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对全球范围的气候和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尚存争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地球已经进入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新地质时代。当前，在人类活动的主导影响下，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发生急剧变化，大量证据表明人类已经引发了第六次全球生物大灭绝。人类社会发展究竟如何驱动物种的灭绝过程？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文化演进（cultural evolution）在生物多样性丧失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些问题是当前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所关注的跨学科热点问题，也吸引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兴趣。
针对上述科学问题，生命科学学院滕漱清、徐驰与丹麦奥胡斯大学Jens-Christian Svenning教授等开展合作研究，通过挖掘我国 独有的关于大型哺乳动物分布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连续历史记录，重建了中国东部过去两千年以来的人口以及亚洲象、亚洲犀、虎、亚洲黑熊和棕熊等大型哺乳动物的空间分布范围等历史动态信息。这些大型哺乳动物都曾广泛分布于我国境内，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符号，但野外种群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区域性灭绝。
研究团队利用上述时空数据对比分析了气候变化与文化演进（包括人口增长、农业集约化和汉文化扩展三方面）在大型哺乳动物空间分布变化中的作用，发现文化演进是大型哺乳动物区域性灭绝的主要因素，其重要性远高于气候变化。而此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气候变化是宏观时空尺度上生物多样性动态的主导因素。该研究通过揭示自然与文化相互作用和共同演进过程，凸显出早在两千年前的农业社会中，人类活动已经开始在区域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塑造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从社会文化过程的角度理解生物多样性时空格局。回顾历史，深刻理解文化演进在生物多样性危机中曾经扮演的角色，是面向未来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重要基石。
该研究于2020年1月以“Long-term effects of cultural filtering on megafauna species distributions across China”为题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滕漱清为本论文的第一作者，滕漱清、徐驰及奥胡斯大学的Jens-Christian Svenning为本文的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是该团队近年来在“宏观生态系统复杂性”交叉学科方向上开展的系列研究（e.g. 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2019, 28, 767-778;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18, 24, 2875-2883;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017, 284 (1866), 20172003; Ecology 2016, 97, 2518-2521; 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2015, 24 , 1030-1039）中取得的又一新进展。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的资助。

图1 历史重建数据表明，过去两千年以来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在我国大陆地区的主要分布区持续向南萎缩，其分布格局变迁与年均温动态具有明显差异，而与汉文化的空间扩展表现出显著的关联关系。


图2西汉时期以苏门答腊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为造型的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出土于陕西兴平县，现藏于 国家博物院。苏门答腊犀的野生种群目前仅发现于印度尼西亚，估计的种群数量仅不足80只（拍摄人：滕漱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