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安徽青阳书香门第，幼承旧学，打下深厚国学功底，青年转向西学，1949年在上海参加革命，1949年11月到复旦大学。
他，教书育人，矢志不渝，在新闻教育战线耕耘60余载。他是我国新闻学界的泰斗、中国新闻学史论研究的开拓者、上海社科大师。
他，终身潜心治学，笔耕不辍，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范敬宜新闻教育奖”及新闻传播学国家学会奖“卓越学术奖”和“终身成就奖”……
他，是宁树藩。
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复旦人这样纪念他。
10月30日上午，纪念宁树藩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校党委书记焦扬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上海市社联原主席、新闻学院教授秦绍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解超、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作发言。

焦扬：从宁老的治学之道和高尚师德中汲取力量，更加奋发有为推动学校事业、推动新闻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焦扬指出，宁树藩先生是我国新闻学界的泰斗、著名的新闻史学家、上海社科大师、中国民主同盟成员，是让我们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的复旦人。正因为有宁树藩先生这样的大师以身作则、行为世范，一代代接力传承，才有了复旦新闻的今天。
焦扬表示，宁树藩先生的一生，是严谨治学、纯粹向学的一生，是求新不止、求索不倦的一生，是乐为人梯、教泽绵长的一生。他的学识与风范、人品和功业，值得我们每个人称颂敬仰、继承发扬。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宁老的学术思想，学习弘扬他的崇高精神，从宁老的治学之道和高尚师德中汲取力量，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学校事业、推动新闻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焦扬强调，今天的新闻学院，在党政班子和全体师生的努力下，发展势头良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要筑牢根与魂，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新闻教育，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育人铸魂，继续当好课程思政改革攻坚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围绕总书记提出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培养卓越人才。要铺好桥与路，抢抓发展机遇，依托部校共建机制，按照出人才、出成果、出思想、出功能的要求，加快建成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国际一流、国内顶尖的新闻传播学科，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贡献关键性力量，产出卓越成果。要贯通天与地，始终面向国家和上海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深入研究把握现代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在媒体融合、舆论引导、网络空间治理、国际传播等方面提升咨政能级，作出卓越贡献。
秦绍德：宁先生挂在嘴上最多的是“规律”二字

秦绍德教授，师从宁树藩先生。他追忆恩师说，宁先生挂在嘴上最多的是“规律”二字。他心无旁骛地投身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研究中。为了揭示规律，宁树藩赞成将中外新闻史进行比较，他认为规律不分国界，但是各国有各国的特性，所以应将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不赞成为研究而研究。

宁树藩注重求真务实，即脚踏实地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从不把学术研究作为谋求名利的敲门砖，也从不做“动嘴不动手”的项目领头人。在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的项目中，他亲自策划、亲自邀请同仁参与、亲自外出调研、亲自修改参差不齐的初稿、亲自写导论的重要部分，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学术问题，并且付诸于实践行动。他一生投身科研，不为名利。
解超：无论环境如何，他始终坚守崇高的理想追求

解超指出，上海是哲学社会科学重镇，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直以来，上海社会科学界群星璀璨、名家辈出，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之所在。2018年5月14日，上海市社联公布了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人选名单，陈望道、贾植芳、陆谷孙等68位社会科学界已故著名****当选，宁树藩先生也是其中一位，是当之无愧的大师。评选社科大师，向大师致敬的活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对促进上海社会科学研究、增进社会科学界的团结意义重大。
他表示，纪念宁树藩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笃定理想、坚定信念，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在宁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无论环境如何，他始终坚守崇高的理想追求，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彰显了老一辈学人的精神风范。
米博华：传承大师精神财富，奋发有为探索新路

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表示，在复旦举办简朴而隆重的纪念座谈会，是向著名的新闻教育家宁树藩先生致敬，纪念这位我们心目中感佩和爱戴的学术大师。
他表示，宁树藩先生是我国新闻教育战线令人景仰的一代楷模，是我国新闻学术领域成就卓著的名家。宁先生视新闻教育与学术研究如生命，把一生献给了我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事业，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和精神财富，纪念这位中国新闻史大师，就是要把这笔精神财富继续传承，让宁老师的精神在新闻学院90多年的院史中发扬光大，让一代又一代的复旦新闻人在老师的恩泽中接力前行，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征程中开创新局面。
米博华指出，我们向大师致敬、向大师学习，就是要学习宁先生一心向学、潜心治学的学问精神；就是要学习宁先生不断向学术高峰攀登的探索精神；就要把宁先生倾注心血和整个生命的事业继承下去，把宁先生这一代大师留下的精神财富继承好。面对新时代的呼唤，复旦新闻学院需要更加奋发有为，用新作为、新气象探索新闻传播教育转型发展新路。我们今天纪念宁先生，不是仪式化的怀旧忆往，而是为了重温初心、催化理想、坚定脚步，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辉煌。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执行院长张涛甫先后主持本次座谈会。校相关部处负责人，新闻学院党政领导及师生代表，宁树藩先生亲友代表等参加座谈会并作交流。据悉，宁树藩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是复旦致敬大师系列活动之一。
宁树藩是怎样的一个人？女儿、后辈、学生回忆了这些往事
女儿宁晨云：“每找到一份重要学术资料，他都会高兴半天”

有学生忆及我父亲的时候说，宁老师说话很急，写文章很慢。的确如此。父亲治学严谨，极其注重史料的收集，秉持“言必有据”的原则，常独自乘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上海东北角的复旦大学到西南角的徐家汇藏书楼寻找旧书文献。每次走过路过旧书店、旧书摊，他也一定不会错过，必定要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淘到什么“宝”。他出差到外地开会，也要到当地图书馆找资料。每找到一份重要学术资料，他都会高兴半天。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候。

我为这次活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也引起了许多回忆。在一大堆东西里，我发现几份1985年他去重庆、武汉等地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介绍信。很有意思的是，在一张皱巴巴的信纸上写着从住地到北碚图书馆的公交换乘路线。这也侧面反映80年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想做点事情，就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在一摞摞纸张中，相当一部分是大小不一的复印件，都是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还有很多不允许翻拍、复印而只能手抄的手抄件，很多资料来自四面八方。
父亲是一个亲切随和的人。记得他经常把研究生叫到家里来上课，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登门受业的学生常在宁家布置好桌椅、烧上一壶开水，在学习之余一起品尝他喜爱的安徽茶。培养了学生，也培养出了一批茶客。如果他因公事外出，几位学生就留在家里继续讨论，事毕自觉把屋子收拾整齐，再锁门离开。

他把学生和学术看得很重，却把荣誉看得很轻。晚年，他获颁“范敬宜新闻教育奖”、新闻传播学国家学会奖“卓越学术奖”和“终身成就奖”等许多重量级奖项，对此他欣然接受，也淡然处之。父亲总是笑呵呵的。在他眼里，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他是典型的知足常乐。即使年事已高，他却仍兢兢业业、没有丝毫懈怠，以至于家政阿姨总说，宁老师怎么这么卖力啦，就像人家考大学一样！正是凭借这份钻研精神，父亲晚年仍笔耕不辍，作出了《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等重要学术成就。
后辈黄瑚：“一探讨起学术来，他就完全不像个高龄老人”
本科时代，宁老师在选修课《名记者研究》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跟宁老师更多接触是读研究生的时候。宁树藩先生的治学风范用两个词总结，那就是认真、严谨。不论是自己写的文章还是别人写的文章，只要经他手，他都是逐字逐句修改。我曾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条目撰写，其中有一条关于上海“孤岛”报刊，虽然这是我硕士论文的主题，相对而言比较熟悉，但当时对整个“孤岛”报刊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宁老师则认真修改了我的草稿，做出大量的改动。
宁老师活到96岁，60周岁才评副教授，但他之前也一直排除万难，学习积累研究。他做了一辈子教学、科研，时间近乎百分之百用在了工作上，自始至终对学术充满激情。宁老师对名利看得很轻，他觉得该做的事情，就不考虑其他。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新闻学研究处于“百废俱兴”的状态，在这方面，宁老师积极参与新闻学基本问题的讨论，提出具有独特见解的观点。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新闻学的春天到来了，但对于宁老师本人来说是晚年到来了，不过他还是像年轻人一样不断学习、不断探索和解决新问题，也迎来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当时宁老师年事已高，但他语速比我还快，他在学术上依然保持着深入思考的习惯，思维敏捷。他热衷于和年轻人聊天，对学术的激情大大弥合了与年轻人之间因年龄而可能产生的代沟，一探讨起学术来，他完全不像个高龄老人。年轻人也因宁老的这份热情而乐于与他交流。只要有人在学习、学术研究上遇到问题来找他，他总是非常高兴，也很热情地帮助解决，从不会嫌麻烦。
我觉得宁老师跟大多数人做学问最大的不同，就是充满爱与激情。他从不觉得疲倦。只要你跟他谈学问，他劲头就来了，谈别的都不感兴趣。宁老虽然著作不多，但就像孔子“述而不著”，宁老晚年主要是教育学生，花了很多时间，他不会考虑付出和得到。记得老师晚年，我们到他家里跟他讨论学术问题，他比我们还激动，声音也很响亮，不舍得我们走。真正要成为一个****，大概是要这样。
博士陆晔：“学术就是他唯一和全部的生活方式”

博士阶段三年的学业，在宁先生政肃路第七宿舍那间老旧的公寓客厅，我度过了许许多多难忘的时光。一杯来自先生家乡安徽青阳的清茶，几页旧书刊，几位大学问家，高谈阔论，哲学、历史、时局、文化，无所不包。我坐在一旁听先生们一辈子学术积累下来的真知灼见，心想，这才是大学该有的样子。
宁先生好客、谦虚，时常会在先生们的交流中转过头来问问我们这些晚辈后学的意见。偶尔，先生也会讲起书斋里清雅的趣闻。记得他曾经说起过中文系，某位大学问家家里书房的各类典籍并不是按照内容归类，而是按照书籍的高低排列，整整齐齐，像士兵一样，说完先生哈哈大笑。
我这一届博士生招了四位，专业基础和个性差异非常大。宁先生和丁淦林先生既给了我们严格的传统史学的考据训练和基于哲学思辨的批判性思维训练，但是也对我们的个性极大的宽容，鼓励我们发挥各自的所长。这样严谨又自由的学术氛围，伴随我沉浸在徐家汇藏书楼，在复旦文科图书馆旧报纸的微缩胶卷堆里。
博士毕业之后，我成了新闻学院的老师，在这个讲台上一站也就是1/4个世纪。但是在宁先生面前，我总归是个学生，每次登门拜访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都是跟学术相关。其实除了讨论新闻学本体论的问题，这是先生一辈子孜孜不倦思考的问题，先生的求知欲也非常强，他经常会问我有什么新的理论或者观点可以用来关照新闻学的研究，社会学、心理学、民族志、扎根理论，先生都非常感兴趣。
那时候，我们跟周葆华老师在做全国的受众调查。先生自己并不做统计，但是对我们的整个的研究框架问得特别详细，包括怎么设计问卷，怎么抽样。所有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学术，直到先生九旬高龄也依然如此。我从宁先生的言传身教，终于懂得了一个人的学术可以完完全全的构成他的生命，学术就是他唯一和全部的生活方式。
先生驾鹤西去，我正在威斯康辛大学访问，在一间能看到冰封湖面的图书馆落地窗前，我匆匆写就了一点纪念的文字。我一直觉得，宁先生这样天真、单纯、慷慨、善良的人一定能活到100岁。
记得也是这样的秋天，院区里有桂花香，遇到丁淦林先生和宁树藩先生从学院开完会回去。我说我叫个出租车送你们，二老坚持不肯。他们说习惯了，坐133路，一部头很方便的。我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能够看到丁先生搀扶着宁先生，走出邯郸路的校门，满身都是夕阳的金黄。他们回头向我招手。如今二老都不在了，但我知道先生在看着我。希望我不会辜负先生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