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后，有居住或客寓成都的耆宿名流被尊称为“五老七贤”，他们中有前清状元、进士、举人、知府、翰林、御史；有“一生不做官，桃李满全川”的教育家。曾为政者，清廉刚正，循声卓著；为教者，扶掖后学，培育英才。诸硕彦德高望重，名闻巴蜀。

　　“五老七贤”的组成者，本系民众一种俗成说法，仅见于零星记载和口碑流传，因而未能确指。大致有方旭、宋育仁、徐炯、陈钟信、尹昌龄、赵熙、刘咸荥、曾鉴、曾培、骆成骧、胡骏、文龙、颜楷、衷冀保、林思进。其中有些是先列“七贤”后补入“五老”。

　　“五老七贤”多为通儒博学之士，可称为清末民初蜀中儒学的代表人物。当时有“蜀地文风盛汉时”的赞语，这一学术现象就与“五老七贤”的承传有极密切的关系。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流，又是涵摄百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五老七贤”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近现代历史的急剧变革时期，新旧文化的冲突非常激烈。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部分人也具有变法维新以来的新思想，但有些又是顽固的封建文化卫道士。

　　“五老七贤”著述宏富，如宋育仁的《问琴阁丛书》，徐炯的《霁园丛书》，刘咸荥的《静娱楼诗文存》，衷冀保的《日本国史》，赵熙的《香宋诗词集》，总纂《荣县志》，曾鉴、林思进编纂的《华阳县志》，都是有一定文化学术价值的著述和重要的乡邦文献。

　　“五老七贤”除文翰诗墨名扬学林艺坛，又互以名节相砥砺，他们敢于仗义执言，针砭时弊。赵熙在清末就是有名的“铁面御史”。诸公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处于官民之间，沟通政令舆情，既为官方尊重和忌惮，又为民众敬仰，深孚人望，为时所重。

　　1924年，军阀杨森踞成都，北洋政府任命他“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杨森次年在成都推行“市政建设”，强令拆民房扩建马路。民房要市民自拆自建，不予补偿，以致民众流离失所，怨声载道。以徐炯为首的“五老七贤”联袂至督署交涉、抗议，为民请命。此事弄得杨森甚为难堪，又不好发作。事后恼羞成怒，蛮横扬言：“我才不信你‘五老七贤’的脑壳是铜打铁铸，我就要试试看砍得落砍不落?”“五老七贤”们为社会主持公道，亦为地方恶势力不满，他们背地咒骂“五老七贤”是“五个烧火佬，七个讨人嫌”，足见一代学人不只是谦谦儒士。

　　民国前期四川军阀割据，战乱频频，成都尤其是征战之地，“五老七贤”常居间斡旋、调解，以弭干戈，客观上为市民减少了战祸之苦。某年，军阀部队在荣县打仗，当时赵熙住在东门，双方军官以赵熙德高望重，未开战之前先定下“君子协定”，不在东门开火，以免使老先生受惊吓。川中人感其事，把荣县城东称为“郑公乡”。东汉末年，经学家、教育家郑玄，字康成，山东高密人。因学问和德行名天下，故黄巾起义部队不扰其乡，由“郑公乡”这名称，可见赵熙在蜀中的影响。著名民主革命家黄炎培当年就有蜀游诗赞道：“劫后民劳未息肩，每闻政论出耆年。蜀人敬老尊贤意，五老当头配七贤。”

　　民国期间，“五老七贤”多从事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郭沫若、李劼人和名学者庞石帚、蒙文通、周太玄，以及当时军政人物戴季陶、谢持、熊克武等，皆曾受业于几位先生门下。1933年，方旭与刘咸荥发起创建了成都第一个研究学术和美术的组织蓉社，积极开展诗文、美术创作活动，培养美术人才，举办书画展，义卖助赈。尹昌龄主持成都有名的慈善机构慈惠堂，为老百姓提供就业机会，扶危济困，廉洁奉公，为时称颂。赵熙、颜楷尤精书法，现人民公园矗立的辛亥保路纪念碑的西、南面即为两人手书。刘咸荥(刘豫波)继承祖父（有“川西孔子”之誉的刘止唐）的学说而名著学界，又擅诗联和书画，今武侯祠尚悬挂有他脍炙人口的对联：“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

　　上世纪20至40年代，五老七贤陆续谢世。1926年骆成骧病逝于成都莲花池街寓所，时年61岁。人生无常，世态炎凉，这时他已贫困潦倒沦为“穷状元”，辞世后竟无以为殓，由当局资助办理丧事。有清一代，骆成骧是四川唯一的状元。治丧时，年逾七旬的方旭哀婉痛悼：“提学一官同，我闻三晋云山，人思教泽歌芹泮；状元千古绝，留得半塘秋水，楼对清漪似桂湖。”方旭和骆成骧清末分别任过四川、山西提学使，大约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厅长，联中将骆成骧与明代新都状元杨升庵并提。颜楷晚骆成骧一年逝世，年仅50岁。这位辛亥保路运动的风云人物晚年消极落寞，逝前赋诗道：“半百光阴一瞬过，知非知命意云何？扬尘沦海寻常事，身外存身总不磨。”徐炯逝后，国民政府念其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业绩煌煌，明令褒扬。1948年赵熙病逝，刘咸荥书挽联云：“五老中唯馀二老，悲君又去；九泉下若逢三友，说我就来!”挽词寓悲于谐，为时传诵。翌年刘咸荥亦以93岁高龄而终，丧礼时吊者云集，观者如堵。历任成都各大学教授，唯一活到解放后担任省文史馆副馆长的林思进亦于1952年病逝。至此，五老七贤的事迹成为蜀中一段历史佳话。（作者：李兴辉 四川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