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1872～1955），字表方，汉族，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深造，专攻经史，后到日本东京弘文书院攻读师范。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日益富强和教育的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颇大的启示。回国后，曾在顺庆（南充）等地办新式学堂，倡导学用结合，对当时四川教育的革新，起了带头作用，积累了办新学的经验。
1911年 他领导标志民族觉醒的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任川北宣慰使，继任国会众议院议员。
1915年 联络川军北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共和恢复后，任四川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
1917年 升任四川省省长，时间虽短，建树殊多。
1918年 在北京设立“四川省省长行署”，五四运动时期，任北京《晨报》执行董事，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
1926－1931年 任国立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校长。
1941年 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1年10月 继黄炎培之后担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至1955年2月9日逝世，享年83岁。
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在那场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近代民主革命家张澜先生充分表现了他的胆识、才干、机智，勇敢地与川督、素以“屠夫”著称的赵尔丰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是年6月17日召开的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临时会，张澜先生作为南充代表出席，与四川省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组织的“保路同志会”主张一致。先生不畏权势、正义直言鼓动群众为“保路废约”而斗争、被推举为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副会长(会长是颜楷)。先生一再号召股东会要作同志会的后盾，团结一致。先生与保路九君子一道，决心“路存与存”、“路亡与亡”，把“保路废约”斗争进行到底。
遵循蒲殿俊的安排，张澜四处演说鼓动群众，反对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官办，借支外债、出卖路权。当时成都市民家家门前供起光绪帝的牌位、两旁贴出“庶政公诸与论”，“铁路应归商办”的上谕，用光绪的死圣旨来抵制宣统的活圣旨。这样的斗争方式打消了群众“犯上作乱”的顾虑，从而唤起了广大民众。十天之内、各行各业群众争相入会，签名入会者已近千万人次。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震撼了满清朝廷。摄政王载沣即派驻藏办事大臣兼边务大臣赵尔丰为四川总督、来川镇压保路运动。同年八月初，川汉铁路股东总会开会时，赵尔丰突然到会。当时张澜和罗纶提议会议立即改为欢迎赵尔丰的大会；赵尔丰上台致词，非常强硬地表明了清廷的铁路官办立场，并说希望川人仰体朝旨、勿再争议。到会代表张澜霍地站起来大声抗争说：先帝诏旨，铁路理应商办，四川人民争路是合理合法的，请总督不要阻挠为好，应该站在川人正义立场上，帮川人争回路权。藩台尹良当即大骂张澜荒唐，赵尔丰见尹良失态，当众转圈表示说：张澜代表川人尽能尽之责，意见不一致，仍希大家讨论，不必急躁。
为了争取群众同赵尔丰进行斗争，保路同志会决定恢复股东会的职能，两者协同作战。8月5日股东代表在成都举行会议，赵尔丰闻讯又前往监督，并花言巧语地说：川人太穷，若要一口气筹足白银七千万两，是很不容易之事；朝廷一则为减少川民负担，二则不使铁路工程因欠款停顿，所以才向国外借款修路。并扬言此举是仁政爱民，弄得与会士绅哭笑不得。这时一身正气的张澜跳到台上，驳斥赵尔丰道：朝廷除租税之外，取之于四川百姓的有肉捐、糖捐、粮捐、酒捐，各种捐税年年有增无减，这明明白白是夺取我四川百姓的筑路权利，反而说体谅我们四川百姓的筑路权利，其欺谁?欺天乎!张澜越说越激昂，他面向会场大声地吼道：中国有詹天佑那样的工程师，完全可以把铁路建造起来；而今不信中国人却笃信外国人，使外国人进入中国腹地，控制祖国的经济命脉；再兴兵入侵，到头来就象朝鲜和日本定的那种条约(指1910年日朝合并条约)，使我们忍辱偷生、饱受亡国之耻。他痛心疾首地说四川人筹路款，一年就筹了一千五百多万两银子，并且担负的战败赔款亦为数不少，只要我们不当亡国奴，忍饥挨冻也甘心。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假如四川股东心都死了，或者没有心肝，那么尽可以回家去左顾孺人、右弄稚子，莫来开会，享家庭幸福去吧!如果我们股东还未死心，还有心肝的话，我们大家就要同心协力，誓死保路废约。张澜那铿锵有力的语言，激起了与会者的响应与支持。赵尔丰无言可说，十分难堪。同时与会群众便立即推举张澜为股东会副会长，颜楷为会长。
8月24日，成都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张澜在会上讲话说：清王朝屈服于英、美、德、法帝国主义的压力，派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四国签定了借款筑路合同，颁布铁路国有政策，没收了四川人民的集资股本，并任命端方为粤、汉、川铁路督办大臣，强行接收四川铁路公司，因此“保路废约”斗争就是反帝反清的斗争。同时股东会正式公布了罢市罢课和以股息抵正粮，不纳厘税的决定。张澜和颜楷致电清廷政府，要求惩办“违旨害民”、出卖路权的邮传大臣盛宣怀，对专擅路权的李稷勋应照章辞退。全会场几百人大呼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张澜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抵抗清政府的高压。成都市民不待大会结束，就纷纷关门停业，工厂、学校也停工停课。在这种形势下，股东代表大会又决定，全川农民不纳粮输捐。清政府得到这个消息，把四川人民为叛逆，速电令赵尔丰捉拿首要份子治罪。
9月7日上午，张澜和蒲殿俊、罗纶等九人被骗到督署，四起的伏兵把九人绳捆索绑。众人相顾失色，一时不知所措。在刀枪指胸的情况下，张澜却责问：我们何罪?赵尔丰当即指斥张澜，你借争路造乱，危言煽动人心。此时刀架在颈子上的张澜还是大声争辩说：即然朝廷有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两句话就要算数。我们代表四川人民争取路权是正义的，不是非法的，我们有何罪?为啥把我们逮捕起来?只有那些出尔反尔、出卖路权给外国人，引狼入室危害国家不浅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张澜理直气壮的词锋，说得赵尔丰恼羞成怒，拍案大骂：张澜你太横强!即命拘禁。一时群情鼎沸，纷纷声援先生等人。而先生等人的斗争，更激励川人，使保路运动形成声势浩大的烈火。当时赵尔丰慑于四川人民武装斗争的威力，又密闻武昌等地又有反对他的力量，只得把张澜等九人软禁在督院街“来喜轩”内。
赵尔丰的暴力行为传开，激起了各界群众的愤慨。成都人民头顶光绪牌位，奔向督署衙门请愿。赵尔丰竟然命令巡防军开枪射击，当场击毙三十余人，伤数百人，造成了惊震于世的“成都大血案”。是夜，新津的侯宝斋，华阳的秦载庚各率同志军冒雨围攻成都，水电报唤来各州县的二十余万同志军把成都围得水泄不通。坐困危城的赵尔丰更是坐立不安，只好在11月5日释放张澜和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并与之谈判，签定了四川独立条件。
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朱是赵尔丰的亲信)。张澜警告蒲殿俊说，兵权仍在赵尔丰手中。当赵尔丰得知清廷政府尚未全垮台时，便唆使朱庆澜在12月8日发动兵变，抢劫银行、焚烧房屋。危急之时，新军标统、同盟会会员尹昌衡率新军从成都北门进城，始平定了兵变。经张澜提名，尹昌衡任大汉军政府的都督，罗纶任副都督。尹便聘张澜任军政府参赞，辅助政务。
12月22日，尹昌衡设计擒获赵尔丰。征询大家处理办法时，张澜果决的说：赵尔丰杀我川人，何止万千，如今不杀他，我等代表将如何对川中父老交待，当立杀之。张澜的主张得到赞同，当天尹昌衡将赵尔丰斩首于皇城“明远楼”，并将首级游街示众。这个臭名昭著的杀人如麻的屠夫，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