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1897年-1986年），安徽桐城人。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1937年流寓成都，担任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1939年初赴乐山武汉大学执教，1946年8月离川。
赴蜀任教是朱光潜的宿命。
　　1982年的秋天，朱光潜在北京家中热情地接待了一位叫张文达的客人，他是朱光潜在成都任教时的学生。对于朱光潜而言，这位学生与其他学生不一样，看见他，朱光潜便会在记忆深处打捞出抗战期间惊心动魄的旧事，那些旧事与抗战有关，与成都有关，也与中国第一位牛津大学博士张颐有关，而这位客人，正是张颐的儿子。
　　抗战爆发前夕，四川叙永人张颐就任国立四川大学的代理校长，甫上任，他便给远在北京的老同事朱光潜发出邀约，请他来成都执掌川大文学院院长一职。对于朱光潜的道德文章，张颐在北大时即有所领略，觉得他是合适的人选。为了进一步说服朱光潜来川大，张颐还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及文学院院长胡适写了一封信，请他们放行朱光潜，支持他这个校友的工作。信中说“弟在此倘以无人相助塌台，亦非北大之荣事也。”得到邀请函，朱光潜起初并没有起心赴蜀。然而凡事皆讲缘份，当时发生的几个事件凑在一起，仿佛注定了他去成都的宿命。那时节，正当他犹豫之际，日寇已兵临北平，北大面临解散，看到张颐信中诚恳的言辞，他便下定了决心，而且，妻子奚今吾为蜀人，其父还是四川有名的士绅，为家庭考虑，去成都也应该是不错的选择。此外，还有两件事情也使得他正好与成都接缘。彼时，张颐是在川大闹过一阵剧烈风潮之后仓促接任的，而北大决定南迁云南昆明时，朱光潜已经答应了张颐的邀约。朱光潜研究者王攸欣便感慨说：“如果战争没有发生，朱光潜恐怕不会离开北平和北京大学，如果四川大学晚一些时候发生变故，朱光潜也许会随校迁至昆明，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命运便是如此地不可捉摸，他的婚姻生活与学术生涯都注定与四川有缘。1937年8月12日清晨，穿一身灰色大褂的朱光潜与沈从文、杨家声等人从北平的晨曦中出发，开始了他的赴蜀行程，其间的辛苦是这位长年埋首书斋的赢弱书生难以忘怀的。很少提笔写散文的朱光潜来到成都之后，写了一篇《露宿》，描写了流离之路的况味，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寒夜的感觉，别离和流亡的感觉就都来临了” “马路两旁站着预备冲锋似的日本兵，刺刀抢举在手里……我们的命就悬在他们的枪口刀锋之上……” 好在有惊无险，经天津、济南、南京再折道上海，大约在1937年夏秋之际的某一天，朱光潜于终于遥望到古锦城的城墙，他穿过城门洞，抖落掉旅途的尘埃也抖落了一路艰险，将他的双足踏在了四川大学校园之中。
　　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川大新任校长张颐敞开心扉拥抱了朱光潜，给予了他罕见的倚重。除了要他担任文学院院长，张颐还任命他担任了“除体育委员会、仪器委员会、卫生委员会以外的学校13个委员会的委员及出版委员会主席委员、图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国立四川大学学报》主编”，甚至史学系主任一职也让他兼任，而对于史学，作为美学家的朱光潜其实并不擅长。得到如此的器重，朱光潜自是不敢怠慢，他上任之后便立即着手充实文学院的师资，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与学术圈中的人脉，先后聘请了几位颇有实力的教师。史学家徐中舒，心理学家叶麐、文学家卞之琳以及罗念生、顾绶昌等名家即是在此期间应聘到川大的。那时候，四川大学被誉为是全国唯一一所保存完整的国立大学，而同城的教会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也汇集了一批流亡的知名学者，这些学者不乏同时在两校授课的，一时间，川大与华大成为当年中国文化教育的重镇，四川的文化学术可谓异常繁荣。
　　朱光潜登台授课，他讲授的是19世纪英文诗选。校长张颐的儿子张文达那时候从北平流亡回川，就读于川大外文系。几十年之后，他评论朱光潜当年讲课的情形说：“朱先生学贯中西，教学经验丰富，在教学方法上，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他精心备课，无一赘言，使我们听之入神，获益匪浅。”
　　第一次担任行政领导的朱光潜或许充满了信心，怀揣着一展才华的愿望。他在1937年7月20日上午的全校大会上发表演说，“谈到四川大学在战争期间的办学优势，希望学生们珍惜这种条件，不辜负国家培养人才的宗旨”他还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对于中国大学教育，他认为要做长久的计划，极力培养中国文化的生命与元气，中国是不会遽然灭亡的，落实到每一个同学身上，就是要培养强健的体格和健全的人格”。
　　然而朱光潜“要做长久计划”的思想却在一年之后破灭了。
　　领导川大风潮
　　1938年岁末，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加强国民党对大学的操控，任命原中国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这一任命没有任何先兆，代理校长张颐尚在按部就班主持着川大的运作，在报上闻听此讯，顿感茫然而突兀。作为校长的有力副手，又受到知遇之恩的朱光潜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当即拔剑相助，迅速联络了众多教授，展开了一系列的拒程行动，成为这次风潮的领袖。
　　任命消息在报上发布不久，朱光潜便立即起草了一份抗议电报，他与理学院院长魏时珍、农学院院长董时进联合致电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想赶在当局正式任命之前挽回局面。电报言简意赅说：“川大校长于学期中途无故变动，校务进行极感困难，校内群情惑然，拟请我公顾念桑梓，婉致当轴，暂缓明令发表，用维教育，而息流言。”之后，朱光潜又主持了在川大致公堂召开的全校教师大会，声讨党化教育，张扬学术自由，并由朱光潜写就了一篇川大教师的公开宣言，共有56位教授签名表示支持。但是事态并未按照他们的意愿变化，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正式任命公文不久即函达成都。朱光潜再次召集80余名教师聚集文殊院商讨对策。会上，朱光潜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在他的提议下，最后一致决定于该年12月23日起罢教。罢教宣言仍由朱光潜起草，他用幼年时便习就的文言体连夜写就，以《国立四川大学教授罢教宣言》为题发表于《新民报》成都版。宣言措辞强硬，斥责当局”不明体制，蔑视教授人格，同人认为此学术界莫大耻辱。自本日起，不再到校任课”。23日“上午八钟第一节课时，各教室仍如往常一样坐满了学生，但各科教授进教室后，并不讲课，只将《罢教宣言》散发给学生即无言而退，学生亦无言各自散去。”
　　那一天，大概是朱光潜41岁生涯中最心绪难平的一天。在此前的生活中，除了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由于不满教师的低劣水准，他给有关当局写过一封信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在香港大学参加过一次罢课行动外，身处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他还是一位安静而本份的读书人。与他接触过的朋友大都评价他性格内倾，与人相处总能善解人意，很少与人面对面争锋、争胜。但是这一次，这位安静的书生一反常态，他骨子里面深藏着的倔强性格，以及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血液都同时向外贲张了。在风潮中他不仅是领袖，还亲自拟写了大部分的抗议电文，言此之激烈，文笔之犀利，满纸都充溢着不可凌辱之气。他暮年时反思自己的这番行为，解释为”那只是一种模糊的欧美式的民主自由主义。”也是他“第一次感到反动政府的压迫而起反抗。”
　　这次反抗最终以他离开川大而告终，可是冤家路窄，后来他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时又一次与陈立夫和程天放有过一番较量。那是1940年上半年的事情，当时武汉大学寄寓乐山，校长王星拱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学术独立，办学以无为而治为理想，这样的思想无疑与朱光潜非常接近。当时，由于王星拱对武汉大学参加学生运动的人不时地加以保护，引起了陈立夫的警惕，他欲再一次派程天放主持武大校务，但是这一次陈立夫没能成功。朱光潜也再一次领导了“拒程”行动，他联合叶圣陶等武大教授奋起抗争，以至于陈立夫亲自来到学校欲召开师生大会时，会场上冷冷清清，团结一致的武汉大学师生给予了专制有力一击，最终王星拱留任。之后，朱光潜因为两次领导风潮，他的影响力让陈立夫刮目相看，为笼络朱光潜，陈立夫接受王星拱的推荐，安排他作了武大的教务长。
　　失去延安之行
　　对朱光潜而言，武大教务长一职可能并非他的初衷。当年他愤然离开川大的时候，其实原本有着另一条路在等着他。这条路不是通往乐山，而是通往一条洋溢着红色希望的路，目的地是中国共产党圣地——延安。然而希望却阴差阳错地从他的身边溜走了。
　　大约在1938年的秋天，已经对国民党感到极度失望的朱光潜曾经向左翼文人卞之琳、何其芳、沙汀等人谈起过欲去延安的想法。他的意向很快便传到了延安，当时在延安的中共文化官员周扬表示欢迎他，并给朱光潜写了一封信函，但这封信却来晚了，信件寄到成都时，朱光潜已到了乐山武汉大学执教。后来信函转到了乐山，朱光潜看过之后给周扬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假如它早到一个月，此刻我也许不在嘉定而到了延安和你们在一块了。”
　　对于延安的向往，他是这样表述的：“延安回来的朋友我见过几位，关于叙述延安事业的书籍也见过几种，觉得那里还有一线生机。从去年秋天起，我就起了到延安的念头，所以写信给之琳、其芳说明这个意思。我预料11月底可以得到回信，不料等一天又一天，渺无音息。我以为之琳和其芳也许觉得我去那里无用，所以离开川大后又应武大之约到了嘉定教书。”
　　对于未能去到延安，他遗憾地说道：“你的信到了，可以想象我的兴奋，但是也可以想象我的懊丧。”
　　在遗憾之余，朱光潜仍希望去那个许多人向往的地方看看，他在信的最后说道：“无论如何，我总要找一个机会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今年暑假中可以成行，行前再当奉阅。”
　　朱光潜最终没有把握住那“一线生机” ，他在暑假的时候也没有去延安。四川之行，是他人生的一个岔口吗？直到1949年之后，这位美学家才终于领略到了何为延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