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而来的“私塾先生”为观众讲解《新编对相四言》
“蒙养之时，识字为先”，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秦时代，即出现了供儿童识文习字用的蒙学教材，如《史籀篇》《急就篇》等。到了南北朝、隋唐，识字教材分为了两路，一路是我们所熟知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它们为官方所承认，编法雅驯，士大夫们推崇备至，千余年来影响最大、使用最广；一路则是主要流传于民间，汇聚百姓日常生活实用中所见所需字词，按类组织编撰而成的非正规识字读本，宋以降广为流行，统称“杂字”。
“湮没的故事：图文识字课本的传奇”第五届教育影像展在华东师大开幕
展览现场设置了猜字答图等互动游戏
《新编对相四言》等对相杂字教材，不同于“三百千”的“杂字”类蒙书，以平民子弟日常实用为目的，摒除空泛的说教，反映灵动的生活色彩，将识字、知识、职业生活融为一体，在传授与农工商有关的实用技艺过程中，成就了一种经数百年历史变迁、嵌入生活而独具特色的教育方式。
展览现场呈现了全本的《新编对相四言》。这本著作无撰者姓名及出版年代，不少****对其出版做出过考证,如张志公、商伟、唐晓云等。现藏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新编对相四言》为1436年刻本，201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影印本。《新编对相四言》问世两百多年后，17世纪的欧洲发行了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编写的第一本幼儿插图读物《世界图解》。
展览现场呈现了全本的《新编对相四言》
《绘图中西日用杂字》
对相杂字的繁荣与流变，主要呈现从明清直至改革开放后日趋繁多，内容逐渐丰富。在展览现场能看到，1912年广记书局发行的《绘图中西日用杂字》，涉及涵盖天文、地理、花鸟鱼虫、生活百科，尤其后面英语部分，用汉字标注了音标发音。这种“洋泾浜”口诀的英语学习方式，也成为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教育见证。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后，为配合农村扫盲教育，全国编写了各类杂字教材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如1957年辛安亭编写的《农村日用杂字》，1983年朱起编写的《新编绘图庄农杂字》等，贴近工农生活，契合了农村文化教育和生产事业的需求。
图、文、物对照的算盘
《农村日用杂字》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文化教育和生产事业的需求
金陵王氏勤有堂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年刊行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绘有一幅算盘图，图上画的是梁上二珠、梁下五珠的十档算盘，这是至今发现最早绘有算盘图的图书。在图文识字的读物中绘有算盘图，这说明算盘在明朝初期是民间通行的算具，而不是陌生的新事物。算盘图下面，还绘有操作数，也就是算筹，这说明算筹在明初社会上还存在，也就是说，当时仍处于珠算和筹算并行的时期。其实，研究艺术史和算学史的专家已注意到北宋末年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卷末的赵太丞家药铺柜台上的算盘，而在明朝初期算盘已经成为民间通行的算具。
对相杂字教材对后世教科书普遍采用插图的方式，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图画识字的教学方式绵延流长地延续到了现代教育之中。
明洪武四年（1371年）年刊行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
促成《新编对相四言》引进出版的上海书店出版社原副社长唐晓云在致辞中表示，早在5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能够编出领先世界的识字教材，包含先进的教育理念，通过图文对照的形式，让儿童吸取文化，既符合年龄特征，也符合心理特征。他简单介绍了《新编对相四言》流落海外后引入国内出版影印版的过程，展览将这本书和书背后的故事以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让人们能够重新体悟中华文化智慧和文化自信。
此次策展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丁钢教授表示，《新编对相四言》中的文字和图像所反映的物质文化不仅仅是在“被看”，其实也在“回视”着我们今天的解读者。因为对相四言、对相杂字所代表的“物”和背后的意义，其实也反映着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物的意义和功能，比如《魁本对相四言》中出现了“牙刷”的对照图文，形象与我们今天用的牙刷没有区别，这说明明代的百姓就已与我们用了相同的物件。这些成为了我们历史的记忆、情感，以及生活意义的负荷物，也铭刻了时代和地域的印记，散发着迷人的历史气息。
众多小观众饶有兴趣地观展
展览现场还展播了与展览主题一致的原创主题纪录片，开展了猜字答图、识别古代异体字和读音的互动游戏。通过围绕主题的实物、图像、影像、游戏、主题沙龙等展览形式，立体鲜活地展示与挖掘了传统中国对相杂字所提供的，通过图像形态表现出来的丰富的知识世界、精神世界及其发展历程，而把各个时代有关农业经济、商业活动、百工技艺及其市井生活的图像加以时间序列连接，这些图像符号将成为我们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另一种窗口与路径。
图文、来源｜教育高等研究院 校博物馆 编辑｜吕安琪 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