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马寅初经济学院供稿）为了进一步促进和完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推进经济学研究的系统化和现代化，加强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中的应用，马寅初经济学院和研究生院于2021年10月23日至24日组织了第三届天津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经济学分论坛。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主任何芳教授和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张中祥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
北京大学博雅****、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家级领军人才周黎安，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级领军人才袁志刚，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应邀做了主旨报告。来自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天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的35位博士生在论坛上交流了入选论文。
周黎安通过对地方官员的大气环境治理“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利用空气优良天数这一约束性指标，在注定失败和提前完成这两种情形下，使用断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地方官员在同时面临环境约束性指标和经济激励性指标的多重任务考核下的策略性行为。周黎安认为，空气环境治理属于约束性指标，无法完成将受到一定的惩罚(如约谈、点名)，但是超额完成却不会受到奖励；经济增长属于激励性指标，在一定范围内越高越好，地方官员之间会展开竞争。在注定失败情形下，由于初期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过少，年内的剩余时间即使每天空气质量都达标，全年的空气优良天数指标也已经无法实现；而在提前完成情形下，则官员从环境考核角度考虑，不再需要担心年内剩余时间的空气质量。由于工业企业大多是非国有企业，其排放的变化，可以认为是受到地方政府的压力，通过比较这两种情形有关时间节点前后的空气质量与企业排放情况，就可以考察地方官员对约束性条件的不同反应。他发现，在注定失败情形下，官员并不会破罐子破摔，而是会努力进行改进；而在提前完成情形下，官员会放松对排放的控制。周黎安进一步指出，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影响国有企业的排放来完成其环境指标考核，且在提前完成情况下，其会放松对非国有企业排放的监管。同时，本地成长官员和外地调入官员的反应也有所不同，外地调入官员的策略性反应相对更为显著。此外，周黎安还发现，地方经济竞争压力的下降和中央环境监察的加强均有助于弱化地方官员的策略性反应。
袁志刚从全球经济增长困境和长期趋势、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短期走势、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增长转型四个方面探讨了全球经济困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这一问题。袁志刚认为，疫情前的西方主要经济体已经呈现出日本化趋势(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其中，低通胀的本质是中国大量的劳动力加入全球产业链，使得全球总供给大幅提升，无法被总需求吸纳；低增长的背后则是TFP的增长放慢，这可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及人工智能的兴起有关，而这些行业天生具有垄断性，从而使得商业生态变得更不活跃；低通胀无法刺激经济，从而使得经济体更多地依赖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购买国债)，这就要求政策性利率保持在相对低位。可以看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三者互为因果。他认为，疫情带来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其中呈现出五大趋势——跨境商品贸易占总产出的份额减少、服务贸易增长快于商品贸易、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减少（劳动成本不再是产业链布局的主要考虑）、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贸易的区域化增强（产业链安全考量被重视）。袁志刚接着探讨了中美脱钩的相关问题，他认为，中美在产业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脱钩不太可能，但美国可能通过“小院高墙”这类的精准打击手段，对中国实施科技脱钩。他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前景仍不乐观，美国经济复苏的情形没有预期那么乐观，而全球非典型通胀、供应链短缺、航运成本的激增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这些现象的出现，伴随着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强烈刺激，将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较大的隐患。国内经济运行在短期同样面临着较大的压力——消费仍处于低位、基建投资乏力、房地产投资回落、教育辅导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大量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对中下游企业的挤压等问题。最后，袁志刚总结道，要应对以上这些挑战，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积极推进公共产品的均等化；同时改革金融体系，解决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着力解决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最后，要降低企业成本，缓解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问题。
张中祥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中国与世界为题，围绕“双碳”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一系列争议做了深入分析。他强调虽然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自主贡献新举措均与中欧领导人的互动或与欧盟领导人邀请的峰会有关，但中国最终选择在联合国平台及其相关活动上宣布关于碳中和、碳达峰的承诺。这充分说明中国一直是维护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多边机制来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这才是对“中国承诺”的正确的解读和应有的认识高度。张中祥强调中国宣布2030年前碳达峰并不令人意外，但承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出人意料。对于中国来讲，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一年超过一百亿吨，碳汇一年也就吸收十亿吨。张中祥指出，中国需要把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降到至少比现在的排放总量低一个数量级，才可能依靠碳汇和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把温室气体排放抵消掉,实现碳中和。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大约30年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因此，中国经济和能源结构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低碳化无碳化深度调整，这将对煤电和控煤产生很大的影响。张中祥强调中国在煤电和控煤上的立场，既要考虑遵守全球国际气候变化协议，也要基于本身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的客观现实。在压实地方和行业主体责任，推进各地区、各行业有序达峰时，张中祥强调，判断和把握节奏至关重要，要统筹推进节能减排降碳和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平衡好发展与降碳、整体与局部、短期与中长期关系，要避免采取超出目前发展阶段不切 实际的运动式“减碳”的过度行动，攀高峰和抢跑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张中祥指出，自国家“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节能目标以来已过去的三个五年规划，两个五年计划就没有完成国家制定的节能目标。即使完成的部分，主要也是靠行政手段，高效但没有效率。2013年在七个省市启动的碳排放交易试点就是通过市场手段把外部效应内部化，更有效率来做这个事情。张中祥指出，七个省市启动了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设计、运行和履约为试点向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推进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但各试点碳市场成交规模较小，流动性严重不足，碳价偏低，严重影响对节能减排和绿色投资的激励。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交易系统实现线上首单交易。张中祥指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覆盖的碳排放量是全球最大的，远远大于2021年欧盟碳排放交易的碳配额总量，但这并不是一般商业意义上按交易总额讲的最大市场。按交易总额讲，中国离世界最大的碳市场欧盟还很远。全国碳交易目前仅包括电力行业。张中祥建议，钢铁、水泥行业第二批优先纳入全国碳市场，逐步覆盖其他高能耗行业。从国家的角度讲，张中祥强调，应充分利用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机会，推进电力价格机制改革，让电价反映市场供需及碳减排成本，形成电价与碳价有机融合的价格体系，促进碳市场和电力市场协同发展。针对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欧盟绿色新政中防止碳泄漏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提案，张中祥建议中国可把欧盟CBAM覆盖的行业作为优先考虑的部门。“十四五”期间尽快覆盖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造纸和国内民用航空等高能耗行业，最大化发挥碳价格的激励约束作用。张中祥强调欧盟CBAM提案有不少引起质疑的地方。比如，对欧盟企业提供双重保护，对欧盟之外生产地的“同类产品”提供差别待遇。欧盟CBAM提案缺少出口企业证明实际排放量的条款，对进口产品的排放量全部征收碳关税也不公平，应扣除欧盟同类产品企业获得的免费排放额度。另外，欧盟CBAM提案只承认以碳税或排放额度形式存在的、可量化的碳价，但进口产品在其生产国已经承担的碳减排成本并非都是碳税或排放额度形式存在的碳价。
袁志刚和张中祥院长与荣获优秀论文奖的博士生同学合影
为了表达对博士生同学们踊跃投稿和积极参与的感谢和对同学们研究工作的鼓励，本次论坛颁发了优秀论文奖。北京大学周梓洵和天津大学张钟毓荣获优秀论文一等奖，厦门大学王泽宇、浙江大学孙书君和中央财经大学包开花获优秀论文二等奖，上海财经大学王敬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愉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邱媛、天津大学聂亮和清华大学葛润获三等奖。
周梓洵利用2006年至2018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社会网络算法， 研究了机构投资者的抱团行为如何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违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抱团行为能够导致机构投资者疏于参与公司治理从而促进信息披露违规，这种现象在业绩期望存在落差与会计信息质量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指出，机构抱团的松动可以抑制其对信息披露违规的负面治理效果， 卖空机制、 媒体报道和分析师跟踪等外部机制也具有一定治理作用。
张钟毓通过将气候联盟模型分解为外部效应、时间效应和成本效应，在对称和非对称条件下，对比研究了不合作博弈、完全合作博弈、古诺联盟两阶段静态博弈和斯塔克伯格联盟三阶段动态博弈的减排结果，并通过模拟确定了稳定的联盟规模。研究发现，外部效应的正向作用和时间效应的负向作用在一定情况下会相互抵消或占优。而成本效应则源于不对称国家的出现，使外部效应不再是严格的正向作用，并产生了转让支付的需求。研究指出，对于高收益且低成本的国家，时间效应的影响最大；而对于高收益且高成本的国家，则是成本效应的影响最大。研究认为，建立气候联盟更应该像制定一系列策略集，使得无论面对的是怎样的联盟结构，全球减排政策都能够做出最优的反应。
王泽宇基于不完全合约理论，探讨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中项目风险与政策不确定性对社会资本投资与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指出，对于PPP三种付费方式与TP模式，需要比较外部性、运营成本、使用者付费和补助等不同方面的综合影响。通过在不完全合约理论模型中引入项目风险与政策不确定性，研究发现正外部性或运营成本较大时应选择PPP模式。最后，研究认为，由于投资的增加会使政府转移的利润先增加再降低，致使无法确定当前的投资水平对政府转移部分的影响，因此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投资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孙书君利用2000-2016 年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 CEO 变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CEO 变更对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CEO 的变更对以下类型企业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非国有、中小规模、融资约束高的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高学历 CEO、变更一次的企业、 CEO 内部继任的企业。研究认为，高管团队稳定性和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是CEO 变更促进企业创新的主要途径。
包开花通过构建双寡头Hotelling模型，研究了数字平台用户多归属能否促进创新这一问题。研究表明，用户多归属能够促进平台创新，平台“二选一”会对创新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研究进一步发现，当两边用户均为单归属时平台创新水平仅取决于创新成本参数；而当一边用户多归属时，创新水平主要由多归属方参数决定。最后，研究通过福利分析指出，用户多归属能够使双边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都获利。
王敬博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房产以及房屋抵押贷款等状态变量的异质性家庭动态离散选择生命周期模型， 探讨了货币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并研究了信贷政策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房贷利率下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取决于该下降所持续的时间：持续时间较短时，消费需求短期内得到释放，但长期内消费需求会回到初始状态；持续时间较长时，收入效应会逐渐被替代效应、债务积压效应以及预防性储蓄效应所取代，消费需求先上升后下降，并最终低于初始状态。研究指出，虽然长期的低房贷利率政策与较紧的楼市信贷政策结合能够使消费需求在短期和长期同时发生增加，但该政策可能会产生较强的再分配效应，使得尚未购房的年轻人的福利受损。
王愉靖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据，利用高铁开通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校科研创新能力提升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城市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所在地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数量和资助金额。研究认为，高铁开通带来的人才、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及其带来的竞争激励是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邱媛利用2012-2019年的土地交易数据，探讨了政治关联性对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更高政治关联性的企业更易产生土地错配行为。研究认为，政治关联性更高企业所在地区土地市场化程度更低、地方政府的运作是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研究进一步指出，当政治关联性更高企业得到土地之后，其会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而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增长的考虑，也会进一步以较低的价格出让土地。
聂亮利用2004-2014年中国地级市碳排放的面板数据，利用高铁开通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当地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减少当地的碳排放。研究认为，交通出行结构的转变、研发投入的提升以及FDI的转移是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研究进一步指出，高铁开通的减排影响随着高铁网络密度的上升而提高，高铁服务对于周边80公里范围内的区域具有溢出效应。
葛润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显著提高了家庭生育二孩及以上人口的可能性，且这一效果在2016-2018年基本维持不变。此外，研究指出，这一政策对妻子参加工作的家庭和妻子收入占夫妻双方总收入比例高的家庭影响不显著，但是对与父母同住的家庭和社区（村庄）内有幼儿园的家庭影响显著。研究认为，如果 2020年我国实施全面三孩政策，那么短期内每年将多出生约40.7 万三孩及以上人口。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是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毕业的马寅初学长命名、新成立的一所高起点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单位。学院以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为目标，鼓励更具一般性意义上的经济学原创理论研究，同时重视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力争在若干学科进入国内经济学学科前列、在一些经济学科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
（编辑 董玥欣 郭水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