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屋诗：真情任性韵律美

　　“……沅有芷兮澧有兰，朝朝采入诗囊富。诗囊富，可终老，不愁身外贫穷扰。饿了，秋色可餐饱。倦了，苔色可睡倒。日落了，还看星月皎。云起了，拥着当棉袄。雨来了，便和衣洗澡。风生了，任它吹去也好。”
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诗人吴芳吉的《五里隄》最后几句。小时候，父亲把吴芳吉的诗当作儿歌教我们，《五里隄》《两父女》《护国岩》朗朗上口，《婉容词》故事感人，现在还记得开头几句，是女主人公婉容被留洋丈夫抛弃后决定投水自尽前的徘徊，难怪人们把它媲美《孔雀东南飞》——

　　“天愁地暗，美洲在哪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

　　那时我们只是浑然地跟着念望天书，诗里的意思根本就不懂。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字阅历，第一次回头读吴芳吉，但觉句式虽然长短不拘，但节奏感很强，韵律很美，真情任性，活泼自由，这才感受到吴诗的好处，小时的启蒙到这时才收获到恍然的快乐。后来看了钱钟书的《围城》，对《婉容词》又有了另外一番理解。《婉容词》反映的应该是那时比较普遍的现实，洋博士归国，再也看不顺眼原来的糟糠妻，比如方鸿渐归国悔婚，幸好那位淑英小姐早早夭折，遂了他的心愿，否则岂不是又一个婉容？

　　又过去了十多年，我也把《五里隄》当作儿歌教孩子。他和我当年一样，喜欢用四川话诵读最后几句“了”，读得挺顺口。我此番跟着再读了一次吴芳吉，心情已是中年，在这些“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雅不俗，不激不随”、“新派责其旧而旧派责其新”的热烈诗篇中，我读出的是乱世文人的命运，那样短暂飘零的一生，那样奇崛不拘的才华，那样寂寞寥落的身后。

　　与吴宓：得一知己万念足

　　吴芳吉的名字，上了点年纪的人也许略知一二，估计60、70之后，芳吉就鲜有知己了。有人把吴芳吉与苏曼殊相提并论，很多人知道苏曼殊，却不知道吴芳吉。吴芳吉是吴宓终生的好友，说起吴宓，多数人如雷贯耳，但说起吴宓这个朋友，却常常两眼空白。

　　吴芳吉1896年农历五月出生在江津，自小家境不好。13岁时吴芳吉在学校的作文课上就写出《读外交失败史书》，一时名噪全川，被视为神童。当时当地社会环境不好，多盗娼赌博者，父亲吴传姜用石灰将墙门刷白，书写“白屋吴宅”字牌，意为清白之家，吴芳吉遂自名曰“白屋吴生”，他自成一格的诗体被称作“白屋诗”。

　　1911年，清华在成都招生，乡人怂恿吴传姜送芳吉一试。家中贫穷，勉力筹得食宿费，每天步行，十天才走到成都，走得脚肿出血，不想一考即中。在清华期间，吴芳吉结识了吴宓，吴宓年长两岁，吴芳吉以长兄称之。

　　1912年秋，吴芳吉应学校留美考试，又被录取，远大前程触手可得，不料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令他的人生急转直下，风华盖世的神童少年一去不返，一生艰难困顿从此开始。

　　事起四川学生何鲁因病未参加考试，照章可以补考，但美国教员不许，何鲁对这位美国教员表现不驯，受到侮辱，被开除学籍。吴芳吉大感不平，集各省同学代表向校长申诉，表示抗议。这件事激起了罢课事件。吴宓和吴芳吉等十人被选为代表，吴芳吉年纪最小，却最活跃，模仿骆宾王《讨武后檄》，撰写《讨校长檄》，署上名字后张贴在校内食堂外墙壁。多名代表担心因此丧失留美资格，三心二意，与校方妥协，罢课三十多天后失败，十名学生代表被开除。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廉认为这些学生都是从全国选拔出的精英，不可随意处理。最后校方同意，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就可回校以“留校察看”身份继续学习。吴宓等九人先后返回学校，只有吴芳吉一人坚持认为自己无错，终于被开除，流浪北京，时年16岁。

　　吴宓得知吴芳吉失学后生活困难，带头捐款并送到吴芳吉处。芳吉赌气闭门不见，吴宓在门外默然久等，芳吉以为吴宓离去，打开门，吴宓即闪身入内。这扇门同时也开启了两吴一生珍贵的友谊。吴宓始终以赎罪心态来对待吴芳吉，他认为无论怎样，自己当年的行为都是背叛朋友，不可原谅，惟有尽力帮助好友才稍稍心安。吴宓对吴芳吉的帮助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学业、事业、工作上从未中断，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夕，不仅帮助吴芳吉的儿子，而且延续到孙辈。吴芳吉曾感激地说：“雨僧者（吴宓字雨僧），吾良友而贤师也……吾诗有今日者，全赖雨僧之力也。”在诗中也评价吴宓：“人世多荣辱，驷马千钟非我欲，得一知己万念足”。那个时代民生多艰，而文人之间的友谊，沉甸甸的却可以托付一生。

　　忧国忧民：苦难磨砺才情

　　被清华开除后，吴芳吉辗转去了上海书局做校对，次年在同学资助下徒步启程回渝，走三峡，至湖北宜昌已身无分文，只得乞食步行。风餐露宿，历时近半年才回到老家。已经由凤凰变麻雀，吴芳吉成了家乡人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

　　“安得读遍古今书，行遍天下路，受遍人间苦，使我猛觉悟，”吴芳吉离开清华后，直坠社会底层，所见所闻所亲历者，是军阀的暴行，战乱的苦痛，百姓的困顿，女性的压抑……无不给心灵带来震撼，成为笔底狂澜，句句都是辛酸血泪。吴芳吉也用诗表达了自己的写作信仰——三天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

　　1916年秋至1918年夏，吴芳吉来到叙永的永宁中学任国文教员。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那里读中学，一个人借住在永宁中学斜对面的一间屋子里。我常常看着永宁中学的校园校舍，亲切地怀念吴芳吉。

　　1919年，吴芳吉被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教授，后又去湖南，受聘为长沙私立明德中学国文教员，《五里隄》就是在这里写的。

　　1925年，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想请吴芳吉前往执教，吴芳吉不愿到曾开除过自己的母校工作。吴宓遂介绍他去西北大学任教，去后不久即发生军阀围城事件，西安被围长达八个月。陈忠实在《白鹿原》里对围城事件有过描述，当时西安城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死了超过十万人，吴芳吉也在西安，几乎饿死。解围后，吴宓又介绍吴芳吉去东北大学任教，时张学良任校长，吴芳吉彻底解决了家庭生计。可惜未满一年，芳吉父亲病逝，他请假回家，因母亲年迈，他不愿再离家远行。此后几年直到1932年去世，吴芳吉基本都在成渝两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芳吉创作了颂扬19路军的抗日诗歌《巴人歌》，“三千子弟令如山，征衣未浣血斑斑，银枪斜挂气轩轩……”传诵一时。1932年，吴芳吉心系抗战前线，应邀到重庆演讲，慷慨激昂，难以自制。5月初到江津参加集会，在会上讲解并朗诵《巴人歌》，令全场激情澎湃，无不动容，他却心力交瘁地倒在了讲台上，终告不治，于1932年5月9日辞世，时年36岁。

　　在成都：骑驴更醉草堂西

　　1927年，吴芳吉受聘为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等职。吴芳吉短暂的一生，为了生计颠沛流离，辗转于上海、西安、沈阳、成都、重庆等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只有在成都的几年，教书、育人、写诗，才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吴芳吉天性外向，学识渊博，深得学生喜欢。他也为成都留下诗作，比如《竹枝词》，即使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成都也不失其温柔繁华的城市风度——

　　“成都富庶小巴黎，花会年年二月期。艇子打从竹里过，茶亭常傍柳阴低。夕阳处处闻歌管，芳径人人赛锦衣。城阙连宵都不禁，骑驴更醉草堂西。”

　　1927、1928两年，成渝两地发生了军阀屠杀共产党人、进步大学生、进步群众的惨案。沈懋德等几位成大教授经常聚集在吴芳吉的宿舍，把酒畅谈，抨击时局，最后大家一致主张按孙中山的遗训唤醒民众，策划创办重庆大学，以使“川东青年学子不必远赴京沪，就有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培养造就大批德智双全、威武不屈的人才，为拯救贫弱的祖国贡献力量。”吴芳吉因此也成为重庆大学的创始成员之一。

　　后来吴芳吉在《为沈教授懋德传赞》中写到：“士当文化绝续，种族存亡之际，己立立人，人存存我，任重而道远……既当修身，又须淑世；既以储学，又必致用。只手而回万众之心，匹夫而树百年之计。欲不力竭以死，难矣……”这其实也是作为诗人和教育家的吴芳吉夫子自道。生逢乱世，穷困孤愤，吴芳吉以生命热血书写忧国忧民的诗篇，开拓教育以图救国大业，在世三十六载虽然匆匆，但生命力量之深沉厚重，确乎“不负苍生”。（作者：四川大学档案馆 程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