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侧图片选自林风眠画作《芦雁》
右侧书法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原校长周其凤题写
“闻雁”两字选自唐代诗人韦应物创作的五绝《闻雁》


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寄语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成立四十周年
韩冬雪


今年是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建院四十周年。1984年在鸣放宫大礼堂参加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成立大会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岁月荏苒，白驹过隙，现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莘莘学子，如今也已是白发染鬓，进入暮年。四十年来，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吉林大学的各项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图1 1984年10月13日，学校举行研究生院建院典礼。时任校长唐敖庆在大会上作《办好研究生院，更多更快更好地出人才、出成果》报告（研究生院提供）
自己虽然在二十年前离开学校去清华任教，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心还是留在了母校，我一直认为自己仍然是吉大人。这些年来，来自母校的每一个好消息，都让我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悦。这种伴随我一生并且永远不会改变的吉大情结，不仅仅是因为我在这个校园中长大成人，更是因为吉林大学的校园文化和优良传统哺育了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林大学永远是我梦魂萦绕的精神故乡。
1983年9月，我进入吉林大学政治学专业学习，是吉林大学政治学系成立后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政治学的前两届研究生由法律系的国家与法教研室招收）。在进入吉林大学政治学系学习前，我们对政治学的理解是一知半解的，入学后才了解了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架构，了解了政治学是一门对人类社会的生活目标、价值选择和制度规范进行研究和设计的学问，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基础学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将政治学称之为“群学之母”。了解了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政治学范式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但是悠悠几千年来的中国思想史，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探讨政治问题，总结国家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基于此，有人将中国思想史称之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的政治学。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范式、主要思想观点和方法开始传入，近代中国的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逐步形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术范式。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前苏联的影响下，政治学、社会学与新闻学等在五十年代初被取消。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得以恢复。我们吉林大学的政治学系，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吉林大学建立政治学系时，全国具有政治学专业的学校只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三所高校。由于北大和复旦的政治学专业设在国际政治系，因此就独立的政治学系而言，吉林大学政治学系在国内高校是第一家。
建系伊始，系内招收研究生的导师只有杜若君、朱日耀和王惠岩三位先生。在这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我们有幸聆听了三位大先生的课程和教诲，亲身感受到他们的思想力度、理论风采，领略了三位大先生的学术品格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印象深刻，受益良多，终生难忘。在《政治学基础理论》课堂上，杜若君先生的博学、儒雅与家国情怀；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课堂上，朱日耀先生的敦厚、睿智与富有哲理的诠释和解读；在《国家与法》课堂上，王惠岩先生对国家本质的深刻阐述与缜密的逻辑推演，为我们此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时至今日，当我们这些建系初期的学友们重逢时，大家都感叹，如果没有这几位先生对我们的思想启迪和严格的学术训练，大家都不可能有后来的学术发展和进步。我们怀念那三年难忘的研究生校园生活，怀念那个虽然生活清苦却充满希冀、充满朝气和热情的时代，怀念那段燃烧着理想的青春岁月。

图2 吉林大学政治学系1983级硕士研究生毕业照
吉林大学政治学系创立之初，杜若君先生和我的导师王惠岩先生来自于当时法律系的国家与法教研室，朱日耀先生来自于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杜若君先生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批判、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进步知识分子，而王惠岩先生和朱日耀先生则是东北行政学院时期前四期学员中留校任教的（朱日耀先生是行政系二期，王惠岩先生是行政系三期）。作为我党培养出来的、经过东北行政学院教育和训练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两位前辈身上可以看到共同的思想品格和行为特征，那就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献身精神，对于党和国家深刻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对学生进行严格训练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从我记事开始，就一直觉得在校园里的长辈身上，虽然行为方式和个性各有差异，但是他们身上几乎都具有这些特征。长大以后才认识到，长辈们的这些共同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来自于吉林大学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
去年十月，学校举办了吉林大学政治学系建立四十周年暨行政学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在学科建设讨论会上，许多院友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和其他院校相比，我们吉林大学政治学科的学科特色和学术传统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吉林大学与其他综合性大学相比，我们的第一个最鲜明的特色，就在于吉林大学是国内第一所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是一所具有鲜明红色基因和革命传统的学校。只有明确我们的这个传统和特色，才能发挥出我们吉林大学政治学的学科优势，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吉大特色的政治学人才。
在建校历史方面，吉林大学虽然不像中国人民大学那样，是延安时期创立的陕北公学的直接延续，但吉林大学的前身——东北行政学院是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为了开辟和巩固东北根据地和建立战略后方，而于1946年成立的一所以培养青年干部为目标的红色学校。学校的创办者，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延安时期经过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教育和训练过的学员。
建校初期的东北行政学院，设有行政、教育、工业管理、公安、会计等系。东北行政学院所招收的四期学员，都是这批来自延安的建校创办者直接训练和培养出来的。正是在这批来自延安的学校创办者的培养和影响下，早期的吉大学子们，完整地继承了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革命传统和作风。这四期学员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了吉林大学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中坚力量，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吉林大学的前身——东北行政学院，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的传承者。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传承和血脉赓续，奠定了吉林大学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办学风格。
抗大和陕北公学是我党干部培养工作的一段重要历史。在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从当时革命队伍干部的文化水平情况来看，大部分基层指战员以文盲和半文盲居多。因此，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之后，提升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并加以革命理论的充实和提高，必然成为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任务。另一个历史原因是，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国内大批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加入革命队伍。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不甘做亡国奴，奋起抗日的热血青年，大概有两万余人相继来到延安。这也要求我们党必须要成立干部培训学校，来培养提升这些青年的革命觉悟和理论水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的直接背景。
一二·九运动后大批进步青年的到来，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员群体中的知识分子比例。在经过延安的各类学校和训练班的系统培训之后，这些进步青年大部分成长为革命队伍的骨干力量。这些学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基本的军事训练，即被派往抗日前线和各个敌后根据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为了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先后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
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学习和训练，使这批青年在思想上完成了从单纯追求真理和民族解放，到树立自觉革命和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的思想转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来到东北，建立东北行政学院。他们所创立的东北行政学院，几乎是完全复制了延安时代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办学风格和革命传统。
东北行政学院办校初期在东北地区招收的这四期学员，也同样是追求真理和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正是在这所学校里，他们了解了救国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这使他们把对真理追求的热忱转化为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信仰，把对祖国的热爱和救国图强的献身精神转化为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和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作风，由此而成为东北解放过程中的延安精神传承者。
了解了以上这段历史，我们才能理解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恢复重建政治学的历史背景下，教育部为什么首先要在吉林大学建立政治学系，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吉林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综合性大学，它的前身是一所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它所培养的，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它的办学风格与传统体现在治学和治校方面，首先强调的是树立革命的远大理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强调培养学生的天下情怀和历史责任感。在治学方面，强调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的传授和训练，注重理解学科基本概念和范畴的准确涵义，注重严密的逻辑推演，注重对经典原著进行反复研读。
杜若君先生是民国时代追求真理的老一辈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国内政治学界，是与钱端升、张奚若等齐名的著名****。由于身体的原因，杜若君先生虽然只给我们开了绪论的几节课，但是他的博学和远见卓识、对中国历史和当时国内外政治问题的精辟分析，给同学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三位先生一直在把全身心都完完全全地投入到学校的事业发展之中。在我的记忆中，至今还不时闪现出在建系初期，朱日耀先生和王惠岩先生为了政治学系的事业发展而忙碌与奔波的一幕幕身影。
吉林大学政治学系建系至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们不应该忘记，吉林大学政治学科今天所取得的发展成绩，正是得益于这些学界前辈辛勤耕耘与勤奋努力。回顾这段历史，其意义就在于我们一定要继承老一辈的这些优秀品质和精神传统，身体力行、传至后人。
关于教师的职责，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传道、授业、解惑。本科生教学的特点，主要是教师通过课堂传授来培养学生。而研究生教育则不同，研究生教育之所以实行一对一的导师制度，就是因为研究生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更多的是要发挥导师在与学生的日常交流中言传身教的作用。
回想起我与导师王惠岩先生朝夕相处的学习与工作时光，很多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已经在记忆中逐渐淡去，但是日常学习和工作交流中先生的许多事，甚至是先生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对我的人生道路以及治学和为人处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许这就是导师与弟子之间言传身教的作用吧。记得朱日耀和王惠岩先生都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对我说过，他们思想的转化和进步，主要是得益于东北行政学院时期对他们的培养和训练。

图3 作者（右二）与研究生同学在王惠岩先生（中）家中
在国内学界，王惠岩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是公认的学术名家。他对马克思主义执着的信念，首先是来自于早年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他在青年时代，怀着追求真理的人生信念来到东北行政学院。通过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是能够拯救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理论指南。他给我们讲述过当年是如何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他的认识从追求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上升到追求人类彻底解放、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一理论境界的思想转化过程的。是马克思主义使他完成了从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这种坚定的信仰，宽广的胸怀和格局，这种崇高的理想主义品格和追求真理的忘我精神，始终贯穿于先生的学术生涯。
王惠岩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认识到，引导学生学习政治学，不仅是要传授政治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更是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熏陶和学科训练，引导学生做一个胸怀大局、放眼世界、关切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要培养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献身的崇高人格和学术品质。
现在回想起来，王惠岩先生所说的他的思想发展路径，不正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境界，是从自然境界上升到功利境界，进而再通过道德境界来进入天地境界这一不断上升的思想发展路径吗？而对于从事政治学和以政治为职业志向的人而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做人的目标问题。对于政治学的人才培养而言，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做什么人，为什么人的问题。
师从先生几十年，我觉得自己人生最大的收获，就是先生在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对我们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来自于课堂的传授，更多是来自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细节中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因此，研究生教育绝不仅仅是课堂的讲授和实验室里的业务指导，更多还体现于教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对学生的引导和帮助。
我的父母都是在东北行政学院建立初期，从东北民主联军（后来改称第四野战军）进入东北行政学院行政系学习的（行政系二期）。我在懂事的时候就经常听他们讲起，在东北行政学院时期对他们人生具有最大影响的前辈，是时任学校教务长的龚依群和行政系主任郭蕻生。两人都是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考验与血与火的洗礼，到延安之后分别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是经过我党系统培训的知识分子干部。从延安进入东北之后，他们受命参加组建东北行政学院，是东北行政学院的建校元老。
有意思的是，自入王惠岩先生师门之后，我又经常听到王先生讲，在他学生时代受到的最大影响，也是来自于这两位前辈。他经常挂在口头的两句话是，当年龚主任是如何指导和训练我们的，当年郭主任是如何教育和要求我们的。可见这两位前辈对当年东北行政学院学生们影响之深。
由于龚依群和郭蕻生二位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离开吉林大学分别赴河南、北京工作，因此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们只是一个遥远的存在。有幸的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惠岩先生和我利用出差和开会期间的余暇，多次拜访了这两位建校的前辈。在与二位前辈的交往过程中，使我感到极大震动的是，我从他们身上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延安时代的抗大和陕北公学的血脉、精神和传统，明白了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精神力量所在。
龚依群前辈曾经对我详细叙述了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学习生活对他的教育和影响。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告诉我，从投身抗日，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和训练，使他完成了从热血青年到理性的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们那一期学员，毕业后即参加了八路军的南下支队，这是一支吸引敌人和开辟敌后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他们在出发前每个人都写了血书，表示了为革命事业从容赴死的决心。
龚依群前辈在回忆过去时的那种从容与平淡的语气，在回忆牺牲的战友和幸存者时那种深切的历史责任感，使我感到心灵的极大震撼，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几次与郭蕻生前辈的谈话中，他所谈论的一直是对改革开放事业和对当时党的建设事业的关注，却闭口不谈他人生道路上的起伏。他们的谈话反复围绕着一个鲜明的主题，这就是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这让我不禁感慨万端。这是一种多么宽广的格局和胸怀！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
在见到这两位前辈之后，我突然醒悟了具有同样人生遭遇的王惠岩先生和朱日耀先生，他们行为举止的特征与风格是从何而来。这时我突然明白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已经使他们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与他们个人完完全全地融为一体。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已经使他们把个人得失完全置之身外，他们已经把个人完全地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这是一种为了理想献身的忘我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主导着他们的人生道路。
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够在极端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最后取得胜利，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由无数献身者的牺牲所换来的。这就是贯穿于延安时代的抗大与陕北公学的精神与传统，同时也是我们吉林大学最宝贵的红色基因和精神血脉。
我常想，作为东北行政学院学生的王惠岩先生和朱日耀先生，正是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传承者，而我作为他们的授业弟子，理应要将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传递继承下去。作为吉林大学的学生，我们首先要成为这种精神的传人，不仅我们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还责无旁贷地要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这样的人。
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政治是从修身齐家开始，再发展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正是与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相统一的。记得在六十年代匡亚明任校长期间，学校礼堂里挂着一幅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的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时至今日，这仍然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办学的目标所在。
我于1986年夏季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期间又继续跟随王惠岩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受国家和学校派遣，几次赴国外访学和讲学，可以说我的学术成长，完全是母校赋予我的。自1992年起，我开始招收研究生，一直到2022年从清华大学退休，先后招收和培养了二十八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在母校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谈谈我对吉林大学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几点心得和期望。
如今人们都十分关注大学的使命和社会责任问题。从一般的意义上而言，大学的任务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但是其中最核心的任务，还是人才培养。
我们之所以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学的使命，就是教育和培养人才。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传授各种专业知识和方法，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健康人格的培养和塑造，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养成。
从这个意义上，要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就绝不仅仅只能靠教师在课堂中的讲授。一个学校的校园文化，往往会在教育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每个学校特定的历史背景、人文环境、地域文化氛围不同，每个学校都有它独特的校园文化。
我曾对学生半开玩笑地说，清华大学十八年的校园生活，使我掌握了一个本领。这就是在清华和北大的学生之间，我能在言谈举止的观察和话语交流过程中，准确地判定出这个学生是来自于哪个学校。原因非常简单，这两个学校虽然近在咫尺，但是却具有迥然不同的校园文化，在学生的人格形成关键时期，这种校园文化必然会留下深深的痕迹，它会在学生的言谈举止中自然地显露出来，形成一种无法掩饰的气质特征。
我们吉林大学也是同样，我们的校园文化，就是我在上面所讲的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品格。这是一种充满着朝气和责任、具有历史使命感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品格以为国家和民族无私奉献的献身精神为根本特征。
前些日子，在几个朋友的推荐下，我看了话剧《先生向北》。话剧叙述了吉林大学在1952年转制为综合性大学时，为了加强学科建设，从国内各个名校来到东北任教的大先生们的事迹。这些大先生们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吉林大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而以身许国的奉献精神。这和东北行政学院时期学校的精神和传统是完全吻合的。
回顾我们吉林大学的办学历史，从1946年起经过东北行政学院、东北人民大学等历史时期，经过1952年国家的院系调整，学校从一所文科院校转为文理兼具的综合性大学，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知识分子响应国家的号召，相继来到我校任教。这就使东北行政学院早期形成的红色文化又不断融入了新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发展历程中这批加入我校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家国情怀和实践理性精神，使吉大精神内涵更加丰富。这种精神意味着读书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富强。正如宋代张载所说，这种精神赋予读书人的崇高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读书人可以身无分文，但却一定要心忧天下。我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是，红色的文化血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合，逐渐形成了吉林大学办学风格最核心的内容。
我们吉林大学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在多个学科领域培养出了众多院士和各个学科的优秀****，其根本原因就是学校在育人过程中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和相关学术训练，注重弘扬为国家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和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吉林大学的校训——求实创新、励志图强，就是对我校上述办学风格的完整诠释。
我在北京工作期间，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就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很愿意接收来自吉林大学的毕业生。现在想起来，原因也很简单，这就是因为吉林大学作为一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带着红色的印记，承继着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的看法是，无论是哪一门学科，研究生导师对学生的培养，绝不是仅仅限于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对研究生人生方向、生活目标加强引导，重视研究生的品格塑造。
记得当年王惠岩先生看到我遇到困难和问题时，他经常用一个其他的理由把我叫到家中，先是闲聊，然后漫不经意地逐渐把谈话引入正题。这个时候，他往往用举重若轻的语言，道出了问题的关键，言简意赅，微言大义。往往是一次简单的谈话，使我醍醐灌顶、终生难忘。
这些年来，受我的导师王惠岩先生的启发，我在指导研究生完成学业过程中，一直注重通过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细节的观察，来发现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习以及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再以讲历史和读书治学心得体会的方式与他们做平等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推心置腹地谈自己的人生体验来启发学生的思考。
1986年我留校任教之后，由于学习和工作的关系，经常去王惠岩先生家里请教问题和请示、商量工作上的一些事情。至今仍使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先生在每次上课之前，都要拿出一天的时间来备课。先生的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一位对政治学的教学极为娴熟，对于任何一个学理问题可以如数家珍、举一反三的大先生，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一字字地不断更新着自己教案的内容，先生这种对教学的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一直是激励我在教学工作中严于律己、不敢稍有懈怠的精神力量。

图4 1999年，作者与王惠岩先生（右一）在苏州
在我2004年去清华任教临行前，向王惠岩先生辞行时，看到他的书柜里积攒起来越来越厚的教案，望着他对我惜别而又无奈的眼神，自己一时间百感交集、泪如泉涌。多年来，这种负疚的情感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困扰着自己，至今无法释怀。时至今日，二十几年来朝夕相处的一幕幕情景，他在书桌前认真备课、与学生们讨论问题到深夜的场景仍恍然如昨。先生对党的教育事业极端负责的态度，对学术严肃认真的治学品质，将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在余生的教学工作中奋力前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各种思潮泛起，人们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欲望喷涌而出，很多人的人生目标出现了转向，先是从南方开始，进而蔓延到北方，很多单位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弃官从商、弃学从商的现象。但是我们吉林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却不为所动，图书馆里仍然座无虚席、实验室内依旧灯火通明。各个教室里挂着的横幅——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无声地诠释着我们学校在那个时代的校园文化与精神和对我校传统的坚守。
在那个时代，我们政治学系的几位建系元老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都以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和基本理论研究为底蕴，都以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为学风特征。这就是早期吉林大学政治学科形成的基本学术传统和风格，四十几年来我们承继和发扬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理论风格和学术品质。我们吉林大学政治学科之所以能在国内学界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因为我们坚守了这种学术传统。
近年来，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参与了我军一些基层单位的部队建设和战史研究工作。我发现，那些具有光荣历史和传统的连队，譬如红九连、钢八连、硬骨头六连，虽然连队的人员构成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代又一代地更换，但是这个连队的战斗作风和光荣传统却被一成不变地完整继承下来。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部队初始所形成的作风和品质，在部队的战斗和工作实践中，通过干部战士的言传身教、互相影响而传承至今。
这对我们在办学中加强学科建设的启示是，要传承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必须通过师生之间的传帮带，形成浓厚的氛围和文化。要保持我们的学科特色和优势，就必须要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由此推理，继承和发扬传统，正是我们学科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1946年建校至今，吉林大学已经走过了近八十年的光荣历程。与建校初期相比，学校的发展规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得我父亲在世时曾经对我说过，1950年学校从沈阳迁到长春时，只有一栋建筑，即吉林大学的老图书馆楼（伪满时期的满洲煤炭株式会社），只有从沈阳开过来的一部美式吉普和一部美式卡车。今天的吉林大学，已经拥有六个校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在校生人数已居国内之首。与建校初期相比，学校的办学条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觉得与办学条件相比，更重要的是学校优良传统与精神的传承。期待我的母校在今后发展的过程中，继承和发扬我们学校的优秀学风，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再创辉煌。
在此，谨以这篇小文，来表达我对母校研究生院成立四十周年的祝贺与期望，并寄语于后来者。

韩冬雪，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现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政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监事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政治学评审组成员，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中国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1986年在吉林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1994年在吉林大学政治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2004年在吉林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吉林大学政治学系主任，行政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吉林大学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至2022年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曾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多项，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政治学理论分支主编，曾获得省部级一、二等奖和中国图书奖，清华大学第十五届良师益友奖、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