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3版 要闻）刊发了《“中国是‘安全港’的标杆”——非洲人士为中国社会安全点赞》的国际报道。非洲研究院和丹博士是四名受访的在华人士之一。采访中，和丹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比较中西方城市在社会安全度方面的差异。她认为，中国社会给予民众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采取的安全措施。同时，中国良好的社会治理，也确保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




和丹博士为我校非洲研究院引进的外籍博士，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我校，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目前，她是索马里的总统顾问，她和非洲研究院张勇博士导演的《我从非洲来》今年1月登陆央视频道。




　　以下是整篇报道的节选内容：




　　近年来，中非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在中国经商、留学、访问的非洲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许多“中国通”。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一个超级安全的国家，他们在中国生活、工作都很有安全感。他们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非凡成就，社会安全程度在全球位居前列，这些都与中国政府的良好治理、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密不可分。




　　良好的社会治理，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东非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和丹·奥斯曼来自索马里，不久前，她拍摄了一部名为《非洲人在义乌》的纪录片。她与中国的故事开始于12年前。“高中毕业后，家里人决定让我去海外上大学。但是母亲坚决不让我去西方留学，因为她经常从电视里看到外国留学生在西方被加害的新闻。”和丹介绍说，由于自己是女孩，要单独出国留学，对她家里来说最关键的是安全因素。“在中国生活了很久的叔叔建议我去中国留学，母亲一下子就同意了，因为在她眼中，中国更为安全，她非常支持这一决定。”




　　“2005年来到中国后，我到过很多地方旅行。当我一个人旅行或者晚上出去时，都感到无比安全。”和丹表示，她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时候，每天晚上9点跑步去西湖，回来的时候都夜里11点了，但她从没有为安全感到担忧。“当我打车的时候，知道出租车上有摄像头。如果我打110，警察就会从监控视频里知道我在哪里上了出租车。每想到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安全。但我去伦敦、纽约、洛杉矶等城市，却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不敢冒险做同样的事情。”




　　和丹说，“我们在中国感到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采取的安全措施，包括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出台严厉的惩处措施，并采取对犯罪‘零容忍’的态度”。




　　“真正的经济发展，无法脱离安全的环境而存在。好的治理便是两者的核心所在。”和丹表示，良好的社会治理确保了政策的落实，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社会安全。“我们发现，中国政府对小城镇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在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过程中，政府致力于提高新市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优惠政策，拨付了大量财政款项帮扶新市民找工作或学习，让他们在城市竞争中有了很好的立足点。”她认为，这样的举措避免了贫民窟的出现，而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缺少政府引导或政府监督，当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安全环境降级，青年大量失业。因此，中国城市化的治理经验非常宝贵。




　　链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2/10/nw.D110000renmrb_20180210_2-03.htm




编辑：张凯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