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万千爱国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这其中，河南大学数百位校友、知名教授、热血师生伴着连天烽火，冲破重重险阻，千里迢迢奔赴延安，戎马沙场。他们如同黑夜中的星光，连成无边的星空散发着广袤而深远的光芒，留下了温暖而又坚定的爱与力量。
1 “我的眼泪流了一脸盆”
“延安，延安啊，什么时候我能够看见那庄严雄伟的古城！”这是马可在日记中多次记述的梦想。
近代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人民音乐家……马可有多个头衔，但他有着一个最为固定而温暖的身份——河南大学校友。
1935年，百折不挠的河南大学迎来了怀揣救国梦想的八方学子。其中，有一个面目清癯的青年，来自江苏徐州，他有个洋气的名字——马可。
这一年，马可17岁。
17岁的马可，从镌刻着“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门楣下走过，大礼堂映入他的眼帘，他就这样融进了刚过弱冠之年的河南大学。
当时马可的青春规划是做“大众化学家”，他想通过自己的发明和创造，实现“科学救国”的梦想。
四郊多垒，国仇难忘。1936年秋，在钻研化学的同时，马可惊觉，民族危难之时，音乐的救亡效果也许更加直接。在日记中，马可毅然决然地作出割舍，“此时，大众的精神需要艺术来武装。”
他参加开封万名学生“卧轨请愿”活动，以歌唱、演剧等方式为武器，积极投身革命歌曲的创作，号召大众从沉睡中觉醒，投入抗战。
他开始埋头自学写作，并将习作辑录成集，名《牙牙集》，自喻“婴儿牙牙学语”之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正在老家度暑假的马可马上赶回学校，组织发起了“怒吼歌咏队”，追随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参加了各种救亡歌咏集会，创作出《保卫洛阳》《守黄河》《吕梁山大合唱》《游击战歌》等200多首极富战斗性的救亡作品，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被冼星海称赞为“极力趋向大众化、民族化的新形式”。
就这样，马可和同学、战友一起，以青春为背景，以音乐做武器，一路抗战、一路高歌，以坚实的脚步丈量着祖国的万水千山。
1939年12月，冼星海给马可写信，希望他能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充实理论修养。当年年底，梦想变成了现实，马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延安的路。
1940年1月，马可携夫人杨蔚从山西辗转延安，进入鲁艺音工团工作，继续向冼星海学习作曲。7月，他被派往由著名诗人柯仲平领导的边区“民众剧团”任音乐教员，在那里向民间艺人学习民间音乐。他亲自印刻《民间音乐研究》创刊号，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歌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师生率先掀起新秧歌运动，马可是其中的积极推动者之一。随后，马可创作了歌曲《南泥湾》、秧歌剧《夫妻识字》、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等。
“创作《白毛女》时，我的眼泪流了一脸盆。”《白毛女》创作过程中，马可想到自己，想到祖国的命运，他一边写一边流着眼泪。“我对你们的希望已通过我一生的道路而表达。”这是马可写给子女的遗言。这不是一种理论性的教育，马可“为人民而歌”的一生是自己走出来的，是从无数的实验中走出来的，是从几百首作品创作中走出来的。
2 “永远做党的好女儿”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民众被爆炸声惊醒，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空前的民族灾难降临到了中国人民头上。
被炮声震醒的广大市民彻夜未眠，纷纷询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毅敏感觉到了自己所承担的艰巨使命。怎样才能第一时间向全社会发出声音，告诉民众到底发生了什么？民众们应该怎么干……
紧急关头，昏暗的灯光下，赵毅敏连夜写作宣言。9月19日上午，枪声未停，中共满洲省委举行省委常委紧急会议，会后发表了由赵毅敏起草修改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第一篇宣言。
当天，《宣言》分中、韩、日三种文字秘密油印，由党员和进步学生散发到沈阳的街头巷尾，张贴在墙上、门上、电线杆上……
赵毅敏，1917年至1922年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学习。“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使我受惠终生。”五年刻苦勤勉的学习生活，对赵毅敏革命意志的培养有着决定性意义。
1919年五四运动中，赵毅敏和同学们走上开封大街，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呼喊口号：“中华，中华，发达！发达！超欧美，兴东亚！千秋万代，大中华！大中华！”赵毅敏等人的爱国壮举，使奉命前来监视示威的军警也感动得不再干预他们的行动。
1938年，赵毅敏进入延安，先后任鲁艺副院长、延安大学副校长、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校长、延安《解放日报》秘书长等职务。赵毅敏工作耐心细致，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他热情帮助初到延安的冼星海解决了生活上的许多困难，又在政治上对他给予充分信任，介绍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心情舒畅的冼星海，在短时间内就创作出了优秀民族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
战火蔓延，从北到南，从东到西。1934年秋至1937年夏，邓拓在河南大学度过了三年时光。其间，邓拓发表《论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度的“停滞”问题》《论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奴隶制问题》等数十篇文章，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同托派分子等展开论战。1937年，邓拓用文言文撰写的《中国救荒史》由商务印书馆列入中国历史研究名著丛书出版。这部25万字的著作，是国内首部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中国历代灾荒实况和救治理论政策的专著，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这一系列社会科学论文和著作，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当时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10月，在中共领导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在开封成立。邓拓被推举为“民先队”开封支队总队长，领导进步学生开展爱国斗争，使当地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其间，邓拓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经常深入各学校，参加青年学生的读书会、座谈会，为大家讲解时事，分析全国救亡运动的形势，启发和鼓舞同学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邓拓以其渊博的知识、强烈的感染力，很快赢得了青年学生的尊敬，在开封青年学生中享有极高威信。
到延安后，作为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拓紧握战斗的笔，热情洋溢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1944年5月，邓拓具体负责编辑出版了有五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这是我国出版界问世最早的一部《毛泽东选集》。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就这样，延安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河南大学众多热血青年奔涌而来——
尹达（原名刘燿），1925年入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预科，1928年升河南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本科学习。在兄长赵毅敏（原名刘焜）的影响下，尹达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到延安后，他先在短训班学习，不久进入马列学院第一班，与邓拓、李先念等人同班学习。在延安时，尹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他尝试把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道路，被认为是“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
“杰出的外交家”王国权（1930年考入河南大学预科），1931年与河南大学同学在开封组织了“西北研究会”，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左联”和“反帝大同盟”。1936年从日本回国后，转道赴延安，1937年在延安抗大四大队及军事队学习，后任晋察冀一分区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务。
“怀革命赤子之心的现代著名作家”王实味，1923年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学习。学校以培养留学生为主，非常重视英语教学，王实味天资聪颖，刻苦勤奋，英语水平提高很快，为其日后从事文学翻译和革命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1935年，王实味回到河南开封，任教于省立女子中学。他向学生推荐鲁迅作品，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创作了题为《要落的太阳》的独幕剧，在开封各校演出，获得了很好的反响。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经河南大学教授范文澜介绍，奔赴延安，任教于鲁艺。在延安期间，王实味向往光明、追求完美，通过杂文方式鞭挞社会灰暗，力求变革旧社会。
“如椽巨笔写历史”的周而复，1932年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渴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为祖国文艺事业略尽绵薄之力”。抗战时期，周而复奔赴延安，以更大的热情战斗在抗日斗争第一线，这为其日后创作大量反映抗日战争的优秀作品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素材。
此外，还有戴伯行、彭云、张志专、金紫光、曲乃生、杨英杰、曾克等胸怀理想信念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
“我们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风沙代替了清风明月，习惯了的战斗生活，倒增添了几分豪情……”这是邓拓和妻子丁一岚忠贞不渝的爱情佳话。临终，在给丁一岚和女儿的遗书中，邓拓满怀深情地说：“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女儿，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3 “与群众完全连在了一起”
1937年年初，民先队以多种形式到街道、乡村、工厂进行抗日宣传，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河大师生组建“开封市基督教青年会话剧团”、大众剧团和怒吼歌咏队，在大礼堂演出救亡话剧和抗日歌曲。1937年9月，由洪深、金山、冼海星等组织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和马彦祥、贺绿汀等人组织的“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及五队的戏剧家们来到大礼堂，和河大师生一起演出多次，把开封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
与河南大学关系密切的光明话剧团，以文艺宣传的形式唤醒国人，在豫东豫西先后演出了《张家店》《九一八以来》等十多个剧目，“与群众完全连在了一起，欢呼、啼哭的声音不断在台下发出”，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3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以河南大学进步教授嵇文甫、范文澜的名义，开办了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以下简称“抗训班”），培训救亡运动骨干。举办第一期抗训班后，范文澜率领70余人沿平汉铁路一路步行南下，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全省。1938年6月，他辞去河南大学教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游击队，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1939年9月，范文澜受命转移到延安。在延安，范文澜有机会读到更多马列著作，思想发生了一次重要飞跃。在延安工作期间，他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组织人员编写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通史简编》（包含《中国近代史》）。
郭晓棠，1927年考入省立中山大学（1927至1930年，河南大学更名为“省立中山大学”），1931年9月担任河南大学师生代表组成的反日救国委员会主席。1941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河南省委及部分区级以上干部撤退至延安。郭晓棠向中央汇报了河南工作情况，并呈交了其代表省委撰写的《河南工作报告》《河南巩固党工作的经验总结》和自传体材料《自述<我是怎样走到革命道路上来的和我对革命有些什么贡献>》等文件，成为当时革命者中的佼佼者。
随着抗日运动的不断深入，各地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也大量涌现，其中风行一时的《风雨》周刊，河南大学在其创刊时起了重要作用。曾参与《风雨》编辑工作的王阑西在回忆录中写道：“1937年8月，一群热心抗日的朋友在开封聚集，他们先后认识了范文澜、嵇文甫、姚雪垠等河大教师。大家召开了一次河南文化界抗日救亡座谈会，决定创办名叫《风雨》的周刊。”1937年10月3日，《风雨》周刊刊登了来豫音乐家冼星海的一封信。在信中，冼星海写道：“当我在车旁的一角来望着你们张口高歌的时候，我不能忘记你们每一个人的面孔，每一个人的努力，为民众解放而歌唱的心声，我感到我两眼有了热泪，心比平常更跳动。”
河南大学当年的这些师生、剧团不仅用燎原的星火唤醒了劳苦大众，也深深影响了当地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跋山涉水奔赴延安。
杨士斌1936年参加民先队，1937年到抗训班学习，1938年随部队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教导团五连当政治指导员；“七七事变”后，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穆廉抛弃了学业，在抗训班学习，后又参加光明话剧团，从此投身革命，走上抗日战场，后奔赴延安，在延安抗大、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等等。
4 “我还是那个少年”
“昨日的成长都是印记所有的成绩都值得被铭记……”
今年清明节前夕，美丽的河大园内，红紫芳菲、草木葱茏。在河南大学与河南电视台联合策划的“河南清明奇妙游之河南大学”活动中，河南大学离退休合唱团，一个均龄近70岁的老年合唱团，在学校庄重典雅的“国保建筑”——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门前，跳起时尚动感的舞蹈，唱响“少年感”十足的《少年》，燃翻全场，网友们纷纷表示“美好到想哭”。
拨开历史的烟云，109年前，也就是在这个旧址处，河南大学创办，见证了千年科举制度的终结，开启了新式高等教育。建校百余年来，河南大学源源不断地往延安输送革命人才，与延安建立了割舍不断的深情厚谊。新中国成立后，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来到河南大学后，殚精竭虑地反哺着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李林，曾担任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赵文山，曾担任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等职务……他们前半生投身抗战事业，后半生则把延安精神践行于教育事业，成为延安精神的见证者、传承者和实践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抗战时期的那一代人，赶上了一个糟糕的年代。但正因为无法选择,在民族大义之前,更能作出更无畏更勇敢的以身许国之抉择，如同缪弘《血的灌溉》之结尾:“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强调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指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这不禁让我们思绪万千，记忆飘回到八十多年前的今天。彼时为赓续中原文化教育血脉的河南大学，正开始她的敌前办学八年历程，师生跋涉上千公里，辗转七地办学，颠沛流离，历尽艰辛，但始终以顽强精神办学不辍。1940年,医学院还得到表彰，被评为全国医学院第三名。此外，河南大学虽在困境之中，办学规模仍有发展，如增设园艺系和高级护士学校以及扩大农艺系为农学系(内设农艺及植物病虫害两组)等，难能可贵的是，在任何情况下，每年都坚持招生，谱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烽火育才记。
风雨如晦。在时空的纪年中，8年实在太短太微不足道，但对于有109年办学历史的河南大学来说，足以凝结最久远的风神。
时光流逝，情怀未泯。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河南大学百余人怀着深切的感恩和对历史的缅怀，重走抗战办学路，前往各办学旧址，举行河南大学抗战办学遗址纪念碑揭碑仪式。
“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2019年7月，河南大学30余名师生前往延安等地，走访了毛主席亲自命名的延安大学等，参观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历7年知青岁月的梁家河、延安的多处革命旧址等。
将校史融入党史，深挖百年河大红色校史教育，讲述学校里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嵇文甫、马可、邓拓、李大钊等的故事，强化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意识；全校50个二级党组织建好健全“我为群众办实事”台账，共涉及580余项具体事项，并逐项解决落实，广受群众赞誉……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大学创新载体方式，从身边的变化、鲜活的事例讲起，用故事感染人、用细节打动人，让信仰信念根植于魂、“四个自信”内化于心，推动一流学科建设开新局。
“在日寇铁蹄的进犯之下，命运多舛的河南大学，在3000个日日夜夜烽火连天里、2000里风风雨雨战争硝烟中，秉承‘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之精神，始终与国家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以弦歌不辍、依仁蹈义的方式担起了民族大任，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抗争史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河大将承继延安精神、抗战办学精神，以史为鉴，以史励志，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奋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新征程。”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说。
延安是党的革命征程的“落脚点”，也是党前赴后继的“出发点”。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说，“河南大学将以庆祝建党100周年为契机，把弘扬延安精神有效融入党史学习教育，以实际行动传承延安精神，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用如磐初心凝聚奋斗伟力，奋力谱写新时代红色育人新篇章。”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初心从未有改变 百年只不过是考验 美好生活目标不断实现……”合唱团激情走心的歌声久久萦绕在耳旁，回荡在河大师生们的灵魂深处。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目前，河南大学这位“世纪少年”正处在“双一流”建设的关键阶段。在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上，学校党委将全面持续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
（王明钦系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赵雪系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