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华东师范大学法语语言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外语学院院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作协主席团委员、外国文学组主任。昨天，袁筱一因受邀担任首届龚古尔文学奖中国评选的评委，未能出席颁奖仪式。
此外，法语系系主任王静教授及其学生李玲玉的译作《阴郁的美男子》（朱利安·格拉克著，作家出版社）获得本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文学类的入围奖。
第十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在京揭晓
2018年是傅雷翻译出版奖设立10周年。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J.M.G·勒克莱齐奥，法国著名小说家、龚古尔文学奖评委皮埃尔·阿苏里，作家兼电影导演戴思杰，以及历史学家葛兆光等出席颁奖仪式。作家莫言与贾平凹为庆祝傅雷奖10周年，特赠予书法作品。
2018年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奖名单
文学类：《温柔之歌》
作者：（法）蕾拉·斯利马尼
译者：袁筱一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
作品简介：《温柔之歌》是2016年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故事灵感源自一起真实的杀人案。米莉亚姆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再也无法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保姆路易斯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随着互相依赖的加深，隔阂与悲剧也在缓缓发酵。作者冷峻犀利的笔触中渗透着隐秘的诗意，揭示着优雅生活表象和秩序之下，那复杂的黑洞。
社科类：《布汶的星期天》
作者：（法）乔治·杜比
译者：梁爽甜梦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
作品简介：本书记录的是法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1214年7月27日，周日。是日，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佛兰德斯伯爵斐迪南和布洛涅伯爵雷诺率领的强大联军在布汶平原交战，这是法兰西国王王权大为扩张的一次决定性战役。
新人奖：《小说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
作者：（法）莫娜·奥祖夫
译者：周立红 焦静姝
版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7月
作品简介：《小说鉴史》是国际知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从文学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尝试。她选择法国19世纪9位作家的13篇小说，透过一个个典型人物，呈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9世纪的交锋，考察了新旧原则走向和解的艰难历程。
华东师范大学法语语言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
翻译家袁筱一，1989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学习。本科期间，她用法语撰写了短篇小说《黄昏雨》，摘得法国青年作家大赛第一名，引起轰动。她翻译出版的法国文学作品包括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勒·克莱齐奥的《流浪的星星》《非洲人》《看不见的大陆》，劳尔·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等。
袁筱一 谈《温柔之歌》
去年8月，《温柔之歌》在上海书展期间亮相。以这本书的写作为由头，围绕文学与真实世界的关系、译者与作者的距离、如何看待当下对翻译质量的争议等问题，腾讯文化对袁筱一进行了专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温柔之歌》：朝夕相处，却一无所知
腾讯文化：看完《温柔之歌》，你如何评价它的作者蕾拉?斯利玛尼？
袁筱一：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作家。她的写作虽然有比较重的女性痕迹，但比一般的女性克制，文体干净，用词准确、客观，没有过多的情感转折和堆砌。她的句子短，节奏很快，翻译时，我基本上没怎么改动语言本身的节奏。《温柔之歌》确实是可以一译到底的。
腾讯文化：你说过，小说比生活更真实。后来看到杭州保姆纵火案，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袁筱一：当时我就觉得这句话应验了。《温柔之歌》的原型是一起发生在纽约的真实事件，斯利玛尼把它放在自己更熟悉的巴黎。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的文学就是这样的，它会让你在事件发生的时候，突然想：有一本书不就说了这个么？可以想象，杭州保姆纵火案也是这样一幅画卷，只是它的形式、人物、直接动因有差别。
腾讯文化：在书中，保姆路易丝的逻辑看起来很荒谬：杀死两个孩子，是为了让雇主夫妇再生一个孩子，以留住自己。但她的逻辑也是自洽的。
袁筱一：你会发现，所有的犯罪，所有跟暴力相关的事件，逻辑都是非常简单的。但不是说因为简单，这个逻辑就不成立。难道路易斯不知道这样做后果是多么严重吗？她就是不会去想。她最直观的感受是：我就是要这样。就这么简单。
我们有时总觉得仇恨的原因应该是一目了然的，比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矛盾。《温柔之歌》里有种族问题，有阶层问题，有性别问题，但斯利玛尼没有把保姆杀死两个孩子的原因归结为单纯的一个原因，比如种族问题。没有一个原因是可以囊括一切的。我觉得这是《温柔之歌》比较成功的地方。
腾讯文化：龚古尔奖得主塔哈尔?本?杰伦称，斯利玛尼为法语文学带来了新的书写向度。这个评价准确吗？
袁筱一：我认为斯利玛尼跟现在法语文学的新趋势并不是完全冲突的。以前，像她这样的非法国人的法语书写者比较少，即使他们的写作带有非常明显的异族文化色彩。但是现在，法语文学本身非常多元，有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书写者。新一代的写作者会把写作的关注点放在社会问题上，写边缘人群，写种族造成的社会问题，斯利玛尼的写作是在这个新趋势里面的。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法国文学让人感到读起来挺困难。大部分我们熟知的20世纪的伟大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是背叛传统的，他们不太擅长叙述完整的故事，作品不太重视情节。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斯利玛尼的小说比较好读。她一开始也是在网上写作的，作品比较符合现代阅读习惯：每个片段都很短，但又相对完整，解决了一个侧面的问题。她很会吊人胃口，会注意前后呼应，埋下伏笔。这是法国人已经很久不注意的东西。
腾讯文化：读《温柔之歌》的时候，最让你震惊的地方在哪里？
袁筱一：让我有一点背部发凉的，是小说快结束时，雇主夫妇从朋友家开车回来，路上堵车，他们突然在城市中似乎看见了保姆路易丝。这时我完全代入了。你就想：“哦，原来在我们家做保姆之外，她也是有其他生活的，而对于她的这种生活，我一无所知。”
其实书中的女雇主米莉亚姆是有一定价值观的。她一直认为她对保姆挺好，也非常顾及后者的所谓自尊。但为什么这样的悲剧还是发生了？你自认为在生活中天天跟保姆一起相处，但你其实对她一无所知。在这个地方，我是有一点震惊的。
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充斥着这样的情况。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别人存在的认知中有很多盲点，你没法知道那些盲点在哪里。你也永远不知道你身上有一些什么地方还没有被认识到，而它可能会成为很可怕的毒刺，摧毁你，或者摧毁他人。这是无法防范的。
《温柔之歌》
“她是什么节奏，你就是什么节奏”
腾讯文化：你是译者，也自己写作。你说过，你翻译过的作家有两类，一类是可以靠近的，一类是只能羡慕、无法靠近的。到现在为止，对你来说，哪些作家是可以靠近的，哪些是羡慕但不可靠近的？
袁筱一：大多数可能还是不太能靠近的。比如勒克莱齐奥，你就可能永远不会像他这样去写作，即使模仿也不可能达到他这样的程度。他的文字非常典雅、纯净，而且又不依靠特殊的词汇和句法这种显著的外在形式来标识，所以，非母语出身的作者很难达到这个程度。他的写作与他自身的经验也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个永不间断的旅行者，这一点其他作者应该也很难做到。而他出身的时代和环境让他对正义与公平有一种特别的追求，这种写作的追求也不是模仿得了的。
你也永远不可能像龚古尔奖得主玛丽?恩迪亚耶那样写作。她写的是非洲的后殖民，写女性，尤其是种族问题中的女性。她在中国不会有很多读者，更不要说往她的这个路上去写。前段时间我译了雷蒙?格诺的《文体练习》。他的很多文学理论我是赞同的，但他按照文学理论写出来的作品纯粹是文字游戏，你永远不会写。
莫迪亚诺是可以接近的。我跟大家开过玩笑：“看了莫迪亚诺的写作，你会觉得自己也有可能获诺贝尔奖。”斯利玛尼也是这样。她写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是存在的。她的文体也是可以接近的。
杜拉斯又不太一样。她滋养过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年轻女性的写作梦想，因为文风突出，她给人的幻觉是她是可以模仿的，写作是很平常的。但这只是一个幻觉。
腾讯文化：你说过，如果译杜拉斯，你会使用一些短句，因为这是她的文风。比如王道乾先生把《情人》的开头译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而你会译成：“比起那时，我更爱你现在的面貌，备受摧残。”具体来说，你怎样根据作家的文风来调整译笔？
袁筱一：我最根本的翻译主张，是要尽可能地呈现作家的文体，只要中文还能容忍。当然，首先要对他们的文学价值做出判断：这个作家和别的作家比，不一样在哪里。理解了这一点，你再尽量把这个特点呈现出来。
翻译的时候会有一些具体的形式。比如译者要遵循一些规则，不能进行改写式的翻译，不能随意合并章节，重新调整结构。大家现在公认译者能动的范围基本是在一个句号之内。翻译斯利玛尼，在这个句号之内，连语序我都不会有大调整。她有她偏好的一些形容词，都是非常简单直白的，而且重复率很高。那么她重复，你就重复。她是什么节奏，你就是什么节奏。
也会遇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但我还是会尽力呈现作家的文体。玛丽?恩迪亚耶在《三个折不断的女人》中写了一个特别长的场景：父亲在门口站着等。在一个句子里面，通过法语本身的能力，她把父亲从过去的霸道到现在的衰老都写到了，把父亲等待时的房子、院子、院子里的树也都写了。这个场景是非常立体的，是连着纵横的。翻译这样的文字确实很痛苦，可能不得已要做一些调整，比如把长句拆成短句。但如果能不拆最好，我很希望让读者也感受到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因为困难可能也是一种乐趣。我不希望译出来的文字都是袁筱一体。
翻译杜拉斯，我也是跟着她的文体走。她会挑战法语的一些语言规则，比如使用一些在规范写作中不应该出现的搭配。她也会挑战法语中大量的叙事规则，比如不断地重复。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是有一些地方不能尽善尽美。一百年以后，也可能在中文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她会碰到一个特别适合她的译者。
腾讯文化：你还译过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他的作品好译吗？
袁筱一：我一点都没觉得米兰?昆德拉难译。他不难是有原因的：他早期的作品是翻译的，翻译的作品本身就经过理解，既然有理解，一定有阐释的成分在里面。后期他用法语写作，因为法语不是他的母语，他用的语言并不难。
昆德拉在小说技巧上的突破，更多的是在叙事结构上。他的叙事很幽默，从整个结构上看荒诞不经，但所有细节都非常真实。很多所谓“后写实时代”的作家从他身上学到了技巧。而从他语言本身来讲，对译者的挑战很少。
现在的翻译质量真的每况愈下吗？
腾讯文化：哪些中国作家影响过你的文字？
袁筱一：年轻时我读张爱玲，她也是一个有天分的作家。有一段时间我很迷恋梁实秋、朱自清那代人，比较喜欢他们的语言。他们那一代人多多少少都影响了我。在我写的东西，包括此前写得比较多的文学随笔和评论中，我不太喜欢使用色彩非常强烈或者非常成语化的词，可能跟阅读这些人有关系。
腾讯文化：从事翻译工作二十多年，你获得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袁筱一：是理解力。可能与年龄相关，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对自己，对他人，理解力都是特别重要的。
翻译其实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不同于创作，翻译是有契约的，不容许你放弃。文学充满各种各样和你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想象，翻译会迫使你去理解它们。克服掉自己的一些艰难时刻后，你会发现它们带给你很多丰富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的想象？因为人的经历一定是受限制的，而这个世界如此广阔。从乐观的角度来说，世界如此广阔，你要尽可能地去享受。从悲观的角度来说，有了这样的理解力，你对很多事情就可以容忍。
外国文学给人的教育更是这样。它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关于人的问题，绝对没有唯一的答案和标准。文学给你的安慰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也可能是我作为译者最大的收获，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让我很想不开。
腾讯文化：有人对比霍克斯版《红楼梦》和杨宪益、戴乃迭版《红楼梦》，认为好的译本一定是译者以母语写成的。你同意吗？
袁筱一：我不太同意。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本身的文学空间是非常大的。比如《红楼梦》，不同的人读，在不同的时代读，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读，带入不同的阅读经历读，读出来的《红楼梦》是不一样的。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怎么可能认为只有唯一的好译本？
我认为翻译从来都是没有定本的，一部经典作品一定会有多个译本。当然，一部文学作品在某个特殊时期遇到了某个所谓的“被上帝选中”的译者，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传播案例，吸引很多其他语言的读者。但说到底，这样的译本也不能算是定本，它依旧不能就此断了其他人对于原本理解和阐释的权利。
所以在这两个版本里面，不能一定说是谁译的好。他们翻译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影响他们翻译的因素也不同，比如杨宪益、戴乃迭版《红楼梦》，翻译时应该还受到政治的、社会的因素的影响，而不只是语言本身的问题。在这个前提下，对真正做研究的人来说，我认为《红楼梦》的两个译本都有存在的必要，不能简单地以读者的好恶作为判断标准。
最初中国翻译外国文学，译者经常加减章节，大量改写，进行二次创作。因为如果不改写，读者可能接受不了。经过一百多年，现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才进入了直译的时代。可以说，中国对外国文学叙事方式和语言的接受度，也是经过一百多年才培养出来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现在还处于初始阶段，译介少，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陌生感一定大，但假以时日，对于中国文学的叙事方式，他们也可能是会习惯的。
腾讯文化：你如何看待“翻译腔”的问题？
袁筱一：我觉得语言本身应该是开放和包容的。翻译腔其实在“五四”的时候就有，像鲁迅那样的硬译翻译腔更浓——可以不音译的地方，他也都是音译。但不合理的东西会渐渐被滤掉，语言一直不断地在扬弃，形成自己的传统。中文中有大量的外文借词，一段时间后，它们也会成为中文本身的语言记忆。
文学翻译的终极目的，与语言的可能性有关。有人认为翻译腔对中文会产生一种破坏，但不经过这个破坏，你永远不知道中文的可能性在哪里。在这一点上，不借助外力很难完成。而当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被不断发掘的时候，它只会越来越有活力，不会消亡。
假如所有的语言规矩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有一点点的破坏和逾矩，这种语言还有什么可能性？其实语言也是在不断的自我破坏中完成新的建构的。
腾讯文化：最近很多人在讨论翻译的错误问题，而且这样的批评常常会成为一个热点，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袁筱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译者的错很好挑。在中国，评论界和写作界的人彼此熟识，虽然现在写作门槛降低了，但不管怎么说，母语写作者，尤其是知名写作者，总是让人有一种权威感。真正犀利的文学评论并不多。但对于翻译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很少有批评者问，他真的具有翻译批评的能力吗？译者数量多，不知名的又很多，要批评很容易。
现在的翻译质量是不是真的每况愈下，没有好的译者？不能这样说。确实有粗制滥造的译者，但这是个百分比的问题。现在有非常不错的年轻译者。以前文盲比例高，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本身就是大家，现在从事文学工作的门槛很低了，很多人都可以来翻译。
我们很喜欢列举一些特殊时期的译者。当译者之前，他们作为作家就成名了，人们当然不敢随便批评。但他们真的不可挑剔吗？还有一些译者确实学贯中西，到现在也是榜样，但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受到的中文教育和他们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这不完全是译者本身的错。
难道以前就没有差的译者吗？单从质量上看，以前的译者硬伤也很多。在一个版权都不标的时代，你能指望所有的译者都是忠实翻译吗？现在看以前的那些译本，有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译者是根据哪个版本译的，是怎么译的，翻译时把难译的部分跳过去是完全有可能的。
翻译非常容易出错，也很容易被挑错。法语里有一句话，已经是业界俗语：“再好的译者也有睡着的时候。”任何译者都不敢保证没有一个错误，即使是每天只译五百字的大翻译家。但这还是一个比例的问题。今天去看傅雷，他也不是一个硬伤都没有，有人也挑过他的硬伤，但我不同意这样去对他进行翻译批评。傅雷的错是非常少的。你要知道，他那个时候没有网络，连本像样的法汉字典都没有，他主要是靠法文辞典翻译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出版业的问题。我们建国后的大翻译家无非来自大学和出版社两个地方，王道乾这样的翻译家本身就是出版社的法文编辑。现在呢？先不论出版社有没有法文编辑，在出版社里核对原文的编辑有多少？这个环节不存在，就像没有了质检。但现在为了抢市场，出版社也没办法。所以如果说到翻译的质量问题，不能把责任全部归在译者的身上。
图、转载｜人民网 腾讯文化 文｜陈默 来源｜外语学院 编辑｜快蟹谢瑶姬 编审｜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