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著名水稻专家杨开渠教授（1902-1962）逝世50周年纪念，也是他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杨开渠是我国再生稻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一位在科教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优秀农业教育家。杨开渠原籍浙江诸暨，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1936年被聘为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1950年担任四川大学农艺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兼任四川大学农学院副院长；1956年川大农学院迁雅安独立建院，命名为“四川农学院”，杨开渠被国务院任命为第一任院长。杨开渠历任四川省第一届政协常委、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川西区科普协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科协副主席，1957年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1961年被选为中国作物学会第一副理事长。1962年2月病逝于成都。
■■■“有事在垄田”
1931年，杨开渠以优异的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实科毕业，抱着“科学救国”的梦想回到多难的祖国。1935年，经同乡人著名农学家金善宝介绍，杨开渠从家乡来到重庆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任教，入川时，杨开渠见到四川那一弯一坝的冬水田没有充分利用，认为实在可惜，于是，研究开发利用冬水田、提高稻谷产量便成了他的第一个课题。1936年，杨开渠经园林专家李超然推荐，应聘到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教授，主讲稻作学，并主持稻作研究室工作。从此，他毕生致力于高等农业教育和水稻科研事业，成为最早研究和倡导四川省栽培双季稻、最早在中国开拓再生稻研究的专家。
在四川大学任教20年，杨开渠开设了“稻作学”、“农艺学”、“农场实习”等多门专业课程，他备课之认真，“每备一节课至少得花30倍的时间”，自己才会感到比较满意，真正做到了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的要求。他的学生每次听他的课感觉是在“享受知识和智慧”，有一种“如沐华雨，如坐春风”的感觉。据46级农艺系的学生丁贻庄回忆：“在农艺系，稻作学是主课，上课时，开渠师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非常认真地、深入浅出地、有严格逻辑性地将一般稻作学讲得有声有色，……”他上水稻课程，只用一个提纲和几张图表，就可以把水稻的一生讲得完整清晰，生动活泼，让学生铭记终生。他还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最新研究成果报告作为教辅材料发给学生，供他们学习参考。很多年后，他的学生仍然可以拿着当年听杨开渠上课的笔记去给下一代的学生讲专业课，这说明他的学问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这就是杨开渠留给大多数学生的深刻印象。在骄阳似火的夏季，在国立川大农学院的试验田里，师生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穿着朴素的短袖上衣，下装从裤脚卷到膝间，脚穿一双草鞋，不知时日地躬腰在水田中搞水稻高产试验。” 同学们都忍不住悄悄议论，这哪里是川大大名鼎鼎的农学教授，简直朴实得像农场的工友，但敬佩之情却油然而生。杨开渠常常是才下课堂就去田间，废寝忘食地观察他的水稻试验田，直到家人叫他吃饭，才一身泥一身汗地回家。
杨开渠作为一位农学教授，教学科研并重，自己能使牛犁地，也要求学生能下田栽秧。他特别强调农学专业的学生，除了理论知识，实践也很重要。他常告诫学生，学农要有点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很多城市长大的学生从未摸过锄头，提过粪桶，更不用说下田躬耕种植。杨开渠开设的“农艺学”课程每周都有两个下午的实习，每次实习他都要亲临现场指导。据40年代的一位学生回忆，有一次下田插秧，班上的女同学身穿漂亮的旗袍，脚穿高跟皮鞋，站在田坎上迟迟不肯下田，对男同学喊：“帮我栽了吧！”这时杨老师穿着草鞋走过来说，你们不下田，这门实习课不及格，要补考及格才能拿到毕业证。看到这位留学日本、很有学问的老师也照样赤脚下田，这些同学只好去换了衣服，脱了鞋袜，硬着头皮下田去插秧。沐浴阳光，亲近泥土，这是一个农学生必须有的学习体验，也是杨老师教给学生的人生智慧。
■■■花中独爱菊
杨开渠的业余生活有一大爱好就是养菊花，说他养菊如痴，爱菊如命也不为过，这在川大师生中是出了名的。在解放前后的十几年间，杨开渠不断钻研，培植了许多菊花新品种，几乎每年都要在学校开办一次个人菊展。教授办花展，这在川大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让很多学生记忆犹新的是1948年校庆的一次校园菊展，正当秋风送爽、秋意渐浓的时节，杨开渠把自己精心培植的上百个品种几百盆菊花在川大图书馆前和荷花池畔展出，师生们兴趣盎然，流连忘返，一些社会名流也慕名前来观赏，只见一些菊枝上挂着小纸牌，纸牌上题写着菊花的名称：“西施浣纱”、“松林初雪”、“倒卷珠帘”、“野马分鬃”、“黛玉晚妆”、“绿窗纱影”、“风卷残云”、“二乔”、“邢夫人”、“First love”、“墨菊”……这千姿百态、五彩纷呈的菊展，这趣味横生的花名令观者心领神会，过目不忘，学生们在几十年后谈起这番美丽的景象，仍然心神向往，回味无穷。
1948年秋，杨开渠还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办规模盛大的菊花展览，由川大农学院的学生参与组织、宣传，担任讲解工作，观众络绎不绝，所得门票收入大大超过预期，最后，杨开渠把这笔收入全部捐赠给华阳县中和场的一所乡村中学，作为贫苦学生的奖学金。喜欢花卉的人大概都知道，菊花繁多的品种中有一种“悬岩菊”，一枝主干上几百朵小小的菊花，如瀑布般垂吊下来，花型独具一格，美不胜收，这就是杨开渠培育出的菊花新品种，如今成都人民公园历年的菊展中都有这个品种，深受市民喜欢。“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杨开渠一生爱菊，培养鉴赏菊花是他个人生活中的赏心乐事，也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寄托，他把自己对美好事物的认识和感受也传递给他的学生，他还为学生开设过“种菊与赏菊”专题课，既讲栽培技术，也讲古典文学，把专业培养和文化欣赏融会贯通，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陶冶着学生的心灵。
也许，物质的东西只有转化为精神享受时才会这么延绵悠长吧。
■■■“鸡公车”上读史书
杨开渠不仅酷爱菊花，也喜欢书法和历史。他常年练习书法，写得一手流畅隽永的毛笔字，还参加过川大的美展。他的专业是农艺学，但他挤时间看史书，几乎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像《资治通鉴》、《唐书》这样大部头的史书杨开渠竟然是坐在鸡公车上看完的。原来，当时国立川大的新生院在三瓦窑，距离望江校区本部有3公里远，路面狭窄且坎坷不平，不通汽车，连人力车夫都不愿去，要到新生院上课，除了步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鸡公车”，这种可以在田埂上行走的独轮人力车，是川西坝子独有的的一种交通工具，车速缓慢又颠簸，连学生都不愿坐，但杨开渠每天总是车来车去，午饭也常常以锅魁充饥。在杨开渠的日记中写到：“时代是原子时代，一早坐了鸡公车，在车上看《唐书》，到了三瓦窑新生院去上课，真是可笑的事。”
杨开渠就在这条泥泞难行的路上来回奔波，风雨无阻，他从不缺课，也不允许学生迟到，农学院的学生都知道，上课铃一响，杨老师马上关门，迟到者就只好站在教室外面听课，这样以后也就没有人敢再迟到了。杨开渠的敬业和认真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为农学院新生开的公选课“农学概论”常常座无虚席。
杨开渠是一位惜时如金的人，他在“鸡公车”挤时间备课、读书，在日常生活中也惜时如金。他理发是请夫人潘月屏代劳，剪成平头以便节省打理的时间。他的鞋、帽都是量好尺寸去买，衣服是让裁缝照着旧的做。有时候想问题想得“走火入魔”，连吃饭都不让家人说话，以免打断了思路，这听起来有点不近人情，但是，一个能够在“鸡公车”上读史书的教授和每一位有所成就的大家一样，都有那么一些鲜为人知的“怪癖”吧。
■■■慷慨捐助，不置私产
上一代的学者，不仅术业有专攻，而且大都具有极高的人文修养，他们淡泊名利，但往往事业有成。这些称得上“人物”的名人大家，正是在许多“生活小事”上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高尚品德和美好人性。
在女儿杨光蓉的记忆中，父亲杨开渠平时总是布衣、布鞋，甚至草鞋，他说“穿得太好，工作起来不方便。”冬天，他的夫人要为他织一条毛裤他都不让，说穿一条绒裤就“够暖了”。女儿平时从不敢随便向父亲要零花钱，他总说：“一分钱，就那么容易？你去赚赚看！”但是，当1937年7月抗战爆发，国难当头，杨开渠马上把自己8月份的全月工资捐给了“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表明自己支持抗战的一片爱国之心。
杨开渠在日记中写到：“人生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援助社会或改造社会而生的，那么我就不应该为自己而享受，我不应该有一点私产，要尽一切力为社会。” 杨开渠一生都是以这样的精神目标身体力行的。在杨开渠的家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他工资之外的收入是不纳入家用的。他一生不置私产，一次又一次地把工资、奖金和稿费捐赠出去，稍有积蓄，就千方百计支援教育、科研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1939年，他捐出1000元为浙江家乡乡里赈米；1940年，他捐出工资积蓄1300元给家乡购田11亩，以田租补助清寒子弟学费； 1957年，川农幼儿园开园之初，他用自己的工资给幼儿园添置了一架最好的风琴，作为个人赠送给幼儿园的礼物，并叮嘱园长“开发票时只能写上我的名字”；1958年，他将一笔2000多元的稿费捐给了雅安城南乡小学，作为办学之用。2000元在半个世纪前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要知道，1956年川大一个一级教授的月薪也才300来元啊。
杨开渠对他人是那么慷慨，自己却是一生简朴。当他病逝入殓时，脱下的棉衣竟是穿了30多年的旧物,真是“两袖清风乘鹤去”。他在病重时，因背脊疼痛无法入睡，但发现他的一位研究生没有垫床的褥子，就从自己的床上抽出一条送给学生，夫人发现了来问原由，他说：“我有两条，为什么不分给他一条呢？”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杨开渠给川农院党委写信，主动要求把自己每月的工资“无限期地降低十分之一”，用实际行动为国家排忧解难。
在杨开渠的生活中，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他的很多“义举善行”都是人们事后才知晓的，他的这种安贫乐道、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尚精神，堪称楷模。
■■■面对高产田浮夸风
1956年，川大农学院迁到了山明水秀的雅安独立建院，杨开渠出任四川农学院第一任院长，在这里白手起家。学生徐育人回忆:“杨先生没有一点大专家、院长的架子。他每次来姚桥农场都是骑自行车，从未见他坐小车；他来不是口头指挥，而是顶着太阳，同大家一起下田观察，一起谈论研究。”
1956年，四川省大力推广双季稻，计划从1956年的500万亩，扩大到1957年的1000多万亩。杨开渠作为水稻科学家和省人大代表在会上发言，详细分析了四川农村的自然条件和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主张只宜进行试点工作，强调要尊重科学，循序渐进。然而，他实事求是的发言被一位省级领导指为“保守”。会后，杨开渠仍然把自己的发言原文发表在了农业部的机关报《中国农报》上，表明了自己“服从真理，不服从权威”的态度。结果， 1957年四川省种植的900多万亩双季稻，晚稻平均亩产仅比一季稻增产5、6公斤，真是得不偿失。
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人们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的鼓噪下，把几十亩的水稻秧苗集中移栽到一亩田里创高产，这在今天看来是“皇帝的新衣”，几近荒谬。四川农学院的专业性质使其首当其冲，难以回避。1958年，在院团委的号召下，要求全体同学放“水稻卫星”,丰产指标10000公斤。杨开渠得知这个消息，从成都赶回雅安，直奔农场，看到同学们正热火朝天地把一根根选出的壮秧密集地移栽到试验田里，作为农业专家的杨开渠只能以“不表态”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当学生们再三询问，杨开渠也只是很平淡地说：“你们再在通风和光照方面想点办法看一看。”显而易见，这是一场政治诘问，不是技术攻关。事实上，一个月后，“高产卫星田”的秧苗逐渐枯死了，残破不堪的景象让当年农学系的学生记忆犹新。此后，杨开渠在课堂上从不举“高产田”的例子，他只谆谆告诫学生：不要从主观意志出发，要遵循自然发展的一般规律，若违背了自然，定会受到自然的惩罚的。他在诗中写到“民以食为天，此事岂能苟”。他一直坚持自己“人均亩产600公斤”粮食的奋斗理想和科学目标，他的这一夙愿终于在事隔30年后得以实现。
在那种政治决定一切的历史背景下，浮夸风盛行，各地到处放高产“卫星”，对于杨开渠这样的水稻专家来说，无疑面临一种特别严峻的考验，他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深夜自忖：“我能盲目附和某些吹牛者的高产数字吗？”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杨开渠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宁作移山愚公，不作牵驴老翁”，表明了自己宁愿实事求是而不愿随波逐流的态度，保持了一个农业科学家的风度和节操。
■■■最后的日子
1961年初，杨开渠背脊疼痛，感到身体不适，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按计划到北京完成了《中国水稻栽培学》的全部统稿和定稿工作。
1961年5月，经四川医学院诊断，杨开渠所患癌症已属晚期。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的学生傅淡如和孙晓辉一面精心照顾卧床不起的老师，一面抓紧时间为老师收集编选论文，面对这份师生情意，杨开渠感动不已，动情地说：“这真是千古的美谈！”
1962年2月2日，杨开渠病逝，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杜心源为杨开渠主持了追悼会。1962年11月，杨开渠遗著《稻的一生》出版；1963年1月《杨开渠稻作论文选集》出版。 （作者：四川大学档案馆 谭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