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8日上午8时25分，收到社科院老干办于涛主任发来的微信：“蓝院长今晨去世”。几天前我在会上碰到我院原党委书记兼院长王荣华教授，他听说蓝院长病重，我们相约一起去华东医院看望。为此我已向于涛打听了蓝院长在华东医院的病床号。谁知我们正在商量探望时间之际，竟传来蓝院长病逝的噩耗，我们也因此痛失了与蓝院长见最后一面的机会。

 

1979年秋天我考入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学习工业经济学，被选为研究生班的首任班长，有机会参加一些院里的干部会议，并在会上见到社科院的各位领导。当时除了院长黄逸峰外，会上见面机会最多的院领导就是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蓝瑛了。我依稀记得，当时他在会上的发言涉及面甚广，包括国家的改革开放形势与政策，院党委工作和院外事工作等行政工作。后来我了解到， 1978年社科院在经历了10年动乱后复院，蓝瑛从1977年10月起负责上海市社联筹建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复院筹备工作，为社科院复院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和立下了汗马功劳。

 

转眼间已经过去了近40年，社科院领导层已经多次更替，人生易老，物是人非。当时的各位院领导，包括黄逸峰院长、李培南书记、陆志仁副院长、冯契副院长、孙怀仁副院长、蔡北华副院长都早已先后逝去，蓝院长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也是最后一位离世的。蓝院长的离去象征了上海社科院革命者加学者的那一代领导人集体的最后谢幕，我作为他们当时的下属与后辈深感悲痛与不胜感慨。

 

蓝院长出生于1925年，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参加新四军，是一位老资格的“三八式”共产党员和新四军老战士。他在大多数人还懵懵懂懂的青少年时期就出于强烈的爱国救亡热忱和对社会公平与光明的执著追求，毅然参加革命，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斗争。他长期从事办报工作和党的思想宣传教育工作，1965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在1966年开始的10年浩劫中，他也未能幸免，受到无情斗争。在错误路线主导的文革中，他也一度感到迷茫，但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和大写的人的良知。文革结束后，全国上下拨乱反正，百废俱兴，上海社科院也在停办多年后复院。蓝院长受命负责社科院复院筹建工作，为上海社科院复院与此后的发展殚精竭虑，任劳任怨。只可惜岁月无情，改革开放后他们剩余的工作年龄已经相当有限。

 

我198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院在部门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室工作，1984年由社科院公派去美国留学，此前与蓝院长的私人交往并不多。1991年回国后，尤其是1994年到院里担任副院长后，与蓝院长的交往也多起来。蓝院长虽然已经离休，但是常来院里小坐，也会与我聊聊天。我作为当时的院领导，有时也会去他家里拜访探望。

 

他离任后赋闲在家，身体也不太好，但他从未停止学习和思考。他17岁参加新四军，在革命年代，没有机会接受多少正规学校教育，但是他知识广博，著述颇丰，这些成就，主要来源于他不断学习思考的进取精神。他认为读书可使人终生受益。

 

蓝院长是一个不忘初心的共产党人。在2005年10月的一个上午，我邀请蓝院长来经济所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做关于他抗战经历的报告。他在会上谈了他参加革命的初心是是为了抗日救亡，追求社会公平和光明。除了强调终生学习外，他还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战争和农村的实践对他个人的成长有重要影响。他提倡今天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到中国的基层尤其是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最后，他强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更要重视党员的思想修养，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

 

我与蓝院长的家人也有交往。蓝院长的夫人是我就读的上海市市北中学的学校党支部书记。她虽然也是一位老革命，但平易近人，实实在在地关心群众生活，使当时像我这样家庭经济拮据的学生受益匪浅。蓝院长的次子蓝石在美国攻读教育比较研究与定量分析，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多所美国高校任教，曾任得弗来大学葶蕾园校区教务副校长，现任西雅图太平洋大学研究办公室主任。我在担任副院长期间曾多次邀请他在回国期间为我院研究生学生讲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为我院研究生教育做出了无私奉献。

 

蓝院长生活非常简朴，文革中他全家被扫地出门，他恢复工作后，以及在明确享受市级干部待遇后，住房条件并未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他也从不向组织提出要求。他患冠心病，医院为他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手术后我去看他，他幽默地说，他的心里放了一辆桑塔纳轿车。我开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听他解释，才知道他很在乎放置支架的耗材与手术费用，可以用来买一辆桑塔纳轿车了。蓝院长病中留下遗嘱，不搞遗体告别仪式，骨灰撒掉。蓝院长真是一生节俭，连身后事都不例外。

 

蓝院长的骨灰将在今年清明时节撒入大海，融入天地之间而消失于无形之中，但他的音容笑貌和高风亮节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