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贺2 1. 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2. 哈尔滨商业大学 经济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收稿日期：2022-04-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2072028)。
作者简介：张亚男(1995-), 女, 黑龙江嫩江人, 东北大学硕士研究生。
摘要：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探讨环境规制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效率的关系以及双边经济关系的调节效应, 并进行技术效率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距离与OFDI效率呈负相关关系, 高环境规制国家依据成本效应向低环境规制国家投资, 低环境规制国家依据创新效应向高环境规制国家投资.当双边经济关系较好时, 两国环境规制距离越大, OFDI效率越低.同时发现, 中国在不同国家及区域投资效率具有异质性, 并与区位选择相互影响.其中, 在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以及部分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较高; 在亚洲与非洲的投资效率较高, 而在欧洲的投资效率较低.基于此, 本文最后提出缩小环境规制距离、提高OFDI效率以及合理进行投资区位选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距离OFDI效率双边经济关系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区域差异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istance on the Efficiency of OFDI
ZHANG Ya-nan1, NING Ye1, ZHUANG Zi-yun1
, ZHANG He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28,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UANG Zi-yun, E-mail: 747105011@qq.com.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istance on the efficiency of OFDI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 as well as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regulation distance environmental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efficiency of OFDI, investment flows from high-environment-regulated countries to low-environment-regulated countries based on cost effectiveness, and investment flows from low-environment-regulated countries to high-environment-regulated countries based on innovation effect. When the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are tight, the greater two countri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istance, the lower efficiency of OFDI. Meanwhile, China's efficiency of OFDI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is heterogeneous, and it interacts with location selection. Investment efficiency is higher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less developed regions and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Efficiency in Asia and Africa is relatively higher when compared to Europe. Therefor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including reducing the dista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OFDI, and selecting reasonable investment location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istanceefficiency of OFDI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regional difference
环境规制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和工具手段, 国家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国家间的规制差距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为和效果的重要因素[1-2].各国通过制定环境规制及衡量国家间的规制差距来限制外来污染产业进入、转移本国污染产业和引进绿色产业及技术, 从而实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调控.如何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投资准入环境规制距离(ERD), 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FDI)不断扩大规模并优化结构, 提高OFDI效率, 进而实现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成为企业及学界关注热点.已有文献侧重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流动及区位选择的影响, 针对ERD与OFDI效率关系的探讨则较少, 也较少涉及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影响.本文以中国OFDI为例, 探究ERD如何影响OFDI效率, 以及国家间经济关系的作用机制.
1 理论与假设1.1 环境规制距离与OFDI效率目前学术界对“OFDI效率”的定义并不明确, 以往文献用投入产出测算生产效率及技术效率以代表投资效率.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OFDI效率的定义, 即OFDI实际值对理论最优值的偏离程度.
环境规制与OFDI的研究起源于H-O理论.Walter等[3]提出“污染天堂假说”, 将环境要素纳入H-O理论, 认为高环境规制国家的污染产业会流向低环境规制国家, 以减少本国的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强度越低的国家, 获取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越大.该假说印证了因成本效应所致的环境规制与OFDI的关系.随后Porter对该理论产生怀疑, 并与Linde提出“波特假说”[4], 从动态角度分析因创新效应所致的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转移的关系.因此, 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分别决定着OFDI不同流向的理论机理.“污染光环假说”在两大假说基础上产生, 认为高环境规制国家在向低环境规制国家转移污染产业的同时, 也在传播绿色合规技术, 从而推动OFDI流动[5].“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环境规制并非影响O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经济发展、市场规模以及贸易活动过程中的总成本等才是主要影响因素[6-7], 环境规制对OFDI流入的影响也极为有限[8].由此,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论断不一定成立[9].还有部分****认为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仅在最优区间内, 两者间正相关关系显著, 以及两者关系可能呈U型曲线分布, 在拐点前后分别呈负向和正向关系[1-2, 10].制度距离的相关研究认为, 制度距离与OFDI负相关.两国间制度距离越大, 中国投资阻力越大, 风险随之变多.为规避风险, 投资者会减少投资, 则OFDI流量减少[11].环境规制隶属于制度范畴, Xu等[12]将制度距离划分为规范距离、管制距离和认知距离.ERD可以归结为制度距离中管制距离的一项, 代表各国间环境规制的水平差距, 对OFDI及其效率可能存在着重要影响.近年有研究支持这一结论[13], 但也有****认为二者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基于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首先, 依据“污染天堂假说”, 高环境规制国家向低环境规制国家投资的原因主要是转移污染企业, 当两国规制强度相近, 表明二者市场环境类似, 高环境规制国家的污染产业在转移后能更好地融入和适应.由此, 两国ERD越小, 高环境规制国家投资效率越高.依据“污染光环假说”, 高环境规制国家向较低环境规制国家投资时会将绿色技术转移给东道国, 使两国规制差异变小, 则其可转移并适用东道国的技术会越多, 融合性更高, 东道国市场配合度提升, 其投资效率会越好.其次, 从创新效应分析，依据“波特假说”, 低环境规制国家的投资者会更倾向于投资高环境规制国家.随着母国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加, 对高水平技术的需求也增加, 由此对高环境规制国家的投资额随之则增加, 其母国与东道国的生产技术效率同步提高.当两国环境规制强度越相近, 较高一方对较低一方的技术溢出越多, 技术效率越好, 其投资效率越好.
综上, 提出以下假设：
H1：ERD与OFDI效率呈负相关关系.
1.2 双边经济关系的调节作用根据关系契约理论, 双边关系代表两国间经济合作程度与状态.当双边经济关系密切时, 良好的经济关系能够促进国家间投资行为的发生, 降低母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壁垒, 从而提升母国企业投资积极性与效益[14].两国间双边经济关系越长久, 双方沟通交易信息越顺畅, 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长期价值利益越多, 双边经济关系因此越好, 形成良性循环, 促进对外投资额进一步增长.然而投资额的增长不代表效率的增长, 甚至会由于出现规模不经济造成对外投资效率的降低.由于技术差距和产业落后所导致的两国间存在环境规制差距, 差距越大, 母国的OFDI效率越低.当两国经济关系密切时, 虽然投资额增加, 但由于两国差距过大, 自身技术水平不够, 在效率很低的基础上, 更加无法将投资额转化为效率, 随着投资额的不断增加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 会导致OFDI效率降低程度不断加深, 强化ERD与OFDI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综上, 提出以下假设：
H2：双边经济关系对ERD与OFDI效率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2.1 研究样本以WTO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为基准, 筛选《统计年鉴》中与中国有投资往来的国家, 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国家, 最终确定97个国家为样本.为确保数据连贯性, 时间范围为2003—2018年.
2.2 研究变量与数据来源1) 被解释变量：选取OFDI存量(2010不变价)数据, 并使用平减指数对部分缺失值进行平减.为避免部分数值在取对数后为0, 对OFDI值加1并取对数.运用FRONTIER4.1测算OFDI效率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 解释变量: 借鉴文献[15]的方法, 采用能源效率概念衡量环境规制强度(ER), 测算各国GDP与其能源消耗量的比值, 并借鉴制度距离计算方法, 得出相对应的ERD, 如式(1)所示.能源消耗量ENERGY来源于美国能源部, GDP来源于世界银行.
 | (1) |
4) 控制变量分为随机前沿水平的自然决定因素和非效率损失项中的人为决定因素两组.
控制1组??随机前沿水平的自然决定因素.
中国人均GDP(PGDP_CHINA)越高, 说明中国经济实力越强, 对国际资本市场的供给能力越强; 东道国人均GDP(PGDP)越高，说明东道国经济实力越强, 投资市场越大; 地理距离(DIST), 使用两国首都距离与国际油价的乘积表示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DIST.两国首都距离的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 国际油价采用美国西部德克萨斯成交的中级原油价格(WTI Crude), 数据来源于EIA数据库.
控制2组??非效率损失项的人为决定因素.
产权保护(PROPERTY_RIGHTS)使用经济自由度中产权评分衡量，东道国产权保护力度越强, 中国投资成本与难度越大, 投资额越难达到最优水平，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 两国间经济规模(ES)使用中国与东道国GDP的乘积衡量，ES越大, 越有利于其投资效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东道国经济开放度(OPENNESS)使用东道国进出口总额与其GDP比值衡量，东道国经济开放度越大, 双边投资贸易流就越大, 投资效率可能越高，数据来源于WTO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2.3 研究方法与模型本文在Battese和Coelli(1995)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 (2) |
 | (3) |
 | (4) |
对式(2)两边取对数, 可得到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
 | (5) |
 | (6) |
 | (7) |
3 实证分析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表 1为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进一步进行Pearson检验与方差膨胀因子(VIF)分析, 其中VIF最大值为3.32, 最小值为1.02, VIF均值为1.72, 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可进行MLE回归分析.为避免伪回归, 对各变量采用费雪氏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为强烈拒绝原假设.此外, 变量“中国人均GDP”为时间序列, 进行DF单位根检验, 结果为拒绝原假设.
表 1(Table 1)
 表 1 变量描述统计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 表 1 变量描述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
3.2 模型适用性检验1) 判断模型是否存在贸易非效率项.通过γ参数估计和LR检验, LR统计量1 067.880 8, 远大于混合卡方分布1% 临界值19.384, 拒绝原假设, 使用随机前沿方法(SFA).
2) 判断是否为时变模型.原假设为η=0的LR统计量为136.013 6, 大于混合卡方分布1% 临界值15.357, 拒绝原假设, 因此本文模型为随机效应模型, 使用MLE估计.
3) 判断随机前沿部分的变量是否有效见表 2.由表 2可知, 原假设为不引入PGDP_CHINA、不引入PGDP与不引入DIST的检验, 其结果均为拒绝原假设, 由此以确定本文设定的模型为式(3).
表 2(Table 2)
表 2 模型适用性检验Table 2 Model applicability test
| 表 2 模型适用性检验 Table 2 Model applicability test |
3.3 回归分析使用FRONTIER4.1进行MLE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3所示.其中对数似然值为-2 357.894 8，LR统计量为652.608 8.随机前沿面部分为控制1组的变量与OFDI的关系, 未加入非效率损失项, 其中中国PGDP与OFDI额度显著正相关.技术非效率效应部分为控制2组中的影响因素, 与OFDI效率相关.ERD与中国对外投资阻力显著正相关, 与其投资效率显著负相关.在SFA中, 阻力变量在非效率项内.ERD越大, 其对中国OFDI的阻力越大, 投资效率越差, 也说明未来投资潜力较大.由此, ERD越小, 中国OFDI效率越好.东道国产权保护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阻力负相关, 与中国OFDI效率正相关.说明东道国产权保护制度越完善, 中国对其投资的成本和难度越大, 但投资潜力较大.
表 3(Table 3)
表 3 环境规制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关系的回归估计结果Table 3 Regression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RD and OFDI efficiency
| 表 3 环境规制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关系的回归估计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RD and OFDI efficiency | |||||||||||||||||||||||||||||||||||||||||||||||||||||||||||||||||||||||||||
两国间经济规模是中国OFDI的阻力因素, 对OFDI产生较小的阻力影响, 对投资效率则具有促进作用.东道国经济开放度与阻力显著负相关, 与OFDI效率显著正相关; 双边经济关系正向调节ERD与OFDI效率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双边经济关系越近, 中国获得的优惠政策越多, 越会促进OFDI额度的增加.若无双边经济关系的调节, ERD越大, OFDI效率越低; 当两国关系越融洽时, 虽然投资额会增加, 但若不提升自身技术水平, 将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 边际报酬递减, 单位成本上升, 导致OFDI效率更低.由此会强化ERD与OFDI效率的负相关关系.H1和H2得到验证.
3.4 稳健性检验采用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倒数, 即用单位GDP的污染排放量的倒数衡量各国环境规制强度, 选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代表污染物排放量.依据制度距离计算方法, 得到ERD.检验结果显示主要变量的结果系数与方向一致且显著, 假设结果仍然成立, 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3.5 技术效率分析基于中国在各东道国投资效率值以及各国与中国ERD平均值, 绘制折线图, 如图 1所示.可以发现, 中国OFDI效率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达国家.这是由于, 向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主要是市场寻求导向以及廉价劳动力寻求导向[16], 但并非所有低环境规制的国家投资效果都好.通过数据可以看出, 在南非、尼泊尔、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与中国ERD更近的国家投资效果更好, 原因是该类国家更愿意吸引近环境规制国家的投资, 以更快吸收、适应和提高本国环境规制的绿色合规技术, 良好的双边经济关系和战略部署同样使两国的贸易投资流量不断扩大, 互补型市场使双方互利互惠.中国在部分发达国家投资效率较高的原因主要是为寻求高新科技、绿色合规技术以及人才的反向溢出.同样发现, 在ERD较近的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更高.原因是, 中国通过该类国家的市场能够获取较好的绿色合规技术以及更高水平的知识体系, 进行技术反向溢出成为重要的投资战略, 良好的市场环境给中国海外企业等带来更优的发展渠道[17].
图 1(Fig. 1)
 | 图 1 2003—2018年各国ERD平均值与投资效率平均值Fig.1 Average of ERD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various countries from 2003 to 2018 |
根据中国对96个国家投资效率值来观察各区域的投资效率所测算的趋势, 如图 2所示.可以发现, 在近16年间, 中国OFDI水平不断提高, 且投资结构在不断完善和逐渐转型; 但投资效率分布不均, 呈现区域特征.
图 2(Fig. 2)
 | 图 2 2003—2018年各洲际区域投资效率趋势Fig.2 Investment efficiency trends in intercontinental regions from 2013 to 2018 |
亚洲是投资效率最高的区域, 其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环境规制弱于中国, 中国选择该类国家进行市场和资源寻求, 同时, 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国家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双边甚至是多边投资增多, 互利共赢.而东亚, 主要是日、韩两国, 东亚地区并非寻求市场和资源的合理区域, 更高的环境规制也使中国投资受限, 相比较而言, 亚洲其他区域比东亚更具有吸引力.无论是技术还是资本寻求, 在亚洲区域很难获得, 给中国未来投资效率增长带来了局限性, 投资潜力提升空间较小.同时, 根据ERD数据显示, 在该投资效果较好的区域内, 与中国ERD越小的国家, 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效率越高.
非洲区域投资效率较高.主要原因是受“一带一路”影响, 使非洲获得良好发展机遇.中国也是基于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进行了投资建设[18].而环境规制也成为中国选择区位的影响因素之一.由此, 现阶段在非洲进行投资的效率较高, 是现阶段值得投资的区位, 但未来潜力发展空间较小.
欧洲是投资效率较差的区域.投资效率从0左右增长到0.15, 增长幅度较小.原因可能是, 欧洲地区作为环境规制更强的一方, 中国现有的绿色合规技术不足以进入该区域进行低成本投资, 中国在欧洲投资并非市场、劳动力或资源寻求, 其政治因素、产权保护等高门槛增加了投资成本, 市场也达到饱和状态, 使投资无法达到最优水平, 使中国无法轻松随意地进入并全面打开欧洲市场.尽管目前投资效率较差, 但这也意味着, 未来投资效率提升潜力较大.
除此之外, 排在较前位置的澳洲、西欧和北美是中国投资效率较高的区域, 原因不但有“一带一路”的影响, 还包括良好的投资地位与影响力, 大规格的投资贸易流量, 奠定了业务拓展水平; 以及中国作为基建大国, 对部分国家的基础建设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同时, 中国也不断在该类国家进行技术和人才的反向溢出, 以提高中国技术核心竞争力.而其他区域, 或没有良好的国家合作关系、或地区偏远、或政治安全度低、或国土范围小以及缺乏中国所需资源等原因成为市场未被开发的主要原因.
4 结论与启示1) ERD与OFDI效率呈负相关关系.
2) 双边经济关系对ERD与OFDI效率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3) 中国对亚洲和非洲的当前投资效率较高, 但未来发展潜力提升较小, 对欧洲投资效率较低, 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政策建议: 政府层面, 中国应提高自身环境规制政策法规, 以政策带动技术进步; 提高中国绿色合规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引进, 缩短技术和环境规制差距; 企业层面, 应密切关注东道国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 综合评估东道国的投资风险, 合理选择境外投资国家; 不断提高自身技术研发水平, 以提高OFDI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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