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侧图片选自林风眠画作《芦雁》
右侧书法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原校长周其凤题写
“闻雁”两字选自唐代诗人韦应物创作的五绝《闻雁》


成长之路
——献给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建院40周年
张全超
为庆祝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建院40周年，张希校长邀请诸多师友同著文、忆往昔。这一系列饱含深情的纪念文章已陆续刊发，我自开篇起便沉浸其中，细细品读，每一篇都令我收获满满，感悟良多。我是在出差的路上接到张校长的约稿信息，起初内心有些忐忑和惶恐。我深知自己留校工作的时间尚短，对许多事物的理解和洞察还不够深刻，但张校长让我结合科技考古学科的发展谈一些自己的感受，这也不禁让我想起在吉林大学这片学术沃土上的成长轨迹。作为一位地地道道的“吉大人”，我有幸在这里接受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全链条”培养，每一步都深深地烙印着母校的痕迹。回望这段历程，它不仅是知识的积累与能力的锤炼，更是心智的成熟与视野的拓宽。我深感这既是对我个人成长的一次回顾与总结，也是向母校递交的一份诚挚答卷。
研究生——受益者
自2000年起，我踏入了体质人类学的研习之旅，师从朱泓老师。按照新的考古学科分类，体质人类学属于科技考古二级学科。朱老师早年曾执教吉林省卫生学校，讲授解剖学与生理学课程，这段经历深植于他的学术血脉之中，也自然而然地在我的学术成长道路上播下了学科交叉的种子。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朱老师不仅是我的学术引路人，更是我思想启迪的灯塔。他时常谆谆教诲，鼓励我广泛涉猎各学科的基础知识，以拓宽视野。朱老师更不吝分享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与人生经验，特别提及早年医学背景如何成为他后来科研探索中不可或缺的助力，这也深深触动了我，对我日后的学术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深刻意识到学科交叉对于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性。
1998年，朱泓老师与周慧老师携手创建了我国高校领域首个古代DNA专业实验室，标志着考古学与生物学两大领域的深度交叉融合，不仅有效解决了当时考古学界的一系列难题，更为学科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全新的路径。实验室的成立，彰显了我国在科技考古领域的重大突破，同时还获得了国家自然基金委“特殊学科点基金”的立项支持。这一实验平台也为我创造了一个极为珍贵的学习机遇。2002年，在朱老师的推荐下，我进入到了周老师的实验室，开启了我在分子生物学领域的探索之旅。在那段时光里，我与许月、高诗珠、蔡大伟等师友在一起做实验、开组会、听讲座、参加开题、预答辩和答辩，分享研究成果，探讨学术前沿。这段经历不仅让我掌握了扎实的分子生物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我经历了严格、系统的理科思维训练和实验操作实践，这些宝贵的经验为我日后开展学科交叉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学会了如何运用科学技术的方法与手段去解决问题，如何在交叉领域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后来，崔银秋、许月、高诗珠、李春香、韩璐等师友相继留校任教，蔡大伟更是成为了我的同事。他们均已成为生物考古交叉创新平台的中坚力量。
生命科学学院的师友们在求学与探索的过程中，也同样受到人文知识的熏陶。在当时古DNA实验室的研究生预答辩与正式答辩环节中，答辩委员会都是由考古学与生命科学两个领域的专家****共同构成，方启东先生、齐东方先生、魏坚先生、水涛先生都曾担任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们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与前瞻的学术视野，为交叉学科的发展贡献了诸多宝贵建议。这些建议的核心定位清晰明确，旨在通过运用分子生物学的先进技术和方法，有效地解决考古学领域中的学术难题，并且成功规避了考古与科技“两张皮”的学术发展误区。为了增进对考古学的深刻理解，朱老师还为周老师的团队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考古遗址的实地考察活动（图一、图二），让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师生在考察中加深对考古学的科学认知，激发探究考古学问题的热情。这一系列举措构建起了独具吉大特色的“文理交叉学科联合培养机制”，我则有幸成为了这一创新培养模式最早的受益者。

图1 2002年内蒙古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参观考察，左六朱泓老师，左七周慧老师，左四本文作者

图2 2002年内蒙古庙子沟遗址野外考察，左五朱泓老师，左六周慧老师，右二本文作者
青年教师——前行者
2006年，朱泓老师和周慧老师携手将人类骨骼考古、古代DNA、动物考古及植物考古四大实验室的研究力量整合，构建了生物考古研究平台。这一平台不仅强化了内部协作，还积极寻求外部合作，与吉林大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研究中心的孙革老师团队建立了紧密的科研伙伴关系。2008年，东北亚生物演化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吉林大学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地学、生物学与考古学三大领域首次实现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创新实践，开启了跨学科合作研究的新阶段。
自2005年起，我有幸留校任教，并依托这一充满活力的交叉学科研究平台，深入参与了一系列东北亚地区生物演化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与中心的孙跃武、张淑芹等老师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了不断地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我经常会去朝阳校区的图书馆，广泛查阅地球科学的相关书籍与资料。随后，我有幸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所，专注于古人类与古环境领域的科研工作，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作为科研工作者应持续保持探索精神与前行动力的信念，做一个永远保持冲劲的学术前行者。回首往昔，这些宝贵的学习经历不仅为我带来了无数的挑战与考验，更在挑战中激发了我的学术潜能，给予了我深刻的启迪与灵感。时至今日，我们与地球科学学院的于祥江、吴文昊、陈军、万忠梅、芮雪等老师的科研团队一直都保持着紧密而稳定的合作。这不仅是对我个人学术成长的持续推动，更是承袭了前辈****们的学术精神与传承，让这份对科学的热爱与追求得以延续。
中青年教师——实践者
在前期跨学科研究经验的积淀下，我主动迈出了探索新学科交叉领域的步伐，寻求新的学科交叉生长点。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秦彦国老师结识。从此，我们踏上了基于计算机体层成像技术和医学影像信息系统的古代人类疾病与健康研究的新征程，实现了考古学与临床医学的交叉融合。近10年来，我们携手并进，产出了多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合作翻译的我国首部疾病考古专业教材，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同时，我们还完成了我国首个数字化古代人类骨骼资源平台的建设，这一平台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数据共享与学术交流，更为古代人类疾病与健康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数字化路径。此外，我们坚持推行深度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构建跨学科的学习与交流平台，促进双方研究生之间的紧密合作。在这一模式下，医学与考古学的学子们共同参与组会讨论与开题报告，医学专业学生深入考古标本库房，参与古代人类骨骼标本的整理与研究，而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则走进医院，学习CT扫描技术、医学诊断方法以及各类医学软件的应用。这种双向互动的学习模式，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边界，还激发了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创新思维，为推动该领域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注入了新的活力。值得一提的是，凭借这种医文交叉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我们共同申报并获得了2022年度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为新医科与新文科的交叉融合发展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与全新范式，也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2018年，由吉林大学主导实施的“全球健康史计划（亚洲模块）”（GHHP Asia Module）正式启动，该项目是全球最大的古代人类健康史研究计划。目前已有来自15个国家的200余位生物考古****参与，共同探索亚洲地区一万年以来的人口迁徙、环境因素、饮食习惯、文化习俗、重大历史事件对疾病病因、发病机制、流行病学特点和遗传学演变等的导向性作用机制。2018年5月，朱泓教授、周慧教授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Clark S. Larsen教授、英国杜伦大学的Charlotte A. Roberts教授、德国图宾根大学的J?rg Baten教授等“全球健康史计划”的发起人一道，共同见证了项目的启动（图三）。这标志着亚洲的生物考古学研究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作为该项目的联合发起人之一，我在这一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了跨学科合作的魅力与挑战，更学会了如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成为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学术繁荣的坚定实践者。

图3 2018年“全球健康史计划（亚洲模块）”（GHHP Asia Module）正式启动
2021年11月，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获批教育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成为我国考古学领域首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试点实验室。自运行以来，实验室已历经两年多的深耕细作，充分利用考古学、生物学、临床医学和地质学等学科，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合作交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探索和实践。特别是在“实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传承红色基因”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进行了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创新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实验集成平台。

张全超，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匡亚明卓越教授。吉林大学生物考古教育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主任。“全球健康史计划（亚洲项目）”（GHHP Asia Module）联合发起人。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烈士遗骸搜寻发掘队搜寻发掘专家组组长、中国解剖学会人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人类学学报》编委。主要从事生物考古学和法医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承担全国各部委基金项目30余项。在《考古》、《文物》、《人类学学报》、AJPA、AAS、IJO等考古领域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20余篇，著作与教材5部，获授权专利8项。曾经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青年****奖（金爵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