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郭琨带来的分享题目是“Spillover effects of RMB exchange rate among B&R countries”。该研究背景主要基于：我国自2013年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后，“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经贸往来的增加，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加速，区域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渐加强。但是，这一倡议在促进区域内资金融通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风险跨境传染的可能性。特别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使得金融市场风险的跨境传染进一步加强，威胁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平稳推进，加之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身金融体系并不完善，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较大，又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内风险跨境传染的概率。所以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结合“一带一路”区域特点，研究金融市场风险的跨市场、跨境传染机制，以及以此为基础进行的风险预警尤为重要。
郭琨首先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汇率制度并对每一种制度进行阐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汇率风险进行了分析，通过面积图来表示不同汇率制度下各国的变异系数，并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沿线国家的汇率风险进行了对比。紧接着抛出“汇率为什么有巨大波动”这一问题并指出是由于货币脱离了金本位制后，实际衡量货币价值的已经不再是实物而是其购买力。
在为大家讲解了汇率决定理论的基础模型---购买力平价理论以及巨无霸指数的应用之后，郭琨提到，影响汇率波动的因素不仅包含外部环境、两国经济政治情况等，还有市场预期与投机这一重要因素。论证了研究的必要性且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分析之后，郭琨等基于最基本的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汇率风险进行了研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汇率波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动态且复杂的，传统方法往往难以形象而准确的刻画，所以使用了复杂网络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汇率波动的相关性，探寻在该区域汇率波动风险传染的关键节点与关键路径，识别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汇率波动传导性大的关键国家并重点关注。文中用各国汇率数据的Pearson相关系数作为边权重构建复杂网络，结果表明加权度前十的国家中，有三个是东欧国家，这说明东欧国家的货币波动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举足轻重。“一带一路”倡议要规避汇率风险，所以应当将东欧国家货币放于首要重要的地位。研究而且得出自“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以来，人民币的中心度急剧增加，人民币的波动对他国货币的影响力也愈发重大的结论。
但是，在这个研究中，构成复杂网络的边是没有方向的，是一个无边网络，所以基于此研究，郭琨等又对汇率风险的溢出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使用的是经典的计量方法 --- DY指数法，分别通过列示矩阵与设置100天的滑动窗口分别观察网络内溢出的静态情况与动态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家整体的溢出与相关国家的政策和危机事件有紧密关联，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期内整个区域内的集成度有较大变化；卡特尔的外交危机使得系统内的风险溢出有一个大的跃变；新冠疫情的爆发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之后，分别对人民币对外溢出以及外部对人民币溢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现在对外属于净溢出国，溢出指数在0.5-2之间，而受外部影响的溢出指数则在0.5左右波动；人民币汇率对于国际的溢出在2015年“811汇改”有明显上升；同时提到中美贸易战对我国人民币的对外溢出也有一定影响。郭琨还特别分析了我国在疫情爆发前后，人民币与外部溢出之间相互的影响作用。最后，郭琨将自己近期的其他相关研究内容做了简单的概述，参会学生表示受益匪浅。
责任编辑：张婧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