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侧图片选自林风眠画作《芦雁》
右侧书法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原校长周其凤题写
“闻雁”两字选自唐代诗人韦应物创作的五绝《闻雁》


读研琐忆
吴振武
今年是吉大研究生院成立40周年。我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入校的研究生，也是1984年——研究生院成立那年，第一批通过毕业答辩的四个博士之一。此后还曾兼任过十几年的研究生院副院长和院长。因此，张希校长希望我撰文纪念，这在我既是义不容辞的，同时也深感荣幸。以下所谈，都是我所亲历的，四十多年过去，细节容有不准，事情和意思都不会错。落笔追忆，不惟纪念研究生院成立40周年和我的读研生涯，也纪念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以同等学力从上海工作单位考入吉大的，在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于思泊（于省吾，1896～1984）先生读古文字方向研究生。此前，我已工作三年。按照邓小平同志在恢复高考文件上的批示，教育部规定凡本科生满5年工龄和研究生满2年工龄的，都可以带薪上学。因此我是带了原工作单位的工资来上学的。那时研究生的助学金是39元，所以我每月除了要去邮局领取原单位寄来的36元工资外，还要去学校财务室领取3元补差。那年，历史系只有三位教授招收研究生，且都在《光明日报》上登了广告。分别是于老的古文字学、金景芳教授的先秦史和王藻教授的印度史。三位先生共录取16位研究生，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是我——22虚岁。其中有文革前已读过一年研究生的，和文革前已上大学的老大学生，也有工农兵大学生，更有好几个跟我一样没上过大学的自****。 如此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一批学生坐在同一个课堂上，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这一届，全校共招了110位研究生，文科除了历史系招生外，另有经济系关梦觉教授也招了5位，其他学系则都未招生。
我们是当年10月14日入校报到的。此前经过了在考生所在地的初试（笔试）和来吉大复试（面试）。所以对我来说，已是第二次进校园了。恢复高考录取的1977级本科生，则跟我们同年进校，他们是春季报到的。历经十年动乱，终于迎来拨乱反正，中国高校等来了文革后第一批通过考试录取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吉大也不例外，全校上下欢欣鼓舞，校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老校长匡亚明在文革前所倡导的四个空气 -- 即“强烈的政治空气、浓厚的学术空气、高度的文明空气、活跃的文体空气”，那时还常常被提起。
因刚结束十年动乱不久，学校各种条件还很差。研究生6人一室，本科生则要12人一室，甚至有16人一室的。不但吃饭要粮票，甚至买糖也要凭票。学生都是集体伙食，自然也就不发糖票了，所以奶粉可以买到，想加糖是不可能了。每月30来斤定粮也分粗粮和细粮，大约各占一半。大米每月2斤和面粉一起算在细粮内，也就是说，每月大概只能吃5次大米饭。我因在南方长大，不会吃馒头，就把每月的细粮，除了留下2斤大米外，都跟同学换成了粗粮。因我觉得粗粮里的高粱米饭，虽然凉了很难下咽，但趁热吃的话，也算接近米饭。而同学用粗粮跟我换得珍贵的细粮，自然是欢天喜地。肉蛋鱼之类，那时也很少供应，当家菜就是土豆、白菜、萝卜和豆制品。食堂到我毕业时，也没见过凳子，从硕士到博士，就这样站着吃了6年。澡堂则每周只开一次，师生“赤诚相见”，拥挤自不用说。夏天男生在宿舍公共水房用凉水冲身，也是一道风景。
生活条件虽差，但学生们为“四个现代化”而发奋学习的劲头则超高。那时图书馆的座位基本靠“抢”，为占座而发生争执，时有所闻。晚间11点宿舍拉闸后，男女卫生间里，都会有人去“借光”苦读。研究生没有自己的教室，都只能在寝室看书，于是我们就约定白天除了吃饭时间，都不许讲话。复印机那时还没进入中国，电脑之类就更不会有。参考书也几乎买不到，读书就全靠做笔记和做卡片，甚至是整本抄录。像郭老（郭沫若）的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等，我都是全文抄录。记得抄录唐兰先生那篇讨论铜器铭文中“康宮”问题的长文，耗去我整整一周时间。现在想想，那时办法虽笨，但好处也非常明显，就是学得相对扎实。自从电子产品和网络阅读发达后，我以为纸质书会很快被淘汰，但最近看到来自美国的实验报道，方知不然。原来电子读物和网络阅读相较于传统的书本阅读，更容易被遗忘。这就跟我们过去的抄书体验相一致了。
教学和培养方面，那时课是不多的。只有2门专业课，再加政治和外语。外语语种，可在学校可教的范围内自由选择。政治课，就是学马恩原著，由吴雄丞老师精讲《反杜林论》和《路德维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他对恩格斯的这两本经典著作是很有钻研的，所以讲得极其细腻。因为水平高，吴老师后被调到中宣部理论局任理论研究处处长，再后来又被调到中央党校任教，成绩很大。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专业课里的古文献课，由于老的大弟子姚孝遂老师为我们讲授。姚老师是富家子弟，从小家里请了塾师开蒙，四书五经自然都是能背的。所以他给我们讲《左传》，原文连带杜预的注，常能默写一黑板。他最推崇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这书当然没法讲，但能看出他的眼光之高。主课古文字课，就由于老亲自讲授，每周一次，下午半天。于老并不讲理论，只带我们读古文字原始资料，开始还要我们先集体预习，后来也不要求了。于老有时也会讲他自己新写的文章，至于其他人的文章，他是不讲的，学生自由阅读。如果你愿意在课堂上讨论某家观点，那也随便，不过得小心挨批。如此几年时间里，我们先后通读了《甲骨文合集》《三代吉金文存》等当时可以看到的集大成性的资料书。《甲骨文合集》共13巨册，那时正在分册出版中，总价近2千元，可称天价，也应该是当时中国最贵的书了。于老自己订购了一套，他是一级教授，月薪三百出头，他买此书，也要花去他大半年的工资，普通人根本买不起。所以我们很幸运地边出边读完了。于老用最简单的方法，训练出我们直接阅读原始资料的硬功夫，真的是使我们终身受益。过去很多学古文字的人，用的都是二手材料，一张甲骨拓片拿到跟前，便不会读了，水平当然也就上不去了。

图1 读硕时在于老书房闲谈，右1为作者（1978）
于老年少成名，经历传奇，知道的掌故自然就多。所以在课堂上或其他场合，我们都会有机会听他谈过去的人和事。这种闲谈和倾听，我以为比课堂讲授还重要，它会无意中打开你的视野你的心胸你的野心，使你知道何谓高大上，自然也会激发你的爱和你的良知。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聊起文博界已故前辈徐森玉先生，于老神情庄重，说森老如在路上遇见乞丐，即使自己已匆匆走过去了，也还是要再转回身来掏钱施舍。从前有人留学英国，称学问都是坐在沙发上被教授用烟斗熏出来的，这我是相信的。我以为，老师的眼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决定了学生的高度。我们考研初试时，招生简章上是列有参考书目的，全国都如此。于老开列的书目里，居然有吴闓生（北江）的《诗义会通》，这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诗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放到今天，即使是文史教授，真能轻松看懂吴北江先生这本书的，估计也是凤毛麟角。所以从这类事情上，就能看出大先生的品味。我们常说“眼高手低”，可是如果眼低，那手就更低了。
于老是有一套治学理念的，他自己也常念叨，当然也会影响到弟子们。说起来，大概有这么几条：一是实事求是，无徵不信。你要我信，拿证据来，绝不盲从。这也是乾嘉学派的传统。而实事求是，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二是分清是非。他强调从已知出发，去探求未知，得先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有待证明的。如果乱在一起，就很可能一开始便错了。三是阙疑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宁阙疑，勿遂非”。于老称那些没根据的文章，都是“制造混乱”。四是持之以恒，下苦功，不图快。他常说：“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二里半。”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的典范，80多岁时，还每天凌晨三点起床读书和写作，自号“夙兴叟”。五是善于接受新事物，永不固步自封。于老似乎永远都在关注新出土资料，也会不断购买新工具书。他一直在读新东西，专业以外，每天也必看《参考消息》和收听新闻联播。六是无为而治。培养学生不会管太多，但会为你创造条件。后来我发现好几位中外大****，都是这主张，认为确定了大体方向或方针后，只需要为年轻人准备好图书条件和实验条件，剩下的，他们自己会去做。这似乎也更有利于发挥年轻人的创造性。如北大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日本诺奖得主大村智等，都是如此主张的。

图2 读博时于老在医院指导学生，左1为作者（1984）
我们读研时，成果发表是没有要求的，即使读博也一样。前辈先生们多数还会反复告诫学生不要轻易为文，所谓“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于老的口头禅是：较不准不说。他并不鼓励我们多写，似乎只要把学位论文写好就可以了。但我们却按耐不住写作的冲动，或是自己有了研究心得，或是看了同行的文章不满意而去商榷。初稿写成，照例要誊清后才敢拿给老师看，心态则是怕被老师给否了。不过总体还不错，于老多数都会同意我们去投稿，当然也会提出修改意见。记得第一次发表文章，还在读硕，是跟师兄合写的，投给当时很有名的《社会科学战线》，也挣来38元稿费，一人一半。我拿到后立马跑去重庆路的长春旧书店，把一套几天前就看中的标价18元的精装《汉书》抱回宿舍，加上来回车费和一个烧饼，也就一分不剩了。因读书和探研而有心得去发表，跟为发表而发表，是完全不同的。我有一两篇读研时发表的论文，至今还在被引用和被评价。
于老不但主张多读少写，还倡导写短文，这跟他年轻时作“桐城派”古文自然有关系。但到晚年，也许跟珍惜时间，节省精力关系更大。他也同样希望我们珍惜一切时间多读书。记得我们去他家上第一堂课时，于老一上来就在黑板上写下两行字：“积风雨晦冥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然后坐下笑着说，我是要你们用功，不是要你们不结婚——大概他老人家写完才意识到，这批学生中，成家有孩子的都好几位了。不过那时校规里真的就有“不准谈恋爱”的条文。我们入校时，于老已83岁，但他是不要我们帮他做事的，他总说“学生时间宝贵，他们要读书”。他也从不跟我们合写文章，师徒各写各的。所以我自1987年起做研究生导师至今，也从没跟学生合写过文章。
毕业论文选题，于老是要求学生在自己有兴趣的范围内提出，然后跟他商量，当然他是希望我们多做商周古文字方面的，譬如他希望我们能依据甲骨文地名资料画出商代地图之类。但那时战国文字研究刚兴起，我们师兄弟几个，就多选了战国的题目做，甚至还有研究传抄古文的。于老虽不免表示遗憾，称“你们真是越做越晚”，但也不反对。记得到了读博阶段，因我们是第一届，没见过博士论文是怎样的，就去请教管理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问要写成啥样才算博士论文？结果那位负责人的回答很干脆：“我也不知道啊。你们只要写到于老说行了，那就算博士论文！”
关于史学论文的写作，那时系主任、印度史专家王藻先生的“四等说”对我影响最大。他把论文分成四等：（1）能从常见材料中看出别人看不出的问题，并提出新说。此为一等论文。也就是说，要能看出史料背后的问题，这当然需要有很深的功力和很高的史识才能做得到。（2）发掘出新史料或掌握别人没有的独家资料，并由此提出新观点。此为二等论文。换句话说，就是依靠新资料来提出新观点。（3）创新无多，但能把所研究对象的全部资料收集齐全并梳理清楚，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此为三等论文。所谓全部资料，既包括原始资料，也包括他人的研究资料。（4）资料既不全，观点也不新，则等同废纸。此为四等论文。 虽然王先生针对的是史学论文，但我想，文科多数学科的论文，都可以此为标准吧。后来我自己做了导师，也是以此标准告诫学生的。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多数成问题的论文，本质上都是落入第四等的。如果你努力用功，一等二等做不到，三等总能做得到。而实际上，如果一个研究者把研究对象的相关资料都收全了，却还提不出问题，那他一定是入错行了。
我们读研的时候，学校有一批大教授，今天可称“大先生”。大教授的权威，那时也很能体现。这里也举两个于老的例子：一是入学初，于老开了一张书单，都是线装古书，要我们去图书馆借出，拉到他家特意腾空作教室用的北屋，并说要借用到我们毕业。我们便兴冲冲地跑去图书馆，找到馆长，递上书单，并说明了于老的意思。不料馆长看了书单大为吃惊，直皱眉头，说按于老要求，倒是可以破例借给你们，但你们拿不走啊，得叫辆小卡车来拉。就这样，我们拉回可以摆满三面墙的线装书，从硕士用到博士，前后借用整6年。今天别说借一屋子线装书，大概一本都难借出来，线装书已是越来越像文物了。另一个例子是，78年于老招了我们师兄弟5个后，自认为年纪大了，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招生，所以希望我们能跟他多读一点书。于是他跟学校说，古文字很难学，三年是不够的，要求改为四年制。学校居然一口答应，既不开会研究，也不征求我们意见，等于就是于老说了算，我们当然也无异议。直到1980年国家学位条例公布，我们这特殊的四年制才取消。取消时，也并不因为国家规定硕士读三年，而是学校来人跟于老说：“于老啊，您不用改四年啦，您是博导啦，您可以让他们跟您读六年，拿博士。”就这样，于老才大满意，并同意把我们恢复成三年。于老看见了我们硕士毕业，他笑着用海城口音说：“你们都硕（读如勺）士啦，前途无量，前途无量！”可惜他最终没能看见我们博士毕业。就在我们准备毕业的前三个月，他老人家因尿毒症离开了我们，享年89岁。

图3 博士论文答辩会，后右4为作者（1984）

图4 鸣放宫授博士学位仪式，右1为作者（1985）
恢复招生后的78、79级研究生，学校是非常重视的，我们自己也大有天之骄子的感觉。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学校是把我们当教师看待的。一是入校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生是由师资办公室代管的，因为那时尚未建研究生管理部门，但似乎也没想过把我们放到本科生中去管理。二是研究生佩戴和教师一样的红校徽，而本科生则是白校徽。后来又有研究生专用的蓝校徽，那是后话了。三是去图书馆借书，研究生享受教师待遇。不但一次可借15本，是本科生的三倍，同时还有资格进入书库和教师阅览室查阅资料。当时这种情况，固然跟百废待兴的时代有关，也就是说，学校在突然恢复招生的形势下，各种条件和制度都尚未完备，一切都是临事决断。但我一直觉得，把研究生看作是教师层次，还是当普通大学生对待，在老一代教育家、大学管理者和教授们的心里，显然是很清楚的。他们绝不会简单地决定把研究生当本科生看待。这从后来建立研究生院时，研究生院的级别高于一般处级行政机构，也能得到印证。等到我自己做了老师后，我突然领悟到，别看“学生”和“****”只差一个字，但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谁能在意识上尽快把学生转变成****，那谁的成绩就更大。研究生，研究生，字面上就是要从事研究的，并不是单纯的学习。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前辈们的想法和做法，真是令人钦佩。

图5 唐敖庆校长在讲课（80年代）
1984年我毕业留校，因为是第一批留校的博士，唐敖庆校长要校办约我们去他位于柳条路的家谈话。唐校长当然是很忙的，所以谈话时间并不长。唐校长非常热情，操一口带有浓烈宜兴方言的普通话，我和师兄还真有点紧张。出来后，师兄说他听唐校长说话，有点费劲。我则毫无困难。唐校长询问了我们的学习情况和个人情况后，强调了长春是个好地方，说冬天不冷（有暖气） ，夏天不热，“是一年四季可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四十年前跟校长的谈话，我唯一记住的就是这一条。
回想6年的读研生活，加上以后又曾做过16年的研究生管理工作（1996～2012），我对如何才是一个好的大学管理，也算略有体会。这里总结几条，向大家请教：（1）在校学生，虽然青春年少，需要引导，但我们在心态上必须把他们当成年人看待。只有心态如此，才能在管理上有所反映。在学生而言，只要反复让他们在心态上有成年、成熟、自我管理，自我负责、由学生转变为****等意识，他们才能迅速成长，快速成才。管理者少有保姆心态，事情也许会好很多。（2）所有的管理，都必须为一线的教学和科研服务。这一点不能只停留在嘴上或纸上，更不能靠办事人的个人素质。必须要在整个运行层面真正落实这两个服务。过去我曾看过一份报告，说以工科为主的高校，决策和处理问题的速度——也就是效率，都会高于一般高校。这应该跟所有的工程管理讲求整体运作和实效，是有关系的。靠局部，靠个体，显然都是不行的。（3）倡导和保持浓厚的“讲学术”风气。一个大学的一切声誉，都来自于学术。吉大历史上有定评的两位伟大校长，唐校长是大先生，讲求学术自不用说。我读研6年，唐校长在任上，基本听不到他在行政管理方面发声。听到的，都是他在谈学术、谈学校的近期发展和长远规划。匡校长非****出身，但他的讲学术，早已成为吉大的经典故事。只要“讲学术”成为一个大学的主要风气，一切创新、排名，人才、获奖、声誉、学风……便都无需忧虑。（4）珍惜教师的宝贵时间。一切科研成绩、一切好的讲稿和课件，都是靠时间喂出来的。唐校长说的“长春可工作时间最长”，强调的就是时间。因此，一切管理，都要首先想到是否会占用和浪费教师的时间。好的学生，都是靠老师带出来的，绝不是靠管理管出来的。所以我掌研究生院时，要求全院只按国家要求，做最低限度的管理。理由就是：如果管多了，哪天教授来问你，研究生到底是你带还是我带，我们是无法回答的。同样，好的科研，也不是靠管理能管出来的。最好的管理，就是各部门都努力做好服务，为教师节省时间。同时，也为教学和科研，创造最好的基础条件——如图书馆、网络、实验室、科研经费等等。
大概唯有如此，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而“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便是最大的讲政治。
2024年6月4日，长春

吴振武，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1978年至1984年就读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古文字学方向，师从于省吾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吉大首批毕业的四位博士之一。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考古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任吉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匡亚明****。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法人代表），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宣部、教育部等八部委“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首席专家。曾出版《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合作）、《吉林大学藏甲骨集》（主编）、《〈古玺文编〉校订》等专著7部，独立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培养出包括4位国家级学术人才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人才。所获荣誉有：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首届长春十大****，宝钢优秀教师奖，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才，吉林省资深高级专家，长春市劳动模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