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让北大人心中一直有一份无法割舍的西部情。建国初期，北京大学就开始援建内蒙古大学，建立了“手拉手”协作关系，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与云南、内蒙签署了合作协议。长期以来，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止。
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更宽广的平台。北京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发挥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全校各部门和院系形成合力，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支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回首历史，在心系西部、服务西部的道路上，北大人薪火相传、英才辈出。从人迹罕至的丛林大山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漫天黄沙的大漠戈壁到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都留下了北大人奉献的足迹。十几年来，北大已经有数百名毕业生到西部基层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深深扎下了根。
为展示在西部工作的北大校友风采，北大新闻网与团委共同推出专题——“西部放歌”，辑取其中的部分位代表，记录他们在北大学习成长的心路历程、在西部辛勤工作的感人事迹，彰显北大人造福人民、服务社会的优秀传统和不畏艰苦、扎根西部的奋斗精神。
刘应明，男，1940年出生于福建福州，汉族，民主党派人士，1957年至196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985工程”平台四川大学长江数学中心首席科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数学研究与高等人才培养中心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3年分配至四川大学科研处工作。1983年晋升为教授，并当选为中国数学学会理事并任《数学学报》编委。1984年起当选为国际模糊系统协会理事并任博士生导师。1985年起任国务院学位数学评议组成员(现为召集人)。1989年至2005年任四川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1995年至2003年任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第四届四川省政协委员，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兼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主委。
刘应明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项十余项。1978年至1979年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入选“科学中国人”（2004）年度人物。2005年被国际模糊系统协会（IFSA）授予“Fuzzy Fellow”奖，这是模糊系统及相关学科领域的最高奖项，刘应明也是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位获此殊荣者。同年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是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首批全国优秀教师，已先后四次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以及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特等奖。
“你们远道而来辛苦了，时间也很紧，就不要说客套话了。”或许是因为心中永不磨灭的北大情结，刘应明面对后学的时候显得格外亲切。
2010年的春节前夕，锦官城春意融融。在四川大学“长江数学中心”的首席专家办公室里，一身便装的刘应明略捋思路，将大半生的亲历款款道来。
“要说人生阶段划分，福州十六年、北大六年、四川这么多年。我们这代人也都可以从政治时代来做传：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后邓小平时代。”走过大半生，他显然对亲历的每一个时代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体察，很客观，很中庸。“毛的时代我们这批人是吃了很多苦，不过从中也知道了很多人生的道理。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凡是逝去的东西，都可以从中提取出有益的部分。俄国诗人普希金不是说过，凡是逝去的一切，都会成为美好的回忆吗？”刘应明走上学科乃至学界前台，是在邓小平时代。
名士多磨难，英雄出少年
刘应明1940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洪山桥，这个小镇当时应算是福州远郊，背山傍水，紧靠现在的福州大学。闽江从家门前滚滚入海。在舟行四方的南国，用他的话说，家乡小镇“交通便利，算得上一个由周遭山村进入福州城的中转地”。这也造就了那一地段的繁华。“我家附近米店老板就有一栋三层楼的砖房，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修的，在当时是相当不容易了。”
然而他却家境贫寒。刘应明童年时吃不饱饭，更不用说买读物了。唯一的一册课外书是城里的亲戚带给他的一篇童话——《渔夫与金鱼的故事》。
清贫可养志，清贫的少年生活对他是一种激励。他后来纵使身处逆境也能泰然处之，集中精力学习。他启蒙很早，而且喜好读书。刘应明四岁就开始寄读在家旁边的洪山桥小学，因为“没事情做，就在学堂混着”。但是他小学时体弱多病，像伤寒、白喉、肺结核这些重症都光顾过他。因为闹病，一年级到四年级有一半的时间待在家里无法上课。刘应明自我嘲弄：“小孩都会有很多理想。家里唱川戏，就从小立志演川剧；家里开米店，就拨着算盘想做生意。我这个人胸无大志，没别的理想，就是希望能够不生病。”
但刘应明过人的学习天赋很快就展露无遗。常常生病的时段他成绩中等，五年级以后身体稍有好转，一下子就跃居第一名，而且很少有人能超过他。刘应明对数学的兴趣一直浓厚。在百年名校福州一中学习时，他与几位同学组织了数学兴趣小组，并热衷于参加《数学通讯》等刊物的问题征解活动，在学校颇有名气。他是学校图书馆的常客，广泛的阅读丰富了他的知识，也培养起了他的文学爱好；在高中三年里他一直是班上的语文科代表，作文非常漂亮，甚至也有过作家梦。
一般人可能认为，文理学科间泾渭分明，那他何以能兼通文理之道？刘应明这样解释：“文字的功夫主要是靠天赋，在高中的时候文字功夫基本就打下了，知识结构也形成了。这个道理跟写字差不多，你高中时期形成的书法笔迹，进大学之后也还是这样。可能是我自己对文学比较敏感吧，我读的书非常多，慢慢写作也就得心应手了。”可能正是由于文学更贴近生活，因而它成了刘应明当年艰难岁月中的良好调剂。
“北大，很让人向往”
天赋异禀，再加上后天勤奋，成绩优异的刘应明最终得以和北大结缘。1957年，未满17岁的刘应明考进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在学校与专业的选择上，刘应明很坚定。他说，首先，当时的北大被认为很伟大，让人很向往。虽然心系北大，但来自中小城市的他认为北京、上海的学生很厉害，高考能不能考过他们还是个未知数。为此他还写信给已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的高一届的福州一中校友咨询，校友的鼓励坚定了他报考北大的信心。顺便一提，正是自刘应明高中毕业的1957届起，福州一中连续三年获得了全国高考红旗，即平均分全国第一，每年被北大、清华录取的毕业生达五六十名之多，可见这所百年名校在基础课程教学上水平多么高。
刘应明没有按自己的另一大兴趣去选择老牌强系中文系。当时普遍的现象是学文科的学生数学常常较差，并且会写文章的人也不见得是中文系的人，反而常是学数学、物理的。“但是，”刘应明竖起手指，“对于社会的影响，其实文科的人比理科的要更强。一部好的小说对一个民族影响多大？一个好的理念推动人类进步多大？这比一个爱因斯坦影响大多了，更不用说数学了。只是文学的东西不好评价，有争议，不像数学的东西更严谨、可靠。”
刘应明说，在国家经济与民生最艰难的年头，同学们还是都拼命读书：大家饿着肚皮，一清早还赶去阅览室抢座位。刘应明自己也乐此不疲，即使头发长了也顾不得理。他对这段苦寒岁月中读书奋斗的经历颇为得意。刘应明忽然间提高了语调：“其实大学生就应该静下心来，真真正正地好好读几年书，学学本领。机会真是来之不易。”
刘应明对自己在北大的六年时光充满了肯定。从初中开始到大学，清贫的刘应明之所以能够坚持读书不辍学，完全是依靠助学金的帮助。中学时每月的六块钱助学金仅能够用作伙食费，他几乎匀不出钱做其他事情。寒暑假他几乎都在学校度过，除了能够多读书，也因为继续住校能继续享受助学金，减轻家里的负担。假期的校园寂静冷清，但是刘应明丝毫不感到寂寞，有书为伴，他倍感快乐。无论在床上、桌前还是在路上，他脑中常常盘绕着数学题解。在北大期间他夜以继日地读了不少书，并培养起了扎实的外语素养：他可以没有障碍地阅读英文、法文、俄文等多种外文书。刘应明回忆道：“我们进校时，很多家庭条件好的同学都能看俄文书了，在京、沪数学竞赛中很多名列前茅的学生都在我们班上，有的同学连大学四年级的课本都已经读过了，不像我这种小城市来的学生。北大真是强手如林啊！最初的数学考试通常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及格，而这些人都是各地的数学尖子，之前恐怕大考小考从没有低于80分的。”看上去，在强手如林的北大，刘应明依旧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做学问和下棋一样，要心静，要耐得住性子”
1963年刘应明本科毕业来到四川大学。身份突然转变了，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成了摆在刘应明面前的难题。在压力面前，刘应明的坚强得到了充分的考验。
刚到川大，他在科研处干一些收发文件的杂务。让刘应明真正开始拿起教鞭的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川大数学系有个教师被安排去进修深造，学校就叫刘应明去代那位教师的辅导课，当见习助教，讲授习题。他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倍加珍惜，尽职尽责。刘应明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当时授课指定使用的教育部统编的数学教材连基本定理论证都还有重大的错误。有的学生对那似是而非的论证也感疑惑，就拿来问他，他干干脆脆地说书中写的是错的。这事闹开了。可能因统编教材的编者并非数学界的泛泛之辈，加上其中涉及一些老教师可能不熟悉的拓扑学概念，主讲老师坚持认为书是对的，几经争论后他只有选择沉默。
刘应明的心态却是超乎寻常的平静，他的想法很单纯很现实。他说：“做学问和下棋一样，要心静，要耐得住性子，才能够进得去，出得来，做出成果。”
对于组织的安排，他全无怨言。平时与他人往来无多，刘应明也不感到寂寞。繁重的教学之余，他有时写诗言志，有时看书自娱。同时，四川人的特点无形之中也减少了他很多环境适应上的压力。“四川人不排外，我想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语言很容易沟通。第二，历史上曾经有过湖广填四川的经历，近代抗战时期四川也来了很多下江（长江下游地区的统称）人，他们的后代也居住在这里，这里本来就是各省人聚居的地方。”
四川是历史上的天府之国，也是现代的农业大省。用“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来形容，丝毫没有夸张。都江堰的灌溉使这里旱涝保收，临近高原的地区盛产山珍，这些优厚的物质条件让刘应明很是满足：“那时国内还有人吃不饱饭，成都街上却能随便买熟鸡蛋，每月吃一次肉，这条件还是挺好的。”
环境的相对舒适也给刘应明潜心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初到川大时，一间宿舍住三个人，大家互相干扰；教学大楼的亭子间却无人问津，刘应明常常躲到那儿去看书。刘应明说，亭子间很窄，靠窗的地方直不起腰，但放得下小桌。能寻得这片安静之地，神游于书的海洋，不管那红尘纷乱，也是一种幸福。四川多雨，冬天更是霜雾交加，异常湿冷。妻子在有“雨城”之称的雅安县乡下教书。寒假时，他去探亲，继续在那僻远的乡村思考数学问题。妻子怕他受冻，每天给他生一盆火，但却发现火盆经常是冷的，原来刘应明常常忘记添炭。觉得冷了，刘应明就在屋子里跑上几圈，驱走寒气。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刘应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着数学钻研，他在世界著名数学家、菲尔茨奖得主米尔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探索，最终攻克了拓扑学中有名的“怀特海德”（Whitehead）难题；同时，他还对新兴的不分明拓扑学中最基本的邻近构造，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为国际同行所广泛引用。刘应明完全是基于对数学的热爱去求索知识，所以才能够不顾其他纷扰，一心一意地完成一个数学工作者的本职。在他眼里，数学是一种无声的音乐、无声的图画，有一种逻辑的美，必须用超然的心态去对待它。正是在这样平静的日子里，刘应明厚积薄发，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要讲良知，实事求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重视知识分子。随着刘应明不断地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不断地取得一个个学术成果，当时川大的党委副书记许琦之与校长柯召院士对刘应明很欣赏，把他由助教破格提为副教授、教授。1981年刘应明开始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1983年他开始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他是第六届、七届人大代表，第九届、十届人大常委，兼任第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另外，他还是第八届、十一届政协常委。刘应明坦言，他的生活因此显得更为丰富。
在人大、政协履职期间，他提的都是很实际的提议。例如关于机票办理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买机票须凭个人身份证原件。刘应明说，如果要去北京开会，在成都就不能买回程票，只能在北京凭身份证原件买；那时机票紧俏，可能到了北京后就不能买近日的返程票，相当麻烦。他提议废除这个制度，或者采用身份证复印件代替购买。另外关于登机的确认。国外买机票后，是可去可不去的，所以有个登机前确认才能保证座位的问题。我们那时简单地学习了“确认”的做法，且规定必须到售票处确认，不许用电话确认。实际上，当时国内如不按时乘机，机票就作废了，“确认”一说也无从谈起。他提议废除这个要求，或者拓宽为电话确认等其他简便的确认方式。可能因为我国有很长一段时期，坐飞机要单位领导批准，开介绍信才能买票，有关方面认为现在凭身份证就可购票，去售票处确认后就可登机已够为普通老百姓服务了。现在看似可笑的管理规定，当时有关方面却坚持照办。这些问题在现今早已得到妥善解决，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刘应明在学术之外，也深深地牵挂着普通百姓的民生。
但在刘应明眼里，这些事都“不足为外人道”。他担任委员与代表时真正牵挂并发挥作用的事情是理科基地的建设，现在理科基地建设已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说到这里，他的眼睛一亮：“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是做什么的？最关键的是讲良知，实事求是。”在刘应明的众多头衔中，他最看重的还是教师一职。他说，能做好一个教师已经很了不起。他在川大数学系基础课岗位上干了近二十年，培养出二十多名博士和一大批硕士，其中有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与讲座教授，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有国家重点项目基金主持人。他对他的学生，正如他所言，“严厉而随和”，在学业、学风上要求严格，但在生活和思想上又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即便在担任川大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期间，挑上繁重的行政担子的他，也还是亲自投身于教育一线。
刘应明觉得，做学术的人还是纯粹一点好。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教育专家，刘应明对教育的情况体会更深。他在屡次参与国际互访、学术研讨的过程中，常常有意识地把国内外的教育方式做对比。从教育目的上说，教育不仅是教你做个文学家、数学家，教育首先是教你做个能独立思考、有分析问题能力的人。
回溯既往，刘应明也对四川表达了由衷的热爱和感激。他说：“我在这里受的苦，总的来说还算是少的。改革开放后我是全国最年轻的一批博士生导师，这是因为在四川能潜心搞研究。四川人也很能干，对我帮助很大。”
“想在任何一个方面取得成功，都必须投以很大的专注，具有浓厚的兴趣”
年近七十的刘应明已经告别了数学研究一线的工作，现在，他在操持学术管理方面的工作，在科技奖励、基金评审、学位建设、理科基地建设、教学改革及学会、学报等诸多方面出力。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奔走不停，尽管他七年前已经身患癌症。那是2003年，当时已经62岁的他，输液时意外地发现患了肠癌。他接受了开刀手术与化疗，化疗时肠胃、食道、口腔以及嘴唇的粘膜严重感染，喝不了水，说不出话，腹部阵阵痉挛，真是生不如死，其家属也接到了病危通知单。但刘应明坦然承受，无所畏惧。待病情稍有好转，他又投入到工作之中。我们问他有没有考虑过历经多年的操劳，应该停下来享受一下生活，刘应明马上板起了脸：“我不明白你们的意思。人一生有做不完的事情，什么叫好好享受生活？我早就对星期天没有概念了，无所谓星期天不星期天，甚至是春节。因为，人要想在任何一个方面取得成功，都必须投以很大的专注和兴趣。再者说，我还想拿更多的时间来看更多的书。时间总是很紧迫的。”
一生操劳的刘应明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人是在福州长大的四川人，川大化学系毕业后在雅安市草坝做中学教师。在那个年代，虽然夫妻俩各有事业，聚少离多，但善解人意的妻子还是倾其所能给予丈夫很大的支持。刘应明最为得意的研究成果——关于Fuzzy（模糊）拓扑学崭新邻近构造的提出与研究，就是在雅安县妻子任教的中学借来的平房里完成的。正是在妻子的照料下，刘应明才得以潜心于研究。刘应明的女儿毕业于成都四中，研究生毕业后出国留学。
谈到教育子女的心得诀窍时，刘应明坦言无他，只是强调做人做事的独立性，自己奋斗，不要依靠家庭。女儿学习不错，但高考有点失常。凭他的职位，把女儿送进川大是不难的，但是刘应明坚决地说，考什么成绩就到什么地方去，女儿最终进了西南石油大学。成绩一向优异的女儿自是没有让父亲失望，一路高歌猛进。“做人要实实在在，依靠自己的本事，不能依靠父母，这是我平时说得比较多的话。”他大学期间按月给女儿的生活费从不超过当时一般学生的平均水平。
刘应明对自己多彩的生活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日常生活和他自己的研究领域——模糊数学——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刘应明说，人和人的谈话内容十之八九都是模糊的。世界上的东西本来就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这其中的界限不仅不是明晰的，还是不稳定的，是易变的：白和黑看似界限分明，但白通过次白、渐白慢慢也能过渡到黑。再如，当被问及天气时，常见的回答是还可以、很好、不好这样的判断词，而不是被拆解成气温多少、气压多少、湿度多少等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枯燥数据。陈述天气的日常用语看似欠准确，但已包括了不知多少种气候的组合。“所以模糊不是不清晰，似较模糊的陈述正是包含很多种类的信息的一种简略的综合的表述。模糊是积极的东西，模糊不是糊里糊涂。况且，朦胧本身也是一种美。”
“要敢于先天下之先，言他人之不能言”
整个谈话过程中，刘应明不断地说到北大人应有的特质：善于思考，勇于担当。当我请他给燕园学子提一些建议时，刘应明更是打开了话匣子。当代大学生扎堆蜗居大城市奋斗而甚少选择去西部就业，是他十分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刘应明他们毕业分配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且在强大的宣传面前，学生们带有很强的英雄主义色彩，大多以“报效祖国”为己任，不像如今这样进行双向选择。对此，刘应明说道，不同的地方差别很大，西部不同地方之间的环境差别也很大。他举了歌手唱歌的例子，认为自己歌唱得好的人，肯定愿意留在大城市，期望有朝一日登上那里的歌坛，这是人之常情。并且，一些成功在大城市扎根的例子让大家眼红脸热起来。但是，几个人的成功说明不了问题。“认为自己唱得好，说不定在高手听来还是唱走音呢。”刘应明如是说。同理，在学校里唱得好，可能在市里就不行，在省里就更不行。即便群星璀璨如北大，学生之间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应该正确、客观地给自己定位。刘应明正色道：“我从来不认为到西部来就是不好的料，留在东部的就一定是好料。也并不是北京这个舞台才是大舞台，才能做出很大的成就，其他地方就英雄无用武之地。到西部来，对相对贫穷落后的生活方式做出一些改变，把身边的事做好，使这个世界因我而改变一点，我就感到充实，人生就很完满了。”
刘应明拍拍膝盖，语重心长。回忆起在燕园苦读的不凡经历，他实在有太多话想说。刘应明望着我们，亲切地叮嘱：“如果把我想要说的归结到一句话，那就是，北大人历来是引领一代潮流的，所以做人不能太世俗化，不能过于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要有一点精神，要独立思考，为国家和民族适当地说一点话，言他人之不能言！”
采访手记
直到亲见刘应明校友，忐忑的心才得以略微平静。虽说他爽快地答应了采访要求，但面对着一位学界巨擘，我还是有些战战兢兢。在半个多月的前期准备中，除了准备了翔实的采访提纲外，我还制作了一个刘应明校友的资料册，甚至推敲好了一段煞有介事的开场白。这些实非矫揉造作，而是出于对他的采访缺乏信心，担心不能迅速而高效地抓住他的思想情感。
然而，在那个霞光密布的黄昏，初见刘应明校友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并不“老”，全身上下散发着中年人的睿智沉稳，又很幽默俏皮。他和善地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做客”，我们立刻明白，他希望摆脱程式化的一问一答式采访，而能和我们畅谈古今中外、责任担当。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被堆放得错落有致的书籍震撼了。书柜、办公桌、沙发、茶几，甚至是墙角，都堆满了书，带给我们一种压迫的窒息感。目光所及，文史哲经、理工农医无所不包。刘应明校友眯缝着眼乐呵呵地说：“这些都是没空看的书，价值不大。我家里更乱，办公室还好些，你们是客人，不能太随便了。”
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乐观豁达的心态。刘应明校友立身四川打拼发展，一路走来并不是如我们所料想的那样一帆风顺，反而是处处碰壁，磕磕绊绊。环境的艰苦没有成为对他的束缚，随遇而安的适应能力和极易满足的物质欲求使他在非常时期的猛烈冲击下始终坚持着自我。我想这也是他能克服重重困难扎根西部写就辉煌的关键原因。
言谈中，刘应明校友的博学精专和非凡见地使我们收获颇丰。从教育体制、求职就业，到子女家训、人生价值，他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有拨云见日的启发，我们时扼腕，时拊掌，时瞠目，时附耳，如沐春风，大感新鲜。我们很庆幸，因为很多东西是媒体不能获知，不能表述的，而我们和刘应明校友，因为特殊的三个字心手相牵：北大人。这样一位老人，显然是对孕育自己的母校抱有拳拳反哺之情的。
刘应明校友一再地告诫后生晚辈：北大人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要敢于先天下之先，言他人之不能言，保持十足的清醒，不能太世俗化。其实观乎言行，他自身又何尝不是终身践行着这句话呢？刘应明校友一再严肃地说：你们这一代人对我们的时代缺乏了解，很多根本的事实都不知道。你们怀着“取经”的心态来和我谈话，结果必然适得其反。我哪里有什么经验之谈？很多道理你们用今天的标杆来衡量，肯定想不明白，肯定不可思议。我的经验不能当做经验。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从中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告诫之余，他又开起玩笑来：你们这么回去恐怕是交不了差啦！眼角皱纹一挤，绽放得像花儿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