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面壁积孤愤，志在天都一部书”，作为道教研究领域的泰斗，卿希泰先生被誉为四川大学的一面旗帜和宝贵财富。他埋头钻研数十载，其《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中国道教史》填补了国内道教研究的空白。在学术领域以外，他是一位积极的革命青年，也是一位好领导，更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清晰的思路，和蔼的笑容，卿希泰先生将他的风雨人生娓娓道来。
革命年代的热血青年
1947年，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年19岁的卿希泰考入四川大学法律系。当时，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温饱”运动的洪流席卷了包括成都在内的整个国统区，年轻且拥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卿希泰也积极投身其中。
为了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解决吃饭问题，进校不久的卿希泰便参加了由四川大学学生发起的“争取平价米”的请愿活动，这一活动得到了成都各大院校热烈响应，史称“四?九运动”。4月9日那天，当请愿队伍走到省政府门前时，国民党的军、警、宪早已荷枪实弹站在街道中间阻止游行队伍的前进，有的枪口甚至直接对准学生。局势一触即发，前面的女同学不敢再前进了，卿希泰和同学中的男生们决定组织一支“敢死队”，手挽手地走在队伍前面，带领大家继续前进。
在卿先生的记忆里，“我们几个翻过省政府的围墙，从里面打开大门让后面的学生进去。当时，我看见国民党架设的机枪是对准大门的。”后来，省政府内的军警骑着马用棍棒、皮鞭强行驱散了请愿队伍，导致多名学生受伤，还逮捕了200多名学生。第二天，消息传遍全国许多大专院校，成都的学生运动赢得了全国的声援，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学生，发放平价米。
此后，卿希泰继续活跃在革命舞台上，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革命青年组织“中国火星社”，并任川大分社社长，同时又取鲁迅先生“南腔北调”之名，创办学生社团“南北社”，积极配合当时的学生运动。他说，“国民党当时的统治已经不太像话了，物价飞涨，人民生活不下去，而我们多数学生是比较拥护共产党的。1949年9月，在北京刚开完政协会议之后，我们就秘密看了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内心都相当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在撤退过程中途径尚未解放的成都。根据卿希泰先生的回忆，“现在的校史展览观，即原来的图书馆、化学馆那一带都停满了他们的军车。”于是，卿希泰先生和其他进步青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我们大家一起保卫图书馆，保卫化学馆，保卫川大”，防止国民党部队在川大内进行破坏活动。在成都和平解放后，卿希泰还参与了解放军军管会组织的接管川大的工作。
牛棚里的道教学者
从川大法律系毕业后，卿希泰先生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哲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川大，他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转向思想方法论和明清之际以唐甄为重点的启蒙思想的探讨。然而，在川大“四清”运动和后来的“文革”中，卿希泰先生正是因研究唐甄思想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并被关进学校里的“牛棚”。在那里，他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每天进行劳动，写思想交代，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
文革甫始，“卿希泰”这个名字与四川大学“党内的反动学术权威”划上了等号。卿先生回忆说，“后来就有很多红卫兵来我家贴大字报。有一天晚上冲进来太多人，把书房的木头地板都砸垮了，连卧室的罩子上都贴满了大字报。”红卫兵们的汹涌情绪显然也令学校措手不及，等待学生走了以后，学校的相关领导便到他家里来和卿希泰先生谈话，再三要求他不要因批斗而采取轻生等极端行为。对此，卿先生的回应铿锵而坦然，“我对他们说，‘我根本不会有这个念头，我的历史是清白的，我对共产党的事业是忠心耿耿的，我对自己有个清楚地认识，我知道你们肯定是把我整错了，总有一天要给我平反，总有一天党会给我落实政策。’”
正是源于这份坚定与信念，卿希泰先生即使在受尽折磨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乐观的心境。负责监视的红卫兵们与他相处久了，也逐渐发现这位手不释卷的学者并非所谓的“反动派”，因而放松了管制。“牛棚”变成了“书斋”，卿先生得以利用每天写思想交代的时间研读马列经典和中国哲学史著作。
在此基础上，卿希泰反思了过去的研究工作，认为学界过去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局限于儒家较多，对佛教、道教的研究很少，特别是对道教思想的研究极度欠缺。此外，卿先生还得知1968年和1972年分别在日本和意大利召开了道教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人员却没有一位来自作为道教发源地的中国，残酷的事实令这位爱国的知识分子深感痛心。这些诞生于“牛棚”中的思考，最终促使他走上了研究道教的道路，《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中国道教史》等扛鼎力作的问世也在这段时间内打下了扎实基础。文革结束后不久，卿先生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正式出版，成为道教思想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
新时期的领路人
拨乱反正以后，长期经受不公正待遇的卿希泰先生得到了平反。1980年，他受命创建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开始专心开展自己钟爱的道教研究，但宗教所的建立没有向学校要过一分钱的开办费，完全是白手起家的宗教所可谓举步维艰。当时的学校里没有一部完整的《道藏》，大家不得不经常辗转校外查阅资料；研究人员多为“半路出家”，缺乏宗教学研究的基础；宗教所甚至连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开会之前还得四处寻找办公室。那时，研究所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道教分支和《宗教学辞典》道教部分的编写任务，这对于刚成立的宗教所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这些都是国家任务。不论怎样，我们都要把它们完成好，”卿先生告诉记者，“当时引进的这一批人同心同德，自觉自愿地聚在一起，最终克服了当初的一切困难。”
但问题接踵而来。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商品经济的思潮开始涌动，不可避免地波及科研领域。有的学院、研究所试图将研究和经济收益挂钩，以收益多少为标准衡量研究。但宗教所的广大成员在卿希泰的带领下埋头钻研，不为所动，很多成员还主动把自己所得的稿费和奖金都捐给所里用以购买大家急需的图书资料和其他的不时之需。卿先生自豪地说，“待遇低，也没有什么奖金，大家都无所谓，因为我们大家当时都是把宗教研究当作一项事业，也把宗教所当作避风港与世外桃源。”
作为宗教所的创始人与前行路上的领路人，卿希泰先生还特别关心广大成员的切身利益。为解决落实一些引进人才的住房问题，他亲自出马四处奔波；也曾为所内希望进一步深造的教职工提供资金支持。卿先生的学生张松辉这样写道：“在日常生活中，恩师对弟子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在过去十多年中，恩师担心我受冻，给我送过衣服；担心我受蚊虫叮咬，给我送过蚊帐；为了增强我的体质，给我送过计步器。”
在卿希泰先生的带领下，这个团队的成果是丰硕的：在国内高校中率先招收宗教学硕士生；率先成为宗教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成为全国高校第一个宗教学重点学科；在全国宗教学学科排序中名列第一……现在，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已成为国家“985工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将宗教研究推向更高层次。
永不止步的思想者
如今，卿希泰先生虽已不再担任宗教所的领导职务，但他的学术生涯依旧处于活跃状态。谈到自己接下来的规划，卿先生说，“我现在岁数大了，但是在有生之年我必须完成这几件事情。一是修订我们以前编写的《中国道教史》，以把近几年最新的学术成果反映进去。二是修订文革时关在‘牛棚’里完成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毕竟在‘牛棚’里看到的东西不如我现在知道的多。我还希望能把宗教所成立后，我与国内外学术界的学术交往信件结集出版。”作为道教研究的先行者，壮心不已的卿先生还勉励年轻一代能够“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掌握一手材料，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
除了道教研究，这位1952年正式入党的老党员仍旧密切关注着党的方针和政策。当我校第七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发到卿先生手上时，他利用每天输液的时间逐字逐句地阅读报告，报告所展现出的成绩让他深感鼓舞。有感而发时，一只手还扎着针管，卿先生就用另一只手在报告上认真写下了自己的批注和建议。对于周围人的褒奖，这位老党员显得十分谦逊，“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值得表扬的。”
谈及即将到来的建党九十周年，卿希泰先生动情地说，“我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党的事业。在入党之前，我就跟着党一起做了许多事情，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觉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也因此取得了很多成果。我相信今后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