镇组群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流域经济空间格局向南扩张的趋势。
4 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因素分析
流域不仅是具有深刻自然含义的特殊区域,而且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之一[28]。流域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流域县域经济空间分异及其时空演变必然受到自然和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受政策和市场影响的差异,决定了流域内不同区段的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差异性。4.1 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
汾河流域位于黄河中游,地处山西腹地,东依太行,西接吕梁,南北连接太原、临汾两大盆,地势东西高而中部低,形成了“两山两盆一河”的自然地理格局(图1)。流域东西两侧分别位于太行山区和吕梁山区,地势较高,且地形破碎,沟壑纵横,其中静乐、岚县、娄烦、汾西等县均属于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和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极低水平,成为流域经济发展的冷点区;中部进入太原盆地,地势开阔平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有利于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城镇化水平较高,以省会太原市,以及孝义市为代表,成为汾河流域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其中太原市不仅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金融以及信息中心,同时也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物流中心、交通枢纽和能源新材料的供给基地;孝义作为晋中和吕梁的门户城市,距离省会太原较近,铁路和公路运输发达。南部主要为临汾盆地,区内土地肥沃,工农业水平较为发达,其中以河津、临汾市区、侯马、霍州为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区内的万荣县由于地势较高,水资源缺乏,对工农业的发展形成制约,从而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4.2 资源禀赋
在资源导向型的传统增长模式中,资源禀赋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汾河流域的煤炭、铁矿石和铝土矿等矿产资源丰富,但空间分布并不均匀(图7)。长期以来,汾河流域大部分县市的经济发展对煤、铁、铝等矿产资源存在着高度依赖,区域煤炭资源的储量丰富、开采规模的大小、开采成本以及国际煤炭价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对煤炭需求猛增,煤价持续高涨,汾河流域也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以煤炭为主的矿产资源的开发支撑着汾河流域经济的高速增长。但2012年以来,随着国际煤炭价格的持续走低,对煤炭资源高度依赖的大部分县域经济发展出现了较大衰退,从而加剧了汾河流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复杂性和异质性。过度的煤炭开采还造成了流域内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对流域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图7

图7汾河流域煤炭资源分布图
Fig. 7Distribution of coal resources in Fenhe River Basin
4.3 产业结构
凭借丰富的煤炭和铁矿等矿产资源等优势,炼焦、冶金、电力等重化工企业快速崛起,汾河流域形成了以煤炭为基础的资源型产业经济体系。流域范围内大部分县市,尤其是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古交、河津、孝义等地区的产业结构中,以煤为主的重化工产业所占比例偏高(图8、图9),尤其在1995年均超过了70%,且不同地区的产业同质化、趋同化现象严重,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尽管在煤炭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曾支撑着汾河流域乃至山西省大部分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煤炭需求的下滑以及国际煤炭价格的低迷,这种“一煤独大”的畸形产业结构的弊端日趋凸显,不仅严重挤压了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滞后,而且还加剧了区域产业生态严重失衡,同时造成了资源减少和枯竭、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加剧,导致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降低。图8

图81995年汾河流域各县市的产业结构统计图
Fig. 8Statistical map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counties in Fenhe River Basin in 1995
图9

图92016年汾河流域各县市产业结构统计图
Fig. 9Statistical map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counties in Fenhe River Basin in 2016
4.4 政策和市场
政策和市场因素对资源型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从1994年开始,随着国家对煤炭价格的全面放开,开发条件基础较好的地区如太原、古交等市县率先发展,成为汾河流域乃至整个山西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汾河流域乃至山西的煤炭产销受到严重影响,煤炭工业步入困境。进入了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煤炭以及原材料的需求狂涨,煤价高涨,山西迎来煤炭发展的黄金时代,煤炭产量和销量爆发式的增长,汾河流域内煤炭储量丰富的县市,经济发展迅猛,省会太原成为流域乃至山西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中部的孝义、灵石、介休、南部的古县和河津,经济发展速度也尤为突出,与流域其他县域的经济差异不断拉大,流域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突出。2010年12月,国务院批准山西省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推动和促进汾河流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重要契机,汾河流域内的大部分县市,开始寻求转型发展的路径,经济发展速度趋于放缓。2012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市场需求低迷,煤价持续下跌,致使汾河流域乃至山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为扭转经济衰退的不利局面,2012年山西省政府制定了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并编制了“一核一圈三群”城镇总体规划,启动实施城镇建设“十大工程”,省会太原作为汾河流域和山西经济增长极的地位进一步强化,流域中部的孝义市也通过积极的转型发展,逐步确立了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2015以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的实施,为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转型跨越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定量判断和评估自然、社会经济等诸多驱动因素对于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参考国内****相关研究,并结合汾河流域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2016年汾河流域各县市的人均GDP为因变量,自变量中分别选取平均高程(X1)代表自然条件因子,2016年汾河流域各县市的人口密度(X2)和城镇人口比例(X3)表征人口和城镇化水平;第二产业比例(X4)表征工业化水平;人均社会品销售总额(X5)和国有单位从业人员比例(X6)分别表征市场规模和活力。利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1)。
Tab. 1
表1
表1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的驱动因子回归分析
Tab. 1
影响 因子 | Pearson 相关系数 | 非标准化 系数(B) | 标准误差 (Std. Error) | 标准回归系数 (Beta) | t统计量值 | 双尾显著性 概率(S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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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 | - | 0.955 | 2.171 | - | 0.44 | 0.013 |
X1 | -0.168 | -0.001 | 0.001 | -0.168 | -1.109 | 0.277 |
X2 | 0.483** | 0.001 | 0.001 | 0.347 | 1.857 | 0.000 |
X3 | 0.443** | 1.886 | 2.05 | 0.18 | 0.92 | 0.365 |
X4 | 0.328 | 4.247 | 1.661 | 0.409 | 2.557 | 0.000 |
X5 | 0.347* | 0.209 | 0.142 | 0.195 | 1.466 | 0.017 |
X6 | -0.452** | -1.587 | 1.34 | -0.205 | -1.184 | 0.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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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来看,2016年汾河流域各县市人均GDP与6个驱动因子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68、0.483、0.443、0.328、0.347和-0.452,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其中平均高程(X1)与国有单位从业人员比例(X6)2个因子与汾河流域县域人均GDP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表明海拔高程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形成制约,而市场活力的不足,国企比例的偏大,则严重阻碍了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发展;其余4个因子包括人口密度(X2)、城镇化水平(X3)、第二产业比例(X4)以及人均社会消费额(X5)和人均GDP存在明显正相关,表明人口的集聚、城镇化的发展、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大对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拟合的决定系数R2=0.570,调整后的R2=0.537,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驱动因子中除X1、X3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余因子的显著性检验概率均小于0.05,表明模型中各驱动因子的标准回归系数是显著的。由模型模拟的结果可知,人口集聚和工业化水平的差异成为导致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扩大的主要因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结果如下: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总结了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是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动力因素两大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外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地理区位以及政策和市场等,内部动力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人口集聚等因素(图10)。自然地理条件(地形、海拔、气候、土壤等)是流域县域经济发展的本底和基础,对流域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限制和约束作用。汾河流域“两山两盆一河”的自然地理格局决定了流域中下游地区比上游地区具有更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因此,流域中下游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展速度快,汾河流域经济增长极和经济重心也均位于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地理区位(位置和交通)影响流域经济与外部区域的联通,优越的地理区位,更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快速流通,并沟通生产和市场,从而促进流域县域经济的发展。资源禀赋是流域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和发展动力,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要素,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汾河流域煤炭等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很大程度导致了流域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禀赋对于产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汾河流域丰富的煤炭资源决定了大部分县域形成了以煤为主的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则会影响经济发展效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可以提升流域县域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水平。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相互的,即人口集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可以引起人口集聚。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存在很大的正相关。政策和市场对于流域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宏观调控的作用,政策对产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产业发展又可以对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市场对于流域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供需关系的变化影响产品价格,从而影响地区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尤其对汾河流域这样的资源型流域,国际国内煤炭价格的波动变化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具有重要影响。
图10

图10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因素分析框架图
Fig. 10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county economy in Fenhe River Basin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利用数理分析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相结合,以县域为研究基本单元,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对1995—2016年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结论如下:(1)1995—2016年,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绝对差异整体呈现持续上升之后开始逐步下降的趋势,以2013年为分界点,在此之前,各县域经济的绝对差异持续快速扩大。之后,绝对差异开始缩小;相对差异则经历了“逐步扩大-相对平稳-逐步缩小”的发展过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逐步增强之后,开始趋于缩小。
(2)流域县域经济空间存在明显的时空演变,形成了以太原市区、孝义市为中心的流域经济发展核心区,和包括宁武、静乐、娄烦、岚县、汾西、万荣等县组成的经济发展边缘区,经济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显著,且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明显。
(3)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相关性随时间呈现波动变化。流域县域经济的热点和次热点主要集中分布在以太原市区和孝义为中心的流域中游地区,而流域上游以及流域下游的南部地区则是流域经济发展的冷点和次冷点区域。从经济空间的发展变化趋势来看,经济重心沿主轴方向向西南移动趋势较为明显,且经济空间在沿主轴和辅轴方向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扩张趋势,但扩张的过程并不相同,这与山西省积极推进“一核一圈三群”的城镇空间规划体系的战略相吻合。
(4)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人口和城镇化水平以及政策和市场等因素是影响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的重要驱动因素。其中,人口的集聚、城镇化的发展、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地形和区域市场活力的不足,则会制约和阻碍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发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和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是导致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扩大的主要因素。
5.2 讨论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促进汾河流域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1)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发挥汾河流域自身在能源、矿产、农林、旅游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京津冀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的区域合作与联动发展。积极深入推进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加快推动产业结构由“一煤独大”向多元化新兴产业、创新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式、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增长方式向高效、集约和创新的现代增长方式转型,优化产业布局;积极推动民营经济优化升级,进一步释放和提升市场经济的发展活力。
(2)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和培育流域新的区域增长极。以太原都市圈为核心,太原盆地城镇密集区为主体,积极推进“一核一圈三群”的城镇空间规划战略,加强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以临汾市区为核心,积极培育流域南部的区域经济中心和增长极,充分发挥增长极的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科学规划和完善汾河流域城镇体系和交通网络体系,以汾河和大西高铁为经济和交通发展轴,大力推动沿河沿线中心城镇的建设与发展,增强县域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协同发展,促进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3)积极推动文旅特色产业的发展。充分挖掘汾河流域文化和旅游的资源优势,加大对文化和旅游业的投入,加快建设和完善交通和食宿等旅游服务体系,培养和培训高素质的文旅产业人才队伍,进一步提升文化旅游业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积极开发新型旅游项目和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产品,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大发展,使文化旅游产业成为汾河流域的未来的主导产业之一,并通过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4)以“精准扶贫”为契机,以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积极推进“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加大对汾河流域内贫困县包括宁武、静乐、岚县、汾西、万荣等县的扶持力度,结合各县的自身条件和发展现状,以产业扶贫、科技扶贫、生态扶贫、旅游扶贫和教育扶贫等多种手段相结合,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生态环境、特色产业、文化旅游等资源,积极推进县域特色农业、光伏等新能源产业以及生态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坚决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加强汾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修复,严格控制开发强度,引导人口向县城和中心城镇有序转移和集聚,推动落后县域的经济发展,从而缩小县域间的经济差距,实现汾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协调持续和健康发展。
由于受数据缺失和相关资料的限制,本研究仍采用了人均GDP单一指标,来测度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人均GDP单一指标在分析表征长时间序列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差异,以及对不同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研究尺度之间进行分析对比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运用多指标体系综合全面地衡量区域经济差异,成为今后研究的发展趋势。但鉴于当前全国各地区对于县域经济的统计口径存在较大差异,数据统计指标参差不齐,因而难以构建表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统一的综合指标体系。因此,如何进一步规范和标准化县域经济指标的统计口径,以构建统一的综合指标体系,是未来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汾河流域绝大部分县域仍属资源型经济,资源禀赋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的缺失,在对驱动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未能定量揭示和评估县域资源禀赋对其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是自然条件、社会经济以及历史文化等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影响过程和作用机理日趋复杂。因此,在驱动因素指标的选取以及模型的优化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此外,汾河流域作为黄河流域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承东启西的枢纽地带,随着汾河流域经济的转型发展,如何更好地加强其与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好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也是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在研究思路和方法、结果分析以及结论梳理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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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xb201208007URL [本文引用: 1]

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和尺度方差等统计方法从地带、省级、地级和县级4 个尺度对1998-2009 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比较分析。① 差异测度研究表明, 自1998 年以来,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在4 个尺度上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省级、地级和县级单元人均GDP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其中地级和县级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研究表明, 尺度方差及其构成大小依次排列均为县级、地级、省级、地带, 即尺度越小, 尺度方差越大, 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③ 空间格局研究表明, 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格局总体相对稳定, HH类型集聚区大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 LL类型在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集聚是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原因;各尺度显著空间关联类型对总体空间自相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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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86/261763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77/016001799761012307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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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轴系统”理论建立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之上,但二者的理论内容和应用目标是不同的.“点-轴系统”理论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分析空间聚集和空间扩散导致“点-轴系统”空间结构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阐述了“点-轴系统”理论与增长极理论及网络开发模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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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0/dlkxjz.2009.01.015URL [本文引用: 1]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19 世纪初-20 世纪40 年代的基于产业、企业的区位选择、空间行 为和组织结构规律性研究阶段,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 世纪80 年代的区域总体空间结构与形态演化规律研究阶 段,以及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的新空间经济学阶段。研究重点从抽象的纯理论研究演变为从总体出发寻求各种经 济主体在空间中的最优组合与分异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研究。对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研究,经典区位论 所揭示的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形态,基本上概括了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特征性规律,是当今区域经济空 间结构演化的基础性理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是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这些理论不仅 可以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提供理论范式,也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新空间经济学对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与方法。伴随区域经济 空间结构演化理论的发展,其相应的方法也从静态分析模拟逐步向动态过程的空间演化模拟发展。新方法与技术 手段在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复杂性科学方法和GIS 与RS 技术的结合 展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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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或22年)水平上来看,则呈现为一条由几个倒U与U型曲线首尾相接的“复合倒U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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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xb200906008URL [本文引用: 1]

通过ESDA相关分析,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省县域经济格局在空间上的变化状况。在经济总体空间格局上,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聚分布,热点区的空间结构多表现为以苏州、无锡为核心的圈状空间结构,且不断的向东南方向集聚。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更多的随机性和结构的不稳定性,热点区域切换频繁,没有明显的地理集中现象。江苏经济空间格局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份在不断降低,而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越来越显著,东北—西南方向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较小,而东南—西北方向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最大。最后,将江苏省经济格局演化的驱动力归结为3个方面: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区位和区域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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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201312019URL [本文引用: 1]

PDI 指数)和多水平回归分析对1978-2011 年广东省区域经济差异进行了综合测度和分析。研究表明:① 尺度方差及其构成大小依次排列为县级、地级和区级,即尺度越小,尺度方差越大,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②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呈增大趋势,并出现波动性变化。③ 广东区域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方向是珠三角核心区与边缘地区之间,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差距扩大,省内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微弱上升,市区与外围区的差异缩小。④ 全球化、简政放权、投资水平和市场化是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最重要的四个机制因素;全球化和投资是促进区域经济差异加剧的重要直接驱动力,简政放权则间接促进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大,而市场化能够潜在地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缓和区域经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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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ESDA的方法,运用ArcGIS10.0 和GeoDa095i 软件,选取1980 年、1990 年、2000 年和2010 年4 个时间断面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过程。结果表明:①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和经济增长空间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热点区都由蒙东地区跃迁到蒙中和蒙西地区,蒙中“金三角”地区代替蒙东成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蒙东地区则变为经济冷点区。② 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和经济增长空间格局都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经济空间格局的空间自相关性越来越大。③ 内蒙古县域经济形成了经济水平相似(热点区、冷点区)的集中连片区,内蒙古东、中、西部的经济差异越来越大。影响内蒙古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因素可以可分资源、历史文化、区位等内部基础性因素,以及市场、政策等外部驱动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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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201502004URL [本文引用: 2]

基于经济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区(市、区、盟、自治州)三级空间单元,以2000-2012年人均GDP为指标,采用Theil指数二阶分解和ESDA空间统计方法,探索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① 2000年以后经济差异呈现“先小幅上升、后持续下降”的趋势,且省内差异>经济区间差异>省间差异;② 相比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南部沿海等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大西北、大西南、东北等综合经济区内的省间差异相对较大;③ 省内差异减小的省份呈现增多趋势;④ 地级单元经济差异以空间正关联为主,HH类型有扩大趋势,LL类型较为稳定,HL和LH类型则较少且分布零散。在此基础上,从国家政策、地理区位、资源禀赋、资产投资和行政分割等角度探讨了经济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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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020171169URL [本文引用: 3]

县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和产业承接载体,对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区域经济格局及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以NICH指数和人均实际GDP为县域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和时空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地理探测。结果表明:2001—2015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基本吻合;就经济发展活力而言,其县域与城区发展不平衡,且经济发展活力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县域经济逆势提升具有很大挑战;经济发展活力冷热点区保持相对稳定,重心向西北倾斜的“哑铃状”空间格局不断强化,热点区呈现明显的“点-轴”发展格局;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主导因子包括工业化水平、经济基础、市场规模,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单一因子的贡献量;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对不同分区主导因子驱动机制的分析,可以为科学制定四大分区县域经济发展定位及地区协调统筹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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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分析土地利用类型与地形因子的动态关系可以反映土地利用变化的合理性,对后续的土地利用管理和水土保持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汾河流域1986年、1995年、2005年和2010年土地利用矢量图,构建土地利用变化图谱和地形位指数,系统分析了土地利用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特征和变化历程。结果表明:1986-2010年,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林地和草地为主,其中耕地减少和建设用地增加是主要变化类型。各地类在地形梯度上呈明显的层级分布,耕地、建设用地和水域主要分布在低地形梯度,草地分布在中区段,而林地集中分布在中高区段。土地利用变化以稳定型和反复变化型为主,两者占研究区总面积的98.4%,其中,稳定型以低地形梯度的耕地和中高地形梯度的林地为主,反复变化型以低中地形梯度的草地与耕地间的反复转化为主;其余图谱类型的比例均在1%以下,主要变化类型均为中低地形梯度下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在自然因素、人类活动和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汾河流域的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格局发生了改变,整体趋于合理,但仍存在部分不合理利用现象,需要加强规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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