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REemail.gif)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patterns and mechanisms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es
DAI Qiwen1,2, YANG Jingyun1, ZHANG Xiaoqi![](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REemail.gif)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9-07-28修回日期:2019-10-17网络出版日期:2020-07-20
基金资助: |
Received:2019-07-28Revised:2019-10-17Online:2020-07-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戴其文(1985-),男,安徽郎溪人,博士,副教授,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E-mail:sxsfdx520@163.com。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down.png)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PDF (2726KB)元数据多维度评价相关文章导出EndNote|Ris|Bibtex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戴其文, 杨靖云, 张晓奇, 胡森林. 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模式与动力机制. 地理研究[J], 2020, 39(7): 1511-1533 doi:10.11821/dlyj020190637
DAI Qiwen, YANG Jingyun, ZHANG Xiaoqi, HU Senlin.
1 引言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五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浪潮,国内产业转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企业迁移与产业转移日益普遍并相互依存,不仅促进了地区产业分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1],也缩小了区域差距、推动了区域的平衡发展[2]。国外的产业转移实践证明,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是国家和地区急于转移的重点和主体。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促进了污染产业的跨国和跨区域转移,产业结构的空间梯度转移与转型升级并存,而污染产业表现的更明显,如“污染避难所”假说[3],环境污染的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污染产业转移作为产业转移研究的热点问题[4,5],其空间转移规律及驱动因素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6]。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加入WTO之后,中国凭借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等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然而东部沿海地区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承接了大量低技术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7]。国内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制的不平衡,驱动了污染产业的转移,以GDP增长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促使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而盲目引入污染企业[8]。发达地区的经济转型、结构变迁和城区功能提升正在推动大量污染企业的外迁[9],近年来多数大城市城区实施了“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污染企业的“退城搬迁”。污染产业的国际与区际转移,在重塑产业地理格局和区域发展格局的同时,也推动了环境污染的扩散和转移,尤其对转入地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构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10]。日趋严重的跨区域环境问题也逐步引起了政府部门、公众和学界的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环境规制政策越来越严格。2010年国务院明确提出产业承接必须符合区域生态功能定位,必须将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意味着产业发展生态化不是对某地区某行业的要求,而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整体要求。
污染企业/产业转移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探讨的重要内容,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虽然近年来相关研究受到了重视并涌现出一些研究成果,但因企业/产业数据获取不易,相关研究未得到深入开展。多数文献局限于污染企业/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化、“污染天堂效应”的验证、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模式和机制还有待于梳理、归纳和总结。基于此,在查阅大量国内污染企业/产业转移文献的基础上,梳理总结了污染企业/产业的概念和类别,归纳提炼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路径和模式,阐明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限于篇幅和完整性的考虑,文中没有分析相关研究的数据和方法,将会另文阐述。期望通过对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系统梳理,为国内****开展该领域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2 污染企业/产业的界定和分类
污染企业概念的界定文献较少,比较典型的如唐湘博等[11]认为污染企业是生产工艺和设备落后、能耗高、废弃物排放量大,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这种界定没有明确的方法和依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环保法规中规定的关、停、并、转企业或清洁生产标准中淘汰(限制)类企业;另一类是法规中没规定或在合法生产期内,但生产工艺相对落后、能耗高、排污量大、产品附加值相对低的企业。关于污染产业的概念界定和分类文献较多,最早由夏友富提出并进行了分类。与污染产业相类似的概念还包括污染密集型产业、污染密集行业等,文中统称为污染产业。****们对污染产业的界定大致相似,即在生产过程中若不加以治理则会直接或间接产生大量污染物,对人类、动植物有害,促使环境恶化的产业(见表1)。Tab. 1
表1
表1污染产业的类别
Tab. 1
分类方法和依据 | 主要行业类别 | 相关主要文献 |
---|---|---|
无 | (17) (19) (22) (26) (27) (29) (38); (22) (25) (26) (31) (32) (44) | 夏友富[12] |
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 | (13) (14) (17) (19) (22) (25) (26) (30) (31) (32); (13) (14) (17) (19) (22) (25) (26) (30) (31) (32) (44) | 段娟等[13] 张彩云等[10] |
2010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 | (6) (8) (9) (14) (15) (17) (22) (25) (26) (27) (28) (30) (31) (32) (33) (44) | 汪中华等[14] |
2010年环保部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 (6) (7) (8) (9) (10) (11) (12) (13) (17) (19) (22) (26) (27) (30) (31) (44) | 罗党论等[15] |
2003年环保部发布的《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 | (6) (7) (8) (9) (10) (11) (12) (13) (17) (19) (22) (26) (27) (30) (31) (44) | 邱金龙等[16] |
污染排放规模 | (6) (7) (8) (9) (10) (11) (12) (22) (26) (28) (30) (31) (32) (44) | 沈静等[17] |
污染排放强度 | (6) (7) (8) (9) (10) (11) (12) (22) (26) (28) (30) (31) (32) (44) (45); (6) (7) (8) (9) (10) (11) (12) (17) (22) (25) (26) (27) (28) (30) (31) (32) | 崔建鑫等[18] 王亚平等[19] |
污染排放强度 | 重度污染型产业:(22) (26) (30) (31) (44); 中度污染型产业:(14) (15) (17) (25) (27) (32); 轻度污染型产业:(19) (23) (29) (33) (38) | 刘友金等[20] |
污染排放强度 | 污染密集型行业:(6) (7) (8) (9) (10) (11) (12) (22) (26) (30) (31) (44) (45); 中等污染行业:(14) (15) (16) (27) (28) (33); 低污染行业:(17) (19) (23) (29) (38) | 张志辉[21] |
污染排放强度 | 废水重污染行业:(9) (13) (14) (15) (17) (22) (25) (26) (28) (44); SO2重污染行业:(9) (22) (25) (30) (32) (44); 烟尘重污染行业:(10) (22) (25) (26) (30) (31) (44) | 豆建民等[22] |
污染排放强度 | COD密集型:(9) (13) (14) (15) (17) (22) (26) (27) (28); SO2密集型:(9) (22) (30) (44); 烟粉尘密集型:(10) (22) (30) (31) (44) | 苏红岩等[23] |
污染排放规模和强度 | (6) (7) (8) (9) (10) (11) (12) (15) (17) (22) (25) (26) (28) (30) (31) (44) (45);(6) (7) (8) (9) (10) (11) (12) (13) (15) (17) (22) (25) (26) (28) (30) (31) (32) (44) | 仇方道等[6] 田光辉等[24] |
污染排放规模和强度 | 废气污染行业:(26) (30) (31) (32) (44); 废水污染行业:(6) (17) (22) (26) (44);固废污染行业:(6) (8) (9) (31) (44) | 刘宁宁等[25] |
产业对自然资源与公共健康等影响的程度 | (6) (7) (8) (9) (10) (11) (12) (14) (15) (16) (17) (18) (19) (22); (7) (9) (13) (14) (15) (17) (19) (22) (25) (26) (27) (28) (30) (32) (33) (34) (39) (40) (44) | 夏友富[26] 李玉红[27] |
污染治污成本占总成本比例高于1.8 %的行业 | (22) (26) (30) (31) (33) | 陆旸[28] |
新窗口打开|下载CSV
当前污染产业的分类依据有三种:一是依据官方发布的相关文件,如《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等;二是依据污染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规模或二者相结合;三是其他指标,如产业对自然资源与公共健康等影响的程度、治污成本占总成本比例。然而因数据、样本、区域、污染物和产业类型等不同以及分类依据与方法的差异而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即便相同的分类依据得出的结果也有一定的差异。分类结果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得出具体的污染行业;二是根据污染的程度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型产业或污染密集型、中等、低污染行业;三是根据污染物类型分为废水、二氧化硫、烟尘重污染行业或废气、废水、固废污染行业或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烟粉尘密集型行业(见表1)。对于直接得出的分类结果,认可度较高的污染产业包括造纸及纸制品业(2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1)、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4),认可度较低的污染产业包括纺织服装、服饰业(18)、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23)、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24)、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9)、仪器仪表制造业(40)。认可度较高的重度污染型产业包括造纸及纸制品业(2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1)、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4)。纺织业(17)、造纸及纸制品业(2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6)、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4)被较为一致地认为是废水重污染行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9)、造纸及纸制品业(2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0)、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4)被较一致认为是二氧化硫重污染行业,而非金属矿采选业(10)、造纸及纸制品业(2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1)、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4)被较为一致地认为是烟尘重污染行业。
3 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与模式
企业迁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区位调整,是企业的价值链活动在空间上的变化[29]。目前学术界对企业迁移的界定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一般认为企业迁移是指为了新产品或原产品寻求新的空间扩张而把原企业经济活动全部或部分搬到新工厂[30]。产业转移是因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现有研究对产业转移概念也没有形成一致的表述。污染企业迁移和污染产业转移既具有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的一般特点,也呈现出特有的转移特征和模式。本文从尺度、方向、方式等三个方面总结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和模式。3.1 尺度特征与模式
污染企业/产业的空间转移具有尺度效应,并呈现行政区分割和距离衰减特点,本文从城市、省域和国家三种地理尺度上总结了污染企业/产业空间转移的特征和模式。3.1.1 城市层面 城市层面包括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两个方面。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内部的转移可能存在三种模式:分散式外围区转移、集中式功能区转移、远离敏感区转移(见图1)。第一种是从中心城区向郊区、农村或城市边界等非敏感地区转移。非敏感区具有成本低和环境规制弱的特点,向该区域转移可降低成本、减少城区污染。例如,无锡市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出由市区向郊区和环境非敏感区集聚的趋势[31],深圳市废水与固体废弃物重污染企业由中心城区迁至城市外围边界[32]。第二种是向各类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交通枢纽区等转移。为了优化城市产业空间结构,各类园区已成为当地政府培育产业集聚和集群的主要载体。在政府政策和中心城区成本飞涨的驱动下,功能区转移已成为污染产业转移的重要模式[33,34]。例如,佛山市禅城区陶瓷产业的生产环节被转移至周边工业园区[35],无锡市部分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由太湖附近转移至周边工业园区内[36]。石家庄市政府要求中心城区污染企业必须限期搬离,主要迁移至各类园区以实现产业集群式发展①(①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加快主城区工业企业搬迁改造和产业升级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图1
![](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0/1000-0585/1000-0585-39-7-1511/thumbnail/img_1.png)
图1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内的转移模式
注:作者根据文献[31,32,33,34,35,36]相关资料绘制。
Fig. 1Transfer modes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industries within the city
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之间的转移也普遍存在,城市层面上仅讨论省内城市间的转移。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之间的转移呈现出由发达城市向欠发达城市、由环境规制强的核心区向环境规制弱的边缘区蔓延的特征。例如佛山市的陶瓷产业将生产环节向环境规制弱的相邻城市转移[35],江苏省发达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向环境规制较弱的欠发达地区转移[6],广东省的污染产业由珠三角城市向环境规制宽松的非珠三角城市转移[17],山东省的污染产业由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向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中西部城市转移[19]。
3.1.2 省域层面 随着城市产业空间结构的调整和环境规制的加强,工业基础较好、技术水平较高和原材料较丰富地区成为污染产业省际转移的首选地。省域层面的转移可分为邻省转移和跨省转移两种模式。邻省转移因距离较近既能同原产业链保持联接,又能节约综合要素成本[20]。邻省转移模式以经济较发达和环境规制水平较高的省份为中心,向其邻近省份扩散,可能存在三种转移路径:迁至多省交界处、由河流上游省份迁至下游省份、沿交通线迁至次级城市(见图2)。行政区交界地带成为重要的迁入地,也正沦为污染企业的公共排污场。例如无锡数百家污染企业向苏浙皖交界处的郎溪县转移[37],内蒙古与山西、陕西、宁夏等省区交界地带也聚集了大量污染企业[38]。污染企业如此青睐行政区交界处,原因有三:一是交界地带受重视程度低,环境监管力度不够,位置偏僻,执法难度大;二是交界地带资源丰富;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及地方领导环境意识薄弱,为追求政绩招污纳垢。同时多数省份存在上游省份向下游省份转移污染的搭便车行为[39],跨省河流成为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重要路径。沿交通线转移是城市群内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一种路径模式。近年来长三角中心城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沪宁—沪杭甬交通沿线的次级城市转移[18],而京津冀地区污染产业向区内工业基础较好、技术水平较高的次级城市转移[13]。此外,或转移至原料丰富成本低廉地区,如佛山陶瓷业向省外原材料丰富和生产成本较低的城市转移[35]。
图2
![](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0/1000-0585/1000-0585-39-7-1511/thumbnail/img_2.png)
图2污染企业/产业的邻省转移路径与模式
注:作者根据文献[13]、[18]、[35]、[37-39]相关资料绘制。
Fig. 2Inter-provincial transfer paths and modes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industries
污染企业/产业的跨省转移也很常见,东部地区污染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就是一种典型。跨省转移可能存在成本导向型、市场扩张型和政策推动型三种模式。成本导向型是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标的产业转移模式。例如沿海地区生产成本的上升迫使污染产业逐步向劳动力、原材料丰富廉价且环境成本较低的中、西部省份转移[4],同时中西部地区更低的税负和更多的税收优惠也吸引着东部污染产业的转入[20]。市场扩张型是以接近市场和开拓新市场为目标的产业转移模式。例如沿海地区市场需求扩大、交通条件改善以及对国外原料依赖的增强,驱使部分资源密集型产业由内陆省份转向沿海地区[40]。政府推动型是在政府驱动和政策影响下的产业转移模式。例如国家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安徽皖江、广西桂东等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东部沿海地区的污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41]。苏州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大量笔记本电脑代加工产业转移到重庆也是一个典型案例[42]。
在省域尺度上,污染产业转移路径还呈现出“晕轮模式”特点,即由迁出地向邻近省份转移并逐渐扩散至周边更远地区。例如污染产业以环渤海的辽、冀、鲁为中心逐渐向晋、京、蒙转移,而后又向津、吉、陕转移;上海的污染产业逐渐向长三角的浙、苏、闽转移[43];内蒙古和河北的污染产业逐渐向周围资源丰富的山西、陕西和河南等省份转移[25]。
3.1.3 国家(地区)层面 污染企业/产业的国际转移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地区)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投资的途径,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44]。20世纪末中国沿海地区已有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及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港、澳、台商与外商在污染产业上的投资,其中广东的污染企业外商直接投资达到21.89%,江苏、吉林、山东、浙江、福建等占比也较大[12,26]。同时,中国内地47%的外资企业属于高污染产业,而中西部地区高污染企业中,外资企业占10%[45]。广东省存在明显的外商投资污染产业转移现象,绝大部分三资工业企业属于污染产业,且三资污染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及实收资本已超过了内资企业[46]。江苏省也是国际污染产业的承接地,实际利用外资是转移的主要形式[6]。国家(地区)层面的污染企业/产业转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外商首先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投资污染行业,并逐渐向内陆转移。港、澳、台商与外商来源非常集中,其中港、澳、台的占比大,美、日、韩占一定比例。国际转移的污染产业主要涉及印染、染料、化纤等纺织业,制革、电镀、橡胶塑料、化工、能源、冶金、玩具制造、贵金属及其制品、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零件、火力发电等[47,48]。
3.2 方向特征与模式
污染企业/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呈现出不同的转移特点和模式,同时转移的方向也具有一定的规律。转移方向和转移尺度相互交织联系,不同地理尺度上的转移方向也不相同,大致包括5种研究视角,15种转移方向(见表2)。一是区域视角,表现出城郊间、城乡间、邻近区域间、省内和省际区域间、地带间等5种转移方向模式,涵盖城市内、省内城市间、省际间、地带间4种尺度,呈现出随时间由近及远、由小尺度到大尺度的变化过程特征。城市郊区是污染企业/产业最初转移的首选地[31,36],距离近、成本低、可以保持产业联系,继而城市外围的广大农村也成为重要的迁入地[49]。污染产业的转移遵循距离衰减规律,邻近地区是转移的重要方向,如江苏省、上海市、深圳市、佛山市的污染企业/产业都有向其周边地区转移的特点和倾向[32,34,35,50]。污染企业/产业在省内区域间和省际间的转移也逐渐增多,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如珠三角地区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17]、京津冀地区向冀中南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13]。地带间的转移研究较早,相关文献也较多,主要包括东部向中部、西部的转移[49,51],实际上也折射出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值得注意的是污染产业还存在着东、西部互相转移的现象。除东北地区产业是单向流出外,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双向转移特征。例如纺织、家电、钢铁产业从西部地区转出,纺织、能源、电子产业从中部地区转出,而汽车、纺织、电子、钢铁产业在从其他地区转至东部地区,原因在于东西部地区的技术差距虽不明显,但东部基础设施完善、工业服务业不断增强、具有产业集群优势并形成产业的区域粘性[52,53]。二是地理视角,呈现出由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向交通枢纽地区、向偏远地区以及远离水域地区等4个方向的转移模式。因交通替代作用加强、资源约束减小而沿海地区市场扩大,为接近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石油和钢铁产业、化学制品业等污染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40]。长三角中心城市的纺织业因生产成本上升,向地价较低且交通便利的次级城市转移,以维持交通和市场优势[54]。广东省部分污染企业在产业结构升级、成本上升以及国家政策的压力下,向政府管理薄弱的偏远山区迁移[34]。为了治理太湖,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江苏省要求沿太湖上游地区的污染企业迁离,移至水环境约束压力小的郊区[36]。三是经济视角,表现出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成本地区两个方向的转移特征。例如为建设生态山东,部分污染产业从济南等发达地区向德州等欠发达地区转移[19]。税收政策的空间效应驱使污染企业迁移至市场良好和空间邻近的区域,原因在于迁入地具有低成本优势[55]。四是功能区视角。工业集聚区和工业园区成为政府优化制造业布局的主要方式,通过提供优惠政策、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专门的服务,吸引或要求污染企业/产业的转入,便于形成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9]。例如佛山市陶瓷产业在资源约束与成本压力下将其生产环节移至工业园区[35]。五是政策视角,主要表现在环境规制上,污染企业/产业倾向于由高强度环境规制地区转至低强度环境规制地区[56,57]。环境规制可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因此迁移方向又可细分为转向环保组织力度/公众参与环保(非正式)等较弱的地区[58,59]、政府(正式)和非政府(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均较弱的地区[60,61]。此外有的污染企业向实际税率水平较低的地区转移[55]。Tab. 2
表2
表2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
Tab. 2
研究视角/转移方向 | 转移区域 | 研究视角/转移方向 | 转移区域 |
---|---|---|---|
区域视角 | 地理视角 | ||
城-郊转移 | 市区向郊区转移 | 内陆-沿海转移 | 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 |
城-乡转移 | 城市向农村转移 | 交通枢纽转移 | 向交通枢纽区域转移 |
邻近转移 | 向邻近地区或城市外围地区转移 | 偏远山区转移 | 向偏远地区转移 |
省内和省际区域转移 | 省内区域间和省际区域间转移 | 迁离水域 | 远离水域转移 |
地带间转移 | 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 功能区视角 | |
地带间转移 | 东西部互相转移 | 工业集聚区转移 | 向工业集聚区转移 |
政策视角 | 工业园区转移 | 向工业园区转移 | |
低环境规制地区转移 | 向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地区转移 | 经济视角 | |
低环境规制地区转移 | 向环保组织力度/公众参与环保等(非正式)较弱的地区转移 | 欠发达地区转移 | 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
低环境规制地区转移 | 向政府(正式)和非政府(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均较弱的地区转移 | 低成本地区转移 | 向低生产成本地区转移 |
低税率地区转移 | 向实际税率水平较低的地区转移 |
新窗口打开|下载CSV
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模式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特征有着密切关系。迁出地与迁入地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存在着经济梯度,迁出地一般是空间经济系统中的核心区、发达地区、环境敏感区,而迁入地往往处于系统的外围区、边缘区、欠发达地区(见表3)。迁出地的产业结构急需优化升级,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区内污染产业转移的内生动力,严格的环境政策是其内在要求,环境门槛的不断提高、生产要素成本和环境成本的不断上涨、资源的约束等形成巨大的推动力,迫使污染产业选择外移。迁入地承接核心区产业的转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其内生力,实施优惠政策是其内在要求,宽松的环境政策、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廉价的生产要素、薄弱的环保意识和较低的环境成本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吸引着污染产业的转入。另一方面,面对经济、环境、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政府为了治理迁出地的环境污染问题、优化城市产业空间结构[33,35]、促进地方可持续发展,驱使污染企业/产业外移;而迁入地更多面临着经济发展压力,被迫无奈吸引污染产业的转入。
Tab. 3
表3
表3污染企业/产业的转出地与转入地的特征
Tab. 3
迁出地(推动力) | 迁入地(吸引力) |
---|---|
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生命周期) | 欠发达地区(环保意识薄弱、优惠投资政策) |
发达地区(产业升级) | 欠发达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提高) |
发达地区(严格的环境政策、要素价格上涨) | 欠发达地区(宽松的环境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 |
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生产成本上涨) | 欠发达地区(优惠政策、劳动力成本较低) |
发达地区(产业升级) | 欠发达地区(资源丰富、宽松的环境政策) |
发达地区(严格的环境政策、劳动力成本上涨) | 欠发达地区(宽松的环境政策、丰富的人力资本) |
发达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严格的环境政策、 区域发展差异大) | 欠发达次级城市(宽松的环境政策、劳动力成本较低) |
城区(产业升级、严格的环境政策、地价上涨) | 郊区(宽松的环境政策、交通基础设施提高) |
城区(产业结构优化、较高的环境成本) | 农村(较低的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和交通成本) |
城区(产业升级、较高环境成本) | 城市边界地区(较低环境成本) |
环境规制严格地区 | 环境规制宽松地区 |
环境敏感地区 | 环境非敏感地区 |
实际税率较高地区 | 实际税率较低地区 |
新窗口打开|下载CSV
3.3 方式特征与模式
污染企业的迁移方式包括整体迁移和部分迁移两类模式,部分迁移包括迁移生产基地、工序外包、并购与收购、建立子公司或分厂等几种方式(见表4)。Tab. 4
表4
表4污染企业迁移方式的比较
Tab. 4
迁移方式 | 内容 | 优点 | 缺点 | 适用条件 |
---|---|---|---|---|
整体迁移 | 将企业所有部门从一个区位迁至另一区位 | 污染彻底退出;保持企业的完整性,有利于进入新市场。获得较高补贴;促进企业创新;避免原企业区位的限制和遗留问题 | 迁移成本高;不确定因素增多,空间转移要求相对的自由和便利 | 具备雄厚的资金;与迁入地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
迁移生产基地 | 将生产基地迁移至资源丰富、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较低的地区 | 高污染环节迁出;迁移成本较低;保持与本地的联系;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 短期利润受到影响;产品供应的时间和运输成本增加 | 生产为高污染环节 |
工序外包 | 将产业链中污染环节外包给其他生产商 | 污染得到转移;企业形象不受影响;降低了企业的投资费用,突破资源限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产业竞争力 | 产品质量未能得到保证;供需信息不完全;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 | 转移工序为污染环节、非核心部门;承接企业的技术条件好 |
绿色并购 | 获取节能减排技术的并购和向低污染低能耗行业转型的并购 | 有助于企业获得减排技术、清洁能源,促进企业创新,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 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 | 具备雄厚的资金、良好的技术和人力资源;资源禀赋好 |
对外收购 | 先进行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收购并改造相对落后的污染行业 | 无沉淀成本,制度障碍小;获得战略资源、延长企业生命周期;提高被收购企业的技术水平 | 运输成本和管理费用高 | 具备雄厚的资金、良好的技术和人力资源;资源禀赋好 |
建立子公司或分厂 | 将生产过程中污染环节迁出或将生产重心移至新厂或与目的地企业联合生产经营 | 污染得到转移;扩大企业规模;有利于开拓新市场,提高知名度;获得异地政府的补贴;避免沉淀成本损失并减少制度障碍 | 增加了企业管理成本;企业资金链紧张;股权可能被稀释 | 具备雄厚的资金、良好的技术和人力资源;资源禀赋好 |
新窗口打开|下载CSV
(1)整体迁移模式。整体迁移一般发生在环境规制强度大的区域,污染企业可能面临着整体搬迁或者关闭歇业。整体搬迁成本很高,不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62]。对于迁出地而言,虽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治理。遗憾的是,因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整体搬迁的污染企业相对较少。此类迁移适用于资金雄厚、与迁入地政府和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高污染企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中小规模企业[62]、管理和研发靠近生产基地的单厂企业[63]、本地联系较弱但有较强的社会网络和能力适应新环境的中等规模企业[64]也适合整体迁移。
(2)部分迁移模式。污染企业的整体迁移较少,部分迁移居多。迁移生产基地是部分迁移中较常见的一种形式,常将其迁移至资源丰富、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较低的地区。选择部分迁移既能防止企业核心信息的泄露,同时因靠近原料产地或市场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推动企业的扩张。例如当本地原料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企业将生产基地搬迁至原材料丰富、生产成本低、产业相对集聚的地区[35]。为布局市场的需要,一些大企业为节约运输成本,采取分区域布置生产基地的模式[65]。相对于整体搬迁,部分迁移的成本较低,不仅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还能继续保持与本地的联系。虽然企业短期利润可能因产品供应时间和运输成本增加而受到影响,但高污染环节的迁出有利于迁出地的环境治理。
(3)工序外包。污染企业将污染工序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不仅转移了污染、节省了转移成本,还可能因此改变企业的形象,并继续保持与当地产业的联系[17,64]。工序外包还可以突破单个企业的资源限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产业竞争力。与整体迁移和迁移生产基地相比,工序外包的成本低得多,还能降低企业在销售网络、附属机构、生产分厂、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可能会造成供需信息了解不完全、产品质量未能得到保证、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工序外包适用于转移工序为污染环节、非核心部门,承接企业的技术条件好。
(4)绿色并购与对外收购。绿色并购作为污染企业的一种迁移方式,包括获取节能减排技术的并购和向低污染低能耗行业转型的并购。绿色并购有助于企业获得减排技术、清洁能源,促进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然而挤占了企业其他方面的投资,增加了运作成本,降低了经营效率[16]。先进行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收购并改造相对落后的污染行业也是一种迁移方式。这种迁移无沉淀成本损失、制度障碍小、可获得战略资源、延长企业生命周期、提高被收购企业的技术水平、降低成本、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但是运输成本和管理费用高[66]。选择绿色并购和对外收购方式的企业须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资源;若企业规模小、资金和创新能力弱、所处地区经济不发达,可选择被并购收购或者合作的迁移方式。
(5)建立子公司或分厂。污染企业可通过将产品生产过程中污染密集环节迁出或将生产重心移至新厂或通过注入资金、技术和高级管理人才等生产要素与目的地企业联合生产经营的方式转移污染。建立子公司或分厂可以转移污染,扩大企业规模,有利于开拓新市场,提高企业知名度[11,67]。同时可获得迁入地政府的补贴,避免沉淀成本损失并减少制度障碍[65]。原厂可作为企业总部、研发机构以及少量产品的生产基地。然而这类迁移方式成本大,增加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可能造成企业资金链紧张、股权被稀释。因此,仅适合于资金雄厚、具有良好技术和人力资源、资源禀赋好的企业。
4 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
新古典框架、行为框架、制度框架、演化框架是研究企业迁移的主要理论框架,分别从区位因素、内部因素(企业家)、制度因素、外部因素分析企业迁移的影响机制[68]。产业转移动因的研究有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前者从产业层面分析,有成本上升论、移入需求论、生命周期论、梯度转移论、产业成长演化论等五种观点;后者从企业层面分析,有国际生产折衷论、企业成长空间扩张论、企业赢利空间界限论和集成经济论等四种观点[69]。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既具有一般企业/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也具有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独特影响机制,两类因素交织形成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复杂性机制。经济理性人假说、环境外部性、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的生命周期理论都解释了污染转移产生的根源[67]。本文从单要素和多要素两个层面归纳总结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单要素动力机制主要考虑某一种要素或侧重于分析某一种要素对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影响。多要素动力机制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对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影响,并进一步归类提炼出共同的影响因素。4.1 经济因素
经济效益是企业存在的基础和追求的目标,污染企业的迁移也会考虑成本和效益。欠发达地区的低成本与发达地区的高成本形成巨大的拉力和推力,共同驱动污染企业的迁移。大量污染企业迁移农村就是因为农村的土地成本较低,尽管宽松的环境管制也起到了吸引作用,但土地成本的影响远远高于环境管制[27]。公众作为社会力量对污染企业的迁移也会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只有当公众参与环保成本较低且期望收益较高时,参与行为才能实现[58]。对于污染企业而言,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成本外,还需考虑环境成本和迁移成本。环境成本可分为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前者指因环境因素产生且由污染企业承担的费用,比如排污费、污染罚金或赔偿或补偿金、环境治理费用、购置环保设备费用等[70]。迁出地与迁入地因环境规制强度不同造成的环境成本差以及政府给予的奖励性收入直接影响着污染企业的迁移决策[71,72]。因相邻地区的单位环境成本相近,产业选择也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若将环境成本作为产业选择的重要指标,不同污染水平的产业分布及其转移存在空间梯度[73]。迁移成本是指污染企业在迁移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主要是增加了固定资产的搬迁成本以及迁移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带来的费用。政府、公众和企业三者的利益博弈是影响污染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城乡污染转移是城乡经济主体(地方政府、污染企业、农户家庭)为实现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71]。驱动污染企业集聚于欠发达地区,既有当地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机,也包括污染企业的环境行为为政府提供了寻租空间[74]。市场是污染产业转移的内生动力,如陶瓷产业的转移主要受市场的驱动[35]。伴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生产要素流动加强,污染产业的空间聚散也更加便利。国内市场一体化通过贸易创造与生产替代效应、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效应降低污染产业比例[8],然而对不同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同,东部重污染产业迁入受其抑制,而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影响。
4.2 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也会影响污染企业的迁移,如废水和废气企业的迁移与水源地和风向有关;同时迁移呈距离衰减特征,如环境规制促使污染企业就近迁移且随时间推移表现得更加明显[50]。地理区位不仅影响企业排污决策,还会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如上游地区搭便车向下游转移污染,因此下游地区对水污染的规制强度更高[39],这将会影响污染企业在流域间的迁移。尽管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对环境污染的溢出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地理因素的影响更大[75],地理因素的作用还体现在集聚效应上。产业集聚效应驱使污染企业在空间上聚集,而形成的污染企业集聚区又会吸引更多的污染企业进入,这种集聚效应和吸引效应在同行业间最大,也存在于不同行业间[76]。此外,污染企业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区域关联性也会影响其区位选择,如资源禀赋相似的地区会吸引污染企业的迁入,资源型污染企业倾向于迁向原料丰富的矿区[77]。区域关联性不仅体现在空间上的邻近性、资源禀赋、交通基础设施等基础条件的关联,还包括产业关联、技术关联、文化关联、制度关联等。4.3 社会因素
污染企业在迁移前后面临着政府、市场和民众三方面的压力。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增加环境成本,给污染企业施压;市场压力体现在企业信誉、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化上;民众的压力更为直接,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对污染企业的迁移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污染企业迁移带来的环境问题很难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解决,于此政府通过实施环境政策介入治理。然而有的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降低环境规制,使得政府的环境规制也出现了失灵,继而公众作为环境利益的相关者参与了环境的监督和管理。近年来,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环境冲突高发地区与污染产业的分布高度重合[78],如厦门和大连的PX事件、江苏启东与四川什邡的反污染事件以及皖南吕村与皖北田村的环境维权事件。由于环境污染波及范围广且具公共性,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环境信息的逐步公开,公众开始关注环境污染并参与环境治理[79]。污染企业迁出区和迁入区的公众会自发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对其实施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一般通过来信、上访等方式向政府/环保机构表达诉求,或通过新闻媒体、网络等渠道引导社会舆论,或通过环保组织与企业协商,迫使污染企业补偿环境损失、降低污染排放或关停/迁移污染企业[80,81]。污染产业的转移决策明显受到转移成本和公众的参与程度影响,如公众参与监督强度的减弱会促使污染产业不转出或转至公众参与监督程度更弱的区域[59]。民众与污染企业的抗争及其策略驱动了污染企业的迁移,影响到污染问题的解决[82],这种参与式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强度要大于正式环境规制[83]。
4.4 政策因素
“污染天堂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污染企业倾向于从环境规制严格地区迁至环境规制宽松地区[3]。最早的相关研究从国家层面验证落后国家是否因为更低的环境门槛而吸引了跨国资本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后续开展了国家内部污染企业的迁移与环境规制的关系。然而实证研究因数据、样本、区域、污染物和产业类型等不同以及环境规制测度的差异而得出不一致的结论。4.4.1 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迁移的影响 从理论机制来看,环境规制通过静态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动态的“创新补偿”效应影响污染企业的迁移和选址。一方面,环境规制提高了污染企业的投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等),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升级,促进其迁移和重新选址;另一方面,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刺激企业实施技术创新而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竞争力,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影响其迁移和选址。然而在实践中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同时需具备三个条件:企业意识到环境污染和低下的生产效率、环境规制改变了投资和竞争环境、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应对环境规制压力。如果条件未达到,污染企业会迁至环境规制更弱的地区,即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84]。此外,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的迁移和选址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在初级阶段,“遵循成本”效应发挥主要作用,阻止污染企业的迁入;在中后期阶段,“创新补偿”效应产生并吸引污染企业的落户。污染企业是否入驻环境规制较强的区域还取决于企业的承受能力和现有的技术水平能否达到环境规制标准。
从实证分析的文献来看,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中新建污染企业的区位决策具有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大于轻污染企业,促使其迁至环境规制更弱的地区[85]。乡村地区因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环境监管和执法不到位而成为污染企业的“天堂”,环境管制越宽松的乡村,越能吸引污染企业的迁入[86]。迁出地和迁入地环境规制的支出差异及政府的奖励收入影响污染企业的迁移,当迁入区政府和污染企业均存在上述两种激励时,若博弈主体激发转入区政府放松环境规制,企业则会选择转入[72]。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选址的影响并非线性的,而是呈现出先抑制、再促进、后抑制的倒“N”型;环境规制对低污染低生产率企业的选址产生显著的阻止作用[87]。此外,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数量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加强环境规制会抑制污染企业的迁入;反之则会倒逼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吸引其迁入[88]。
学术界对环境规制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扩展的过程。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的迁移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呈倒U型关系,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并购[16]。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影响污染企业产品在本地区的销售和消费而限制污染企业的迁入,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大[60]。
4.4.2 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 环境规制已成为影响中国污染产业空间分布和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65]。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环境规制标准以吸引高耗能产业投资[89],环境政策的地区差异导致高污染行业生产成本的差异,并通过结构效应和总量效应影响产业转移[90]。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的转移影响具有空间效应。受搬迁成本和市场潜能等影响,环境规制引发污染产业的转移存在明显的就近特征[50]。同时,环境规制的空间外溢性推动了本地区污染产业的投资外移,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的加强能有效地抑制本地区污染产业的投资[43]。因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的差异,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污染产业的区位影响不同[91]。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的污染产业转移也产生不同的影响。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规制有效抑制了污染产业流入西部,而费用型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有效抑制污染产业迁入东北地区[92]。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既与环境规制的性质相关,又与转出地和转入地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需求等特征有关。治污绩效型环境规制有效抑制了污染产业的转入,而治污投资型环境规制则吸引了污染产业的流入;转出地的正式环境规制和转入地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的区际转移均产生了显著影响[93]。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并非线性的,而是呈“U”型。地区间环境治理投资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污染产业转移,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强于正式环境规制[83]。环境规制不仅影响国内污染产业的区际转移,还会对国际污染产业的进入产生影响,如环境规制遏制了江苏省外商投资污染产业的迁入[94]。除了环境规制外,税收政策也会影响污染企业的转移。同等条件下,污染企业会考虑税收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向市场环境较好的地区转移,其次关注转出地和转入地之间的距离[55]。
4.5 综合因素
污染企业迁移和污染产业转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多数****在实证分析中也考察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因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也存在区域差异。从全国层面上看,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95],资源禀赋、历史基础、交通条件、市场规模等也产生了显著影响[40]。从区域层面来看,环境规制、劳动成本、国际贸易、路径依赖和基础设施等影响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分布[19],而影响无锡市区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环境规制、土地价格、开发区规划以及交通可达性等[96]。为了更清楚地看出综合因素的影响,对相似文献进行归类,提炼总结出共同的影响因素。(1)政府扮演重要角色。在影响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多因素中,政府的发展需求、优惠政策、政策执行、缺陷失灵和治污能力等起着重要作用。政府的经济发展需求越强、企业规模越大、污染排放越低、居民的污染治理意识越差,规制俘获越容易发生,越容易吸引污染企业的迁入[97]。相关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吸引投资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也吸引了污染企业/产业的转入[98]。例如农村招商引资政策和工业资本存量促进并吸引了农村化学品企业的发展和流入,而农村的弱环境规制使其成为化学品企业发展的“避难所”[99]。国际污染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受到环境规制、产业开放政策、产业规模、要素禀赋的影响[100],税收和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劳动力成本、交通状况、第二次产业占比、集聚效应对污染产业的转入均产生影响[83]。
政策的执行程度也影响着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例如地方政府落实农村环保政策不到位、环保政策执行资源有限、农村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偏差、农民与污染企业博弈能力不足、企业治污成本的外部化等共同促使了农村成为污染企业转移的“天堂”[99]。中西部地区政府对国家环境政策的“非完全执行”也驱使了污染产业的转入[101]。环境污染梯度转移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政府缺陷是国际污染产业转移的主因[98],政府官员的腐败、落后地区的低环境标准、公众参与不足及人类自私的本性促使了污染企业进入西部[102]。环境规制在影响污染产业转移的同时,地方政府的末端治理会激励企业提高生产率并吸引污染产业的转入[10]。政府公共治理、地方网络组织、行业自律机制均影响到污染企业的迁移决策过程[103],而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和治污能力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转入[104]。
(2)企业自身条件的影响。污染企业迁移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规模是重要的内部因素,在环境规制、政府博弈、产业联系的综合影响下,污染企业迁移意愿与企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64]。同时企业市场内部化战略、污染产品的生命周期、区际环境规制差异与污染企业的迁移也密切关联[57],企业的情感因素和政策因素也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的迁移[105]。
(3)空间集聚效应的影响。空间交互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反馈效应对污染产业时空演进产生了显著影响[13]。环境规制强度、污染行业集聚度、劳动力成本影响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的空间布局[23],而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影响着区际污染产业的转移[85],市场发展潜力、产业集聚、基础设施条件也会吸引污染产业的转入[106]。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集聚程度越高,越能吸引污染产业的迁入[107]。新经济地理因素通过产业集聚的“极化效应”和产业集群的“锁定效应”影响污染产业的转移粘性,产业集聚、交通条件、对外开放均影响污染产业转移的滞缓[41]。
(4)多种制度的交融作用。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促使了污染企业的区际转移,而财政分权和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均抑制了污染企业的跨地区转移[108],财政分权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集聚的首位诱因[109]。污染企业的城乡转移内生于经济政治体系,城乡二元结构、农地产权制度、政府监管缺失等难以塑造有效的科斯谈判机制[110]。以污染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城乡二元结构正是浙江省城乡污染转移的根本原因[111]。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结合当前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热点问题,通过系统梳理国内****的相关研究,比较全面地总结和概括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概念、分类、特征、模式、机制,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官方文件、污染排放强度、污染排放规模是污染产业界定和分类的主要依据。污染企业/产业转移既具有一般企业/产业转移的特点,也呈现出特有的转移特征和模式。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省域、国家三种地理尺度上发生空间转移,并形成不同的转移模式。在城市内部形成分散式外围区转移、集中式功能区转移、远离敏感区转移三种模式。在省内城市间呈现出由发达城市向欠发达城市、由环境规制强的核心区向环境规制弱的边缘区转移的特征。在省域层面上包括邻省和跨省两种转移模式。邻省转移模式以经济较发达和环境规制较强的省份为中心,向邻近省份扩散,形成向多省交界处、由河流上游省份向下游省份、沿交通线向次级城市的三种转移路径。跨省转移形成成本导向型、市场扩张型和政策推动型的三种模式。国际污染企业/产业在中国的转移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内陆扩散的路径特征,集中在中国港、澳、台及美、日、韩等国家(地区),污染产业涉及多个行业。
(2)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和模式。区域视角下表现出城郊间、城乡间、邻近区域间、省内和省际区域间、地带间等5种转移方向模式;地理视角下呈现出向交通枢纽地区、向偏远地区、远离水域地区、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等4种方向转移模式;经济视角下表现出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成本地区的转移特征;功能区视角下呈现出向工业集聚区和工业园区转移特征;政策视角主要体现在环境规制上,倾向于由高强度环境规制地区转至低强度环境规制地区,其中还考虑了正式和非正式两种环境规制。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模式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污染企业的迁移方式包括整体迁移和部分迁移两种模式,后者又包括迁移生产基地、工序外包、绿色并购与对外收购、建立子公司或分厂等几种方式。
(3)经济、社会、地理、政策等多种因素既单方面又相互交织影响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形成复杂的动力机制。一般成本、环境成本、迁移成本、市场、经济效益以及政府、公众和企业的利益博弈是影响转移的经济因素。地理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理区位、集聚效应及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区域关联上。公众作为环境利益的相关者自发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参与环境的监督和管理,对污染企业实施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其迁移行为。环境规制是影响污染企业迁移和污染产业转移的关键因素,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的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多维的复杂影响机制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企业的异质性、空间集聚效应、制度等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5.2 讨论
尽管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1)加强国际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研究。国际污染企业/产业在中国的区位选择、转移路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较为薄弱,多数研究仅为简单的描述分析。深入开展污染企业的迁移方式研究。污染企业对迁移方式的选择及其原因分析、不同迁移方式产生的影响等需要进一步探讨。企业须对内外部环境进行综合判断,选择合适的迁移方式。污染企业的迁移不仅要考虑地域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市场需求、政策等外部因素,还需要考虑企业的规模、资金、技术、人力资源、信誉等内部因素。
(2)污染企业/产业特有的转移特征与模式须深入剖析。污染产业的转移路径既具有晕轮效应,又具有粘性特征,且转移具有空间效应,这些都需要纳入统一框架中考虑,转移的轨迹、路径和模式有待进一步分析和总结。例如哪些区域或哪些企业/产业的转移具有粘性?什么条件下会产生粘性,什么条件下产生晕轮效应?重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空间效应,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考察转移的路径和轨迹及其时空变化规律。此外,污染产业的转移并非完全梯度的,也存在西部向东部转移,需关注反梯度转移现象及其机理的解释。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群内的转移值得关注,加强对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环境污染与城市群的关系分析以及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问题研究。
(3)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需细化系统研究。污染企业迁移和污染产业转移的机制不同,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的污染企业影响不同,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其影响也不同。空间作用需重视,既要考虑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对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影响,又要考虑影响因素对转移影响的空间效应。污染企业/产业转移受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需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加强对特色机制的深入分析,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和区域的特色。
(4)加强污染企业/产业转移影响及污染物转移量的分析。污染产业转移既是地区和国际分工的需要,也是迁入地、迁出地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如何正确看待转移的结果值得思考。然而转移对转入地和转出地的各方面影响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转入地往往是欠发达地区、环境规制宽松地区,在承接污染企业/产业转移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污染转移问题值得关注。可能需要建立甄别筛选机制,对技术落后、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设立门槛,防止污染转移。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之间的关系需进一步分析,以实现转入区的可持续发展。污染企业/产业转移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取决于污染物的转移量,然而关于污染物区际转移的量化研究仍十分薄弱,需加强产业转移过程中各类污染物转移量的变化分析。
(5)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理论分析和系统研究相对不足并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是一个多主体(企业、民众、政府、非政府组织)、多空间(经济空间和地理空间)、多尺度(行政尺度和地理尺度)的复杂经济现象,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环境学等多个学科。不同学科的研究涉及领域和内容有异同之处。经济学、地理学、环境学等学科研究均涉及不同尺度下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特征、转移路径及动力机制,并分析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经济学和环境学等学科研究均涉及污染产业的界定和分类、城乡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和动因以及外资污染企业/产业向中国的转移。经济学学科研究还涉及了污染企业的迁移方式。因此,需考虑政府、企业家、民众等多个利益相关者,细化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建立系统性分析框架,加强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6)借助大数据开展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态分析和预测研究。结合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挖掘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空间动态数据,加强对不同污染企业迁移路径的追踪及其空间活动的动态分析。深入开展迁入地与迁出地污染企业之间的网络分析,探讨污染企业/产业的时空演变规律,揭示迁移的动力机制并开展迁移的模拟与预测研究。
为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促进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环境污染的治理,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对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进行合理的引导和规范。基于此也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
(1)完善污染产业的界定和分类。污染产业的界定和分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也是研究污染产业转移的基础工作。然而限于数据获取的困难,当前的界定和分类方法较为单一且主要局限于二位数行业。事实上污染往往集中在产业链的某些生产环节,而这些生产环节只有在三位甚至四位代码中才能观察到[33]。因此结合多种视角和依据对污染产业的细分行业进行系统性分类,可能更加准确可靠,有利于深入剖析污染产业转移的特征和机制。
(2)避免乡村成为污染企业/产业的天堂。乡村已成为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均有体现。城乡转移已成为一种趋势,不仅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和环境治理的难度,更不利于乡村振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警示“严禁工业和城镇污染向农业农村转移”,如何规避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实现乡村振兴,须从地方政府、农村、农民入手,预防和解决污染转移问题。
(3)重视边界交界地带污染企业的迁入,避免跨界污染。因边界交界地区的特殊性、地方政府行为及企业为逃避污染监督使得城市边界或行政区交界地带成为污染企业迁移选择的环保盲区。交界地带的污染企业容易被忽视,且容易造成跨界污染,需建立边界地区环境执法联动长效机制,健全环境监测网络,改善行政边界地区的环境质量。跨行政区的河流也会吸引污染企业的布局,造成跨界污染问题,如何规避和治理值得关注。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的框架结构、文字表述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URL [本文引用: 4]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规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正在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利用2000~2010 年江苏省13 个省辖市的统计数据, 运用空间分析及面板数据分析模型, 探讨该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特征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江苏省依然是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地, 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呈现以苏锡常地区为核心向外围逐渐下降的“核心-边缘”型空间格局, 并显示出“扩散-集聚-扩散”的空间演化趋势, 苏北地区正在成为苏南地区的“污染避难所”;发展阶段和实际利用外资是江苏省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因素, 实际利用外资是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江苏转移的主要形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是驱动污染密集型产业由苏南、苏中向苏北转移的主要因素;政府调控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手段。因此, 应通过加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力度、改善政府调控、加强环境监管等措施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优化。
URL [本文引用: 4]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规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正在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利用2000~2010 年江苏省13 个省辖市的统计数据, 运用空间分析及面板数据分析模型, 探讨该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特征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江苏省依然是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地, 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呈现以苏锡常地区为核心向外围逐渐下降的“核心-边缘”型空间格局, 并显示出“扩散-集聚-扩散”的空间演化趋势, 苏北地区正在成为苏南地区的“污染避难所”;发展阶段和实际利用外资是江苏省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因素, 实际利用外资是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江苏转移的主要形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是驱动污染密集型产业由苏南、苏中向苏北转移的主要因素;政府调控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手段。因此, 应通过加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力度、改善政府调控、加强环境监管等措施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优化。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DOI:10.11821/xb200902002URL [本文引用: 2]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是从微观角度理解城市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 本文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区位选择作用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 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框架的 基础上, 首先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和重新集聚一系列影响要素, 其次 从要素空间分布及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制造业的扩散和集聚的微观行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外围交通改善、政府“退二进三” 的规划管理、城市开发区建设等因素的作用, 南京制造业明显的郊区化扩散和集聚, 对南京城市的郊区化 和空间重构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 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较其他制造业具有更加强烈的郊区化趋势, 这对提升城市功能和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DOI:10.11821/xb200902002URL [本文引用: 2]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是从微观角度理解城市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 本文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区位选择作用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 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框架的 基础上, 首先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和重新集聚一系列影响要素, 其次 从要素空间分布及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制造业的扩散和集聚的微观行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外围交通改善、政府“退二进三” 的规划管理、城市开发区建设等因素的作用, 南京制造业明显的郊区化扩散和集聚, 对南京城市的郊区化 和空间重构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 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较其他制造业具有更加强烈的郊区化趋势, 这对提升城市功能和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6]
[本文引用: 6]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4]
[本文引用: 4]
DOI:10.11821/dlyj201503009URL [本文引用: 2]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及影响机理研究已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热点之一。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2000-2010年面板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探讨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转移规律,构建计量学模型,定量地揭示其转移的驱动机理。结果表明:①近十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空间转移特征,转移方向基本符合沪宁—沪杭甬交通线,呈现由中心城市到外围城市、由集中到分散转移态势;②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主要受到外向度和劳动力成本拉动,而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均产生重要推动作用。③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目前已逐渐摆脱依赖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迹象,但污染密集型产业区位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DOI:10.11821/dlyj201503009URL [本文引用: 2]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及影响机理研究已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热点之一。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2000-2010年面板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探讨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转移规律,构建计量学模型,定量地揭示其转移的驱动机理。结果表明:①近十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空间转移特征,转移方向基本符合沪宁—沪杭甬交通线,呈现由中心城市到外围城市、由集中到分散转移态势;②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主要受到外向度和劳动力成本拉动,而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均产生重要推动作用。③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目前已逐渐摆脱依赖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迹象,但污染密集型产业区位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本文引用: 4]
[本文引用: 4]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3]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通过对我国工业制品对外贸易的定量分析,本文发现我国主要专业化于低污染型产品的生产,在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并不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在我国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中进口大于出口,属于净进口型贸易,因此我国不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通过对我国工业制品对外贸易的定量分析,本文发现我国主要专业化于低污染型产品的生产,在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并不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在我国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中进口大于出口,属于净进口型贸易,因此我国不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DOI:10.11821/dlxb201810010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其发展布局会受到地方保护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1980-2014年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3个阶段,总体呈现“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特征,中部省份是现阶段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通过建立区域属性模型、区域—产业交互项模型,定量分析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空间变化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发现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已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污染程度高的产业易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相比高税收产业,高国有比重的产业更易受到地方的保护;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作为两种相反的力量,彼此之间相互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比较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地方保护的作用更为明显。为防止中西部地区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应因地因时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促进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DOI:10.11821/dlxb201810010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其发展布局会受到地方保护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1980-2014年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3个阶段,总体呈现“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特征,中部省份是现阶段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通过建立区域属性模型、区域—产业交互项模型,定量分析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空间变化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发现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已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污染程度高的产业易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相比高税收产业,高国有比重的产业更易受到地方的保护;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作为两种相反的力量,彼此之间相互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比较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地方保护的作用更为明显。为防止中西部地区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应因地因时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促进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URL [本文引用: 2]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本研究在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和调整产业空间布局的背景下,着眼于国民经济行业中高能耗、高污染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基于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在污染密集型产业识别的基础上,考察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空间特征,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并从空间溢出视角,探讨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对于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山西、宁夏和内蒙古,有望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和政策干预发挥减排效应,其他省区集聚水平的提高将会加剧环境污染;③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能显著降低污染水平.
URL [本文引用: 2]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本研究在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和调整产业空间布局的背景下,着眼于国民经济行业中高能耗、高污染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基于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在污染密集型产业识别的基础上,考察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空间特征,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并从空间溢出视角,探讨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对于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山西、宁夏和内蒙古,有望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和政策干预发挥减排效应,其他省区集聚水平的提高将会加剧环境污染;③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能显著降低污染水平.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URL [本文引用: 4]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制造业集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同时也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负效应。论文拟以无锡市区为例, 利用核密度函数(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进行评价, 按照河流自然综合特征划分的环境单元进行污染物分布格局评价, 在此基础上构建污染企业分布密度—COD排放量的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 探讨制造业与河道污染物分布格局的定量关系, 揭示制造业集聚和水污染的空间关联性。模型分析表明:无锡市区的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向郊区和环境非敏感区集聚的趋势, 污染强度以主要运河为轴线向两翼地区逐渐衰减, 二者空间格局的关联性存在行业差异性, 污染物分布与纺织、石油化工业以及冶金业集聚和扩散格局的空间关联性较为显著, 而与食品制造业和造纸印刷业的空间关联性则不显著。论文进一步根据产业集聚与污染格局的空间关联模式, 将研究区域划分为高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低集聚—高污染、高集聚—低污染四种类型区, 并提出相应的产业准入导向。本研究从空间效应角度为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之间关联机理探讨提供新的视角, 也可以作为制造业布局调整的科学依据。
URL [本文引用: 4]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制造业集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同时也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负效应。论文拟以无锡市区为例, 利用核密度函数(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进行评价, 按照河流自然综合特征划分的环境单元进行污染物分布格局评价, 在此基础上构建污染企业分布密度—COD排放量的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 探讨制造业与河道污染物分布格局的定量关系, 揭示制造业集聚和水污染的空间关联性。模型分析表明:无锡市区的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向郊区和环境非敏感区集聚的趋势, 污染强度以主要运河为轴线向两翼地区逐渐衰减, 二者空间格局的关联性存在行业差异性, 污染物分布与纺织、石油化工业以及冶金业集聚和扩散格局的空间关联性较为显著, 而与食品制造业和造纸印刷业的空间关联性则不显著。论文进一步根据产业集聚与污染格局的空间关联模式, 将研究区域划分为高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低集聚—高污染、高集聚—低污染四种类型区, 并提出相应的产业准入导向。本研究从空间效应角度为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之间关联机理探讨提供新的视角, 也可以作为制造业布局调整的科学依据。
DOI:10.11821/dlyj201405002URL [本文引用: 5]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地区环境管理力度不断加强,使得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强烈的环境容量制约性和政府规制主导性。为应对这种制约与规制,在城市内部,污染企业向城市边界和环境准入门槛低的区域迁移,使得污染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所形成的城市污染格局更加复杂。利用2007 年深圳市污染源普查数据,通过OLS和稳健回归分别探讨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企业环境外部性及其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深圳废水与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企业具有明显地靠近城市外围边界但远离香港、经济特区分布的特征,以邻为壑的污染转嫁将辖区内的环境负外部性扩展到邻近城市,以避免对本城区的污染。同时,废水排放较多的污染企业也有明显的靠近城市环境功能较低的外流河分布的特征。企业所有制性质、经营时间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排污能力,进而影响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另外,不同排污类型的企业空间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本研究对于转型期正确制定城市产业结构空间调整政策,合理引导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尤其是避免跨界流域河道等成为转移负外部性的通道具有重要启示。
DOI:10.11821/dlyj201405002URL [本文引用: 5]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地区环境管理力度不断加强,使得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强烈的环境容量制约性和政府规制主导性。为应对这种制约与规制,在城市内部,污染企业向城市边界和环境准入门槛低的区域迁移,使得污染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所形成的城市污染格局更加复杂。利用2007 年深圳市污染源普查数据,通过OLS和稳健回归分别探讨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企业环境外部性及其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深圳废水与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企业具有明显地靠近城市外围边界但远离香港、经济特区分布的特征,以邻为壑的污染转嫁将辖区内的环境负外部性扩展到邻近城市,以避免对本城区的污染。同时,废水排放较多的污染企业也有明显的靠近城市环境功能较低的外流河分布的特征。企业所有制性质、经营时间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排污能力,进而影响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另外,不同排污类型的企业空间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本研究对于转型期正确制定城市产业结构空间调整政策,合理引导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尤其是避免跨界流域河道等成为转移负外部性的通道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引用: 4]
[本文引用: 4]
[本文引用: 4]
[本文引用: 4]
[本文引用: 9]
[本文引用: 9]
[本文引用: 4]
[本文引用: 4]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URL [本文引用: 1]
URL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DOI:10.11849/zrzyxb.2010.03.014URL [本文引用: 3]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资源密集型产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性产业,由于其资源依赖度高、市场内向化、产业联系强、规模效应显著,大多分布在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地区。随着交通替代作用的加强和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提升,开始出现沿海化趋势。论文通过对1980—2007年典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分析,发现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自改革开放产业政策调整后呈现地理分散趋势,但“历史基础和路径依赖”显著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分布。基于2000和2005年地级市单元的产业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发现资源禀赋、历史基础、交通通达性、市场规模等对资源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显著,而开发区、沿海和开放政策等对其影响并不显著,说明通过开发和鼓励政策引导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在短时间内很难克服路径依赖带来的影响,需要更长时期来实现转变。
DOI:10.11849/zrzyxb.2010.03.014URL [本文引用: 3]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资源密集型产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性产业,由于其资源依赖度高、市场内向化、产业联系强、规模效应显著,大多分布在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地区。随着交通替代作用的加强和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提升,开始出现沿海化趋势。论文通过对1980—2007年典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分析,发现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自改革开放产业政策调整后呈现地理分散趋势,但“历史基础和路径依赖”显著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分布。基于2000和2005年地级市单元的产业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发现资源禀赋、历史基础、交通通达性、市场规模等对资源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显著,而开发区、沿海和开放政策等对其影响并不显著,说明通过开发和鼓励政策引导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在短时间内很难克服路径依赖带来的影响,需要更长时期来实现转变。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URL [本文引用: 1]
URL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来我国参与经济建设,但同时也面临着外商向我国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问题.在总结外资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的现状及分析转移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来我国参与经济建设,但同时也面临着外商向我国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问题.在总结外资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的现状及分析转移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DOI:10.11821/dlyj201412009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和空间计量统计方法,探讨了长三角地区2000 年以来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沿重要交通轴线集聚的特征,且在2000 年以后经历了明显的产业扩散,这种扩散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别,技术密集度越高,行业的扩散半径越小。尽管出现制造业扩散趋势,上海市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却有所增强。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分布存在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控制空间溢出效应以后,这一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主要受制于区位条件因素,包括到上海市区和到机场的距离以及市辖区区位是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且前两个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尚未发现政策因素对制造业分布的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DOI:10.11821/dlyj201412009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和空间计量统计方法,探讨了长三角地区2000 年以来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沿重要交通轴线集聚的特征,且在2000 年以后经历了明显的产业扩散,这种扩散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别,技术密集度越高,行业的扩散半径越小。尽管出现制造业扩散趋势,上海市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却有所增强。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分布存在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控制空间溢出效应以后,这一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主要受制于区位条件因素,包括到上海市区和到机场的距离以及市辖区区位是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且前两个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尚未发现政策因素对制造业分布的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URL [本文引用: 2]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近年来,民营企业扩展迅速,跨地区的迁移行为逐渐成为企业扩张的主流.以浙江省乐清市民营企业为调查样本,从企业迁移的微观行为入手,分析了迁移扩张的方式、地域选择及投资领域选择,认为乐清市民营企业的迁移扩张存在多样性和必然性.
URL [本文引用: 2]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近年来,民营企业扩展迅速,跨地区的迁移行为逐渐成为企业扩张的主流.以浙江省乐清市民营企业为调查样本,从企业迁移的微观行为入手,分析了迁移扩张的方式、地域选择及投资领域选择,认为乐清市民营企业的迁移扩张存在多样性和必然性.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苏南地域广阔,区域和城市发展路径多样。较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发展带来的苏南模式创新,但是城市化对苏南模式重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角度,考察无锡市南长区在从乡镇企业典型发育地区(郊区)转变为城区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过程。研究表明:南长区制造业经历了产权重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三个过程,呈现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空间上高度集中等城市化特征。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与传统苏南模式中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不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控以及开发区建设、税收等金融刺激政策和措施影响企业区位行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空间再集聚。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苏南地域广阔,区域和城市发展路径多样。较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发展带来的苏南模式创新,但是城市化对苏南模式重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角度,考察无锡市南长区在从乡镇企业典型发育地区(郊区)转变为城区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过程。研究表明:南长区制造业经历了产权重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三个过程,呈现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空间上高度集中等城市化特征。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与传统苏南模式中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不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控以及开发区建设、税收等金融刺激政策和措施影响企业区位行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空间再集聚。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3]
DOI:10.11821/xb201204004URL [本文引用: 3]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动的一项因素.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采用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方法,但对环境管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却存在很多争论.本研究以广东佛山市陶瓷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分析方法,采用区位变动中的推拉模型,探讨环境管制在(产业) 迁出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的推动机理,以及在(产业) 迁入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选择的拉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 环境管制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并且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迁出地环境管制将通过企业行为影响迁入地环境管制.② 探讨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变化的影响机制从政府和企业行为互动的角度具有很好的解释,而非仅考虑治污成本的影响.③ 在中国式地方分权的背景下环境管制成为地方政府调控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仍然是一个难题.
DOI:10.11821/xb201204004URL [本文引用: 3]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动的一项因素.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采用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方法,但对环境管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却存在很多争论.本研究以广东佛山市陶瓷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分析方法,采用区位变动中的推拉模型,探讨环境管制在(产业) 迁出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的推动机理,以及在(产业) 迁入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选择的拉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 环境管制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并且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迁出地环境管制将通过企业行为影响迁入地环境管制.② 探讨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变化的影响机制从政府和企业行为互动的角度具有很好的解释,而非仅考虑治污成本的影响.③ 在中国式地方分权的背景下环境管制成为地方政府调控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仍然是一个难题.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DOI:10.11820/dlkxjz.2014.10.006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企业空间动态从微观视角研究区域产业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本文以西方经济地理学哲学基础和方法论转换为背景,梳理了企业空间动态研究的4 个理论框架,即新古典框架、行为框架、制度框架和演化框架,探讨了不同框架下企业空间动态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研究在理论、数据和方法上的问题,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与国外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相比,中国的企业进入、退出和迁移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学领域,人文-经济地理学虽在企业迁移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企业进入与退出研究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借鉴西方理论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转型背景,开展本土化的研究。
DOI:10.11820/dlkxjz.2014.10.006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企业空间动态从微观视角研究区域产业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本文以西方经济地理学哲学基础和方法论转换为背景,梳理了企业空间动态研究的4 个理论框架,即新古典框架、行为框架、制度框架和演化框架,探讨了不同框架下企业空间动态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研究在理论、数据和方法上的问题,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与国外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相比,中国的企业进入、退出和迁移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学领域,人文-经济地理学虽在企业迁移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企业进入与退出研究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借鉴西方理论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转型背景,开展本土化的研究。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文章围绕"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域2001-2008年数据,构建中国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以外商直接投资为载体的产业转移与地区化学需氧量显著性地负相关,但与二氧化硫排放量负相关关系不显著.说明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水污染,但与大气污染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因此,仍应审慎地对待外商直接投资.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文章围绕"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域2001-2008年数据,构建中国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以外商直接投资为载体的产业转移与地区化学需氧量显著性地负相关,但与二氧化硫排放量负相关关系不显著.说明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水污染,但与大气污染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因此,仍应审慎地对待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中国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数目众多,较多企业同时面临资源枯竭和体制转换双重困难.这类企业的顺利退出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本文根据产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并结合阜新矿业集团等企业的实践,系统分析了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退出障碍的种类和退出途径的选择,试图理清逻辑思路,为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中国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数目众多,较多企业同时面临资源枯竭和体制转换双重困难.这类企业的顺利退出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本文根据产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并结合阜新矿业集团等企业的实践,系统分析了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退出障碍的种类和退出途径的选择,试图理清逻辑思路,为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3]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农村工业污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来源,第一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工业产生的污染,第二种是各级政府审批的开发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的污染.由于生产成本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从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从城市转移到乡村、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其中不乏被前者淘汰的污染企业.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浪潮中,原先以农业为主的乡村政府,为了发展地方工业经济,大力引进外来工业.工业经济在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扩大就业的同时,对当地的环境和居民健康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农村工业污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来源,第一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工业产生的污染,第二种是各级政府审批的开发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的污染.由于生产成本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从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从城市转移到乡村、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其中不乏被前者淘汰的污染企业.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浪潮中,原先以农业为主的乡村政府,为了发展地方工业经济,大力引进外来工业.工业经济在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扩大就业的同时,对当地的环境和居民健康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环境政策的地区差异往往导致高污染行业实际生产成本的地区差异,进而对区域产业转移和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工业部门整体的地区分布对环境政策差异并不敏感,欠发达地区降低环境政策门槛难以扩大自身的工业生产份额;另一方面,各地区工业产业结构对环境政策差异非常敏感,欠发达地区通过降低环境门槛以吸引工业企业的政策只会强烈地驱逐低污染的“清洁”行业,吸引大量高污染的“肮脏”行业,却无助于扩大当地的工业生产,也使当地承受了大部分由环境污染导致的福利损失。多产业新经济地理学(NEG)模型为当前我国出现的“污染西迁,高技术产业东移,工业产值向东部集聚”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环境政策的地区差异往往导致高污染行业实际生产成本的地区差异,进而对区域产业转移和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工业部门整体的地区分布对环境政策差异并不敏感,欠发达地区降低环境政策门槛难以扩大自身的工业生产份额;另一方面,各地区工业产业结构对环境政策差异非常敏感,欠发达地区通过降低环境门槛以吸引工业企业的政策只会强烈地驱逐低污染的“清洁”行业,吸引大量高污染的“肮脏”行业,却无助于扩大当地的工业生产,也使当地承受了大部分由环境污染导致的福利损失。多产业新经济地理学(NEG)模型为当前我国出现的“污染西迁,高技术产业东移,工业产值向东部集聚”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2000~2010 年其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各环境管制因子中工业SO2排放量的管制程度显著影响污染产业的空间分布;然后再将此环境管制因子运用到分行业模型中,发现非金属制品业、水电煤气生产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产业分布与宽松的环境管制相关,化学工业和黑色金属行业则与环境管制无关。最后,认为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中国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环境管制手段以“命令控制型”为主和地方分权的背景下,不同的环境管制手段将对该手段实施后影响程度大的污染行业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2000~2010 年其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各环境管制因子中工业SO2排放量的管制程度显著影响污染产业的空间分布;然后再将此环境管制因子运用到分行业模型中,发现非金属制品业、水电煤气生产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产业分布与宽松的环境管制相关,化学工业和黑色金属行业则与环境管制无关。最后,认为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中国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环境管制手段以“命令控制型”为主和地方分权的背景下,不同的环境管制手段将对该手段实施后影响程度大的污染行业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笔者在搜集了我国199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别从全国和八大区域对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所以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也各不相同。从全国总体水平来看,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北部沿海和大西北地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在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为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北部沿海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东北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劳动力、政府税收及市场需求量;黄河中游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投入、劳动力以及市场需求量;大西南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对外开放水平。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笔者在搜集了我国199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别从全国和八大区域对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所以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也各不相同。从全国总体水平来看,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北部沿海和大西北地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在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为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北部沿海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东北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劳动力、政府税收及市场需求量;黄河中游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投入、劳动力以及市场需求量;大西南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对外开放水平。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2]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本文结合污染企业进入经济落后地区的实例,分析了在中国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国内外污染企业进入的可能性,在充分进行论证并分析了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本文结合污染企业进入经济落后地区的实例,分析了在中国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国内外污染企业进入的可能性,在充分进行论证并分析了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DOI:10.11820/dlkxjz.2009.03.002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迁移通常被认为是企业优势延伸或再造的扩张型迁移,其动力来自于资源稀缺、要素成本上升、技术升级以及环境规制等多重压力,主要体现比较优势的思维逻辑。选择温州灯具企业迁移中山古镇一例,采取半结构式访谈,透析集群企业迁移的多层面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在要素价格上的差距并不显著,不足以导致非空间邻近的、大规模群体式外迁。迫于同质产品竞争的压力,突破核心技术瓶颈的制约成为企业迁移的重要内在动力。开放的地方网络组织能够减少企业外迁的交易成本和潜在风险,地方行业自律机制及政府公共治理产生的正向集聚力或负向离心力,均影响到迁移决策过程。集群企业的迁移路径具有显著的集群指向性,这意味着,基于集体创新能力和集群治理效率的地区竞争优势构成企业迁移的外部推力或拉力。群体迁移短期容易造成迁出地的产业空洞化甚至引致集群衰退,在增强迁入地集群效应的同时,也会对其原有的市场结构和创新环境产生深刻影响。
DOI:10.11820/dlkxjz.2009.03.002URL [本文引用: 1]
![](http://www.dlyj.ac.cn/richhtml/1000-0585/richHtml_jats1_1/images/more.jpg)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迁移通常被认为是企业优势延伸或再造的扩张型迁移,其动力来自于资源稀缺、要素成本上升、技术升级以及环境规制等多重压力,主要体现比较优势的思维逻辑。选择温州灯具企业迁移中山古镇一例,采取半结构式访谈,透析集群企业迁移的多层面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在要素价格上的差距并不显著,不足以导致非空间邻近的、大规模群体式外迁。迫于同质产品竞争的压力,突破核心技术瓶颈的制约成为企业迁移的重要内在动力。开放的地方网络组织能够减少企业外迁的交易成本和潜在风险,地方行业自律机制及政府公共治理产生的正向集聚力或负向离心力,均影响到迁移决策过程。集群企业的迁移路径具有显著的集群指向性,这意味着,基于集体创新能力和集群治理效率的地区竞争优势构成企业迁移的外部推力或拉力。群体迁移短期容易造成迁出地的产业空洞化甚至引致集群衰退,在增强迁入地集群效应的同时,也会对其原有的市场结构和创新环境产生深刻影响。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