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森楷是我国近代卓越的历史学家。他穷毕生精力研究整理二十四史，给后人留下了包括三大史学巨著(《通史人表》、《二十四史校勘记》和《史记新校注》)在内的著作共1284卷，内容博大精深、至今尚少有能出其右者。他宏远的抱负，顽强的毅力，以身殉学的精神，都是非常感人的。

　张先生字式卿，后改号石亲，1858年生于四川合州(今合川县)。他自幼聪颖好学，12岁到重庆府应童子试，在市间购得《史记菁华录》、《日知录》残本，爱不释手，朝夕诵读，萌发了对史学的兴趣，从此走上了终身研究历史的道路。

　1876年，张之洞任四川提学使，录取先生为州学生，并赠以《辅轩录》、《书目答问》二书，先生旋入锦江书院。1877年，谭宗浚继张之洞督学四川，先生经两场考试，成绩均为优等，被录取为重庆府生员。不久调入尊经书院，为王壬秋院长赏识。后来，他的史学与同乡进士彭耀卿的文章、戴子和的词赋、举人丁治棠的经学同时见称于世，被时人誉为“合州四俊”。

　张森楷先生治学极劬，立身亦谨，惟以家贫无力买书，深以为苦。从读顾炎武书中认识到儒者自应以读书为重，而经世治生，更是要务，故居常留心工商庶事，即乡农小贩，亦乐与言谈。入尊经书院后，某次由乡入省，有乡人携带土产，冒森楷官学行李之装，入成都东门，为税吏查阻。先生出而护之，遂起争执，事闻于宪。时任蜀藩者程豫，尊尚八股，与尊经院长王壬秋不浃。王方力戒诸生勿言利、勿干法纪，得东门报后，不问曲直，迳悬牌除森楷先生学籍。时伍嵩生仍在锦江书院，旧识森楷，极高其学，且知王壬秋亦非忍绝森楷者，遂邀森楷再入锦江，并任襄校，作诸生都讲。

　先生既向往顾炎武治学立业双轨之行，终于乡试中举后要约一会，集资两干金，倡导乡里试办蚕桑，欲以开通风气，富国利民。数年后，川东南受其影响，颇有小成，而森楷奔波筹营，吃尽辛苦，终以劬学日久，嗜学日深，中年以后不得不放弃治生立业之务，而以著述终老。

　 1879年，先生转锦江书院后，即开始《通史人表》的写作，从事史学著述即自此始。此后，不论是任官府幕僚还是在书院任教，皆以研究史学、著书立说为己任。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每天均伏案达18小时，从未中断。

　 1928年8月8日，先生手握《史记新校注》定稿，病殁榻上，以身殉学。

　先生—生之著述，据《合川县志·艺文掌录》所载，共有27种，计1134卷。在此仅略举其大概：

　 (一)属于经学的，有《周礼名义通释》4卷，《缜密斋治经偶得》1卷，是他早年在尊经书院读书时，按当时每个学生须专研一经的规定，于治经有得时写作的。

　 (二)《左史长义校》以及属于小学、声律词章的《文字类要》4卷，《迭韵无双谱》106卷，《通俗正名杂字书》1卷，《同声字谱》10卷，《声律典丽》4卷，《六书半解》3卷等，这是他掌教振东乡校为学生及家人子弟讲解所作的。

　 (三)其他著作多属史学范围，如《通鉴校字质疑》2卷，是在锦江书院任都讲时所作，《历代邦交录》。100卷，为他任尊经书院襄校时应宋育仁之嘱而著的，《华夏史要》32卷，系在成都府中学堂教授史学时所辑的。

　 (四)其史学中卷帙繁多的有《通史人表》296卷，附《姓目方言类编》48卷，《纪元韵谱四编》3卷，《职官勋爵进退表》四卷，《序目凡例》1卷，共352卷。又《史记新校注》133卷，《三国志音注》20卷，《二十四史校勘记》337卷，《历代艺文经籍异同出入存佚表》10卷，皆为其治史之作。而《三国志音注》成书最早，系先生初入尊经书院始治四史之作。其余皆始于少壮，成于晚年。至《合川县志》77卷，则为其60岁前后5年所作。

　先生曾述及他治学的态度和经过：遇疑事、误文，必反复推勘，务求其确切允当。偶有所得，怕已为前人谈过，或见有轶闻别解，不敢凭己意定夺，便随笔札记为《读史质疑》，以就正于通才卓识之士。射洪刘光谟说他这《质疑》，就臆测所及，多有与善本不谋而合之处。若能以此精神贯通于全史，不难成史学名家。先生深感其言，乃借书于严雁峰氏，以从事全史之学。邛州伍生辉(清太史)对他的力学和造诣深为赞许，特意延请他住锦江书院，继续研求。凡所揭举，必自己出，绝不拾取古人一字一句，以避免因袭雷同。凡文献涉及的人文地理，务必求得依据，翔实甄录其出处，以期信而有征。由于其中往往繁杂琐细，甚或零畸绞绕，又不得不表而出之，为便阅者省览和自己钩稽，特创例为《通史人表》，《通史舆地形势沿革表》二书，与《质疑》一书并行。如此者数年，确见晋宋而下，侨置的地名重复；隋唐迄今，杂记的人名尤夥。往往一人的身世，一地的疆域，要上溯《虞书》，下繙《明史》，旁及编年记事，诸子百家，以及文集类书，钟鼎碑版，而所得的少如麟角，扬弃的多如牛毛，致有经年累月不能完成一卷的情形，故至1887年(光绪十三年)冬才把南北史校勘记写作完成。询于同里丁树诚，新都周国霖。丁、周都说：“多歧亡羊，不如先专其二，暂搁其一，才易于计日程功。”他乃放弃地理部分，专趋重于人事。又历四载，通毕唐宋，粗涉元明。恰逢黎庶昌来川就任川东道观察使，先生以所著书进谒、大蒙叹赏，延入其幕府中。黎谓：“学为公器，毋宜自私。《十三经》经阮元校勘，备列众证，经文更见明晰。乾隆敕令刊刻全史，每卷各附考证。从表面看，好像是个创举，但考察其实际，比之阮氏的《校勘记》不能无逊色。你的《质疑》，超过乾隆敕刊的全史。若依阮氏校勘记之例，杂采诸家，综合为二十四史校勘记，定可与阮氏《十三经校勘记》同样流传，何必拘于私著的惯例，要同别人划分鸿沟呢？”先生于是搜集今昔诸考史学说，将《读史质疑》改为《各史校勘记》。将及晋书，他就利用考中举人入京会试的机会(1893年，光绪十九年)，将此书连同《通史人表》带到北京，遍谒当时学者盛昱、翁同龢、李慈铭、缪荃孙、王懿荣、康有为诸人，得到这些学者各抒己见的评价。先生把征得的意见辑成《师友赠言录》，作为自己治学的参考资料。他又走谒俞樾于苏州，陆心源于湖州，丁丙于钱塘，尽量披览了他们的藏书。陆心源认为他的《各史校勘记》特别精审，惜限于方域，少见善本，致不能如阮元《十三经校勘记》那样宏富。陆愿为东道主，并供给笔札，请他往游江浙，继续著述。先生欣然同意，正欲前往，不料陆即逝世，他乃回四川，重理前业，并清缮原稿。至1901年《通史人表》和《二十四史校勘记》同时竣事(仅《宋史》以下草稿数十卷未清缮)，计从事此一专业的岁月，已有23年了。

　这时，他拟更采辑诸史所载，将政治的道理，辅弼的规谟，将兵的方略，抚民的治术，道德文章的流派，才朋忠贞的仪型，著为《通史六鉴》。但年事已衰，难于独成，又集中精力于蚕桑公社事业，仅为《求友小引》一文刊出，想发动学人一起写作，结果未成其愿。

　先生曾于1903年再入北京，以所著全书上学务处，请评定。虽蒙嘉勉，但以不合当时所需，未允助印流传。罗振玉闻他有这几种史稿，便借去观看，认为《人表》是孤学，少有知者，而《校勘记》则是全史的功臣。罗请张森楷把稿子交给他，等到有刊印全史的机会，即附以刊行。然此事终未果，原稿险遭厄运，幸被谢无量先生从摊贩手中买回。

　　1914年，先生以川汉铁路事避地赴京，缪荃孙取他的《陈书校勘记》与自己旧所校的本子对照，认为他心得颇多，若能益求善本，将更趋完善。先生遂遍访京中友人，求内府馆阁藏书。由于秘藏珍编大半散佚，故家遗籍又率南去，欲觅求两监殿本以复订其宋后五史亦竟未得，因即复校其《史记校勘记》，觉得以前的撰述偏重了考文，乃就其典故、音义等的缺陷处，详加补正。同舍刘复礼介绍他往晤陈衍，与之论著述大意，颇相契合；尤以辨别是非，抉择取舍，不取王注《汉书》墨守一本之议，最为欣同。乃更商略条例，为之标准，又4个月而《史记新校注》初稿才告完成。然而未见之本尚待继续访求，未决之疑仍待深入商榷。可见成书之难，难在精密考求，最后定稿颇为不易。

　先生还谈到他曾请教于王壬秋，就商于宋育仁、王树楠、杨守敬、刘师培，彼此颇多商榷评议。先生于学问著述取人为善，不主先入，不护己得，自勉若此。其于史体史例，多引称梁玉绳之说，对于方志，多引称章学诚之说。梁、章学诣并不远优于先生，而先生常赞同其所说。

　先生初治史学时，即发起地理、人物两大纲，作为史学校勘着手的基础。后来考虑到地理有限断，而人物互见，且日出不穷，乃放弃地理，专从事于人物，故有《通史人表》之作。为便于翻阅，又取《汉书》人表的旧式，变九等而为十六目；并说明班氏的九等是品评人伦，辨其高下，人表则不以品地分，而以名位分。不论其入主贤否智愚，但就其所居之地，以列于其十六目中之一目。其姓字、爵里、谥号、年寿、著述等，或有异同处，则考证及之。参用史、汉表例，以年为经，以事为纬。首帝王，附以本事纪；次后妃，附以外戚；次皇子孙，附以公主、夫人；次宗室，附以宗妇女；次大臣。历代名目不同，各依其时代，如《职官表》以列之；次卿校；次藩牧；次庶僚；次师儒文学；次子流方术；次行义畴人；次杂人；次列女；次寺宦，佞幸附之；次雄踞，逆贼附之；次夷裔，降叛附之。

　　综十六格，例书本事记于帝王格，其后妃以下，以年份书明之。每人叙毕，各注其出处。而最后言其究竟，则往往是旁搜别史、编年、纪事、金石、别集，折中是非以为叙录。遇有不相符合的，则编为考证于后。起自汉元年，下迄明永历十八年，每帝各为一卷，偏安和闺位的也同是每帝一卷，僭起的则以其国名各为一卷。

　先生说，他所采用的书不下数千种，“平生精力，尽此书矣！”周国霖前辈认为，其“《人表》之作自是独创”。戴蕃瑨教授说：“石亲先生《人表》之学，确是孤学。瑨偶一思之，自班孟坚《汉书》之后，蔚宗、承祚两书(指《后汉书》、《三国志》)皆未尝有表。《晋书》、《南史》、《北史》、宋齐梁陈四史、魏齐周三书，皆不曾有表。欧、宋唐书(即《新唐书》)有表矣，而以官为主者如《方(藩)镇表》是，以姓为主者如《宰辅世系表》是，其能上承扶风，下迄当世者，未尝于一史中见之。清儒表谱之作，远逾古昔，而以疆域沿革为重，与图并行。晚有金陵吴氏廷镠，创为方镇诸表，乃年表性质，与人表无与。过此则未之闻矣。”

　据查《二十四史校勘记》，自《史记》至《三国志》是经过他第四次整理过的稿本，自《晋书》至《北史》为第三次稿，自《唐书》至《旧五代史》为再稿，自《宋史》至《明史》为初稿。其卷数多寡不同，详略各异，系因历史年代有先后，同时学人著述流传的多少悬殊较大，故据以校勘的资料，也就有所差歧。而宋后五史又未得善本，只得重校之。

　综计此337卷外，他的精力所萃，尤在于《史记新校注》133卷。50年潜心国史的功力，大半集中在此；寒暑无间，死生以从之者亦在此。其《自序》尝谓“日刻十八时以从事整理，前后二百余日”。先生以70高龄，只身作万甲—之行，历天津的严寒，北京的溽暑，病泻而殁，亦即为此。究其穷搜版本，精密研索，严格考校，十易手稿，确可无疑地传信于后人，有助益于后学，当出三家注之上。

　凡此三书(《通史人表》、《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新校注》)，均为巨著。在此以前，还没有人以一手一足之烈，把卷佚浩繁的有3219卷的整个二十四史像他那样逐字逐句反复检查校勘过(针对一、二史的研究者自属不少其人)。《史记》，自三家注以后，就只有他才将该书的130卷全部句栉字比地全盘疏通过。他还把三家注中舛误不实的地方一并疏证出来。先生据以校勘的国内和日本的旧本、孤本、影、写本等《史记》将近30种，参校的版本约20余种，引用经纬、雅言、子集、故训，由庸至清诸家旧说，在200种以上。

　在我国近代以前，较为完整、丰富的史籍，自不能不推二十四史。而学习研讨二十四史，又不能不于其故事和文字中求之。但史部浩繁，或因援据的芜杂，或因记载的疏略，或因流传钞梓的乖谬，遂致错误百出。正如先生所说：“往往一人一事，或彼此互异，或先后顿殊，甚至一简之内，数行之间，亦不免于柢牾，而尤在字句点画间者为多。”正由于他在读史治史的实践中感到头痛，遂毅然决然要尽瘁其毕生精力，力求恢复全史本来面目，为以后从事古代史研究的人扫清其进程中的障碍。

　先生早在晚清光绪初年就认为“整齐故事，諟正文字，诚洽史学者入门关键”。他的《二十四史校勘记》，尤其是《史记新校注》，对于“文字之踳驳，事迹之牴牾，义训之奥赜，为三家注所未详，或即其注之乖违若鄙野者，悉句栉字比为订定而疏通焉”(见原书《自序》)。这就是他50年苦心孤诣为后来学者勤勤恳恳所作的惊人的整理工作。先生并揭出“实事求是”的原则，无论其为“校”为“注”，皆主于“拾阙补遗”而自定其范畴，又只“以文字音读、训诂及事迹为限，不滥涉于文法议论”。如以他的《例言》所提出的原则去检查他全部的所校与所注，对于他缜密、严肃和客观的态度，实可相信无疑。他又尝自剖析说：“全史待订者十分，合宋以来至晚清诸史学家得四分，此校勘记可三分弱，得宋元诸精本补充，可三分强；余三分以俟后来。足谓误书落叶，此事原无尽藏，亦见森楷自视欧欿然，未尝一日满诚也”(见《合川县志·序传》上)。于此，可见他自视个人力有未逮，而寄厚望于来者。这正是他治学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先生1928年逝世于北京后，其灵柩得卢作孚之助在两年后运回合川。县人士公葬他于城东南嘉陵江上之学士山，并在他的墓地修建纪念堂，开追悼会，举办遗书展览。卢作孚还愿以民生公司的资本出版《史记新校注》，后因原稿还在北京，未即着手而止。1935年初夏，他的遗稿邮运四川。其第四子晓清拟刊发《史记新校注》样张，愿以书的版权献给全国学术界，吁清海内学人及出版界共同发起出版《史记新校注》，不料过了两年即爆发抗日战争，遂中止。

　 抗战期间，中国辞典馆设在北碚，馆长杨家骆正热心著述，向合川图书馆将先生所有遗稿全部借去，说是为了把它写成副本作为出版的准备厂及抗战胜利，辞典馆复员迁回南京，杨家骆将先生各种遗稿完全带去(一说是晓清请托杨家骆带到南京出版)。但长期以来，不仅出版的事毫无希望，就是寻求原稿也渺无消息。不料天地更新之中，启人文昭熙之会。1978年5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华书局发行点校本二十四史，点校中采用过森楷先生《二十四史校勘记》未刊稿，并加注说，张先生的原稿本现仍收藏于南京图书馆。于此规模浩大的点校二十四史工作中，赖辛勤执笔诸公旁搜博采，显晦阐幽，使沉沦50年的张先生精心遗著终得重见天日，先生心血因而璀灿于3219卷的乙部中。先生有知，亦当含笑。

　如本文前面所述，通史堂原稿早巳定名为《二十四史校勘记》，是从《史记》到《明史》，全部完成，并无缺遗。但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注语中，说先生原稿“限于十七史到五代止”。就它“限于十七史”一句看，除缺了宋、辽、金、元、明五史外，不知还缺了哪两史？更不知这原稿进入南京图书馆是经何人之手？在何时？南京图书馆1978年8月14日曾有函称：

　(一)所谓“限于十七史”是说张先生的原稿已失去了《汉书》校勘记、《旧五代史》校勘记和宋、辽、金、元、明史校勘记。

　(二)张先生的原稿可能是在南京解放时，与有关国民政府中央机关的图书一起集中在市文管会。江苏移建省治时，遂移交这批图书于南京图书馆，张先生的原稿可能就在此时被收入该馆的。

　(三)南京图书馆对张先生的原稿非常重视，特别提入善本书库收藏。只因解放初期经管善本书的老人已经去世，无法了解接收情形和缺失原因。

　 (四)现存张先生的原稿共76册，其中3册是《史记新校注》，另73册的书根下题名《二十四史校勘记》。这是张先生的遗稿在国内的现存情况。

　 近据戴蕃瑨教授称，重庆孙培良教授曾于去年(197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见到台湾出版的《史记新校注》。果系实情，无疑是杨家骆之所为。惟尚不知《通史人表》及缺失的《汉书》、《旧五代史》、宋、辽、金、元、明五史校勘记的原稿，尚在杨氏手中否？祖国统一已提上日程，台湾回归亦为时不远，愿杨氏挟去者以俱来，则读者将馨香以祝之也。

　 在先生各种著述中，《合川县志》，同《通史人表》、《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新校注》相比，不是他卷帙最多、耗费精力最大的著作。因为先生的三大史学巨著都是100多卷至300多卷，而《合川县志》才77卷。三大史学巨著是先生花费毕生精力完成，而《合川县志》仅费了他五年时间。但是，《合川县志》乃先生最后二部著作，是在他60岁时，完成了三大史学巨著之后(《史记新校注》虽定稿于逝世之日，但仅是最后校定，不是最后著作)，积累了毕生学问和多年著述的经验，以老练的才华笔力，综烦赜为统宗，集丰富的内容而写成的。这是一部融贯经史，博综子集，义例严明，裁断谨饬的地方志。它以马班之要义，树方志的宏模，一洗俗尘，不稍假借，本《文史通义》而不困于部居条次，采记志书史而约为经录谱传。

　尽辛苦，终以劬学日久，嗜学日深，中年以后不得不放弃治生立业之务，而以著述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