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学者曼尤佐（Linje Manyozo）的观点，历史上，发展传播学可以划分为六个学派：布林顿森林学派、拉美学派、印度学派、菲律宾学派、非洲学派和参与式学派。对于中国传播学界来说，一个心结就是中国发展传播学派的建设。中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传播在促进国家发展中起到了何种作用？理论贡献何在？有何成就与不足？这都是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立足本土作出贡献
　　20世纪70年代，拉美学者布罗德雷乌（J.D.Brodenave）指出，拉美传播学者必须克服通过国外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来感知自我现实的精神上的强迫症，他们必须学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传播与发展问题。1973年在哥斯达黎加会议上，拉美传播学者集体呼吁采用扎根本土的理论和方法来回应当地的问题，由此设定了之后几十年发展传播学的另一条发展路径。同理，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科学发展”成为当下小康社会建设的主流话语的时候，中国的发展传播学完全可以立足本土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在农村水利建设中群众的广泛参与曾给参与式传播理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实例。在当下中国，一方面，在西部开发、乡村治理、城乡统筹、灾后重建以及民族地区发展中不乏成功的发展传播经验；另一方面，面对农村的原子化、空巢化、基层组织涣散、社会黏度降低等问题，如何增强新农村建设的自主性、参与性、内生性和可持续性，对传播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新的挑战。
理论和实践存在不足
　　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的发展传播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存在诸多不足。从理论研究看，仍然固守传统的现代化框架，局限于以大众传媒为主体，以新闻传播为主要内容，以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为基本路径，注重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系统对农村系统的单向传播，较少考虑如何加强农村内部的横向传播和互动。对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战略的传播研究，除了强调“舆论先行”“营造良好舆论环境”“鼓与呼”之外，在具体传播策略设计上并无较大突破。由于过分把国家作为主引擎，发展传播的后续动力不足、民众参与不足，“村村通”“村村响”等工程未能发展成扎根乡土的内生性媒介，结果产生大量的乡村“返盲”和“最后一公里”问题。对于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战略来说，借鉴包括参与式理论在内的新的发展传播思路，鼓励乡土媒介创新，通过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的结合，进行以乡村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才能消除大众传播内容与农民生活的疏离，填补农村草根媒介发育不足的空缺，从而完善与西部开发相配套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
来自中国经验的启示
　　发展传播学是以社会变迁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其特点之一就在于研究与行动的不可分。弗莱雷、贝尔特兰、罗杰斯等学者，既是研究者，也是发展项目的参与者和实施者，他们以学者和行动者的双重身份参与了拉美、非洲、南亚的发展传播与社会变革，为发展传播学研究标注了鲜明的行动研究色彩。罗杰斯认为，中国经验显示，相对于主导的现代化范式，一定存在其他的发展路径。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在理论和行动上作出传播学的双重贡献，是中国发展传播学的历史使命。传播在西部大开发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促进乡村社区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促进村民参与、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如何促进乡村治理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这些都是值得传播学者思考和行动的问题。发展传播更倾向于开展田野研究和实践，立足中国问题，介入乡村传播实践，开展行动研究，应该成为中国发展传播学建设的进路。而要解决中国发展传播当下面临的各种问题，首先需要审视和梳理发展传播学近30年来的学术流变和理论转型，为中国发展传播学设定一个较为清晰的世界坐标，这也正是本文撰写的初衷。
　　作为罗杰斯的弟子、当今发展传播学的领军人物之一，辛文德（Arvind Singhal）对中国发展传播学界充满了期待，这里谨用他的寄语作为本文的结尾：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份额的增加，作为一个正在经历巨大的资本、劳动力、思想、产品的内向和外向流动的国家，中国拥有独一无二的机会来推动发展传播的理论和实践，来创造、测试、谋划新的前沿路径并将其系统化。在传播促进社会变革这个领域，当今中国拥有引人瞩目的机会来包容、提升和放大创新性的大胆思想，包括（但不限于）正态偏差路径（positive deviance）、娱乐教育以及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多种社会信息传递和改善策略。在国家和社区建设传播的理论化和操作化上，中国学者已经处于一个理想位置并可望做出新的持续性贡献！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文章链接：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10/11/nw.D110000gmrb_20141011_1-10.htm

《光明日报》2014年10月11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