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7日下午，应上海外国语大学欧亚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邀请，欧亚班访问教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全球中国中心主任、人文学院副教授殷之光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行政楼129教室，以《19世纪英国的“帝国网络”》为题作专题讲座，包括欧亚班在内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等单位众多师生参加。
讲座伊始，殷教授认为大英帝国史对区域国别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区域国别”作为对世界的知识整理，起源最早是在19世纪欧洲的“殖民史”研究。欧洲大陆的“殖民史”，在英国则被称为“帝国史”。
殷教授提出，之所以用“帝国网络”观念来梳理19世纪英帝国霸权下的全球秩序，其核心在于追问分析国际秩序时的基本单位问题。今天，学术界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是国家。在这种观念下，帝国被单纯视为“超大型国家”，是一种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统治的权力。今天，我们仍习惯将19世纪称为“英国的世纪”，称20世纪为“美国的世纪”。这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态度，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反映19世纪以来全球秩序构成的复杂动态。殷教授认为，我们应当注意个人、群体、机构、包括国家之间，跨越地理空间，通过贸易、通讯、文化交通网络、权利交换关系等建立起的深层次联系，以及这种网络对现代全球秩序的深远影响。这种“网络”是动态的，全球秩序则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殷教授指出，如果从全球变迁的角度来审视，1840鸦片战争至1920年一战结束，这段时间具有重要意义。殷教授论证，鸦片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还改变了英国，是整个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在这段时期里，不仅仅“自由贸易”商人开始崛起，不断塑造着全球秩序；电讯、交通的发展也将世界更多角落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战结束标志着维也纳体系终结，即大国外交原则的和谐被打破；同时，印度民族运动兴起，英帝国主义衰落，转而提倡“联邦共荣”。
殷教授讲到贸易形式分为两种：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重商主义结束于18世纪末；自由贸易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即炮舰外交。1813年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案》、1832年《改革法案》扩大了新兴中产阶级的选举权、1833年《特许状法案》彻底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功能剥离。至此，自由贸易逐渐取代重商主义。
19世纪形成纵横交错的“帝国网络”，电报、 铁路 、运河的发展促进信息交流成本降低，通过贸易连接起来的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但政治依然存在，阶级问题，政治霸权潜藏在贸易网络中。西方在帝国主义发展中忽视殖民主义本身，谈文化认同、身份认同问题，将帝国殖民史美化为现代化史。
殷教授接下来谈到两点基本假设：全球化是资本实践自己目标的途径；资本必须依附于暴力机器。他认为，自由贸易实际上是不平等的。19世纪自由贸易者的全球扩张夹杂着明确的霸权主义。到了20世纪初期，英国的帝国主义思想开始更多倾向用“联邦共荣”（Commonwealth）来说明英国帝国网络下的全球关系。
殷教授强调，应当将帝国主义问题重新纳入到这种资本与现代国家之间依附关系的框架内来理解。他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本质化的民族国家秩序框架去理解这种19世纪以来形成的新帝国主义全球秩序。殷教授通过对于19世纪形成的资本主义依附性以及“帝国网络”的分析，表明“国家意志”是不同力量多方博弈之后的公开政治宣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秩序，则是这种19世纪工业革命过程中，新兴资本主义力量借助国家机器的协助向全球投射的网络。
殷教授通过梳理19世纪“帝国网络”的构成，将资本与现代国家之间依附关系作为逻辑基础，重新理解19世纪新帝国主义全球秩序的构成。为了更好地描述并理解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嵌入”，讨论使用了“半殖民性”来描述在帝国网络中民族、国家、资本、市场等多重元素之间所构成的复杂关系。通过将视野转向广大的“中间地带”，并在这一“中心-边缘”以及“中间地带”的三重关系中，探索并开始尝试界定“半殖民性”在世界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普遍意义。
殷教授为同学们全面、系统地讲解了英国帝国史，举例生动，深入浅出，赢得了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他耐心地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此次讲座获得圆满成功。
欧亚班是上外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两院以及政治学学科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两个一级学科点的协同创新合作的结果，已作为子项目入选“上海市一流研究生教育引领项目——上海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特色研究生项目”。本次讲座为“欧亚研究前沿讲坛”第35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