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8日，毛坤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后居漆树乡锅巴塘（今属孔滩乡地）。他家祖籍贵州清水（即今赤水县），因明末黔中大旱，先祖率家人北上入川，至宜宾县与自流井交界处的漆树乡江湾落脚。祖屋的中堂上曾匾书“派衍西河”等字，即含贵州迁来之意。

　　毛坤家世世代代都是佃农，历尽艰辛，其父鹄堂公本是一个郭姓秀才家里雇佣的长年，母亲亦为郭秀才家做佣人。自毛坤出世后，两人才开始以租种薄田数亩为生。

　　虽然家庭环境并不理想，但父亲对他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视，尝对人说：“宁肯糠饭敝衣，不可教子无文。”所以毛坤5岁时，父亲便把他送到离家数里的一所私塾上学。小毛坤对父母的苦心非常体谅，中午没有钱在学校搭伙食，他便早晚在家以糠菜充饥，有时放学回家还要辅助父亲下田劳动，读书也非常刻苦。后来，凭着父亲的精明能干，家人在漆树场上开设了一家饭馆，环境才逐渐好一点。

　　与图书馆结缘

　　毛坤在私塾读书10年，深得私塾老师器重，老师曾将他喻为一块璞玉，多次建议他出外深造，经过游学雕琢，必可放出奇彩。不久，经过孔滩乡张寿廷的资助，毛坤凑足路费，徒步250公里来到省城，考入了成都师范学堂。他白天攻读，夜晚为人抄书，假日教人子弟，依靠半工半读的微薄报酬维持学业。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他学习却更加刻苦。

　　当时，近代著名的经学家廖季平先生在四川国学学校出任校长，兼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毛坤由于有深厚的私塾底子，又得他老人家耳提面命，国文造诣大幅提升。到毕业时，毛坤由于国文超等，得学校破例留校任教。

　　1920年，毛坤约同窗数人沿江东下，经安徽北上京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1922年毕业，升入北大哲学系。20世纪初的北大，正面临风潮转变的重大关头。在蔡元培先生1917年入主北大开始那场雷厉风行的改革前，教师们大多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少教员隶属政府官员，拿干薪挂名或者靠发老讲义混日子。学生们把大学作为升官的跳板，不仅不好学，还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打麻将，有钱的甚至带着听差入校，上课铃一响，得先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更有一帮纨绔子弟，搞了一个“探艳团”，校内一片乌烟瘴气，正气得不到扶持，有识之士得不到重用。虽然历经整顿，但“官僚习气，不能洗尽”。

　　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原则，揽人才、建体制、倡科研、养风气、广交流，终于使北大“学风丕振，声誉日隆”。毛坤受这一时期学风和思潮的影响，视野顿开，为学的道路也逐渐明晰。钻研国学之外，他还花了很多功夫学习西文，知识日愈广博。

　　当时，李大钊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图书馆的方针是：“图书馆已不是藏书的地方，而是教育的机构”，“现代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能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作用”。北大图书馆在李大钊先生的主持下，收藏中外古籍20余万册，使图书馆真正成为了传播知识、指导学生的读书场所。在北大求学的毛坤，自然是北大图书馆的常客。每天上课之余，他经常在图书馆伏案读书，博览中外名著，从这时候起，他便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研习中国目录学

　　1925年暑假，毛坤在北大哲学系已读完3年的课程，有一天，他在图书馆墙壁上见到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委托北大图书馆招生的广告。当时，文华大学图书科都是委托全国各地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代为招生，凡是大学毕业生或大学肄业两年以上的学生均可报考，录取后，将视成绩高低，每年分别给予大洋300元、200元、100元不等的奖学金。也许是为了一试身手，也许是被丰厚的奖学金所吸引，年轻好事的毛坤当即报名，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1925年秋，他进入文华大学图书科，从此将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服务公众的图书馆事业。我国是图书馆事业发展得比较早的国家。几千年历史绵延，文化积累丰富，藏书非常多。但长期以来，藏重于用，藏多于用，像宫廷藏书，明代范钦的“天一阁”藏书等都非常有名，但基本属于私人藏书，收藏归于一家一姓，利用管理等都归于一家一姓，很少面向公众提供服务。再加上没有系统的理论，几乎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学。一直到美国学者韦棣华女士在文华大学创办图书科后，我国方有了从事图书馆学教育的学府。

　　文华大学图书科聘请的多是外籍教师，讲课内容多用西方一套。但毛坤学习时并不拘泥，而是十分注意吸取西方图书馆管理方法和理论中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用部分，使之为我所用。毛坤认为，图书馆学虽然主要传自国外，但我国公私藏书传统悠久，有很多地方都非常值得继承和借鉴。他常说：“殷因夏理，岂徒无故也哉！”因此，他在学习图书馆学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目录学研究方面。他在所编的《中国目录学》讲义中曾写到：“乾嘉以降，凡为学者无不研究目录。一般人大抵认为目录学乃治学之一种工具，略认樊篱者多，深研细究者少。故中国目录之学，普遍而不精深。今后为斯学者宜以为毕生专门之学。”“中国目录学者，少以目录学中某一部门做窄而深之研究。故若干年来，中国目录学的研究在普遍概论状况下进行。精研中国印刷者，精研中国藏书转变者，精研著录之条规、排比之方法者，寥寥也。”上世纪40年代，他在主持文华讲坛时又曾说：“我讲中国目录学，我也讲西洋目录学。中国目录学里的东西很多，我都讲。西洋目录学里的东西，我也要讲。凡是好的，我都要，都讲。”这大体代表了他对待中西目录学承继的态度。

　　就任川大图书馆馆长

　　1927年秋，他从文华大学图书科毕业，留校担任助教。1929年，文华大学因故停办。韦棣华女士去海内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终于将文华大学图书科发展成为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由沈祖荣担任校长。

　　1930年秋，毛坤带薪回北大哲学系继续攻读，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仍回文华图专，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务长兼教授。抗日战争中该校迁重庆，毛随之返川。1944年，他休假回乡，与同窗在白花镇筹办了宜东初级中学并担任教职。次年假满，返原校执教。1947年，文华图专迁回武昌，毛因病未能随往，受聘于四川大学，作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毛坤在四川大学图书馆治馆期间，对该馆建树良多。他对图书进行了重新编目，以方便图书的检索和利用。同时，他非常重视馆员的培训工作，通过开办英语学习班，亲自讲解图书业务知识等，使馆员素质有所提高。对新入馆的员工，毛坤必花整天时间，亲自介绍该馆各方面的情况，使之略知梗概，便于工作。毛先生对自己的馆员要求严格，决不允许私自带书刊出馆。他自己需要用书时，也持借书证到借阅处办理借阅手续。凡私人购书，必在书面写明何年、何月、何日、何地与何人同行购置，并将发票贴于书的内页。毛坤先生对待图书事业严肃认真的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川大图书人，二三十年来常为人所称道。

　　治馆期间，他计划写成一部内容丰富的目录学著作，内容分9个部门：通论、著述上下篇、刻印上下篇、装潢上下篇、收藏上下篇、部勒上下篇、目录上下篇、校读上下篇、结论。各部分研究的范围，在他的著作《目录学通论》里作了阐述：“本书所拟研究之范围约有七端：一曰著述；凡著述之源流，工具方法，著作权等是。二曰刻印：凡刊印之历史、方法、种类，处处等是。三曰装潢：凡书籍之装订、潢饰、修补、抄配等是。四曰收藏：凡历代藏书之机关与夫搜罗之法，藏护之方等是。五曰部勒：凡历代书籍分类、编目、管理之沿革变迁等是。六曰目录、要籍、解题：凡各家对于目录之论述与夫藏书之重要目录等是。七曰校读：凡校勘、句读、辨伪、评价诸法均是。”可见他研究目录学的内容与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该书除第一部分《目录学通论》外，其余均未出版问世。

　　图书馆学与档案学

　　毛坤学术精湛，知识广博，在文华图书专科学校以及四川大学主持讲坛30余年，教授图书馆学、目录学、中国目录学、中国图书编目法、中国史部目录学、西洋史部目录学、中文参考书、图书馆行政、文史哲概论等众多课程，涉及面既广，讲课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发人深思。

　　他不但诲人不倦，而且学而不厌。每天从早到晚都孜孜不倦地攻读、探索。欧洲对档案学的研究重在历史档案上。美国对档案学的研究重在文书档案上。毛坤则以图书档案为国家的宝贵财富，极力开发一套适合于我国的科学管理方法，使之得以妥善保存。

　　1934年文华图专校在图专科设置档案管理课程，由美国费锡恩女士任教，所讲内容主要为美国机关、团体与企业单位通常所采用的文书档案管理办法，标题立排，辅之以目录索引，并不适用于我国。毛坤先生于是在主教图书馆学之余，尽力收集国内外有关档案管理的著作，经常深入档案管理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孜孜不倦地从事档案学研究，终于探索出了一些比较科学又切合我国实际的管理办法。

　　1940年，文华图书专科学校开办了档案科，成为我国最早开设档案管理专科的学府，由毛坤出任科主任。他在该科讲授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学、档案编目法等课程，有不少精湛的见解。他在所著的《档案处理之重要问题》一文中曾写道：“北京政府时代的档案是不是可以按照乃光氏所谓，将整理之旧档案分入新档中？照我个人意见，档案应该在可能范围内保持地域上和时间上可成段落之集团。北京政府时代内政部的档案搬到南京来，实不必将旧档放入新档中，也不必将新档放入旧档中。因为新档年代一久，即使没有天然段落可寻，也得想法割裂储放的。”毛坤的这一见解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档案保存“全宗”之法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归档时间问题，他主张每一件文书办理完备后即归档。“自处理手续方面而言，普通处理现行档案，实自一机关所收的公文业经阅办完备，所发公文之原稿或附张誊写完备，递交档案管理处管理，谓之档案处理，自此以前谓之文书处理。”1957年7月国家档案馆委托四川大学起草《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该规程草案即约请毛坤先生亲自起草。1960年6月，毛坤因病逝世。 （作者：高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