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荪，原名张煦，四川省蓬安县人，生于1893年，逝世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会委员、《藏汉大辞典》主编、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顾问。

　 张怡荪从小就读于私塾，学习四书五经。他的祖父十分注重教育，放学以后，晚上还要给他增加功课。因此，张怡荪幼年时对国文就有深厚的功底。他在四川高等学堂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后，留北大任教，讲授《楚辞》、韩昌黎文等课程。

　　张怡荪任北京大学讲师时就显露出他的才华。1922年3月4日，梁启超从清华来北大，在北京大学礼堂作了一次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学术讲演。礼堂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坐满了听众。梁启超在演说中认为，《老子》一书有战国时期作品之嫌，并风趣地对听众说：“我今将《老子》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几天之后，梁启超果真收到一份“判决书”，作者就是当天在座听讲的张怡荪。这是一篇以文艺形式写成的学术论文。文中称梁启超为原告，称《老子》为被告，自称“梁任公自身认定的审判官并自兼书记官”，以在座的“各位中之一位”的身份“受理”梁启超提出的诉讼，进行判决。其判决主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嫌疑，原诉驳回，此判。”当时的张怡荪不过20来岁，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然而他居然敢于批评当时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梁启超：“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而且旁征博引，条分缕析逐一批驳，洋洋洒洒达数万言。梁启超收到这篇文章后，并不介意作者的尖刻用语，而且深自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之题识。识曰：“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的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①张怡荪撰写的这篇学术论文连同梁启超的题识，在《晨报》②全文发表以后，一时学术界传为佳话。

　 此后，张怡荪历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并兼山大中文系主任，讲授国文和“文学专家研究”课程，后又开过文学史、古代汉语、文字学、梵藏修辞学和佛典翻译文学等课程。张怡荪对字书《玉篇》也有较深研究，并撰有专著《玉篇原帙卷数部第叙说》，由山东大学出版。此外，张怡荪还用佛经体裁译有《宗轮晶鉴》（即土官宗派史）等藏文典籍。40年代初期，他任西康省通志馆总纂期间，还编印了一册《西康省分县地图集》。

　1928年以后，张怡荪的兴趣转入研究西藏文化。当时他正在清华大学执教，阅读过不少国外研究藏学方面的历史、语言、佛学等著作，对匈牙利人亚力山大·乔玛·居鲁斯1834年编成的《藏英字典》、德国人耶司克1881年编成的《藏英词典》以及印度人萨罗特·旃陀罗·达斯1902年编成的《藏英词典》等辞书尤感兴趣，并潜心研究。张怡荪还由于这几种辞书都为外国人所编，而当时国内在这方面很少有人研究而内心深感不安。他认为，西藏是我国国土，西藏的学问应该由我们自己来研究，从而他立志要首先编纂一部藏汉大辞典，用以沟通藏汉文化，奠定研究西藏学问的基础。1928年，张怡荪在北京拜喇嘛为师，学习藏文，同时邀集北大、清华的一批愿意从事西藏文化研究的同事，开始收集编纂大辞典的资料。他们先在圆恩寺，后又在雍和宫，租用了部分房屋作为工作地址，以后又在成都创办了西陲文化院，作为研究西藏文化的机构。

　 揭开西藏文化宝库，必须突破藏文和佛学这两关。根据这一需要，张怡荪又加入佛学研究团体，钻研佛学。因为西藏文化深受佛教影响，研究西藏文化，不能撇开佛学。为此，张怡荪40年代还专门邀请藏族著名佛学大师喜饶嘉错到成都西陲文化院主讲佛经，借以了解藏地佛学。

　1937年，张怡荪编成了《藏汉集论词汇》，紧接着编成了《藏汉语对勘》、《藏汉书牍轨范》和《汉藏语汇》。其后，张怡荪又根据国内资料，于1939年编成《藏汉译名大辞汇》。这些辞书的编成，都是为以后编纂《藏汉大辞典》奠基的。后来，张怡荪继续从《杂集论》、《瑜伽师地论》、《俱舍论》等藏汉文本佛书里收集词汇、短语，并参考国外资料和藏外双语词典，于1945年汇编为一部《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分装10大册。这是建国前全国藏汉辞书中资料最为丰富的一部稿本。

　新中国成立后，张怡荪心情十分舒畅。50年代初期，他受聘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长，并受命继续主编《藏汉大辞典》，张怡荪聘请成都佛学界知名人士、女大法师隆莲③等人来川大文科研究所参加工作，对《藏汉大辞典资料本》作了某些修改，增加了一些汉文注释。但因当时无法聘请到藏族学者，条件还不完全具备，这一工作未能进行下去。1958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派遣张怡荪率领大辞典编纂组前往拉萨收集资料，进行编纂。这时，张怡荪已经65岁。途经西安时，西藏一位负责同志担心他年龄大了，难以适应高寒地区缺氧的恶劣气候，执意劝他返回成都。张怡荪却说：“感谢党对我的关怀，但编成大辞典是我多年来的宿愿。此次受科学院之命，一定要去拉萨，完成大辞典的编纂任务。”最后，几经磋商，这位负责同志让他到拉萨去了。

　 张怡荪治学谨严，对大辞典的每个词条，他都要仔细审阅。他常说：“编纂辞书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辞典就是老师，要为读者释难解惑。词目的释文，要给人以简明、确切、具体而全面的概念。我们辞典编纂人员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

　张怡荪历来重视民族团结，对共事的藏族学者十分尊重，并能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专长。他常说：“没有藏、汉族专家的紧密合作，《藏汉大辞典》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张怡荪在拉萨一住4年，生活虽然艰苦，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1962年他回到成都，正式着手编纂大辞典。1964年他和副主编祝维翰将编好的书稿送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北京同行专家学者审查。中央民委会后来发出的文件《关于<藏汉大辞典>出版问题座谈纪要》对大辞典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藏汉大辞典》收词相当丰富，解释比较详细。它已经超过了现有藏文辞典的水平，有出版价值。”中央民委会还拨经费5万元，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试印本1000部。

　张怡荪从北京回到成都后，立即组织大辞典编纂人员按《座谈纪要》精神进行修订，并如期将书稿送到北京。但在十年动乱中，竟在一夜之间，变这部大辞典为“大毒草”，加以批判。张怡荪本人也受到了冲击。但是，他深信这件工作对人民是有益的，终将得到恢复。1977年年底，张怡荪给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和方毅写信，提出恢复《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的要求。邓小平、方毅和乌兰夫亲自作了批示。根据这一批示，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出版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关于恢复《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的会议，并向四川省党政有关单位下达正式公文。1978年4月28日，乌兰夫在民族文化宫接见了前来北京汇报恢复大辞典编纂工作筹备情况的四川省民委主任扎西泽仁。乌兰夫要扎西泽仁等人转达他对张怡荪的问候，感谢张怡荪为藏汉人民做了一件大事。同年5月，在国家民委和国家出版局于成都联合召开的《藏汉大辞典》座谈会上，萨空了和许力以分别代表国家民委和国家出版局向五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从事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的张怡荪表示感谢和敬意。

　1978年5月《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工作重新上马，1979年就出版了《藏汉大辞典》征求意见稿。这时，张怡荪已届85岁高龄，但他精神矍铄，仍亲自抓编纂工作，不时过问编务，要求编纂人员跟上形势，改正缺失，力求使这部大辞典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此后，又经过5年时间的继续努力，辞典内容更加丰富，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为《藏汉大辞典》出了一期专辑，并作了这样的介绍：“由张怡荪教授主编、民族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的《藏汉大辞典》，是一部汇集藏族语言、日常生活和文化科学等方面的词语、知识，按藏文字母次序编排的藏汉双解辞书。它是我国第一部供读者阅读藏文典籍，研究藏学课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使用的综合性工具书，全书收词53，000余条，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词语部分收有基本词和合成词两大类；百科部分收有语法、文学、历史、地理、诗歌修辞、同义藻语、佛学、因明、医药、历算等。此外，还收有旧时公文、封建法典、藏区风习、农牧生产、器用服饰、工艺建筑、赋税差徭等方面的词目。本书还附有‘动词变化表’、‘干支次序表’、‘藏族历史年表’以及具有浓厚藏族风格的彩色图片百余幅。这部辞典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藏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收词范围广泛，解释比较详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是藏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研究工作者和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藏文典籍必备的工具书。”

　《藏汉大辞典》这部约350万字的巨著，经过半个世纪艰苦曲折的磨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终于成书。但张怡荪却于1983年9月1日在成都不幸病故。他未及亲见为之辛苦一生的《藏汉大字典》的正式出版，令人十分惋惜！女大法师隆莲③曾吟诗悼念张怡荪：

　 逻娑④远读会盟文，⑤

　艳说搜奇郭景纯。⑥

　 惆怅曲终人不见，

　 鸿篇高映雪山曛。⑦

注：
①郑伯麒《六十年前学术界的一段佳话》，《百科知识》1983年第12期。
②《晨报》，初名《晨钟报》，1916年至]928年在北京出版。
③隆莲，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四川省尼众学院院长。
④逻婆，拉萨古名，—作逻些。为吐蕃赞普建庭之所，唐代曾置逻婆道行军大总管。
⑤会盟文，即唐蕃会盟碑盟文。唐长庆三年，吐蕃赞普可黎可足在拉萨建会盟碑，碑上用藏、汉两种文字铭刻唐蕃会盟的全文。此碑至今仍立手拉萨大昭寺前。
⑥郭景纯，即郭璞。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集《尔雅》学大成的学者。在这首诗里，隆莲法师将张恰荪教授比作郭璞。
⑦雪山，泛指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