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报到时接待我们的领导叫吴恩，告诉我们当时的404厂是个在建单位，是个工地，地处戈壁，那里风沙大、温差大、干燥，到达后可能还要住帐篷，用水靠汽车运，风大时汽车不能开动可能喝不上水……。同时也告知我们这是一个从事“尖端”事业的单位，对加强国防，弘扬国威十分重要。并建议在京城男同学买个风镜，女同学买条纱巾，到时带上防止刮风扬起的沙粒进入眼睛。还告诉我们有条件（钱）可买些罐头、饼干等易于保存的食品带上。
听了这些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即将工作的地方是个从事国防尖端事业的单位，模模糊糊知道是为原子弹提供核燃料的工厂，十分重要。但那里自然条件恶劣，生活设施待建，物质短缺特别是食品。我们的角色是服务，是为从事核燃料科研和生产的一线人员保驾护航。对于面临的艰苦生活和工作环境我们处之泰然，对于我们即将承担的“重任”愿意去奉献、付出、拼搏。
由一位已经在医院工作一段时间，提前结束在京进修的放射科医生陪送我们前往“工地”，经兰州中转后火车继续西行，过了永登进入河西走廊，窗外除武威、张掖两块绿地之外，见不到树木，见不到草地，见不到农田，没有飞鸟，映入眼帘的是无垠的沙砾和卵石铺就的大地和其上稀稀落落散在生长的一丛丛骆驼草。
戈壁滩与骆驼草
1959年10月11日下午到达404厂所在地区的火车站——低窝铺，车站很小，“出站”后见到前来热情欢迎我们到来的医院有关领导和职工代表，另外便是茫茫戈壁及风沙，确实享受到了被风扬起的沙粒在我们脸上的敲打。
当年的低窝铺火车站
到院后，交了“介绍信”、“户口”、“粮食关系”，很快得到一本餐证。定量24斤/月，每日不足8两，晚餐即在总厂职工食堂进餐，一个约1两半的馒头，一小碗苞米面糊糊和一小碟几乎没有油星的炒甘蓝外面的叶子。至1962年8月庆元去上海进修之前，吃过青稞面、穀子面、骆驼草籽（后来经化验含有皂素未再用其充饥），最差时连续吃了一个月土豆，每斤粮食换算为3.5斤土豆，每天只有二斤七两土豆可吃……。男同志吃土豆是连皮一起吞下的，有的护士还在剥皮吃，这些土豆皮又被有的同志捡走炒炒吃了。
到达的当晚留宿在“招待所”，还好这里上水已经通了，没有下水，洗漱之后将水泼在地上，旋即就干了。第二天起床后发现鼻涕带血、口唇干裂，脸和被子都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土。接下来将我们安排在固定的居所，赵庆元、陈子良、陈斯键住在一栋未完工的职工宿舍四楼一居室内，上无天花板，窗子用废水泥袋子代替玻璃，没有上下水，墙壁没有粉刷，两条板凳一个床板便是室内全部家具。赵庆元与陈子良住在居室内，陈斯键住在厨房。李慧贤被安排在另栋楼底层的一个厨房内。戈壁滩冬天来得早，很快进入冬天，夜里和衣而睡，睡前到几百米之外的开水房打一暖水瓶开水，灌入用过的大输液瓶子中暖脚。开始不敢将水灌满，怕将盖子顶掉，结果里面空隙的气体膨胀，恰好将瓶盖顶掉，水流了出来，打湿了褥子。只好将被子当褥子，褥子作为压脚被，还好由于空气干燥一两天就干了。后来明白了，将水灌满，由于水的冷缩形成负压瓶盖倒是被紧紧地吸在瓶口上。第二天早晨瓶中的水用作洗漱。有时早晨来不及将用过的水端到楼下倒掉，晚上回来时已经结冰。头天晚上倒空热水的暖水瓶，当第二天晚上再去打开水时，瓶盖已经冻在瓶口上，用开水一烫，暖水瓶“爆炸”，这是很惨的，暖水瓶要到玉门去买，要等有人出差去玉门才能买来，几日无水可用。
当时医院的门诊和内科病房在家属楼内，外科病房和手术室在还没启用的“职工浴池”。上班之后，当晚在医院“会议室”——楼外的一领帐篷中召开职工大会，动员“大战一百天，建成新医院”，次日我们便轮流扛起铁镐，开挖医院地基，戈壁滩沙石下的干土十分坚硬，犹如石头，一镐下去冒出火花，地上见到的是一个白点，手震得发麻，胃肠也在肚子中不停“呐喊”，我们坚持了下来，经数日苦战地基挖成了。真的，一所能够容纳200张床的职工医院在医院职工参与下施工队伍于三个月内如期建成。
慧贤被分配搞职业病从事放射医学，这门学科是我们在校时没有涉及的，还好被派到外边去接受培训从头学起，先后在北京医学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307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朝阳医院学习。在厂期间积极参与筹备职业病科，后被派至一核燃料中间产品的分厂一线工作。1959年6月苏联专家撤走，只给该分厂留下一张他们认为无用的概貌图纸，在我国专家努力下1964年初建成，产品即将诞生。这是值得庆贺的大事，没有此产品就没有最终的核燃料。但此时不可知的情况可能随时发生，一旦发生事故放射损伤、化学毒会伤及人们乃至生命。总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人员都来了。这时慧贤身怀我们的大女儿，也毅然参加了这次迎接“宠儿”的活动。当总厂党委书记王侯山、总厂厂长周秩将装有6氟化铀的钢瓶推出车间进入走廊时，慧贤与另一位叫做潘荣生的医生就站在走廊的最前端。事实证明我国专家是懂行的，合格产品顺利下线。就是这批产品经分离、冶炼装入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蘑菇云轰然升天。慧贤在那里为职工普通病的防治特别是职业病的防护作了大量工作，从解决生产线上职工每日洗澡使用什么样配方浴皂不引起瘙痒到研究核辐射可能引起的染色体畸变，深受职工们拥戴。当时职工中转氨酶升高者较多，这件事也惊动了236部队、307医院、7所，他们分别派专家前来厂里进行调研，慧贤组织体检，提供资料，积极配合，拼弃了铀化合物的化学毒、放射损伤以及营养不良，诊断为“无黄疸型肝炎”（后来HBsAg被发现，证实为乙型肝炎）。对氢氟酸烧伤的治疗也摸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方法，写出报告，由于保密原因只能在二机部内进行交流。
子良于1964年遇到一位职工断了手指，在上海六院陈忠伟断肢再植的启发下实施再植手术获得成功，受到部里嘉奖。
1960年10月之前医生较少，庆元夜以继日的工作，下了夜班从不休息。首先将一些内科领域的常用诊疗技术开展起来，诊病之余常给病人扛氧气、担水、打饭……。当时“工地”条件较差，先后有斑疹伤寒、伤寒、痢疾流行。在救治斑疹伤寒时，庆元发烧39.3℃，剧烈头痛仍在坚持值班，直至动弹不得，方才躺下来治疗。后来发现外裴氏反应有诊断意义，只是在身上没有找到“中间宿主”。1960年秋季收治伤寒患者百余例，只有一例因未能很好控制饮食继发肠穿孔死亡，其余均康复出院。一位上消化道大出血的病人陷入失血性休克，急需B型血，但血源短缺，庆元当时已处于营养不良状态，没有犹豫伸出手臂170毫升血液流入患者血管之中，病情得到缓解，在综合治疗下得救了。那时，中毒性肺炎发病率较高，不时会遇到这种病例。当时治疗感染性休克还没有现在的一套完整方案，只是抗感染、维持适当的血容量、给氧、使用缩血管药物，每当静脉滴入去甲基肾上腺素后，血压虽然回升，但由于脑血管收缩，脑缺血、缺氧，病人烦躁不安，庆元总是守候在病床前，有时达72小时直至患者脱险。一天庆元早晨起床后感到双大腿肌肉疼痛，行动不便，仍然坚持上班、值班，值班中去室外如厕，摔倒两次仍不脱离岗位，第二天发展为双下肢和腹肌瘫痪，起床时摔在值班室的地上，方才休息治疗。还好经月余治疗逐渐恢复，又继续忘我的工作了。庆元多次受到嘉奖，被评为十好党员、先进工作者等。
1962年8月庆元被派往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进修，当时中山医院的院长是林兆耆，内科主任陶寿淇，心内科有陈灏珠、诸俊仁、曹凤岗、林佑善四位主治医师，被称为陶寿淇的“四大金刚”。庆元作为陈灏珠的住院医生四个月，诸俊仁的住院医生三个月，全国心电图学习班学习一个月，血细胞形态研究室学习一个月……。老师学风严谨、知识渊博、诲人不倦，深受其益。回想起来至76岁放下悬壶，走出杏林之前，能够一直处于所在医院的心内科疾病诊治的领衔地位与其不无关系。但因生来愚笨，加之舞台太小，在后来的工作中未能做出像样的业绩。
全国心电图学习班本不是这次进修内容，是经过极力争取才得到的，在学习班中有机会聆听董承琅、陶寿淇、陈灏珠、诸俊仁授课。学到许多疑难心电图知识。到血细胞形态研究室学习也是争取到的，在这里学习时，遇到一例病人需做凝血活酶生成试验，该试验可对因各种凝血因子缺乏所致的出血性疾病分别做出诊断，耗患者血液50ml，研究室事前作了半天准备，做时三个人要花费半天时间，很少做，当时国内也少有医院能做。那时在血细胞研究室学习的加上庆元有三位医生，三个人想请老师给讲讲试验的机理和操作步骤，答复是：到时候注意看就是了。三个人商量一下，各把一关将实验步骤记下来。事后我们三人核对记录，硬是将完整的操作程序整理出来。通过查找资料搞清了试验机理。
1966年后迁至改建后的苏联专家招待所
伴随工厂的发展，医院搬入改建的为前苏联专家建的招待所。购置了一些设备，如内科购置有心音图、半软式胃镜、腹腔镜、血氧分析仪，外科甚至买了体外循环机。医院调来许多专家级医生，内科、传染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眼科、口腔科分别调来兰州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浙江医科大学、武汉医学院、北京儿童医院、西安医学院、南京医学院、四川医学院的主任或副主任。只是当时我们的服务对象最多时只是5万，且均是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青中年健康群体，这些专家们显得无用武之地。如传染科调来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生物源疾病教研组副主任谢淑贞副教授，谢教授在上一医时是那里“金刚”型人才，手中拿着前沿重点科研题目，每年有多篇论著发表在国内权威杂志，诸如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发表在国外杂志上。其先生已故，调来医院时，医院派人到上海专程接来，当火车进入河西走廊，接她的同志发现她的眼睛闪着泪花。到厂之后自然再无研究成果和文章发表。相处熟悉之后，我们曾问过谢教授，您来到404厂后悔吗？她答给我们的是：在学校时教育学生要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艰苦的地方去，作为老师我应作出表率，能为我国“核”事业作出奉献还是心安的。谢教授为厂内传染病防治作了许多贡献。她学识渊博，记得一位厂区周围患有关节炎的农村妇女，采取睡在炕上用麦麸埋起，将炕烧热的办法进行治疗，治疗中陷入昏迷。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批准进入厂内治疗。会诊中大家觉得病因迷茫，谢教授一语惊人，谓该患为“高热综合症”，令大家信服、佩服，经过相应治疗转危为安，治愈出院。
我们来到医院前，只有三位年青的大学毕业生在院，1959年除了我们4位哈医大毕业生外，还有一位大连医学院毕业生来院。之后来到医院的大学毕业生增多，分别来自莫斯科医学院、哈尔科夫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北京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大连医学院、苏州医学院……。在医院领导和职工中印象和评价中，认为哈医大的毕业生最好，能吃苦、多奉献、肯钻研、很敬业。1962年有一次难得的调资，大学毕业生1958年前毕业可上调一级，我们四名哈医大59年毕业生均被破格晋升一级，那位大连医学院的毕业生则未获得此项殊荣。更有趣的是一位护士择偶的条件之一是哈医大的男生，一位哈医大公卫系6期帅哥接得“绣球”，我们这位学弟确实不错，有核防护方面一些著作发表，后来赴任核工业部直属417医院党委书记。
第一座军用钚生产反应堆1960年在404厂开始建设，1966年投入运行。
1967年6月17日氢弹试爆成功，其部件也是404厂提供。至此我们所在工厂完成了提供铀弹、钚弹、氢弹核燃料的全部任务。
196７年６月1７日我国氢弹试爆成功
1990年庆元通过“食道调搏”发现自主神经阻滞可对房室结双径路传导产生影响，写成文章投给“中国第四次心脏起搏和电生理大会”并去广州参加会议。报到时站在其后面的某大医院的一位医生发现庆元填写的单位是412医院，报到后这位医生十分热情的与庆元打招呼，并说你们海军医院条件很好，当庆元告诉他是电子工业部412医院时，他悄然离去。类似情况经常遇到，即得知我们是职工医院的医生时则不屑一顾。我们总是在想搞原子弹没有邓稼先不行，只有邓稼先或少数几个核专家也不行，需要许多人默默奉献，我们就是其中之一，为此我们感到极大安慰。1962年8月慧贤回哈尔滨生我们的大女儿。10月庆元去哈接慧贤母女回厂，16日到达北京，17日上街买早点，恰遇正在发送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号外，得到一张，看了之后我们都流了泪，这眼泪是为我们的付出终于有了结果而流。
每当我们回忆起我们冒着严寒、抵御风沙、忍饥挨饿、不惧辐射，在我们亲手挖的地基上建起楼房，栽下去的树木经过浇灌发出绿叶茁壮成长，特别是医治的病人治愈出院重返科研、生产岗位时，感到能为我国的核事业做些贡献是莫大的幸福。
伟人周恩来曾这样评价过我们所在的单位：“世界人民利益所在，中国人民利益所在”，我们能在这样的单位工作感到欣慰。
404厂是两弹一星功勋企业，是她挺直了中国人的脊梁。“瀚海深处，大漠舞台，天籁之音，英雄壮歌”，我们参与了，无怨无悔。
1969年11月29日一辆军列徐徐开动，我们就在这趟火车上，火车开往“三线单位”。又一个艰苦的地方、艰巨的任务在等待我们。在列车上我们想了许多。茫茫戈壁经过人们的付出变成金子般的“核城”，我们在那里奉献了一生中的黄金时刻……。
注：
1.文中所涉及的核弹等问题均已解密；
2.本文作者为哈医大医本五期（1954-1959）学生。
