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中国式开放总述”“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中国式现代化”四篇构成。其中，第一篇由一个部分构成，第二篇由八个部分构成，第三篇由五个部分构成，第四篇由一个部分构成。
第一篇“中国式开放总述”，简要回顾并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实践和开放路径设计。总体而言，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和全面开放。1978—2001年，我国的对外开放属于广度开放阶段，主要体现在各种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乃至出口加工区的设立。这个阶段的发展模式主要体现为“粗放式”强调量上的开放。第二个阶段是从 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可以概括为深度开放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模式主要体现为“集约式”，强调本质上的开放；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从原来强调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改为实行贸易自由化战略。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三个阶段则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所强调的推进全面开放新阶段。为努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全面开放主要做好三项工作：扩大进口、建设自由贸易港以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三项工作都是推进贸易全球化的关键工作。
第二篇为“中国经济双循环”。其中，“‘大变局’与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部分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 “大变局”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面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多边经贸合作趋向停滞、传统全球价值链趋于破裂等诸多新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规模巨大的市场、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聚集效应明显、交易成本较低是中国开展双循环的优势和基础。对于内循环来说，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1）以中性原则推进要素市场化；（2）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推进贸易自由化;（3）改善营商环境，推进投资便利化；（4）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升居民消费能力；（5）发展“两新一重”，推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融合；（6）通过重点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外循环来说，第一大重点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切实落地，第二大重点是发展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巩固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位置，重点关注数字贸易，以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主要抓手。 内循环方面，“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价值意蕴及路径探析”部分分析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价值意蕴及具体路径。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规模经济增长。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举措是促进五个“统一”：要素及资源市场统一、商品和服务市场统一、市场设施联通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和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只有建立并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度规则与监管体系，破除产品由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的关键堵点，才能疏通国内大循环，在新时代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产生规模效应，从而形成新发展格局。
外循环方面，“关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重点和顺序”部分明确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重点和顺序。中国在未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中，关键是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在未来的世界发展格局中，区域合作将会取代全球化。相应地，中国未来对外开放合作的重点是半球化而非全球化，体现在中国与东盟和欧盟之间的经贸。因此，应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未来对外开放的重点与方向，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从开放顺序上看，宜先推进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次推进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再推进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企业生产率”则是针对部分区域的研究。本部分分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关税削减政策对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以2005年货物贸易协定为突破口，从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支持了两种异质企业模型：一个模型将企业生产率作为外生变量，降低贸易成本，使得产业内资源再配置，从而提高行业整体生产率；另一个模型将企业生产率内生化，并在模型中增加采用技术的固定成本，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让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提高生产率。研究发现:（1）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关税削减政策使得低生产率企业更容易退出、高生产率非出口企业更容易进入出口市场。当前的出口企业通过扩大出口销售，从而实现行业内部资源再分配，行业整体生产水平明显提升。 (2) 该政策对专利采用有积极的影响，因为较低的贸易成本会产生较高的企业盈利，这是企业层面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机制。
“RCEP助力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部分研究了RCEP对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助力。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并未中止，而是呈现新的世界贸易格局。RCEP的签署是地区经贸合作多边机制加强的体现，在贸易、投资和要素流动等领域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RCEP成员国在中国贸易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与RCEP成员国一直保持贸易逆差。两者之间的直接投资数额近年来有所增长，但依然存在提升空间。RCEP在推动商品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具有突破性，能够扩大并且深化区域内的经贸合作。对于中国而言， RCEP在进出口及国际投资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有助于带动经济外循环，引领经济内循环，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
“从RCEP到CPTPP——差异、挑战及对策”部分对比分析了RCEP和CPTPP二者之间的差异、挑战及对策。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过程中，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利于中国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为新时期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构建新平台。继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后，中国表示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本部分首先呈现了中国与 CPTPP 成员国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对其中的规律及特点进行了归纳；其次，比较分析了CPTPP与RCEP的差异，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总结了中国加入CPTPP具备的优势和能力以及可能存在的挑战；最后，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国企改革五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基础、前景和挑战”部分探讨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能够释放多大的发展潜力，并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签订背景和中国外资结构进行了分析，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前景和挑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欧盟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出地和外资流入国，双边投资的潜力巨大。《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就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等方面作出规定，有利于中国加快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市场，形成更为有效的全面开放格局，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革新，形成规模经济，以开放促进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构建以我为主、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有助于欧盟构建中欧双方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关系，平衡双方的投资和贸易关系，使欧盟国家企业业务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从而增强中欧的政治互信，减轻欧盟国家面临的“美国冲击”。面对国际政治问题的影响，中国需要稳步推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加快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坚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
“在成就与挑战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基于‘蓝点网络’计划和‘债务陷阱论’的分析”部分基于“蓝点网络”计划和“债务陷阱论”，分析了我国在成就与挑战中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的历程。为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化，回应国际社会对优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期待，结合自身产能优势和历史资源禀赋，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的不断努力下，“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取得卓越成就，完成了深化中国对外开放格局、输出国内优势富余产能、传播先进基础设施建设经验、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重要使命。但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到了亚非地区基建建设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意义，宣扬“债务陷阱论”，推出“蓝点网络”计划、“重返更好世界倡议”和“全球联通欧洲”计划，运用其在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优势地位，限制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通过以下举措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第一，积极回应“债务陷阱论”等争议性话题，为潜在的债务违约风险做好预案；第二，挖掘本国优势，避免零和博弈，推动中国基建标准走出去；第三，发挥主要国际组织作用，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建立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治理结构支持。
本书第三篇为“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2021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1%，科技战略力量壮大，产业链韧性得到提升，改革开放持续推进，民生保障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进步，为“十四五”取得良好开局。但是，中国经济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具体表现为：国内消费增速大幅放缓; 缺电、缺煤、缺芯、缺劳动力造成供给压力。国内供需两端承受压力以及国外政策环境的变化，共同削弱了经济预期。为了应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们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从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发力疏通国内循环，从出口政策、进口政策、外资政策、自贸区政策、“一带一路”政策等方面扩张国际循环。在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共同富裕、资本运行、重大风险、碳达峰碳中和等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更好地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部分总结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挑战及对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外部环境更加不稳定、不确定，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环境。立足“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因此，全党全国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高度的深刻意涵”部分分析了“创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否定国际循环的重要性，更不是否定对外开放，相反是要更好地开放，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创新”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三大抓手。只要通过深化改革、全面开放、多维创新，切实形成新发展格局，我们就能在大危机中育新机、在大变局中开新局。
“数字贸易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部分总结了数字贸易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目前，数字贸易已成为推动中国贸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贸易的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层次鲜明、逻辑清晰的政策框架。从数字贸易发展来看，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迅速，中国数字贸易规模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但服务贸易数字化程度不高。从数字贸易规则来看，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规则框架。要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贸易数字化进程，我国一方面应推进数字经济新基建，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应完善经贸互促机制，以数字贸易试验区、“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举措强化数字经济对数字贸易的激励作用。
“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研究”部分研究了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地位愈发突出。本部分内容从国际国内的横向对比和历史纵向对比两个角度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性，并指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四个重点：实体经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在此基础上，笔者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以期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能有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本书第四篇为“中国式现代化”，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中国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内容都具有深刻的经济学内涵。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并采取相应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人均收入高水平的现代化，强调机会公平，鼓励勤劳致富，反对不劳而获，按照“提低、扩中、调高”的原则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贯彻落实五大新发展理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现代化，需要坚持先立后破原则，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提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坚持对外开放，差异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优先发展中日韩自贸区，融入全球经贸一体化。

余淼杰，1976年出生于广东饶平，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席、校学位委员会主席，英国皇家经济学奖首位华人获得者，国家级人才项目****，国家****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全球经管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研究联盟秘书长、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理事、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曾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中，曾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获奖的独著论文被评为经济学全球顶级刊物Economic Journal 自1891年创刊以来研究中国经济学最具影响力的三篇文章之一。曾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五次获得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
主讲的“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双循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入选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英文专著China-US Trade War & Trade Talk（《中美贸易战与贸易谈判》）被Springer评为“中国新发展奖”，并被翻译成德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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