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 of urban-rural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quivalence
ZHOU Jianing,1, ZOU Wei,1, QIN Fucang2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9-07-8修回日期:2020-02-7网络出版日期:20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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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19-07-8Revised:2020-02-7Online:2020-08-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周佳宁(1990-),男,安徽池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与城乡发展、土地经济与管理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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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宁, 邹伟, 秦富仓. 等值化理念下中国城乡融合多维审视及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J], 2020, 39(8): 1836-1851 doi:10.11821/dlyj020190572
ZHOU Jianing, ZOU Wei, QIN Fucang.
1 引言
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非均衡性问题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城市和乡村发展本质上是空间融合社会的过程,这必然会引起空间生产结构性失衡,甚至渗透到生态环境领域,形成多重非均衡化空间重构[1],且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理论方面,空间生产结构性失衡早被西方社会地理学界所洞察,并有****指出空间生产结构性失衡实质上是一种以空间为载体的社会经济再生产及其资源、利益再分配的博弈过程[2]。这一过程包含空间物质和社会两个维度,其中空间作为物质应使不同阶层和主体平等享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空间产品的权利;而空间社会维度应是不同阶层和主体共享各种生存和发展机会等[3]。Smith研究指出要素空间非均衡化生产使地域分化成“发达-不发达”结构,并引起空间重构:去工业化和区域发展衰落、绅士化和特大城市发展、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和新的劳动分工等[4];Soja则认为资源要素配置不均衡会导致经济产业、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出现多维空间重构[5];Britton等发现资源、产业、劳动力、金融资本在地理空间上存在分布不均衡,进而出现种种非等值性城镇化问题[6,7]。实践方面,德国优先将城乡空间均衡重构的思想寓于实际行动,并提出城乡等值化理念,该理念的核心即是将城市和乡村作为统一系统,并在尊重城乡客观差异的基础上推动城乡生产和生活质量的“不同类但等值”[8];随后欧盟即将等值化理念作为解构城乡非均衡发展和区域农村治理问题的政策之一。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奇迹[9],且中国政府和学界借鉴西方“城乡等值化”理念解决高速城镇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时,也作了诸多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地域系统复杂性,中国特色城乡发展的空间再生产运动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城乡关系结构优化过程,故有必要将西方“城乡等值化”理念置于中国特定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重新加以解读,并基于此理念从多维度解构并重构中国城乡融合分析框架,同时在考虑地理空间承载和空间关联基础上,探索推动城乡多维融合的内在驱动机制。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善治能力和治理效率,还有利于改进传统计量方法对此类问题单一、静态的理论研究范式,对推动建设协调有序的城乡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2 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理论基础:城乡发展等值化
城市和乡村是架构在地理空间之上的有机整体[10],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则是城乡二元化转向城乡等值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结构性失衡,消解这一结构性失衡必然要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及其城乡地域系统的动态交互性,并在批判性理解和借鉴西方等值化理念下,对传统城乡发展中单向度“空间转化”关系进行再审视,以实现城乡人口互融、空间发展均衡、经济协调共进、社会服务均等和生态环境共享的多维等值化重构[11],也即在承认城乡客观差异和保持各自比较优势基础上,重新定位城市和乡村在空间生产中的共同主体地位,并充分挖掘乡村生产潜力,实现城乡多维双向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等值化理念下的城乡融合并非城市和乡村无差异“同质化”,也非盲目追求“非均质空间”向绝对“均质空间”转换,而是强调城乡系统共生语境下城乡发展“不同类但等值”,其核心目标是在城乡统一体中解构出城乡均衡发展的“值”系统[12]。当然,若仅仅关注以“值”系统为核心的表型均等化无疑会陷入罗尔斯分配主义之陷阱,从而忽视对“机制”为核心的能动性和可持续性把握,因此作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语境下中国城乡融合问题的求解者,理应摆脱以往城乡独立(甚至是对立)发展中“地方空间”的经验感知并树立起网络社会的地理空间意识,从而在要素(人口、土地、资本、产业技术)流动中探索城乡空间等值化生产的现实张力,以期城市变得更美好而乡村既能走向文明的未来亦能承载失落文明的过去,最终构筑起城乡命运共同体,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立体结构和空间网络[13]。2.2 研究方法
2.2.1 评价体系构建与城乡融合水平测度 构建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应有反映城乡融合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对比类),也应有表征城乡融合结果的显示性指标(状态类),更要有体现城乡融合过程的传导性指标(动力类),且各指标属性应当明确①(①一般而言,指标属性分正、逆和适度三种。正指标表示该指标数值越大,越利于城乡融合;逆指标则相反;适度指标属一个目标值,与城乡融合无明确相关关系。一套指标体系中,适度指标数量不宜过多,本文无此指标。城乡等值化标准为城乡地域系统在生产生活质量上不同类但等值,最终实现“空间转向”的动态均衡。)。本文基于等值化理念内涵与标准②(②城乡等值化标准为城乡地域系统在生产生活质量上不同类但等值,最终实现“空间转向”的动态均衡。),运用理论分析法、频度统计法及专家论证法③(③理论分析法是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确定各维分项指标,比如根据理论分析,城乡生态环境融合应包含城乡生态本底、城乡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具体指标;频度统计法是对已有文献各分项指标出现频次进行统计以筛选出适合本研究的基础指标;为确保指标科学性和严谨性,先后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咨询意见。),最终确定中国城乡融合应体现为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多维空间重构。具体内涵:① 城乡人口融合是以人为本的城乡职业、就业和知识结构趋同,体现为城乡人口互动交融并推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人口市民化同步协调发展[14];② 空间融合是构建一种合理的城乡网络空间体系,包括人口和用地布局日趋合理、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且空间溢出性增强、城乡空间流通速度和程度不断加深[15];③ 经济融合是立足城乡地域系统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城市扩散效应并深入挖掘农村发展潜力,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城乡生产生活质量趋向等值[15];④ 社会融合强调城乡居民在社会服务与福利保障等方面享有等值化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16];⑤ 生态环境融合则是在维持区域优良生态本底的同时,促进城乡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以及资源高效利用,实现城乡地域系统平等共生[17]。据此构建中国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测度并解构城乡融合整体及各维水平,而采取这种“建构-解构”处理的优势在于:① 以往重数量、规模扩张和经济效益的快速城镇化模式引起诸多空间非均衡发展问题正从一维转向多维;② 将城乡关系考量(经济差距)从货币范畴延伸至非货币范畴,更体现人类全面发展之内涵。
Tab. 1
表1
表1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目标 | 维度 | 指标名称 | 计算或说明 | 类型 | 属性 |
---|---|---|---|---|---|
城乡 融合 整体 水平 | 人口融合 | 非农与农业从业比 | X1,二三产就业比/一产就业比(%) | 对比类 | 正向 |
就业反差系数 | X2,城乡居民就业占比差(%) | 对比类 | 逆向 | ||
教育反差系数 | X3,城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差(万人) | 对比类 | 逆向 | ||
人口互动程度 | X4,城乡人口迁移率(%) | 动力类 | 正向 | ||
人口城镇化水平 | X5,城镇人口/总人口(%) | 状态类 | 正向 | ||
空间融合 | 建成区面积比 | X6,建成区面积/土地总面积(%) | 状态类 | 正向 | |
人口密度比 | X7,城镇人口密度/农村人口密度(%) | 状态类 | 逆向 | ||
城乡土地配置 | X8,农地播种面积/建成区面积(%) | 动力类 | 正向 | ||
城乡空间流通网络 | X9,铁(公)路运营里程/土地总面积(km/km2) | 状态类 | 正向 | ||
城乡空间流通主体 | X10,旅客周转量(亿人次/km) | 动力类 | 正向 | ||
城乡空间流通媒介 | X11,私人汽车拥有量/总人口(辆/人) | 动力类 | 正向 | ||
经济融合 | 城乡人均收入比 | X1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对比类 | 逆向 | |
城乡工资性收入比 | X13,城镇人均工资性收入/农村人均工资性收入(%) | 对比类 | 逆向 | ||
城乡人均消费比 | X14,城市人均消费/农村人均消费(%) | 对比类 | 逆向 | ||
恩格尔系数比 | X15,城市恩格尔系数/农村恩格尔系数(%) | 对比类 | 正向 | ||
二元对比系数 | X16,人均一产产值/人均二三产产值(%) | 对比类 | 正向 | ||
社会融合 | 城乡交通通讯比 | X17,城镇人均交通通讯支出/农村人均交通通讯支出(%) | 对比类 | 逆向 | |
城乡文教娱乐比 | X18,城镇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农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 对比类 | 逆向 | ||
城乡基础教育比 | X19,城镇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投入(%) | 对比类 | 逆向 | ||
城乡人均医疗保健比 | X20,城镇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 对比类 | 逆向 | ||
城乡人均医师数比 | X21,城镇人均医师数/农村人均医师数(%) | 对比类 | 逆向 | ||
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系数 | X22,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 动力类 | 正向 | ||
城乡失业保险覆盖系数 | X23,失业参保人数/总人口(%) | 动力类 | 正向 | ||
生态环境融合 | 城乡生态绿化 | X24,森林覆盖率(%) | 状态类 | 正向 | |
节能减排系数 | X25,单位GDP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万元) | 动力类 | 逆向 | ||
污染治理系数 | X26,单位GDP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 动力类 | 正向 | ||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 X27,(万t) | 动力类 | 逆向 | ||
工业废气排放量 | X28,(亿标m3) | 动力类 | 逆向 | ||
工业废水排放量 | X29,(万t) | 动力类 | 逆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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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GPCA)测度城乡多维融合水平,即首先收集样本时序为2000—2016年中国大陆各省份城乡融合29个三级指标数据,构建时序立体数据表,并利用式(1)对初始数据作标准化;在此基础上将处理后的数据导入SPSS根据KMO>0.7和Bartlett球形检验(P<0.01)衡量变量取样适当性,结果显示(KMO=0.78,P=0.000)所选指标适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再以式(2)计算第k维城乡融合水平值;并进一步由式(3)加权汇总得到各省份不同时期城乡融合整体水平。
式中:
2.2.2 空间自相关检验 地理学第一定律强调事物间相互关联性,并指出其关联强度会因距离增加而呈递减趋势[18]。本文以全局Moran's I指数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整体空间关联,计算公式[19]如下:
式中:
为进一步识别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异质性,选择局域Moran's Ii指数(式5)和局部Getis-Ord Gi*指数[19](式6和式7),其中后者主要用来区分“热点区”和“冷点区”。
式中:
2.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为2001—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等。少数缺失数据以线性或均值插补法进行填补,西藏自治区的数据缺失严重予以剔除。同时为减少面板数据中价格变动指数的影响,以2000年为准,采用GDP平减指数予以修正。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一些数据来源不同,但这类数据以及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宏观数据间均存在良好兼容性。3 城乡多维融合审视
3.1 城乡多维融合进程分析
图1显示了中国城乡各维融合推进情况,图形中心表示各维融合推进程度为零,顶点表示推进程度最大化,本文以2000年、2008年、2016年为代表性年份进行分析。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00—2016年中国城乡多维融合推进情况
Fig. 1Promo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during 2000-2016
分析得出: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推进有序、结构趋优,社会和经济融合始终分列第一和第二主导位置。整体上看,城乡融合水平均值在各时间节点分别为0.27(2000年)、0.32(2008年)和0.46(2016年),近17年年均增速为3.27%;具体到东、中、西部,城乡融合水平在2000年分别为0.32、0.29和0.21,2016年分别提升至0.47、0.49和0.42,平均增速分别为2.43%/年、3.13%/年和4.52%/年,西部增速最大。② 具体而言,2000年无论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城乡融合结构均表现为社会>经济>人口>空间>生态环境,而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中西部在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同时,生态文明意识亦逐渐增强,中部城乡生态环境融合位次在2008年、2016年分列第四和第三;西部生态环境融合也于2016年前移至第四。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实现经济领先同时,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有利于缓解高速增长背景下生态危机空间转嫁,还为全国城乡多维空间等值化生产铺平了道路。
3.2 城乡多维融合空间格局分析
3.2.1 全局和局域Moran's I指数分析 考察2016年中国城乡整体及各维融合空间分布。图2全局Moran's I指数显示城乡融合存在空间关联,且在整体、人口和生态环境上表现明显。各维融合局域Moran's Ii散点图显示:① 城乡融合整体水平HH区主要集中在东中部15个省份,LL区则位于西北和西南;京、津、沪是城乡融合典型极化效应区(LH区)(图2a)。② 人口融合整体上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的“三级阶梯状”分布(图2b)。究其根源是东部良好区位优势(制度环境、服务功能、市场容量、基础设施)能为城乡人口在教育、就业、区域往来等方面提供优质的空间生产条件。③ 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发达省市是城乡空间融合LH区(图2c)且为中国经济“增长极”,经济融合还表现出东部沿海为扩散互溢区而西部为低速增长区(图2d);社会融合HH区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等中部省份(图2e);生态环境与经济融合则存在一定空间“错位”,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高值区往往是生态环境融合低值区,而西部一些省份因生态本底脆弱也为LL区(图2f)。尽管如此,城乡关系转型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已成大势所趋,2016年生态环境融合HH区占比达47%(14个)。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2016年中国城乡各维融合Moran散点图
Fig. 2Moran scatter plot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in 2016
3.2.2 热点分析 为识别城乡融合局部空间异质性,利用Stata 14计算2016年城乡各维融合Getis-Ord Gi*指数并标准化为Z(Gi*);同时借助ArcGIS按Jenks自然间断点对Z(Gi*)分级并可视化(图3),可以看出城乡各维融合热点和冷点区基本分列于“胡焕庸线”东南侧和西北侧,这说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局部空间关联依然存在,全局空间生产等值化有待激发。具体而言:① 城乡融合整体(图3a)形成以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和天津等8省1市高值连绵区;低值簇集中在新疆、甘肃、青海等西部不发达地区,这和局域Moran's Ii指数揭示规律一致。② 人口融合(图3b)增长极在天津、河北、河南,并以此为中心由内而外、自东向西“圈层式”递减;低值簇集中在西北和西南6省份;需要强调的是北京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发挥自身空间优势吸纳大量外来人口同时,也加剧了本地区就业市场和社会管理压力,而制约城乡人口可持续发展,成为人口融合“洼地”。③ 图3c显示,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区在空间上已形成“核心-边缘”结构,这种结构会导致空间生产断裂化和等极化。其中北京市空间生产有限性和资本积累无限性的矛盾,激化了其在城市空间扩张中非等值化生产效应,空间融合沦为天津的“边缘”,广东也是类似;上海市“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并存则导致其在空间融合上不仅强化本地集聚优势,还增强与之紧密联系的江苏省极化效应,形成局部热点区。④ 经济融合(图3d)热点区集中在东中部,上海和广东Z(Gi*)值最高,分别为1.79和1.75(10%水平上显著);北京市强大“向心力”也使其成为局部增长极。社会融合(图3e)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北京则处在冷点区,这再次说明解决“大城市病”和由此引发的城乡非均衡发展问题还任重而道远。生态环境融合(图3f)呈“东高西低”“南重北轻”,究其原因是西北生态本底脆弱;但北京、山东、上海、浙江、江苏等经济热点区也是生态环境融合低值区,这进一步佐证了生态环境与经济融合存在空间生产的耦合失衡。
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2016年中国城乡融合水平热点图
Fig. 3Hotspot map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in 2016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7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4 城乡多维融合影响因素
4.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4.1.1 模型构建 区域关联下,中国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及其影响因素探究难以摆脱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因此传统OLS法估计并非无偏。本文借鉴Anselin[20]研究预设面板数据空间滞后模型(SLM)(式8)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式9)以作对比选优。式中:
4.1.2 变量选取 等值化理念下城乡融合的内在逻辑是生产要素在城市和乡村系统寻求动态持续均衡,且城市空间持续生产前提是建立在乡村这块大腹地基础之上的,而乡村作为城乡融合的短板,激活乡村发展潜力能有效促进城乡多维等值化重构[21]。因此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从“人、地、钱、业”等多元“流”要素途径探索构建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① 人。即劳动力,“市场效应”在城市节点上形成“区位熵”(市场潜能、工资差异、信息高地)吸引农村劳动力择优流动,并通过人口向空间集聚(集聚效应)、资本回流农村(回流效应)、社会文化外溢(扩散效应)等作用于城乡融合[22];但劳动力寻优流动会冲击城市就业市场和社会次序,形成拥挤效应,影响城乡人口和生态环境融合[23]。参考韩佳丽等[24]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测度劳动力流动(Labtra,%)。② 地。土地是城乡空间生产的载体,农地则为城乡发展提供必需的基础物质。小农经济变迁驱动农地由基本生活保障、粮食安全功能向就业保障、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等功能转变[25],影响城乡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26],而土地流转则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创造有利条件,但在小农户和老人经营长期存在语境下,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增进农民获得感的根本依然是要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故本文将“三权分置”(Lrs)政策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具体以政策开启年份(2014年)为界,在此之前设定Lrs为0,之后(包含2014年)Lrs设定为1。③ 钱。即资本,财政支出和金融资本无疑是政府通过资源配置主导空间生产最基本的工具。其中财政支出主要包括支农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教育支出,支农支出是国家调控农业生产,进而影响乡村发展与农民收入的重要抓手;基本建设支出则促进以新建、扩建、改建和重建为基本内容的空间再生产过程,为城乡空间生产发展提供源动力,尤其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较高工资报酬,影响城乡融合;此外要素配置理论认为当劳动力实现有效配置时,增加教育支出有利于人力资本提升,并通过知识溢出与创新激励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影响城乡融合。本文分别用地方财政支出中支农支出占比(Fina,%)、基本建设支出占比(Fai,%)和基础教育经费支出占比(Edu,%)衡量地方政府资本配置行为。此外考虑权力逻辑下地方政府控制财政支出规模和方向,成为空间生产的实际主导者[27],本文同时将上述三项指标和财政分权指标的交互项引入模型,以考察资本对城乡融合作用是否会受到权力引导之影响,其中财政分权(DC,%)采用支出法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例测度。另一方面,金融规模发展的扩散效应改变了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基本建设与企业发展资本约束,并通过城市资本竞争与拥挤效应溢向农村,从而解决农村发展资本稀缺性,影响城乡融合,本文以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测度金融发展规模(Fds,%)。④ 业。即产业,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促进以家庭作为要素供给方的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间重新配置和组合,本质上讲这就是产业结构及其布局调整的过程,并关系到社会生产效率和空间重构,进而影响城乡融合。参考干春晖等[28]以三产产值占比/二产产值占比测度产业结构高度化(InduA,%)。
同时,为缓解遗漏变量出现内生性问题,模型中引入相关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ergdp,以人均GDP测度,万元/人)、对外开放程度(Open,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GDP,%)、工业化发展水平(Indust,二产产值/GDP,%)。此外为消除异方差,对除“三权分置”(Lrs)政策虚拟变量外的所有解释变量取对数后引入模型。
4.2 结果分析
4.2.1 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结果表明(表2),除空间和生态环境维度LM-Lag和稳健LM-Lag统计量优于LM-Err和稳健LM-Err外,其他维度均相反,故空间和生态环境融合最优基准模型是空间滞后模型(SLM),其他维度应选空间误差模型(SEM)。此外Hausman检验表明最优模型采用固定效应(FE)或随机效应(RE)估计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但为缓解遗漏变量产生内生性优选FE(表3)。Tab. 2
表2
表2空间计量模型选择LM检验
Tab. 2
空间效应LM检验 | 整体融合 | 人口融合 | 空间融合 | 经济融合 | 社会融合 | 生态环境融合 | |||||||||||
---|---|---|---|---|---|---|---|---|---|---|---|---|---|---|---|---|---|
参数 | 统计量 | P值 | 统计量 | P值 | 统计量 | P值 | 统计量 | P值 | 统计量 | P值 | 统计量 | P值 | |||||
LM-Err检验 | 22.703 | 0.000 | 50.426 | 0.000 | 3.582 | 0.058 | 11.050 | 0.001 | 108.973 | 0.000 | 21.074 | 0.000 | |||||
稳健LM-Err检验 | 16.568 | 0.000 | 60.883 | 0.000 | 0.054 | 0.816 | 15.981 | 0.000 | 97.315 | 0.000 | 15.055 | 0.000 | |||||
LM-Lag检验 | 10.952 | 0.001 | 0.947 | 0.331 | 28.471 | 0.000 | 0.851 | 0.356 | 13.430 | 0.000 | 91.218 | 0.000 | |||||
稳健LM-Lag检验 | 4.817 | 0.028 | 11.404 | 0.001 | 24.943 | 0.000 | 5.782 | 0.016 | 1.772 | 0.183 | 85.198 |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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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3
表3
表3基于地理空间邻接权重矩阵的基准估计
Tab. 3
变量 | 整体 融合 | 整体融合 (2000—2003年) | 整体融合 (2004—2016年) | 人口 融合 | 空间 融合 | 经济 融合 | 社会 融合 | 生态环境 融合 |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模型5 | 模型6 | 模型7 | 模型8 | |
ln(Labtra) | 0.060*** | 0.186*** | 0.074*** | -0.007** | 0.003 | 0.056*** | 0.023*** | -0.021*** |
Lrs | 0.021* | 0.000 | 0.006 | 0.000 | 0.004** | -0.002 | 0.008 | 0.010*** |
ln(Fina) | -0.098*** | 0.034 | -0.107** | -0.029*** | -0.030*** | -0.037** | 0.011 | 0.009 |
ln(Fai) | 0.049*** | -0.030 | 0.048*** | -0.000 | 0.020*** | 0.010** | 0.002 | 0.008*** |
ln(Edu) | 0.017 | 0.002 | 0.015 | 0.017*** | 0.007** | -0.007 | 0.004 | 0.002 |
ln(DC)×ln(Fina) | 0.025** | -0.011 | 0.028* | 0.010*** | 0.010*** | 0.008 | -0.008 | -0.001 |
ln(DC)×ln(Fai) | -0.014*** | 0.004 | -0.014*** | -0.000 | -0.006*** | -0.004** | 0.001 | -0.002** |
ln(DC)×ln(Edu) | -0.000 | 0.002 | -0.000 | -0.004*** | -0.002** | 0.003 | 0.003 | 0.000 |
ln(Fds) | 0.058*** | 0.030 | 0.018 | 0.004* | 0.006*** | 0.006 | 0.020*** | 0.011*** |
ln(InduA) | 0.038*** | -0.038* | 0.021** | -0.001 | 0.010*** | 0.013*** | 0.017*** | -0.003 |
ln(Pergdp) | 0.034*** | -0.018 | 0.063*** | 0.004** | 0.002 | -0.005 | 0.011* | 0.006** |
ln(Open) | 0.009** | 0.010 | 0.016*** | -0.000 | 0.001 | 0.002 | 0.005** | -0.001 |
ln(Indust) | 0.019** | -0.052* | 0.015 | 0.006*** | 0.008*** | 0.010*** | -0.001 | 0.003 |
lambda | 0.616*** | -0.246* | 0.185* | 0.189*** | 0.579*** | 0.592*** | ||
rho | -0.020 | 0.502*** | ||||||
Obs | 510 | 120 | 390 | 510 | 510 | 510 | 510 | 510 |
R2 | 0.395 | 0.400 | 0.387 | 0.487 | 0.250 | 0.208 | 0.517 | 0.103 |
模型选择 | SEM-FE | SEM-FE | SEM-FE | SEM-FE | SLM-FE | SEM-FE | SEM-FE | SLM-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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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样本回归(表3模型1)显示,除基础教育支出(Edu)及其与财政分权交互项对城乡整体融合影响不显著外,其余变量均显著。但从模型2和模型3分时段①(①1949年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大致经历了城乡二元模式下以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的“以乡哺城”(1949—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以乡促城”(1978—2003年);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乡村、生产要素城乡双向流动的“城乡统筹”(2003年至今)3个发展阶段。据此本文将研究样本分为2000—2003年和2004—2016年两个时段。)回归结果看,“以乡促城”快速发展阶段(2000—2003年),要素流动的“城市偏向性”虽表现出劳动力流动(Labtra)利于城乡融合,但其他变量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出现产业结构调整(InduA)和工业化(Indust)负面效应;城乡统筹阶段(2004—2016年),要素互动使部分因素对城乡融合影响逐渐显现。具体到各维度(模型4~模型8):
(1)劳动力流动最直接影响应是推动城乡空间融合,然而Labtra系数尽管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当前中国人口向东部过度集聚会限制中西部城乡空间持续发展,进而影响空间融合。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以获得资本报酬和逃离农村资本的两种逻辑[29],却对城乡多维融合产生截然相反影响,就前者看,劳动力流向城市会提升城市稳态时产出水平,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带来更快经济增长(前向联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退出为留守土地的其他农民提供充裕生产和资源空间,提升农村生产率,激发其经济增长潜力(后向联系),“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共同引致Labtra对经济融合显著为正;且在干中学效应下逐渐提高农村居民对社会公共服务的内生性诉求,推动社会融合。但从后一种逻辑看,农村人力资本(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年龄层次)相对上乘劳动力逃离不仅限制人口发展,还冲击城市就业市场并加剧资源消耗(如管理成本),不利于人口融合;加之新兴产业供给不足和转型不充分,导致部分产能过剩企业仍对低端劳动力存在很强路径依赖,这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成为生态环境融合之梗阻,故Labtra对其影响显著为负。
(2)“三权分置”(Lrs)对空间和生态环境融合影响显著为正,其原因为“三权分置”通过稳定所有权、落实承包权、放活经营权,促进农地经营模式从传统唯生计、流转单一、村内转包代种向兼业或非农生计、流转多元化、规模化和现代化转变,这提升农地集约高效利用同时,还为城乡建设及空间发展提供用地保障,并唤醒农业经营主体长期投入和持续生产意识,农地生态安全保障功能不断显化,利于城乡生态环境融合。虽然Lrs对人口、经济与社会融合影响不显著,但对人口和经济融合的影响符号却为负,其合理解释是,尽管农地产权“三权分置”为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创造有利条件,但“草根失语”“产权边界模糊”“(政府和市场)监管缺失位”“户籍歧视”等尚未完全消解的制度性障碍,仍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民权益和机会等值化的实现。
(3)理论上讲,增加支农支出(Fina)能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和缩小城乡差距,表3显示:尽管Fina对社会和生态环境融合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且无论在整体还是人口、空间和经济维度,其影响均显著为负,这与邢成举等[30]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对此可以解释为:其一尽管本文对政府财政支出项目进行系统划分,但财政支农本身也属组合财政(包括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由于数据可获性对此未作细化。事实上,生产性支出(如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才是推动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最直接力量,而非生产性支出(如农业部门事业费)多用于各项涉农事业,“草根失语”下其推动“三农”发展的潜力还十分有限,甚至因“资本寻租”和“精英俘获”流向城市或农民不需要的地方,最终牺牲农民利益而出现政策扭曲,阻碍城乡融合。其二城市偏向性政策惯性导致政府扩大农业生产性支出同时,更有可能增加城市生产性支出,最终城乡资源配置差距仍未改变,反而在城市高资本投资回报率催化下拉大城乡差距。基本建设支出(Fai)的“涓滴效应”能推动城乡融合,即Fai增加1%使城乡融合整体水平增加0.049%,且对空间、经济和生态环境融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础教育投资(Edu)有助于促进城乡人口融合,并推动以人为本、交通网为基础和交通工具为媒介的空间融合;但从其他维度看,其长期效应还有待激发,甚至要警惕城乡教育失衡引起优质劳动力向城市择优流动,而造成农村人才凋敝,进而制约城乡经济融合。
(4)权力逻辑下地方政府具“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双重属性,政府资源配置及影响城乡融合的内在逻辑均源自这两股力量的博弈。随着城市发展外部不经济和社会对均衡发展的重视,尤其在中国持续关注“三农”和“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背景下,拥有更高财政自主权的地方政府更有动力去扶持本地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而信息优势将助推其“扶持之手”纠偏以往财政扭曲行为,利于城乡融合,且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空间维度,这与陶然等的研究结论[31]基本一致。然而“增长型激励”下地方政府“掠夺之手”也不可避免强化其对价高利大项目投资偏好程度,以获取短期经济利益并挤占效应发挥时滞性更长的教育支出,从而在不同维度扭转基本建设和教育支出对城乡融合的积极作用。
(5)包融性和普惠制金融下,金融规模(Fds)扩大能拓宽信贷渠道和提升信贷支持面,并通过盘活市场经济等“主渠道效应”提升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和职业技能水平,从而增加低层次劳动力就业与创收机会,形成“金融开源”促“城乡融合”之势;但金融发展拉动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城乡经济融合的“次渠道效应”尚未完全显化,故Fds对经济融合影响不显著。
(6)产业结构高度化(InduA)通过增加就业岗位和机会促进城乡融合。具体为产业结构高度化不但促进高附加值或知识技术密集型等非农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量”增,助推城乡空间融合;还能通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实现城市生产力和农村边际生产率发生“质”变,推动城乡经济融合;而产业高度化驱使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还会通过“回浪效应”促进城乡居民在文化、教育、旅游、康养等方面的共识共享,故InduA增加1%使社会融合绝对水平增加0.017%。
4.2.2 稳健性检验 空间计量模型对空间权重矩阵较为敏感,故本文进一步采用地理空间距离权重矩阵(wd)检验研究结果稳健性,该矩阵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d为各省间地理距离。
表4为稳健性检验结果,除个别变量显著性稍有变化外(但系数符号未变),大多数变量均与基准模型估计结果保持一致,只是系数大小略有变化,这说明本文研究结果整体稳健,研究结论具有一定可信度。
Tab. 4
表4
表4基于地理空间距离权重矩阵的稳健性估计
Tab. 4
变量 | 整体 融合 | 整体融合 (2000—2003年) | 整体融合 (2004—2016年) | 人口 融合 | 空间 融合 | 经济 融合 | 社会 融合 | 生态环境 融合 |
---|---|---|---|---|---|---|---|---|
ln(Labtra) | 0.056*** | 0.183*** | 0.069*** | -0.007*** | 0.003 | 0.051*** | 0.023** | -0.020*** |
Lrs | 0.021* | 0.000 | 0.003 | 0.001 | 0.004** | -0.002 | 0.011* | 0.010*** |
ln(Fina) | -0.081** | 0.019 | -0.112** | -0.021*** | -0.036*** | -0.023 | 0.009 | 0.004 |
ln(Fai) | 0.039*** | -0.029 | 0.054*** | -0.002 | 0.022*** | 0.005 | 0.002 | 0.010*** |
ln(Edu) | 0.052*** | 0.017 | 0.005 | 0.012*** | 0.008*** | -0.009 | 0.018* | 0.006 |
ln(DC)×ln(Fina) | 0.022* | -0.005 | 0.031* | 0.007*** | 0.012*** | 0.003 | -0.007 | 0.000 |
ln(DC)×ln(Fai) | -0.012*** | 0.004 | -0.017*** | 0.001 | -0.006*** | -0.002 | 0.000 | -0.003*** |
ln(DC)×ln(Edu) | -0.002 | -0.000 | 0.001 | -0.003*** | -0.003*** | 0.004** | 0.003 | -0.001 |
ln(Fds) | 0.032** | 0.026 | 0.007 | 0.008*** | 0.000 | 0.002 | 0.015** | 0.019*** |
ln(InduA) | 0.028*** | -0.048** | 0.018** | 0.000 | 0.005*** | 0.012*** | 0.012*** | 0.003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rho | 0.270*** | -0.004 | -0.028 | 0.208*** | 0.733*** | |||
lambda | -0.174 | 0.369*** | 0.559*** | |||||
Obs | 510 | 120 | 390 | 510 | 510 | 510 | 510 | 510 |
R2 | 0.537 | 0.378 | 0.377 | 0.512 | 0.262 | 0.231 | 0.593 | 0.217 |
模型选择 | SLM-FE | SEM-FE | SEM-FE | SLM-FE | SLM-FE | SEM-FE | SLM-FE | SLM-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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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基于等值化理念对中国城乡融合内涵进行多维重构并作时空尺度审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人、地、钱、业”四方面探索构建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东部领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区域发展战略下,中国城乡融合整体趋势向好,城乡各维融合推进有序、结构趋优,且社会和经济融合始终分列第一和第二。样本期内,全国和东部城乡多维融合均呈社会>经济>人口>空间>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导向下中西部城乡生态环境融合的位次亦在逐年前移。
(2)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空间关联,HH区集中在东中部,西部以LL区为主;热点和冷点区基本分列于“胡焕庸线”东南和西北两侧。分维度上,人口融合形成以天津、河北、河南为增长极的由内而外、自东向西“圈层式”递减结构;北京、上海、广东是空间融合典型的“核心-边缘”区且为经济融合热点区;但经济与生态环境存在一定空间错位;社会融合热点区集中在中部。
(3)劳动力流动推动城乡经济和社会融合;而东部沿海人口过度集聚会限制中西部城乡空间的有序发展,且不利于人口和生态环境融合。“三权分置”为城乡融合提供用地保障并促进城乡空间和生态环境融合;但农民合法权益保障缺失会影响城乡人口和经济融合。“资本寻租”“精英俘获”等“单向度”资本逻辑和“扭曲型”权力逻辑阻碍城乡融合,而信息优势下地方政府“扶持之手”能纠偏此行为并发挥利好作用;“增长型激励”下地方政府“掠夺之手”也会诱发基本建设和教育支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负向效应。拓宽金融信贷渠道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均利于中国城乡关系迈向高质量融合。
5.2 讨论
基于以上结论,得出以下启示:(1)破解人才瓶颈制约,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发挥劳动力资源“知识红利”和“智慧红利”,以应对发展转型中逐渐消逝的“人口红利”,尤其要加强农村新生劳动力(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以优化农村劳动力结构和激活乡村发展新动力。在保持大城市(增长极)稳定吸纳转移劳动力同时,强化中小城市(次级节点)的辐射和涓滴效应,积极引导人口向次级节点或腹地有序疏解,形成城乡空间等值化生产的“点-线-面”多尺度融合体系。
(2)加强农地“三权分置”,提供城乡发展用地保障。深入推进农地“三权分置”,并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合理引导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有偿自愿退出,挖掘用地潜能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用地保障。同时要催化农村“三权”资本化和证券化,在完善社会与就业保障体系基础上,推动构建城乡服务均等化、利益分配合理化等共享型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城乡发展等值化。
(3)拓宽投融资渠道,规范政府行为并提高资本利用率。强化政府财政支出公共性和普惠性同时,也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尤其是财政支农支出端结构;还应引导金融资本下乡破解乡村发展“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以激活乡村发展潜力。此外应规范政府行为充分发挥其信息优势,实现城乡资源配置生产性和福利性并重、普惠性和高效性并进。
(4)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应充分意识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并鼓励其积极参与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另外要在引导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同时,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以构建农业新业态(休闲农业、智慧农业、有机农业、乡村旅游等),助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最终实现城乡融合。
致谢:
评审专家对本研究主题目标、理论框架、指标选取、结论梳理等方面提出了客观、准确、详实的审稿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特致以诚挚感谢。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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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201811001URL [本文引用: 1]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实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基础理论的分析,探讨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内涵,剖析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相互关系,构建了城乡空间均衡模型和定义城乡等值线,提出了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实现途径及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发展是基于空间布局优化和制度供给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全面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五边形”和“人—地—钱—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涵;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支撑,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城乡空间动态均衡的过程。② 城乡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可以较好地阐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通过城乡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和人口的流动,城乡人均综合发展效益逐渐趋于相等;城乡等值线可以进一步解释城乡发展空间均衡的动态过程与传导机理。③ 从政策制度构建、“点轴”渐进扩散、分区分类推进、典型发展模式提炼等方面探讨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可以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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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07/s11442-014-1083-5URL [本文引用: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yp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trategies lacks of a major hand grip and spatial supporting platform,due to long-term existed "dual-track" structure of rural-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unstabl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and mechanism. It is necessary to restructure rural production,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by carrying out land consolidation,so as to establish a new platform for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and realiz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develop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Basing on the effects analy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n rural production,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the mechanism of pushing forwar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by carrying out land consolidation is probe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models of rural production,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s analyzed combining with agricultural land consolidation,hollowed villages consolidation and industrial and mining land consolidation. Finally,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bottom-up" restructuring strategy accompanied by a few "top-down" elements is helpful for smoothly pushing forwar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In addition,the optim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rural production,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will rely on the innovations of region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policy and mechanism,and mode of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and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rural space,the foundation base and platform for realiz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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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jrurstud.2013.08.004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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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landusepol.2009.06.006URL [本文引用: 1]
Abstract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recently mapped out an important strategy on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to overall coordinat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gear up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tenti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uilding of a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and provides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s and implications concerning carrying out this campaign,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To some extent, regional discrepancies, rural poverty, rural land-use issues and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re four major potential factors. Our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land consolidation, praised highly by the governments, is not a panacea for China's rural land-use issues concerning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and the key problem is how to reemploy the surplus rural labors and resettle the land-loss farmers.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caring for farmers’ future livelihood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The regional measures and policies concerning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need to take the obvious regional discrepancies both in 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into account. In 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membership environment, efficient land use for non-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some extent, needs to be a priority in the eastern region instead of blindly conserving land to maintain food security, part task of which can be shifted to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More preferential polic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reverse the rural brain–drain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analyses and the complexity of China's rural problem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will be an arduous task and a long road, the target of which is hard to achieve successfully in this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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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07/s11442-015-1220-9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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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xb201804004URL [本文引用: 1]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② 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③ 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④ 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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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11/gean.1995.27.issue-2URL [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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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020190133URL [本文引用: 1]
城乡融合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主题,也是地理学乡村系统研究的主要前沿课题。面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分隔、人地分离和日趋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加快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本文简要分析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其重要意义,指出深度探究人地系统耦合、城乡发展融合、村镇功能契合重大理论与科学途径,成为现代地理学面向国家战略、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责任。重点介绍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一周年来国内相关研究进展及本专辑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特点。最后,着眼于发挥地理学优势和特色,阐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及科技需求,提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乡村科学与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的初步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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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11/j.1468-0351.2011.00416.xURL [本文引用: 1]
This article estimates the impact of work migration and non-work migration on per capita income, per capita expenditures,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Vietnam using data from the two most recent Vietnam Household and Living Standard Surveys. We find that both work migration and non-work migratio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per capita expenditures of migrant-sending households. Non-work migration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the incidence, depth and severity of national poverty. The effect of work migration on poverty is much smaller. Still, while work migration does not lift people out of poverty, it makes their poverty less severe. In addition, both work migration and non-work migration decrease inequality, albeit only very sligh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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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020180060URL [本文引用: 1]
通过山区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的耦合关系分析,可以揭示山区人地关系的变化过程和机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山区农村人地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小农经济变迁驱动土地利用转型,土地利用转型进一步促进小农经济变迁。在阐述土地利用转型及小农经济变迁内涵和特征基础上,结合实证探讨二者间的耦合机理,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参考。研究表明:①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相互影响,耦合演进。②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重点体现在农村宅基地、耕地及林地三类用地上。③ 中国小农经济已发生四次变迁,而山区小农经济变迁在第四次中表现较为明显,其阶段特征主要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土地流转频繁,土地规模经营趋势增强。④ 山区小农经济变迁引发耕地空间形态及功能转型,山区耕地转型进一步促进小农经济变迁。⑤ 山区小农经济变迁及农户生计策略非农化转变促使农户对宅基地结构及功能的需求发生变化;闲置废弃宅基地综合整治可显化农村土地资产价值,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促进小农经济变迁。⑥ 通过云南省砚山县耕地利用转型案例剖析,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的耦合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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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持续的城乡收入差距向我们提出了严重的政策挑战.随着中国经济更加自由化,财政政策在形成城乡差距的问题上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根据从1994年到2003年10年问包括中国27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估计了地方财政开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发现了中国地方财政体系有着严重的城市倾向.而且地方财政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地方财政的独立程度,也就是说,取决于地方政府开支来自于当地政府税收还是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由于税收集权导致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以及地方政府在选民,尤其是政治弱势群体农村人口中的可信度降低,地方政府近来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来增加农村收入的效果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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