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华罗庚曾风趣地比喻我国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一支笔就能取得丰硕的成果。是的，许多呕心沥血、辛勤工作在抽象、艰深的理论中的学者，正是用他们手中那支微不足道的“笔”，攻克了理论王国的道道难题，解析着人生难解的方程，最终寻找到通往科学殿堂的金钥匙。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文斌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数十年来致力于文艺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
刘文斌现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论学会理事、内蒙古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内蒙古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多年来，刘文斌教授始终把“认认真真教书、勤勤恳恳治学、老老实实做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并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书写着他的人生履历。
刘文斌于1968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年重回母校学习文艺理沦，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为本专科学生及研究生讲授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马列文论等十余种专业课。从1996年开始，刘文斌教授开始培养马列文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至今，他已为内蒙古自治区在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培养了许多高级专门人才。
作为一名马列文论研究者，刘文斌教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不遗余力地进行着马列文论的研究和探索。而在80年代初，社会上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偏见和误解，甚至有些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早已过时”。研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他知难而进，勇于开拓，排除一切干扰和不利因素，一丝不苟地对这一理论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与探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对它进行研究就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从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出发，去探索其中的规律。为此，他认真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深刻理解其中的奥妙，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去观察美学和文艺学，从而实现了美学和文艺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永远不会过时。作为理论工作者，为研究它而付出毕生精力，不仅值得，而且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刻苦终见锋芒，累积才华横溢，经年累月的学习、求索，使刘老师获得累累硕果。他出版了专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内蒙古“八五”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参与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国家图书出版“九五”规划重点项目)、《马列文论导读》、《文艺美学辞典》。发表论文近百篇。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忠厚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作的“序”中，称该书给人以“新颖”、“深厚”、“准确”的“印象”，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光明日报》、《文艺报》、《前沿》等分别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的书评，称它“是一部篇目独立的专论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精当的见解”，“是近年来马列文论研究领域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刘老师发表的论文中，有近30篇发表于《求是》、《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马列文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以及《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级别很高的学术刊物和报纸上，有9项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内蒙古第四届、第六届“索伦嘎”文学奖等省部级奖项，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刘老师科研活动的另一个重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美学观，评论当代中国特别是内蒙古的作家和作品。如针对《遥远的腾格里》、《大盛魁商号》的小说评论；针对《女儿河》、《星星河》的诗评；针对《东方商人》、《党员二楞妈》、《遥远的驿站》的剧评；针对《人杰鬼雄》、《山水情缘》等的散文评论……在这些评论中，他结合具体作品，阐发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并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推荐给读者。刘老师写作这些评论，同样与教学密切结合，这不但是由于这些评论中有些是他同研究生一道写的，而且还由于这些评论文章较好地配合了他的教学工作：他在教学生写文学评论时，常以自己的评论文章为例去说明。
由于刘文斌教授多年从事马列文论教学和研究工作成绩显著，1998年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光荣称号。
成绩是耀眼的，可谁又清楚这些成绩的背后倾注了刘老师多少汗水和心血呢?由于从小受勤劳善良的母亲的影响和熏陶，刘老师干起工作来总是拼命。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中，他刻苦勤奋，惜时如金，在他的日历表上，几乎没有节假日。不管是数九寒天，还是酷暑三伏，他都在不停地读书、思考、写作。前些年，刘老师的三个孩子还在中小学读书，家里居住条件差，他在家无法学习，就想办法先后在爱人单位的办公室和汉文系党总支的办公室里放一张床，利用别人的休息时间去苦读精研。寒假期间，系党总支办公室那仅能维持管道不冻的暖气，根本无法抵御风寒，他就穿上大棉鞋、皮裤和棉袄，“全副武装”起来再看书；酷热的夏季，为了阻挡马路上的噪音，他紧闭门窗，在地上大盆大盆泼水以驱燠热。偶尔有同事来办公室，见他在“水牢”似的屋中挥汗如雨般地奋笔疾书，连声喊：“刘老师，你这么干可不行！真的不行！”说来也许有人不相信，刘老师刻苦钻研，每年到大年三十才肯歇下来和妻儿们过个年，大年初二就又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了。有一年正月初二，他驮着行李去系党总支办公室，迎着扑面而来的冷风，想到妻子、儿女那意犹未尽的失望表情，扪心自问；“我这是图啥呢?”可是一转念，那些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又涌上脑际，使他不由地又坚定了前行的步伐。
刘老师常说，做人和做学问是统一的，只有老实的人，做学问时才会采取科学的态度，扎扎实实、勤勤恳恳，一步一个脚印，从而取得好成绩；而那些喜欢藏奸耍猾的人，做学问时必然投机取巧，哗众取宠，因而难成大的气候。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学者的人品与其学术成就是成正比的。他给每届研究生讲授的第一次课都是：先做人，后做学问。他反复教育学生要注重品德修养，追求高尚的人格建树，要诚实正直，爱岗敬业，不为权力与金钱的诱惑所动心。
今天，刘文斌教授培育出的学生和弟子可谓桃李满园竞芬芳，而他依旧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笔耕。已年过半百的他仍然活跃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上，他手中那支笔依旧在不停地探索。“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刘教授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创造出更骄人的业绩，培养出更香甜的桃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