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成骧，字公骕(1865——1926)，四川资中人。初应童子试，独尽得题解，且正其误，文如宿构。州官高怡楼大喜，试期方半，遽取卷入内密圈之，出问“业师谁也”？闻由庭训。骆父文廷，少孤贫，勤学，为同治时秀才。试事毕，高遂聘骆父入署训其子，备至敬礼。

　骆弱龄至成都。时湘潭王壬秋(闿运)长尊经书院，见骆文，许以远至。骆从王氏学，博学精思，为尊经书院高才生。

　　癸巳(1893年)，骆以第三名中四川乡试。甲午(1894年)，入京，会试不售，困甚。尝代馆教八旗官学，为生徒细释义法，数月课业大进，竟使文章全不通者亦下笔成章，斐然可观。骆喜，捐薪修之半以奖优秀生徒。后官学主人大学士荣华清称骆无民族岐见，曾荐骆任山西学司。

　乙未(1895年)，会试得售。继而殿试，初抑于中堂徐桐，中探花。卒伸于德宗(光绪)，中状元。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败，人思改革，但格于定制。清代严于祖制，虽入主不能擅改，骆殿试策对乃合祖法、整顿二者为一言之，因名革实，阻阂遂去。又以所言关系重大，逾越常习，故委婉其词，一以诚恳出之。如策对：“臣愿陛下思昔之所以强，今之所以弱；昔之兵额何其少而无敌，今之兵额何其多而无用；知必由奉行之不力，而非法之不善。然后亲临大阅，取其不力者正以军法，则将士咸思自奋，而自强之计得矣！”又如策对：“大抵艰难之君，事必躬亲，故将帅不敢欺。承平之后，君委之将帅，将帅委之偏裨，上下以虚文相应，一旦缓急有事，无可恃者。此非择法之难，而实力行法之难也。”又如策对：“观孙子之斩队长，则兵以明赏罚为主；观吴子之对山河，则国亦以得人心为主。”时人不察，疑策对语皆质朴，何以动人主若是，竟以策对中“主忧臣辱”等词当之，瞬即流传一时。

　戊戌(1898年)春，骆与四川乡人创办蜀学堂于北京，讲习新式学科，身为学生兼职员。乡人无论官商士庶，自动来校者六十余人，同堂钻研，进步甚速。甫数月，奉命任京师大学堂(即后北京大学)提调，遂辍读，仅任蜀学堂办事员。新政猝变，杨、刘及难(绵竹杨锐、富顺刘光第与林旭、杨秀深、谭嗣同和康广仁同时被杀害，称六君子)，同乡某达官忙至蜀学堂以红纸大书贴门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骆撕去之曰：“杀人时不来看对联也！”某达官惶然呼曰：“公骕，此何时也，而言此乎！”续读蜀学堂者遂寥寥无几矣。

　 戊戌(1898年)夏，初办京师大学堂。大学士孙家鼐任监督，下设四提调执行一切。骆名首列；三人者皆前辈也，骆不解其故。独襆被宿大学堂，事无巨细，皆亲理之。余人则日月至焉而已。暇时，骆对孙语所疑。孙曰：“以君有条子耳！”意指请托书也。骆惊曰：“此所决不敢为！”孙又曰：“条子之来甚高。”询其故，则孙得德宗(光绪)面谕云：“骆成骧可于京师大学堂任一差事。”骆乙未点元后，德宗每切关注，凡典学衡文之差，每必与。当时德宗已失势，所得主持事大抵文教耳。

　 丙午(1906年)，骆奉清廷命，经朝鲜东渡日本考察宪政，始习日文。戊申(1908年)，为《宪法议院法渊鉴》作序。盖骆与同留学诸友译十六国宪法条文，而辑《议院法》附于后，以为讲求法政者参考之资。译本曾进呈，意在使人主知立宪无损于君而早行宪。

　戊申(1908年)，应广西巡抚张鸣岐之聘，乘海船经澎湖。舟中有《望台湾诸山》七律一首，结句“自弃吾民鱼鳖里，珠崖前事是何心？”盖伤马关条约清廷之割台也。由粤至桂，主桂林法政学校。张身率官属聆讲如学生。法校分官绅两班，彼此竞胜，至牌禁非时读书，仍不能止。桂林法校所出人才之盛，遂冠全国。

　庚戌(1910年)，骆任山西学司，曾修改部章数十条，学部完全采纳，评绩为全国第一。清世山西风尚，重商轻士。骆自审非特别努力，破除积习，必无实效可言。莅任首重核实，一科员，一仆从，单车千里，风雪炎暑无避。小县穷乡，猝然莅止，直上讲台与学生对语，官场公文塞责之底毕露。于是，以学务废弛，不到任者则撤换。各县闻风震动，学务大变。

　 辛亥革命爆发，隆裕太后得山西臣工奏请逊位表章，览骆成骧名，泣曰：“骆某亦谓当如是耶？”民国元年，骆自晋返川，乡人不约而同，推骆为四川省议会议长。每案骆必隔夕先阅，得其纲要，故议决速而少误。后政党渐兴，骆不肯借任何方面以自固，次年退而办学。不久，党争愈急，骆感时诗有“异党未消同党裂，外忧方起内忧深”之句。四川省内尹昌衡、胡文澜二督，各有拥者，煎迫所至，势将糜烂成都而一战。骆竭诚调停其间，劝尹自退以全民，尹从焉。骆感其从善之勇，故此后为尹奔走调护，使之免子袁世凯之害(辛亥革命之际，为尹所杀之赵尔丰之兄尔巽受袁重用，必欲杀尹以报弟仇)。骆死后三年间，每值忌日，尹必到骆宅祭奠。

　 袁世凯将为帝，每倡言民主制不宜于中国。以杨度为首诸人于北京成立筹安会，亦言民主制不宜于中国。袁氏又欲得各省负夙望者赞成帝制。于是成都县知事来为袁游说，推骆为川、滇、黔三省筹安会会长。骆大怒，拍案叱之去。当时任川督者陈宦，为骆初办京师大学堂所识拔学生，尝代表黎元洪由湖北入京，参与袁氏机密，遂为袁所重用而来川。洪宪事起，陈一日严设兵卫来骆宅，屏人密请曰：“袁谋为帝，令天下劝进，遣人讽学生(指陈自己)为外官倡。从之，贻全国笑骂；拒之，则左右皆袁氏人，随时有生命忧。如何而可？”骆曰：“此未可明拒也。方今情势，成都、南京并重，而南京冯国璋久于袁，可以资望推让之。蔡锷方自云南起义讨袁，宜暗与联名函冯，许以袁败后推彼为大总统，则袁笼络术穷，失恃而败矣。”陈言聆计从，离骆宅而去。旋遣秘书来请骆拟电稿讨袁。骆走笔立成讨袁三电稿，拍案曰：“要气死国贼！”并嘱秘书转达陈，事变至某时期发某稿，三电而事毕。冯得陈蔡联名密电，对拥袁倒袁事，大费踌躇，态度久不定，后乃声称武装调停。袁猝出意外，犹望陈助，而讨袁三电按期发出，陈宣布四川独立。袁绝望退位，惭愧交加，呕血而死。骆咏剑诗有“聊凭掣电飞三剑，斩取长鲸海不波”之句，盖对袁氏恨之亦快之也。

　蔡锷率滇黔军入成都继主川事。蔡与骆在北京故相识，至是特请理四川政事，骆辞之。不久，蔡以病离川赴沪就医，旋东渡日本横滨就医，皆无效，遂死去。骆尝曰：“蔡人极聪明，识大体，惜因避袁世凯猜忌，于北京浪游致疾，人亡国瘁，深可惜也！”骆于成都追悼会上《祭蔡松坡(蔡锷字)督军文》中有“面折公过，公无愠心，密叩公志，公无隐情。谓公诸葛，同揆忠诚。公谓强国，宜先强蜀，十年培灌，坐待嘉木。”又“举国心目，视公安危。公行东渡，众心西悲。嗟哉二竖，穷彼良医”等句，深致悼念之情意。

　　陈宦离川，行前以办学生军名义存款四千元赠骆。骆适长四川高等学校，便将此款归高校。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欲将高等以上教育皆集中北京，尽停各省高校，骆乃任务校教员以自给。继而，各种党派纷入学校，学术德义策源之地，尽为权利斗争之场。骆因此罢教家居，日食所需，朝不谋夕，困可知也。

　 晚年居成都，一日，有人喜入告曰：“近时人望有五老七贤之推，而公为七贤首。”骆坦然曰：“彼谓‘五’老不死，‘七’讨人嫌耳！”后果造谣者动辄诬陷曰，“五老七贤”如何主张，又如何反对。实此十数人者居处言行迥不相谋，在此一网打尽之口号下，遂莫能德齿自任，稍作辩白，造谣者可谓巧矣。然经历岁时，川省人士咸乐称此名，乐道其人，又造谣者初料所不及也。

　骆曾与井研廖平同处尊经书院，从王壬秋学，尝谓王为文好新奇，廖则专务新奇。民国壬戌(1922年)，廖氏以年老辞成都国学院事，人举继任者问之，皆坚持以为不可，言及骆某始首肯。骆至院，尽改廖氏学说。生徒中有不平者，于廖返校移交时，愤然而质曰：“廖先生学说，骆先生乃谓全不可用？”骆徐喻之曰：“吾与廖先生之争，数十年矣，岂自今日始耶！”廖为之大笑。言者不得要领，逡巡自去。而骆廖之友谊始终甚笃。

　 民国九年(1920年)，骆长子凤嶙留学德国归，言德人有专习东方柔术者，谓其远胜泰西。鉴于世界战机尚伏，国于斯世，临阵肉搏之术，不可不讲。适成都有武士会，每年比赛拳足，赳赳者多鲁莽灭裂，时起争端。后众推骆为武士会长，骆乃约集当时四川军政人士，新订章程执行之。骆尝为人作碑文得千金，尽捐之武士会。又募集若干，建国术馆于成都少城公园。川中武士闻风而动者甚众，讲求柔术，比赛拳足，极一时之盛。骆亦学习柔术，并讲求射箭法，成立射德会，川中军政及各界人士来习射者颇多。

　 骆之一生，青少年时苦读经史、习文章，中年入仕，则致力经世学问，期用世无负。然终清之季，所职不越文化教育。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皆从事教育以至终老。既见四川内战频仍，军政当道贪欲横恣，乃发愤昌言诉之贬之，载之楮墨，形于诗歌，再三不已，渐与时忤，常厨灶屡空，不稍改易。于是川中人士有“穷状元”之称，以至殁世。

　　骆之逝世，各地亲友及不相识者纷以挽词相寄，就中佳制颇多，如桐城方旭挽联云：“提学一官同，我闻三晋云山，人思教泽歌芹泮；状元千古绝，留得半塘秋水，楼对清漪似桂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