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1872~1955),字表方,汉族,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深造,专攻经史,后到日本东京弘文书院攻读师范。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日益富强和教育的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颇大的启示。回国后,曾在顺庆(南充)等地办新式学堂,倡导学用结合,对当时四川教育的革新,起了带头作用,积累了办新学的经验。
1911年 他领导标志民族觉醒的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任川北宣慰使,继任国会众议院议员。
1915年 联络川军北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共和恢复后,任四川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
1917年 升任四川省省长,时间虽短,建树殊多。
1918年 在北京设立“四川省省长行署”,五四运动时期,任北京《晨报》执行董事,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
1926-1931年 任国立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校长。
1941年 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1年10月 继黄炎培之后担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至1955年2月9日逝世,享年83岁。
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在那场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近代民主革命家张澜先生充分表现了他的胆识、才干、机智,勇敢地与川督、素以“屠夫”著称的赵尔丰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是年6月17日召开的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临时会,张澜先生作为南充代表出席,与四川省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组织的“保路同志会”主张一致。先生不畏权势、正义直言鼓动群众为“保路废约”而斗争、被推举为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副会长(会长是颜楷)。先生一再号召股东会要作同志会的后盾,团结一致。先生与保路九君子一道,决心“路存与存”、“路亡与亡”,把“保路废约”斗争进行到底。
遵循蒲殿俊的安排,张澜四处演说鼓动群众,反对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官办,借支外债、出卖路权。当时成都市民家家门前供起光绪帝的牌位、两旁贴出“庶政公诸与论”,“铁路应归商办”的上谕,用光绪的死圣旨来抵制宣统的活圣旨。这样的斗争方式打消了群众“犯上作乱”的顾虑,从而唤起了广大民众。十天之内、各行各业群众争相入会,签名入会者已近千万人次。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震撼了满清朝廷。摄政王载沣即派驻藏办事大臣兼边务大臣赵尔丰为四川总督、来川镇压保路运动。同年八月初,川汉铁路股东总会开会时,赵尔丰突然到会。当时张澜和罗纶提议会议立即改为欢迎赵尔丰的大会;赵尔丰上台致词,非常强硬地表明了清廷的铁路官办立场,并说希望川人仰体朝旨、勿再争议。到会代表张澜霍地站起来大声抗争说:先帝诏旨,铁路理应商办,四川人民争路是合理合法的,请总督不要阻挠为好,应该站在川人正义立场上,帮川人争回路权。藩台尹良当即大骂张澜荒唐,赵尔丰见尹良失态,当众转圈表示说:张澜代表川人尽能尽之责,意见不一致,仍希大家讨论,不必急躁。
为了争取群众同赵尔丰进行斗争,保路同志会决定恢复股东会的职能,两者协同作战。8月5日股东代表在成都举行会议,赵尔丰闻讯又前往监督,并花言巧语地说:川人太穷,若要一口气筹足白银七千万两,是很不容易之事;朝廷一则为减少川民负担,二则不使铁路工程因欠款停顿,所以才向国外借款修路。并扬言此举是仁政爱民,弄得与会士绅哭笑不得。这时一身正气的张澜跳到台上,驳斥赵尔丰道:朝廷除租税之外,取之于四川百姓的有肉捐、糖捐、粮捐、酒捐,各种捐税年年有增无减,这明明白白是夺取我四川百姓的筑路权利,反而说体谅我们四川百姓的筑路权利,其欺谁?欺天乎!张澜越说越激昂,他面向会场大声地吼道:中国有詹天佑那样的工程师,完全可以把铁路建造起来;而今不信中国人却笃信外国人,使外国人进入中国腹地,控制祖国的经济命脉;再兴兵入侵,到头来就象朝鲜和日本定的那种条约(指1910年日朝合并条约),使我们忍辱偷生、饱受亡国之耻。他痛心疾首地说四川人筹路款,一年就筹了一千五百多万两银子,并且担负的战败赔款亦为数不少,只要我们不当亡国奴,忍饥挨冻也甘心。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假如四川股东心都死了,或者没有心肝,那么尽可以回家去左顾孺人、右弄稚子,莫来开会,享家庭幸福去吧!如果我们股东还未死心,还有心肝的话,我们大家就要同心协力,誓死保路废约。张澜那铿锵有力的语言,激起了与会者的响应与支持。赵尔丰无言可说,十分难堪。同时与会群众便立即推举张澜为股东会副会长,颜楷为会长。
8月24日,成都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张澜在会上讲话说:清王朝屈服于英、美、德、法帝国主义的压力,派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四国签定了借款筑路合同,颁布铁路国有政策,没收了四川人民的集资股本,并任命端方为粤、汉、川铁路督办大臣,强行接收四川铁路公司,因此“保路废约”斗争就是反帝反清的斗争。同时股东会正式公布了罢市罢课和以股息抵正粮,不纳厘税的决定。张澜和颜楷致电清廷政府,要求惩办“违旨害民”、出卖路权的邮传大臣盛宣怀,对专擅路权的李稷勋应照章辞退。全会场几百人大呼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张澜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抵抗清政府的高压。成都市民不待大会结束,就纷纷关门停业,工厂、学校也停工停课。在这种形势下,股东代表大会又决定,全川农民不纳粮输捐。清政府得到这个消息,把四川人民为叛逆,速电令赵尔丰捉拿首要份子治罪。
9月7日上午,张澜和蒲殿俊、罗纶等九人被骗到督署,四起的伏兵把九人绳捆索绑。众人相顾失色,一时不知所措。在刀枪指胸的情况下,张澜却责问:我们何罪?赵尔丰当即指斥张澜,你借争路造乱,危言煽动人心。此时刀架在颈子上的张澜还是大声争辩说:即然朝廷有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两句话就要算数。我们代表四川人民争取路权是正义的,不是非法的,我们有何罪?为啥把我们逮捕起来?只有那些出尔反尔、出卖路权给外国人,引狼入室危害国家不浅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张澜理直气壮的词锋,说得赵尔丰恼羞成怒,拍案大骂:张澜你太横强!即命拘禁。一时群情鼎沸,纷纷声援先生等人。而先生等人的斗争,更激励川人,使保路运动形成声势浩大的烈火。当时赵尔丰慑于四川人民武装斗争的威力,又密闻武昌等地又有反对他的力量,只得把张澜等九人软禁在督院街“来喜轩”内。
赵尔丰的暴力行为传开,激起了各界群众的愤慨。成都人民头顶光绪牌位,奔向督署衙门请愿。赵尔丰竟然命令巡防军开枪射击,当场击毙三十余人,伤数百人,造成了惊震于世的“成都大血案”。是夜,新津的侯宝斋,华阳的秦载庚各率同志军冒雨围攻成都,水电报唤来各州县的二十余万同志军把成都围得水泄不通。坐困危城的赵尔丰更是坐立不安,只好在11月5日释放张澜和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并与之谈判,签定了四川独立条件。
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朱是赵尔丰的亲信)。张澜警告蒲殿俊说,兵权仍在赵尔丰手中。当赵尔丰得知清廷政府尚未全垮台时,便唆使朱庆澜在12月8日发动兵变,抢劫银行、焚烧房屋。危急之时,新军标统、同盟会会员尹昌衡率新军从成都北门进城,始平定了兵变。经张澜提名,尹昌衡任大汉军政府的都督,罗纶任副都督。尹便聘张澜任军政府参赞,辅助政务。
12月22日,尹昌衡设计擒获赵尔丰。征询大家处理办法时,张澜果决的说:赵尔丰杀我川人,何止万千,如今不杀他,我等代表将如何对川中父老交待,当立杀之。张澜的主张得到赞同,当天尹昌衡将赵尔丰斩首于皇城“明远楼”,并将首级游街示众。这个臭名昭著的杀人如麻的屠夫,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